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產權理論保護成功者利益，窮人起家靠理想
某些經濟學家和傳教士類似，不向實踐學習
小崗村遠遠落后于華西村 當年單干有爭議
文革時期的和諧中國VS美國種族、階級歧視下永恒的暴力與恐怖
哪個資本家為了盈利會來修成昆鐵路和青藏鐵路？
中國強在人能發揮主觀能動性 受惠于毛澤東戰略思想
產權理論保護成功者利益，窮人起家靠理想
問：您高中在上海格致中學讀書，后赴北京中科大深造。您曾說這兩段學生經歷教會您的是研究方法和不畏權威、敢于挑戰西方的氣概。您之后又在美國大學取得總分第一的成績。那這些輝煌的求學生涯教會您的東西平時又是如何體現的呢?
陳平：我的基礎都是在中學打下的，比武場上的勝負在練武場中已經注定。我做科學研究的過程和中國共產黨那批學生去創建紅軍的經歷是一樣的：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實踐中學習，而不是念完書再去實踐。人一定要學會跟對手拆招，不光只學對手的招數。你光模仿對方的招數，未必打得過對手。在資本、技術均落后于人的情況下，你一定要想個招式，以己之長攻彼之短。你不可能以己之短攻彼之長，你不可以空談產權理論。
產權理論講什么?講的是保護成功者的利益。窮人起家赤手空拳，靠的是理想和團結。還沒打勝仗就先討論如何分利，曹操不早就把關羽趙云收買了?讓叫花子學習怎么跟有錢人比富？不同發展階段的激勵機制應當因時因地制宜。你現在創造一個團隊，要把人留住，光靠期權，沒有共同目標，你能在國際競爭中勝出嗎?自古白手起家建立團隊干事業，初期要做的一定是桃園三結義。在一個宏大的愿景下，大家同生共死，拼搏奮斗。所有創業者都是這樣，誰來跟你講產權?但你如果富了，底下人離心離德想要跑，然后你搞產權激勵把人留住，那是可以的。這是守成，不是創業。真正好的企業留住人，靠的是人盡其才。中國處于創業時期，光強調產權理論是沒用的，還要創立自己的企業文化，打造有理想的核心團隊。否則，中國許多企業的跳巢率很高，如何能和西方打持久戰?
問：能具體說說您赴美求學之路嗎?
陳平：我的恩師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和科學院副院長嚴濟慈堅持要求我繼續物理學的研究。我因為研究李約瑟問題受到普里戈金研究開放系統的啟發，決意到普里戈金那里去研究非平衡態物理學和社會演化問題。我在美籍華裔物理學家幫助下聯系到美國的助教獎學金和免試資格，于1980年秋赴美留美。先在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大學物理系做研究生。第一學期通過休斯頓大學物理系的博士生資格考試后，于1981年轉學到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普里戈金統計力學與熱力學研究中心，繼續做理論物理的研究生。普里戈金是俄裔比利時籍的物理學家，他用非平衡態熱力學與耗散結構理論研究生命起源的物理化學基礎，獲得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在哲學、歷史和社會科學也有很大影響。
我因為研究勞動分工的演化動力學模型，從1982年起幾乎每年夏季都在比利時訪問。因為對中西文明分岔的研究，也結識李約瑟、費正清(John Fairbank)、白魯恂(Lucian Pye)、William Skinner、黃宗智、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等漢學家和人類學家。因為經濟混沌的研究，也和薩繆爾森、西蒙(Herbert Simon) 等結下友誼，為后來建立留美經濟學會的顧問委員會建立了人際網絡。1987年5月我因發現貨幣指數中的經濟混沌現象而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畢業后留在普里戈金中心做研究員，便有較多時間可以參與留美經濟學會的工作。
某些經濟學家和傳教士類似，不向實踐學習
問：在您的個人經歷中，你覺得同經濟學家打交道與同企業家打交道有何不同?
