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2013年12月23日
回顧自己的一生，毛主席認為自己主要干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臺灣去了，另一件就是搞了個文化大革命。
對此人們或有不同的解讀。在筆者看來，這兩件事可以解讀為：第一件是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一個新中國，第二件是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建設一個新中國。這也就是，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不但在一個經濟落后的大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而且在探索鞏固、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上進行了偉大實踐，取得了空前輝煌的成就，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一個真正的奇跡。
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本文所說的“新中國”，特指1949-1978年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前無古人、迄今為止也還后無來者的嶄新社會形態，同時又是一個處于不斷探索、不斷完善、從而不斷發展變化中的社會形態，但無論怎樣變化，都貫穿著一條主線即“創新”。不走老路舊路，不斷推陳出新，是毛澤東時代的鮮明特點。在我們這個時時處處強調“創新”的今天，回顧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應能更好地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創新和發展，我們中國曾經有過怎樣了不起的創新發展歷程;什么又是創新名義下的復舊，以至于“似曾相識燕歸來”，重新陷入現存秩序似乎難以鞏固和維系，不改變(改革)就死路一條的窘境。
新中國繼承的既是一個大攤子，也是個爛攤子。中國歷史久遠，國土廣大，人口眾多。但中國同時積貧積弱，多年戰亂后更是滿目瘡痍。經濟極其落后，幾乎沒有任何現代工業基礎。毛主席曾指出，我們現在只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臺拖拉機都不能造。這種狀況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一窮二白，誠如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所說，“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
剛從舊社會脫胎而出的中國社會狀況極為復雜，舊社會的遺跡無處不在。原有的階級關系雖然被革命打破，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仍然極大影響整個社會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無論經濟還是社會生活，都百廢待興。
要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又是一個充滿無限希望的國度，原因無他，就是因為有了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政權，有了人民軍隊，尤其是有了毛主席的領導。歌曲東方紅準確把握了這個關鍵所在：“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帶路人，為了建設新中國，領導我們向前進。”
新中國將是什么樣子的?古今中外，出于對現實世界罪惡現象的厭惡和痛恨，人們總在勾畫心目中的美好世界，在西方有伊甸園、理想國、烏托邦，在中國有桃花源、大同社會，雖然版本不同，這類想象中的社會美好之處卻驚人相似：它是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社會;是“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康有為《大同書》)的社會;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禮記·禮運》)的社會;總之，它是美好的，因為它與已知的階級社會完全不同，不再有這種社會里人們司空見慣的種種罪惡、丑陋、黑暗、不仁不義。
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是對人類發展未來的科學預測，但就現象特征而言，它與人們向往的這類美好社會基本相似。共產主義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社會財富充分涌流，人們各盡所能，產品按需分配，所有人的生活條件都得到充分保障，是一個人人有尊嚴的公平、正義、和諧的社會。
在剛剛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大地上，建設這樣一個美好社會是可能的嗎?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遑論實現共產主義。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集腋為裘，滴水石穿，推動社會一步步朝這個方向發展，堅持不懈地不斷消除社會之罪惡丑陋，同時不斷擴大社會之美好，則不但是做得到的，而且被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在毛主席領導下，新中國對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交出了一份極其出色的答卷。
