“不使用西方話語，我們就不會表達自己了嗎?”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始思考這樣一個簡單卻深刻的問題。面對中國取得的世界矚目的成就，如何擺脫西方話語霸權、構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充分表達中國的歷史經驗，成為中國學界當下的迫切訴求。
“洋八股”：沒有思想營養的罌粟之花
“近10年來‘洋八股’發展太快了，它摧殘了健全的思維，窒息了我們民族的智慧和學術創造力。”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錦清如此評價。簡言之，“洋八股”是一種沒有思想營養的罌粟之花。其表現是：
其一，對西方學術缺陷選擇性失明，神化西方理論。
2008年11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視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時尖銳發問，質疑英國的頂級經濟學家為何沒能預測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這些經濟學家因此聯名發表了致女王的道歉信，在信中分析了西方經濟學存在的幾大弱點。
“連西方學者自己都承認并反思西方經濟學的缺陷，但國內經濟學界的自由派、市場派卻無視這一點，依然把西方經濟學奉為圭臬，唯西方主流經濟學派話語是瞻。”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顏鵬飛遺憾地向記者表示，西方經濟學研究在不少高校幾乎一統天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則被排擠到角落里。
事實上，神化西方理論的現象不僅存在于經濟學領域，幾乎在社會科學的所有領域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一位學者向記者感嘆道，很多學者“言必稱西方”，把西方理論看做無所不能、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其二，照搬照抄西方概念，成為西方話語的傳聲筒。
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使大量西方詞匯進入中國，成為我們的寫作語言。對這些西方詞匯的解釋一直充滿著語義學上的兩條路線斗爭：一種是要求回歸西方本意，用西方本意改造中國;一種是用中國經驗加以注解，為我所用。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杭生憂慮地表示，現在出現了一代對中學知之甚少、處在文化斷層邊緣的社會科學學者。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學者還有深厚的中學基礎，留學歸來后，他們中很多人成為學貫中西的大師級人物。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者是學習西方社會科學出身的，對西方理論照抄照搬、亦步亦趨，還自以為站在學術前沿，習慣用西方概念來裁剪中國社會現實，而不善于用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
其三，學術評價盲目“與國際接軌”。
當前，國內許多學術機構把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作為重要的學術評價指標。在國外期刊發表一篇論文，可以抵得上在國內核心期刊上發表幾篇文章。在某些重點高校和科研機構，學者如果沒有海外經歷就很難得到提拔、重用……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這種種“怪現狀”并非個案，“唯洋是崇”的傾向蔓延到學術活動的各個環節。
“洋八股”的要害在于缺乏正確的學術立場
在探究學界“洋八股”泛濫背后的原因時，一位學者略帶幾分委屈地向記者“抱怨”：“不是學者自己不想說‘中國話’，現實情況是當翻開我們的教科書、學術期刊時會發現，幾乎全部理論依據都來自西方。離開西方概念，我們似乎就找不到可以替代的概念了。”這位學者的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理論準備不足”似乎成了中國學術追隨西方理所應當的理由。
然而，在曹錦清看來，“洋八股”泛濫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我們理論積累的薄弱，而在于對中國崛起時代的學術立場問題缺乏清醒認知。曹錦清認為，社會科學表面上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實際上是民族的立場問題，學者要以思想守護民族。判定民族的未來、確定民族的立場，這是整個學術研究的基本前提。當學界對中西關系的認知是中國仰望西方、追趕西方時，中國學術的中心任務就是研究西方何以富強、中國何以貧弱，中國何以學習西方而迎頭趕上。
在西方的“中國崩潰論”聲中昂首前行，今天的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取得的輝煌成就給了學界自信。這種自信要求學界重新評估中西關系。“時代的變動必然引起學術思潮的變動。”曹錦清表示，當中國不再仰視西方時，時代的發問方式必將逆轉，學術的中心任務要轉向回答“我們為什么也行”。
曹錦清舉例說，按照西方經濟學的預測，我國的政黨制度無法適應多元競爭的市場經濟，這是西方“中國崩潰論”的主要理論依據。結果證明，我們不僅適應了，并且我們的政黨制度還是推動中國穩定和發展的主導力量。這是西方理論無法解釋的。學界需要尋找新的語言、新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成功經驗。
有所發明、有所創造，為中國學術立基
可喜的是，以中國經驗、中國視角為基礎的學術新思潮正在萌芽生長：對西方話語的辯證觀念正在增長，新的創作已經開始。這股新思潮正在朝各個方向尋求突破。在某些研究領域，中國學者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對一些西方概念進行了中國的再界定。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金太軍舉例說，“人權”這個西方詞語在中國的語境下，被重新賦予了生存權、發展權的關鍵內容;中國用“協商民主”對“民主”進行了再解釋。中國有自己的歷史傳統，中國有自己的民主創造。“中國的協商民主不同于西方的選舉民主，也與西方語境下的協商民主不盡相同，可以說，創造了民主的獨特內涵和中國路徑。基于這種經驗，學界對協商民主進行了長期的理論探索，在協商民主的主體、機制、效果等方面積累了不少理論成果。”金太軍說。
“正確對待西方學術話語體系，并不意味著我們要與西方學術話語徹底決裂。”顏鵬飛表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完全獨創的話語并不多，《資本論》大量引用并改造了西方經濟學的話語，這種借鑒、改造西方自己的話語的做法，同樣也是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學術的抱負絕不僅限于提供西方學術話語的中國版本，更要向世界貢獻有影響力的學說。受訪學者向記者闡述了對加強本領域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的思考。
顏鵬飛認為，中國經濟學最有可能在探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方面實現理論突破和創新。經濟學有兩個世界性難題：一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私有制能否同市場經濟相結合或兼容;一是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公有制能否與市場經濟相對接。100多年前，馬克思解決了第一個難題，回答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與商品經濟的矛盾和非兼容性問題，這是馬克思奮斗一生所作出的最大的經濟理論貢獻。西方兼容學派尤其是英國工黨市場社會主義學派試圖闡釋后一個問題，先后推出了“蘭格模式”、“競爭解決社會主義”等一系列理論。“如何在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既從理論層面又從實踐層面，真正實現市場經濟與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對接、結合、磨合、兼容、融合乃至親和呢?”顏鵬飛認為，我們有足夠理由期待根基于中國億萬人民群眾偉大實踐的理論成果，為解決第二個難題作出劃時代的世紀性貢獻。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周敏凱對國際關系領域中國理論體系的建設思考頗多。他認為，國際關系領域中國理論體系建設需要系統研究、深入總結中國對外關系史的豐富資料，尤其是中國與東亞地區近現代關系的歷史資料，發掘中國文化傳統“和而不同”的對外關系風格特點，整理出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及其他東亞地區國家和平相處、共同繁榮的歷史經驗教訓，夯實國際關系理論話語體系的中國特色文化歷史內涵。同時，還需要分析、總結新中國外交60余年的實踐，比較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對外關系中的時代觀、義利觀、外交指導原則、對外戰略設計，以及在全球合作治理等重大國際問題上的理論思考。
雖然建設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道路既阻且長，但眾多中國學者已經開始了這樣的努力和探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過程，為中國學者提供了豐厚的理論研究土壤與大量卓越案例。躬逢盛世，其情也切，必然伴隨著中國學術原創力的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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