陳平：這個問題很有意思，這兩種人差別非常大。首先，我不是經濟學家，我是研究經濟的物理學家。雖然我研究經濟學花了四十多年時間，還是不能接受主流經濟學的思維范式。除此之外，我還參加過四清工作隊，當過鐵路工人，對工廠等等也做過調研。其實我是一個很標準的科學家。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學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理論脫離實際。
我認為，經濟學家和科學家最大的差別就是，科學家先觀察問題，然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經濟學家卻不是如此，不少人還沒有觀察問題，頭腦中就已有結論，然后尋找事實來支持該結論。西方自由派經濟學家的盧卡斯和科斯就經常運用這套辦法來做研究。現在有一群經濟學家追隨科斯，用他的理想主義方法來觀察真實世界。可我觀察到的真實世界和他們大不相同，為什么呢?事實上科斯是帶了白色眼鏡觀察他想要尋找的世界。不符合他理念的事實，他根本視若無睹。所以這就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和科學家最大的差別。當然，不是所有的經濟學家都這樣，否則經濟學的新思維運動就沒有希望了。
科學家和企業家，或者說經濟學家和企業家的差別在哪兒呢?我覺得企業家更像工程師。我做科學家，得先做基礎研究，關心的問題是要去發現規律。至于發現規律以后要干嘛，是要去賺錢還是要去蓋房子，這些問題科學家不會管，但“工程師”就要管。他想的問題就是，我怎么才能把這個房子蓋好，我怎么把這個房子賣出去，我怎么才能賺到錢。“工程師”更重視技術的可行性和經濟性。如果此事可行，他就做;如果不可行，理論家講得再好，他不會相信，也不會去做。譬如我們現在做核聚變研究，理論上做得很漂亮，實驗也做得很成功，但距離應用還有很遠。碰到這種情況，工程師就不會去做了。企業家呢，比工程師還要務實。譬如說，工程師要蓋一座樓，按照現有技術肯定蓋得出來，企業家卻得算，蓋了這樓之后我賣給誰?如果賣出去的價錢比成本還低，那他不會干這虧錢的事兒。工程技術可行的事兒，企業家未必會做。
經濟學家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特定的工程要做，但又想要去發現新的規律。他堅信市場是萬能的，什么問題都是政府帶來的，然后到處找靶子來證明自己理論正確。在我看來，某些教條經濟學家實際上和西方傳教士比較類似。兩者先有一個信念，然后告訴人們，只要按照這信念行事，世界就會符合他們的理想。
但現實世界為何同他們的理想不符?少數的經濟學家——也可以說是非主流經濟學家才會去想：為什么他們的理念同現象不符。剛獲得諾貝爾獎的羅伯特·J·席勒就是研究“行為金融”的，你說要理性，但為何別人就是不理性?多數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自認為在那里做韓愈干的事兒：“傳道、授業、解惑。”他們敢說這句話，因為他們自認為已經掌握“道”。他們不向實踐學習，也不向學生學習。一旦碰到跟自身理論沖突的反例，他們基本上是不愿意聽的。他們以不變應萬變，甭管你有什么反應，他們就會說：政府是有問題的，市場會自動解決問題的;至于市場如何解決問題，我不管。
科斯
小崗村遠遠落后于華西村 當年單干有爭議
問：您之前說過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是大規模的結構改革的結果，比較突出的例子就是幾千萬職工下崗以及一億多農民工進城。您的想法有過變化嗎?