早在延安時期，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大會的講演中曾頗為自豪地說：“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個當年在延安建立的新社會雛形，經過短短不到30年的艱苦努力，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變成了現實。正像毛主席在新中國建立時說：“我們新中國現在一窮二白，但窮也不是壞事，我們中國就像一片白紙，要在上面寫上最精美的文字，要在上面畫上最漂亮的圖畫。”他帶領人民，讓中國舊貌換新顏，展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新面貌。
新中國具有怎樣的新面貌?當年延安的十個沒有，到毛主席去世時，在整個中國也基本上沒有了。概括起來，至少有如下特征：
第一，新中國基本上沒有貪官污吏。
毛主席領導建立的人民政府，無論從性質上，還是從辦事方式和工作作風上，都完全有別于之前的所有政權，它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當然，政府工作并非十全十美，有失誤，也有問題，但那時政府工作人員中卻極少有貪官污吏，更沒有大面積腐敗。那時政府工作人員叫干部而不叫官員，意在強調分工不同，而不是身份地位不同。他們被教育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強調走群眾路線。干群之間在生活待遇甚至身份地位上盡管仍存在差距，也存在某些特權，但國家努力的方向一直在于推出種種新措施，努力縮小這些差距，而不是擴大差距，例如開展各種監督干部的政治運動，規定農村基層干部參加勞動，干部下鄉實行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工廠推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
在一定意義上，文革是對各級政府和干部隊伍最激進、最全面、最廣泛、最嚴厲的檢驗。發動全國民眾在全國范圍全面揭發批判的結果表明，毛澤東時代干部隊伍的問題主要在路線、方針政策上，在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上，例如搞特殊化、脫離群眾、多吃多占甚至個別人違法犯紀等，但就整體而言，卻幾乎沒有貪官污吏，從中央到基層，沒有大面積貪污受賄、侵吞公款、損公自肥，越到后來越是如此。總之，整體而言，當時政府各級干部之清廉，在在之前和之后中國“官府”的歷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當然，仇視毛澤東和社會主義的人從不打算尊重事實，他們振振有詞地說，那時干部基本不貪污是由于中國太窮，沒有什么好貪的。這個說法十分可笑。“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盡人皆知，此諺據說最早出現在宋朝，指的是地方官或一般官員斂財貪贓之普遍，即使是政聲清廉的官員，也要撈上成千上萬兩銀子，而貪官就更不用說了。它說出了一個道理：對貪官污吏而言，地方窮富不重要，當上“清知府”才重要。中國歷史上，除了毛澤東時代，又有哪個時期不是如此，無論國家更窮還是更富?
人們曾經以為，解放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隨后的新中國政權做到了如此清廉，因此，大面積腐敗現象永不會再現。事實證明這種想法大錯特錯。毛澤東時代之后，干部重新變成了官員，雖然口頭上仍然掛著為人民服務，卻被人民譏為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三十多年來，人們不但見證了貪官污吏從重現江湖到迅速膨脹，從貪污受賄、侵吞公款，到一人當官全家暴富，不斷有人攜帶巨款外逃，涉及的財富數額之巨、貪官人數之多，到了聳人聽聞的地步。貪官隊伍不斷壯大，貪腐水平直線上升，腐敗手段花樣翻新，卻刑法用遍久治不愈，貪腐在當代中國成了似乎無法治愈頑癥，以至于“無官不貪”幾乎成了人們的共識，而政府則被逼到“不反腐敗等死，反腐敗找死”的地步。
《京華時報》2013年11月5日報道，“5年來我國每天近百人涉嫌貪腐被查”。如此說來，每年被查的官員高達3、4萬人，5年內總數超過18萬。那么，整個改革時期，因貪腐落馬的官員又有多少呢?在沒有詳細統計的情況下，可以推想，改革以來，因貪污受賄等被判有期徒刑、死緩乃至死刑的人，加上由于種種原因自殺身亡的政府官員，其人數之眾，很可能遠不是整個毛澤東時代(包括文革期間)有同樣遭際的干部人數可比。就此而言，改革對官員群體而言，也許才是名符其實的浩劫。
無論歷史還是現在，無論中國還是其他地方，一個沒有貪官污吏的社會都是民心所向。這個美好愿望，至少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毛澤東時代才得以基本實現。
第二，新中國沒有土豪劣紳
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土豪劣紳在中國大地上迅速絕跡。長期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被推翻，千百年來騎在人民頭上的土豪劣紳和一切剝削階級被一掃而光，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終結了極小一部分人魚肉絕大部分人的歷史。這是中國革命與之前所有革命最大的不同之處，因為它推翻并消滅了剝削階級，從而極大降低了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貧富差距。