陳平：有些人講國有企業效率非常低，可這個說法缺乏分析。我了解的國有重點企業有人才有技術，效率不比國外差。我的老師都是做原子彈的元勛，中國研究原子彈的成本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一，他們的效率如果不高，怎么跟列強比賽？那所謂中國國有企業效率低的說法從何而來呢？
文革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放慢，無法解決城市的年輕人的就業問題，不得已出臺上山下鄉政策。這種出路如同困難時期，糧食歉收解決不了吃飯問題，就讓城市工人去農村建設，兩者道理是一樣的。等到文革結束，鄧小平回來要獲得老百姓的支持，怎么辦?就是讓那些年上山下鄉的人回城，可這批人回來以后的就業問題如何解決?那時候發明了一種土辦法，所有工廠都要搞頂替制，讓子女來頂替父母的工作。當時這批“老人”實際上也只有四五十歲，還正值壯年。沒法搞頂替的地方，比如機關，就辦“第三產業”。說白了，這些措施都是用來解決就業問題的。文革結束以后解決就業的辦法就是原本三個人的飯讓十個人來吃，國有企業的效率自然就低了，因為增加了一大批冗員。但這不是企業的問題，是幫政府分擔社會負擔。
那個時期，不光中國，連蘇聯、東歐、包括美國在內，只要哪國采用了西方模式搞規模經濟，用機器取代人力，淘汰下來的人力市場吸收不了，就只能由政府或社會負擔。全世界的工業化國家都會遭遇就業問題。工業越發展，就業問題越嚴重。資本主義的應對方式就是裁員。企業要盈利，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裁員。淘汰的人送給政府去管，包袱扔給國家。這種方法導致了美國以及西歐如今的福利危機。說私有企業有效率的這批人完全沒有大局觀念。私有企業把人裁了，讓政府養著，私有企業提高了利潤，那在股市看來當然就有效率了。政府如果不背包袱，就收不上稅，然后被拖垮，所以只能接過包袱。社會主義解決就業問題的辦法就不一樣了。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的辦法跟中國一樣：增加冗員。蘇聯好一點，地多人少，一個人的飯兩個人吃。中國人就變成三個人的飯十個人吃。
所以轉制的時候，就有一批人鼓吹私有化，搞“管理層收購”。誰敢說我承包了這個廠，讓工廠扭虧為盈，誰就能拿到工廠一定的股份。他們的做法很簡單，十個工人裁掉九個，剩下一個人照樣生產東西，盈利能力就上升了，但被裁掉的人就沒飯吃了。當時中央很愿意干這事兒，因為可以甩掉包袱;可地方政府不敢。這批人被裁掉了以后，就在市政府、省政府門口靜坐示威。
中國當時轉制一開始很困難，想把大批虧損的地方國有企業打包賣給港臺資本家，但資本家開始誰也不愿意接手這個包袱。這就是為什么蘇聯、東歐劇變后的休克療法如此慘淡的原因。投資者不想接受工人的包袱，經濟就垮了。可港臺資本家發現了一個訣竅：這些人是包袱，但土地是資產。他就把土地置換下來之后，連工人帶設備全部打包買下來。資本家也不會一直包下去，大概就包個三年五年，然后再解雇這批員工。在此期間，他把城里土地上的開設的工廠關閉，蓋成商業樓盤，然后高價賣出。他們就是這么賺錢的。
所以，中國解決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問題主要靠的就是土地經營：把虧損的國有企業打包賣給港臺商人，商人再通過土地置換賺錢。地方政府很快學到土地經營的經驗，自己向農民征地建基礎設施，再把土地增值的收益用來改造城市。依靠這種辦法，既解決了城市職工就業問題，也解決了農民工進城問題。城里人不會去建設基礎設施，這批崗位就由農民工來占領。經濟就這樣一步步走向繁榮。中國走出這條道路很不容易，依靠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如果是印度，土地是私有的，那就根本沒法征地;如果你學東歐，本來土地是國有的，后來私有化，經濟起不來，土地也賣不出好價錢，農民、政府、整個國家都窮，損失比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都嚴重。