土豪劣紳，一般解釋為：土豪，指鄉村里的豪強，即仗勢欺人的地主;劣紳，則指地方上的惡霸或退職官僚中的惡劣者，整體上指舊社會有錢有勢、橫行鄉里的人。更廣義地，土豪劣紳可以指所有剝削階級及其幫兇。新中國建立之前，他們一直是統治階級，與之對立的勞動人民則受其壓迫、剝削和統治。在毛澤東時代，由于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土豪劣紳作為一個階段被消滅，階級對立賴以產生和存在的經濟關系基礎被徹底摧毀，社會成員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基本平等的社會關系得以建立。
誠然，消滅剝削階級即使提供了實現政治平等的條件，經濟平等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與之前和之后的時期不同，在新中國，勞動者的收入差距主要與從事的職業、技能和工種有關，與資本和私有財產積累無關。正是由于這個根本性改變，中國成為世界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到改革前夕，“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個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特色，在新中國成為了歷史。
只要看看中國后來的發展，看看世界各地，就能發現，做到這一點是多么了不起。毛澤東時代之后，伴隨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對立的階級關系再次形成，字典中久已消失的稱謂重新現身，一方面，勞動人民再次淪為資本的奴隸，新字眼中既有打工仔、農民工、童工、黑煤窯、下崗失業等，也有老板、大款、富豪，以及官二代、富二代等。如果說，資本家這個稱謂迄今還羞羞答答不敢直接面人，不得不用“企業家”頭銜加以遮掩的話，那么，“土豪”這個似乎更加“封建”的稱謂，卻堂而皇之地搖身一變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了值得炫耀、值得追逐的新潮頂戴，剩下的，只差為土豪劣紳正名了。一邊是花天酒地、一擲千金的大款富豪，一邊是窮困潦倒、朝不保夕的“底層”民眾，現象發生在當代，唱出的卻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個階級社會的老調。
吊詭的是，新中國消滅了剝削階級和階級對立，政府卻依然強調階級和階級斗爭，甚至提出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生怕人民不了解階級社會復辟的可能性。改革開放時期重新出現剝削階級和階級對立，迄今為止卻顧左右而言他，以“階層”之說淡而化之，用“企業家”代稱資本家，用“民營企業”代稱私有企業，有些人似乎相信，依靠玩弄詞句就能掩蓋現實，就可以取消階級和階級斗爭，這種社會也就能長生不老。只可惜，歷史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第三，新中國沒有賭博、嫖娼等社會丑惡現象
古今中外，無論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很難找到一個沒有賭博嫖娼坑蒙拐騙的社會，這也就是為什么人們把理想國視為沒有這些丑惡現象的國度。理想國好則好，卻難得一見。但新中國卻做到了這一點。就此而言，新中國堪稱奇跡。
建國后，經過大范圍治理，尤其是制度性治理，舊社會司空見慣的一系列社會丑惡現象從很快消退到基本不見了蹤影。從1950年代北京改造娼妓聚集的八大胡同開始，黨和政府帶領群眾，把墜入社會最底層的妓女變成了自食其力的有尊嚴的勞動者，第一次消除了妓女這個所謂最古老的職業。
中國的婦女自古以來就是附庸。新中國提倡男女平等，鼓勵婦女走出家門工作就業，推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提高婦女在各行各業中的比例，保障婦女受教育的權利等等，這一切，為中國婦女的解放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很多研究表明，在爭取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運動中，新中國走在了世界前列，這是毛澤東時代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經過短短20幾年的精心治理，新中國成了一個沒有賭博，沒有高利貸，沒有叫花子，沒有吸毒販毒，沒有拐賣人口，沒有黑社會的國度，就連性病也消失了，醫院甚至沒有了治療性病的專家。人們常常用“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來形容美好和諧的社會，而中國歷史上達到或接近這種狀態的唯有毛澤東時代。
相應地，由于社會清平，毛澤東時代不必耗費巨資維持社會治安，即現在所說的“維穩”。那時的民警數量少之又少且不佩戴槍支，沒有緝私緝毒，更沒有荷槍實彈武裝到牙齒的武警，人們不識警棍、警車為何物。相反，民眾組成的民兵倒有機會參加持槍射擊等訓練。
毛澤東時代之后，所有這些丑惡現象無一不死灰復燃，賭博、高利貸、妓女、“小老婆”(現稱小三或包二奶)一應俱全。一些婦女重操賣笑賣身生涯，中國的妓女數量據說達到了世界之最，醫院也不得不重拾荒廢已久的性病專科。不但如此，丑惡現象還“與時俱進”變本加厲，坑蒙拐騙花樣百出，假冒偽劣層出不窮。拐賣婦女兒童在毛澤東時代聞所未聞，此時卻嚴重到政府不得不成立所謂“打拐辦”專門應對的程度。