改革初期，我在1978年就參與籌備全國科學大會，又參與農村政策的研究。1979年寫了篇文章，從歷史和戰略的角度批評以糧為綱的小農經濟思想，同時發表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促進了思想解放，被聘請為安徽省政協的特邀委員。
當時安徽省關于包產到戶的問題爭論得非常激烈。前任的省委書記萬里支持包產到戶;后任省委書記張勁夫反對包產到戶。張勁夫做過科學院黨委書記，對科學大躍進的成功有很大貢獻。他1975年時財政部長，82年又當了經委主任。當時省政協里面幾乎所有人都反對包產到戶。當時爭論的理由，從現在看來都是正當的，比如說貧富差距以及水利工程建設問題。前幾年發大水，就是毛澤東時代的老本被吃完了的結果。二十多年不維修設施，大水一來全都完蛋。現在農民都不管了，只能動用軍隊來維修。中央對這些問題當時沒有解答，無人能為之辯護。鄧小平的策略就是不爭論，先去試。這實際就是一個策略問題：是先提高積極性，再解決其它問題;還是先解決其它問題，再來提高積極性。
我前些年當過鳳陽縣縣政府的顧問，去看過小崗村。小崗村現在遠遠落后于華西村。靠個體單干只能解決溫飽問題，不合作你就上不了臺階。現在搞得好的就是重新開始搞合作化道路的那些人。照我看來，中國農村改革就是從過分激進的農村公社倒退回當年的互助組，適合了當時的生產力。等到不適應現在的經濟發展了，農民又開始自下而上地辦各種各樣的專業合作社。所以產權理論很片面，單靠人的激勵機制，沒有分工協作是無法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否則商鞅變法就能讓秦國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了。西方興起的主要動力還是科學技術的發展。最早的科學是在非盈利的教會大學進行的。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等科學家沒有一個是為了發財而獻身科學的。當代研究電磁場和核物理的科學家，沒有什么人成為富人。普里戈金說，科學前進的動力是遠見和夢想。創立新中國的開國領袖們也是一樣。
文革時期的和諧中國VS美國種族、階級歧視下永恒的暴力與恐怖
問：中國八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泛濫，你有沒有在期間動搖過原有想法?你是否曾傾向過自由主義經濟學?
陳平：我從來沒有被他們迷惑過，但曾對這些思想好奇心很大，想要搞清大國興衰的道理。我在1980年出國。1980年的時候中國非常窮，恰巧那時美國正處于頂峰。楊小凱出國的時間和我差不多，但我和他的經歷差別很大。楊小凱當年去美國，到的地方是普林斯頓。普林斯頓離紐約不遠，是一個高科技的小鎮。那邊屬于美國中上階層聚集的地方，這使得楊小凱對美國的印象非常好。他總覺得只要中國學習了美國的模式，所有的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我到的第一個城市是休斯頓。休斯頓是美國南方最大的城市。休斯頓大學的校園和芝加哥大學非常像：三邊都是黑人區，犯罪率非常高。所以我到美國的第一年是非常震驚的：為什么美國這樣貧富懸殊的國家會不滅亡？我住在休斯頓只有一年，首先看到美國的黑暗面，我當時根本不會去羨慕美國，因為人天天處在恐怖之中。那時候，我們放學都不敢獨自回家，一定要熬到晚上11點，中國人跟港臺同學成群結對一起回去。回寢的路程很短，相當于復旦大學本部到對面住宅區之間的那條邯鄲路的寬度，這么短短百米的距離，你都可能在路上被搶劫。我們去超市買菜，必須經過黑人區。