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對此耳濡目染，即使深惡痛絕也似乎無計可施。相比之下，只有毛澤東時代不同。新中國讓我們見識了，一個沒有這些丑惡現象的新世界是多么可貴，又是多么來之不易。
第四，新中國首次實現全民生活保障
毛澤東時代開啟了國家建設新紀元。在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指導下，工業化獲得迅速發展，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是一個不容抹殺的事實。與此同時，為積累發展資源，為子孫后代著想，新中國強調“先生產，后生活”，全國人民長期節衣縮食，沒有高消費，更沒有奢侈品消費，但即使如此，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有目共睹。如果說，工業化本身不是什么新鮮事物，那么，新中國工業化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卻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那時，人們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無論是城市掙工資的，還是農村掙工分的，除了基本生活之外都沒有多少剩余，個人和家庭的銀行存款十分有限。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卻基本上生存無憂，既不擔憂眼下生活，也不為未來的生存恐慌。這種全民生存安全感何來?它來自國家建立的全民生活保障制度。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第一次做到了幼有所依，少有所教，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無論城市和農村，即使最無助的人群也得到了切實的生活和生存保障。在農村，人民公社實行的五保戶制度，為那些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或雖有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但無贍養扶養能力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提供五保，即保吃、保穿、保醫、保住、保葬(孤兒為保教)。在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新中國實現了“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世界理想，這是何等輝煌的成就，何等仁義、人道的社會!
生活在新中國的中國人收入雖然不高，但人人病有所醫，學有所教。民眾不擔心看不起病，沒有人為看病而傾家蕩產。人們也不擔心上不起學，甚至不操心畢業后找不到工作，因為畢業即失業作為歷史的一頁已經被新中國徹底翻了過去。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堅實的全民保障體系，中國勞動者雖然收入不高，卻沒有生存困難;家庭雖然少有積蓄，卻沒有后顧之憂;生活用品雖不那么豐富，卻沒有朝不保夕的恐慌。在毛主席領導下，新中國首次解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個歷史性難題，為全國人民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生存安全。
改革后，隨著生產力發展，人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與此同時，生存安全逐漸喪失，在基本需求上甚至也感受到越來越大的生活壓力。教育、醫療、住房成了壓在人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尤其是，醫療衛生關系人們生死，喪失了醫療保障的工農民眾成為看病難、看病貴的最大受害者，凄慘遭遇層出不窮，竟然出現諸如無錢醫療自己截肢、農村老人無錢看病自殺了斷等等越來越匪夷所思的事件。這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還有，一邊是高樓大廈成群，一邊是一房難求，造就了“蝸居”、“蟻族”這類新人群。這類新(實為舊)現象在此難以盡言，只想指出，詞語雖新，這類民不聊生的現象卻久遠而陳舊。總之，在中國經濟總量據說已經位居世界第二的今天，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住有所居，由毛澤東時代大致實現了的現實，再次變成了普通民眾的訴求，變成了政府信誓旦旦許諾實現的目標，甚至變成了很多人遙不可及的夢想。
第五，新中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民凝聚力
新中國時期，中國形成了一個高度團結的社會共同體，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這首先是因為有一個引發強大向心力的中央領導核心，它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擁戴。在生產活動、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社會實踐中，毛主席領導的黨和軍隊不但用語言，更是用行動，包括艱苦不懈的長期奮斗及其巨大的自我犧牲，證明他們代表占人口95%以上的勞動人民的利益，除此之外別無私利。正因為如此，全國人民才能緊緊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自覺地響應黨的號召，聽從黨的指揮，把個人融入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洪流之中。“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實踐證明，與物質條件相比，這種無形的力量往往更強大，毛主席就這樣說過， “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常言說，人多力量大。但人多本身卻不等于有力量，人口多、人心齊才真正有力量。中國早就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19世紀被迫與西方打交道以來，屢遭入侵，受盡凌辱，而政府組織的有限反抗也是屢戰屢敗，無不以喪權辱國告終，寫下了中華民族百年恥辱的歷史。一個國家，如果充斥著“結黨營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氣”，“吃摩擦飯”，“發國難財”，精英高高在上，下層庸庸碌碌，國難當頭各奔東西，必然內斗不止，外戰外行，為一己私利甚至不惜叛國投敵，在這種情況下，人口再多也不過是一盤散沙，國家再富也不過是任人宰割的肥豬。這正是舊中國的寫照。
只有在毛主席領導下，中國才徹底結束了百年恥辱，建立起國家和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新中國努力提高民眾的教育水平和文明素質，大力倡導團結互助，使全國人心凝聚，形成昂揚向上的社會風氣。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上下一心，同呼吸，共命運。國家有難，全國則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建國后，從抗美援朝開始，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完全改寫了此前面對外敵屢戰屢敗的歷史，讓中國人民真正站了起來。
有人會說，這種全民凝聚力依靠的是社會的高度政治化，是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的。或許。但是，魚與熊掌往往不能兼得，問題在于能否根據特定歷史條件做出最合理的抉擇，即以維護和提高國家和全民利益為目標，最終惠及包括每個人在內的全體民眾，而不是為某特定集團或社會群體的利益服務，以及是否有決心有能力推動并實現這一抉擇。在新中國，消滅了階級和階級對立，人民由不同階層、團體和民族構成，他們的利益高度一致，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所做出的抉擇，盡管短時內可能受益程度不均，但符合包括所有群體在內的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尤其在較長時期內，這也正是人民能夠跟隨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最重要的前提。
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以來，中國再次出現階級分化，且愈演愈烈，社會出現的種種矛盾和爭斗，說到底，無不與維護和爭取本階級最大利益有關。在這種情況下，不擇手段，各為自身利益而戰，有權的以權謀利，有錢的以錢謀權，一心惦記如何切到最大一塊蛋糕，以致“結黨營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氣”，“吃摩擦飯”，“發國難財”再現，而不少無權無錢的勞動者為討回自己應得的勞動報酬甚至需要以命相拼，還不一定成功。如此，“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只能成為奢談，甚至是笑談。面對未來，尤其是一旦面臨嚴重挑戰，這種全民凝聚力大幅下降的后果難以預料。
第六，新中國崇尚新思想新道德
思想改造，往往比社會制度的改造需時更長。建立新政權，并不表示新思想就會自動產生。相反，實踐證明，破除舊觀念，建立新思想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
新中國建立以來，思想領域破舊立新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毛主席在英雄遲暮之年還親自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希望摧毀根深蒂固的舊文化舊思想。文化大革命的口號是“破四舊，立四新”，即在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上破舊立新。
思想文化的破舊立新涉及每個人的頭腦，就其性質而言無異于一場最激進的革命，這場革命卻絕無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即使像文化大革命這樣改造思想的大戰役也一樣。它必須依靠曠日持久的持久戰。
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這場思想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而毛主席大力倡導和言傳身教，則成為思想革命不可或缺的主要推動力。短短不到三十年，中國人在思想、文化、道德上可以說是舊貌換新顏，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嶄新精神風貌。當然，這種歷史進步不是線性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毛澤東時代之后中國文化和精神的再次墮落人們有目共睹，也許正因為如此，才更加彰顯毛澤東時代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建樹之難能可貴和來之不易。