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到過中國很多窮困的地方，但我發覺中國老百姓還是很善良的。可當你經過黑人區時，那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他們的眼中仿佛充滿了仇恨與絕望。他們住的房子也破破爛爛，路邊的雜草有一人之高，就像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高粱地一樣。 我當時就覺得美國這樣的國家太不合理了，美國有能力年年對外發動戰爭，卻解決不了大城市的貧民窟問題，……我對這樣的制度感覺非常奇怪。
等到我第二年去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的時候，情況如天壤之別。美國的中小城市社會環境好很多，大城市卻貧富懸殊，窮人區好似地獄，比中國的窮鄉還可怕。所以那時候我才明白美國真正的力量不在紐約、洛杉磯等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里，老百姓生活安定，重要大學的研究也都在那里。
我發現美國的實力其實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這是如何體現的呢?通過“土地贈與大學”。大學不是靠高學費來支撐，而是依靠政府無償撥給大學的土地財產。美國政府把當年從印第安人手中搶到的大片土地撥給大學經營。德克薩斯大學之所以那么富有，是因為它的土地上有石油。校方把土地租給石油公司來經營，那他就可以用這批錢養科研，補貼窮學生。中國的大學都設在大城市里面，房價又飛漲。你看現在中國大學里面工農兵子弟的比例比當年改革開放前的小多了。
資本主義貧富分化差別之大，是我到美國第一年就發現的。后來等里根上臺時，就看著美國一天天走下坡路。我在美國待了三十年，見證了美國從頂峰墜落的全過程。事實如此，我怎么可能對自由主義有天真的幻想?美國的自然科學家也多半是同情社會主義的，不像經濟學家多數同情資本主義，因為研究自然科學是長期的事業，依靠國家和社會的贊助。科研成果短期內通常不會轉為商業利益。人的地位決定人的思想，對不同專業的學者階層也是這樣。
錢學森與毛澤東
哪個資本家為了盈利會來修成昆鐵路和青藏鐵路？
問：您認識索羅斯，他是搞哲學出身，實踐告訴他金融市場是非均衡的。您也說過，您1968年起當了5年鐵路工人，74年回科學院研究氫彈和平利用。您的實踐經驗告訴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只懂得小農經濟的問題。
陳平：芝加哥學派只懂得小農經濟領域的事情。供求關系最早研究的是農產品價格，不是高科技產品的價格。產權理論解釋鄉村經濟還行，解釋大工業就難得多。西門子、通用汽車這樣的大企業的出現，都和戰爭與軍備競賽有很大關系。他們講價格論，如果排斥了勞動分工，就無法理解國家和市場規模的關系，不理解全球化的主導國為何要維持海軍和金融的霸權。他們不關心鐵路乃至于核工業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如果產權自由交易就能協調勞動分工，那失去了指揮的交響樂隊能奏出美妙的音樂嗎?沒有船長指揮，船員之間彼此交易，那船往哪兒開?原地打轉。他們不懂得大工業社會，既沒打過仗，也沒做過工業。企業的原型就是軍隊。文革最亂的時候，鐵路還是半軍事化管理。當時我所在的成昆鐵路用來支持越南戰爭，完全施行軍事化管理，否則不會付出巨大代價在紅軍長征的地區修鐵路，三分之二都在橋梁和隧道里。哪個資本家為了盈利會來修成昆鐵路和青藏鐵路？
問：您和您的團隊從90年代以來已經挑戰了8個諾獎理論。那在您求學經歷中，哪些學者對您產生過重要影響?
陳平：真正對我思想產生影響的事情只有兩三件。第一個事情就是我在文革期間調查太原重機廠的經歷，然后發現所謂國有企業效率不高的原因其實是沒有國際市場的規模效應，而沒有規模效應的原因是西方對中國進行技術和貿易封鎖。重機廠設計一套模具或者新機器，必須大規模批量生產，才能把錢賺回來。當時中國那么大，它只能賣出一兩臺，那必然虧本。當時中國的新技術都是以軍工任務下達的，如果下利潤指標，中國獨立的重工業不可能發展起來。做不了新技術，軍工產業上不去，你就落后挨打。中國當時被帝國主義封鎖，生產出來的大型機器就沒法出口，國內市場有限，肯定賺不了錢。改革開放以后，你會發現，哪怕小小的義烏商品都能面向世界市場，塑料碗等等生產規模上去了，結果都賺錢了。
真正的問題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三章講到的，就是“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我認為這是亞當斯密最重要的發現。講“看不見的手”是后面次要的事情。你有市場規模，才能有壟斷利潤，才會刺激英美海軍稱霸世界，然后再由它們去控制這個市場，占有資源。但后來新古典主義講供求關系自動平衡，似乎資源和市場規模無限，就把亞當斯密這條最重要的發現悄悄抹掉了。
我從文化革命里的現場觀察中重新發現了亞當斯密的觀點，但我直到1999年才知道亞當斯密有這個定理。我原來做的數學模型是討論李約瑟問題的：為何中國沒能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什么中國國情是人多地少，不向外擴張?西歐人少地多，反而拼命擴張?這些都是非理性的嗎?新古典經濟學忽視了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這一定理。他們鼓吹人是自私的，貪婪的，暗中假設資源是無限的，市場規模是無限的。所以我從1967年的實地調查開始，就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到美國后，對新古典經濟學了解越多，越發現新古典經濟學不是科學，至多是前科學或煉金術。
那什么是科學?我70年代就讀到我后來的導師普列戈金的書，說的是演化熱力學的規律。真正的問題在于開放性和封閉性的問題。如果生命想要演化，必須處于開放系統，然后我就明白了中國以前落后的原因，不是因為階級斗爭，不是因為農民戰爭，而是冷戰期間中國客觀上處于較封閉的狀態。閉關自守的目的是要防止外敵入侵。開放和封閉的差別決定了國家發展的方向。
后來蘇聯的失敗也在于它搞封閉，而非效率低下，實際上蘇聯的教育和基礎投資的效率是比西方高的。蘇聯如此做也是西方逼出來的結果。因為西方封鎖，蘇聯建立社會主義陣營，但斯大林在其中犯了一個錯誤：他學習西方，組成了一個不平等的陣營，還想要控制中國，但毛澤東偏不受控制。中國退出蘇聯陣營，以蘇聯東歐的經濟規模就大大減小了，當然難以和西方競爭。但是中國的事搞好了，足以和美國、歐盟競爭。中國培養的科學家工程師總數超過西方，一旦走向世界，力量不可阻擋。你去看世界所有的知名科學家，手下最好的學生都是中國人。這是老一代科學家打下的基礎。
出國后我做的大多是物理學在經濟學的應用研究，學了普列戈金的非平衡態物理學，普里戈金要跨越物理和生物學的鴻溝，我就想跨越物理和經濟學的鴻溝，想要用新的復雜科學方法來解決經濟學的老大難問題。
我的選題策略很簡單，哪個經濟學理論時髦、影響大，我就關注它，就拿新的辦法去檢驗它。多數情況下，我們檢驗一個否定一個……肯定了少數，多數被否定。所以經濟學對我沒什么神秘。對我科學方法的訓練來自物理學，什么理論都不會盲目相信，就要你拿實驗事實來給我觀察。看實驗結果來決定，哪個理論是有譜的，要采信；哪個理論是沒譜的，要推翻。這套方法是我在物理學里學會的，不是從經濟學中學到的。但是，構造經濟學的新理論，相鄰社會科學很有啟發，包括歷史、生物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西方跨學科交流的風氣比國內好的多，這是中國教育科研體系必須改革的，否則擺脫不了學術思想依賴西方的現狀。