早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就勉勵大家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新中國建立后，思想文化的改造從未停止過，思想教育一直被當作大事來抓，為此動員了各種資源，從全國范圍的政治運動、學校教育、文化宣傳，到個人層面的道德自省與互助(批評與自我批評)、一幫一一對紅，全民學雷鋒辦好事，倡導大公無私，舍己為人，力求把中國建成一個“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嶄新國度。
事實上，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新中國也確實變成了一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蔚然成風的地方。那時，不做壞事，不損人利己成為普遍的社會道德操守，進一步的追求是助人為樂，互幫互助做好事。社會倡導的是不計名利，為國家、為人民做貢獻。倡導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反對種族歧視，支持世界人民的正義斗爭。反對個人奮斗，提倡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進而為實現人類的共同理想而工作生活。
今天，有些人會指責那個時代“洗腦”、“缺乏個人自由”等，但無論如何，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風氣和道德水平遠遠好于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時期，則是不爭的事實。毛主席號召大家要學好，要堅守公平、正義，要做高尚、純粹、有益于人民的人，要關心國家大事，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要有解放全人類的遠大理想。在那種社會氛圍下，思想道德的要求已經不限于不做壞事，而是提高到人人做好事的高度，“獨善其身”還不夠，還應“兼濟天下”，只有這樣，才不會良心不安。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每一個時代，統治階級的思想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其思想道德對社會成員的精神風貌具有引領作用。只要對比一下改革前后的兩個時期，就能清楚不過地說明這個道理。今天，公開倡導的主導思想是什么?是“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即可以不擇手段，無視道德與公正，只要實現目的就是成功，就該得到社會的認可和最高贊賞。那么，這樣的社會楷模要實現什么目的呢?結合改革以來另一個公開盛行的思想就很清楚了，那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也就是為自己，謀私利。這個口號，不要說這與毛澤東時代倡導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思想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即使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也極少公然倡導，因為他們或許還祈望保留一絲道德的偽善，還不想以這種全然無恥的小人面目公開示人。
三十多年來，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中國社會出現思想大倒退，道德大滑坡，正像網上一篇文章所說，“他們在每個社會個體的心理布下的不是一個晴朗的天空，而是一個灰暗的陰霾。無論是億萬富翁還是販夫走卒，無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他們的內心深處都缺乏陽光，都充滿陰冷。當人們看到病人殺醫生、小販殺城管、親人互相殘殺的時候，當人們吃著毒奶粉、毒鴨蛋、毒大米的時候，他們可能會問：人心為什么會這樣?而當他們終于一起呼吸著陰霾中的粉塵顆粒的時候，他們也許能夠醒悟：傾巢之下，沒有完卵。”
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思想道德要求大幅下降到：不要說做好事或“兼濟天下”，只要不做甚至少做壞事，只要還沒墮落到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地步，只要尚能“獨善其身”，就已經算得上道德高尚，也似乎可以良心得安了。
總之，改革以來，中國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轉向以復舊和西化為主導，與毛澤東時代努力并切實創建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相比，其變化之大，令人乍舌。
新中國的新面貌呈現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條戰線，以上談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人們可以不喜歡毛澤東時代，卻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社會。