沒到美國以前，在文革中的實踐經歷中，我就已經有了自己的基本思想。到西方學會的只是他們的交流方式，他們的語言。到現在，經濟學家要跟我討論任何問題我都可以接招，講英語也行，用數學語言交流那我掌握的工具還比你先進。中國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數學是比較差的，普通人看到他們用點小小的數學就給迷住了，但要唬物理學和數學出身的中國人就是天方夜譚了。
太原重工
中國強在人能發揮主觀能動性 受惠于毛澤東戰略思想
觀察者網：那您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
陳平：沒有文革以前，我們搞科學研究的人其實是非常崇拜西方的。我中學到大學讀的都是理工科，我本人的生活方式非常中國化，但是思維方式非常西化，但我們迷戀的不是西方的哲學，而是西方的科學系統。我們當時痛感為什么中國沒有發展出這套科學系統。
在文革中，曾經感覺魯迅的批評很有道理，他把中國的問題歸結為中國的民族劣根性。魯迅幾乎把中國的一切都說得很慘。魯迅說中國人欺軟怕硬，自欺欺人，有很多阿Q。我讀了魯迅以后開始非常惱火。但是科大的創立者，包括科學家和志愿軍總部轉業的干部，個個英氣勃勃，身邊沒一個人像阿Q。研究原子彈的，和美軍在朝鮮打過仗的這批人非常厲害。
等到了美國，發現美國人幾乎個個夜郎自大，完全轉變我對民族性的看法。二戰前的猶太人和解放前的中國人一樣懦弱，現在的以色列哪有阿Q 的味道。革命和戰爭可以改變民族性，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中國的民族性天生就比西方賤。只要發憤圖強把科學技術搞上去，21世紀中國會改變世界的秩序。
西方文化強調的是制度和規則，中國強調的是領袖和人才。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中國的科學大躍進完全成功了。嚴濟慈發現了錢三強，周恩來找到錢學森，才能組建研發原子彈和導彈的隊伍。中國學了蘇聯，引進了制度這個概念。制度當然重要，但是離開人才，再好的制度也是空架子。
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底下，好的壞的都有。為什么拉美國家比北美國家差得那么多?因為他們沒有出現華盛頓或者是林肯這樣的人物。1981年開國際學生會議，我去參加。拉美學生、阿拉伯學生都跟我說，我們要出個毛澤東，現在也就不受美國的氣了。當時對我非常震驚。我意識到，我們批評毛澤東的缺點，但是不能丟掉毛澤東的基業。我很欣賞毛澤東的一個觀點，人要發揮主觀能動性。這就是領袖的作用，毛主席說路線決定之后，關鍵在出主意、用干部。企業找到得力的將才，就離成功更進一步。中國現在制造業飛速發展，行業內出了無數的企業家;中國金融不行，是制度問題?還是人才問題?也許兩者都有。
經過文化革命以后，當時我想的問題就是，中國和西方的差別就是制度重要還是人才重要。科學方法中的程序重要，還是毛澤東思想中的戰略重要?我得到的結論是兩者都重要，但要因勢利導，看具體情形。我教給女兒做學問的方法就是毛澤東的策略思想，要學會“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要學會農村包圍城市。我在做科學研究的時候，方法論按照西方的辦法，做實驗，找數據，建模型;但我的選題就是按照毛澤東思想來確定的。你看馬云的成功就是例子，一看ebay已經把大城市占了，就先農村包圍城市，然后反過來打敗ebay。中國企業家能擊敗跨國公司，多多少少都受惠于毛澤東的戰略思想。雖然毛澤東沒有發展出一套科學理論，但是我們的勞動分工模型可以描寫競爭戰略。像毛澤東、鄧小平這些高明的人，他們就特別善于研究戰略問題。
索羅斯愿意跟我做朋友就是因為他也是反對均衡經濟學。他從金融操作實踐里知道根本不存在所謂均衡市場，否則哪里有錢可賺。我是從物理理論中得知這一點，差別消失、經濟均衡，市場就死定了。我們的新方法觀察市場就像中醫給人診脈，經濟是有生命的有機體，哪里是什么隨機運動。雖然我們的政治立場不同，索羅斯贊成資本主義，我贊成社會主義，但是用非平衡的觀點分析經濟危機，我們兩個一說就說到一塊了。難得的是，索羅斯和我是最早認識到西方衰落和中國崛起的。我們都支持經濟學的新思維。索羅斯更多地批評西方經濟學的謬誤，我更多地和我的學生們努力，把中國的經驗納入世界經濟學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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