新中國之所以新，關鍵在于制度，即毛主席領導下建立的社會主義新制度。篇幅所限，這里只想指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擁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例如共產黨領導下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等等，除此之外，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其具體運作中，還有明顯的獨特之處，包括不斷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著重說服教育和思想改造;實行給出路的政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堅持走群眾路線，干部做人民的小學生和勤務員，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等等。
社會現象與制度密切相關。在毛澤東時代，不可能出現也確實沒有改革期間層出不窮的一些丑惡社會現象，例如拐賣婦女兒童、賣淫嫖娼、卷款外逃、制假販假、坑蒙拐騙、吸毒販毒、暴力拆遷、聚眾賭博、跳樓討薪、留守婦女兒童、患者殺醫生、婦產科醫生轉手倒賣新生兒、傳銷團伙、非法集資、土豪劣紳等等，道理很簡單，因為，新中國計劃經濟下，個人不掌握生產資料，從而不存在依靠剝削別人勞動而發財致富的條件;因為生產目的不是利潤，偽劣產品即使能降低成本也不會為生產者帶來額外的收益;因為國家統一管理商業流通領域，基本不存在個人或團伙傳銷或銷售偽劣產品的空間;因為在按勞分配的制度下不可能出現巨富“土豪”，從而不可能出現權錢交易以致產生巨富官員，再加上國家嚴格管理對外貿易和人員流通，攜帶贓款潛逃國外享福的事情不可能發生：由于實行嚴格的戶口制度，個人與工作單位(農村的公社，城市的工廠等)之間存在密切關系，單位既提供生老病死的保障，也發揮相互幫助以及相互監督的功能，從而能夠化解矛盾，遏制不良現象的產生;總之，正如目前一句強調動物保護的口號所說，“沒有買賣，就沒有殺戮”。同理，沒有利潤追逐，就沒有叢林法則，也就沒有不擇手段的弱肉強食。
有人批評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強調集體為重，因而較少個人自由，包括選擇商品、居住地和職業的自由，導致社會流動性較低。這似乎不錯。但要看到，這種城鄉生產和生活的組織形式以及其他相應的制度建設離不開特定的國內外大環境。回頭來看，盡管付出了個人自由度較低等代價，毛澤東時代取得的建設成就和社會進步空前絕后，全國人民獲得了生存安全，有了生老病死的保障，同時創造了人民生活不斷提高、民主權利不斷完善的條件。今天，中國人的個人自由似乎增加了，可供選擇的商品、居住地和職業似乎也多了，但究竟有多少人擁有能夠自由選擇的條件?為生活所迫的所謂選擇那不叫自由，而叫奴役。對比今天，對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有理由認為，新中國的道路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最佳道路和最優模式。
有史以來，人們想象中的理想世界是烏托邦，是桃花源，是天下大同，似乎還沒有人把弱肉強食的人類叢里看作理想社會。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科學共產主義更是告訴我們，這樣的社會是可能的，但條件是生產力高度發達，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從而消滅階級，實現人人平等，最終建成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可以說，迄今為止，毛主席領導人民建立的新中國最接近這一狀態。誠然，新中國并非桃花源，也不是烏托邦，因為它遠非完美無缺(人們想象中的烏托邦、桃花源甚至天堂，難道完美無缺嗎?)。新中國存在種種不足，也一直面臨各種困難和挑戰，這也正是毛主席窮畢生精力，帶領中國人民在建國后依然艱苦奮斗、不斷繼續革命的原因。
毛主席曾這樣說過：“我們正在做我們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歷史已經而且必將繼續宣告，建設新中國正是這樣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而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則當之無愧地代表了迄今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
歷史不可能簡單重復，中國自然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重回毛澤東時代。但毛主席領導人民建設新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生產不為利潤支配，人類不為金錢擺布，行為不為私利左右、社會不為罪惡充斥的世界是可能的。從歷史發展長河來看，新中國的歷史還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在更高階段上的回歸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可期的。但這卻不是確定的。這個前景的實現取決于我們每個人的努力。毛主席給我們留下了無比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思想精神寶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作為新中國的后來人，作為毛主席珍貴遺產的直接繼承者，我們對實現這個目標負有不可推卸的特殊責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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