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論析

　　哈耶克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論析

　　劉希良1,周前程2*

　　(1.長沙學院 法學與公共管理系，湖南 長沙 410022;

　　2.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哈耶克堅定維護進化論理性主義激烈批判建構論理性主義，堅定維護市場經濟激烈批判計劃經濟，堅定維護自發秩序激烈批判人造秩序，三者有機統一，構成了他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不過可惜的是，雖然哈耶克深刻指出了計劃經濟的缺陷，揭示了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的某些一般規律，但由于其理論的片面性，其自信最終難免成為另一種“致命的自負”。

　　關 鍵 詞：哈耶克;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An Analysis of Hayek’s Theory Self-confidence, Path Self-confidence and System Self-confidence

　　LIU Xi-liang1, ZHOU Qian-cheng2

　　(1.The Department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2.Fujian Party School of CPC,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Hayek firmly maintained evolutionary rationalism and fiercely criticized 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 firmly maintained the market economy and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planned economy, and firmly maintained the spontaneous order and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man-made order, the three of which is an organic unity and constitutes his theory self-confidence, path self-confidence and system self-confidence. Unfortunately, however, although Hayek impressively pointed out the defect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and discovered some general rule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his self-confidence, because of its one-sidedness, will eventually become another kind of “fatal conceit”.

　　Key Words:Hayek; theory self-confidence; path self-confidence; system self-confidence

　　哈耶克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最有代表性的理論家，他對自由市場經濟有著堅定的自信，稱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之路”，社會主義是“致命的自負”。實際上，哈耶克的這種道路自信是以進化論理性主義為指南，以自發市場秩序為保障的，是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有機統一。

　　一 哈耶克的理論自信

　　哈耶克的理論自信集中表現為他對建構論理性主義的激烈批判和對進化論理性主義的堅定維護。

　　哈耶克所謂的建構主義是指科學主義在社會科學領域的運用。“哈耶克把那種將自然科學的方法誤用到社會科學的做法，稱之為‘科學主義’(scientism)，并將那種把科學主義視作控制社會的正當理由的做法，稱之為‘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1]哈耶克認為，西方社會自笛卡爾以降，形成了一種理性主義的傳統。這種理性主義產生于對科學技術進步所形成的盲目樂觀，認為由于人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性準確地認識自然、控制自然活動的發生，因此人在社會科學領域也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性準確地認識和控制每一社會事件，能把周圍的世界改造成一架龐大的機器，只要一按電鈕，其中每一部分便會按照它的設計運行。這種相信能夠運用科學理性來按照自己的意圖隨意改造社會的理性主義，就是他所反對的建構論理性主義或構成論理性主義。“構成論理性主義者(認為)在所有的人類制度和行為中都能夠發現人類的理智、意愿和企圖，因此他們相信人類能夠主宰人類社會，相信人類能夠根據理性標準來重新改造社會。”[2]

　　哈耶克認為建構論理性主義不僅錯誤，而且非常有害：它使人類思想回到了早期的幼稚方式，并從中產生了現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極權主義;它成了我們的傳統，影響了我們現時代的全部思想，沒有給正確的社會理論留下一席之地;“它肯定會毀掉所有的道德價值，它也傾向于根據所追求的目標為一切手段進行辯護”;[3]“不少現代社會理論，恐怕都會因這種謬論而失去價值”;[3]“使一切事物都臣服于理性的控制這種思想，似乎并不能使理性發揮最大的效用，倒不如說，因為誤解了理性的力量而濫用理性，到頭來只會毀掉許多自由思想的自由交流，而這種交流正是理性得以繁榮成長的基礎”;[3]“它侵蝕了歐洲某些最偉大的哲學家的思想，甚至包括伊曼努爾·康德”;[3]它可能斷送個人自由。

　　為了反對建構論理性主義，他提出了進化論理性主義。“理性是人類對社會的識知能力”。[3]但在哈耶克看來，“所謂理性，我并不認為它在此處的含義是指那種構成了思想之鏈以及推理論證的領悟能力，而是指一些明確的行動原則，正是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產生了所有的德性以及對于確當養育道德所必需的一切東西。[1]可見，哈耶克的所謂理性，主要是指個人從事社會活動時所憑借的主觀原則。他認為，個人所憑借的這些主觀原則的形成發展，如同生物的進化一樣，不是人類特意設計的產物，而是通過個人謹慎的、漸進性的、嘗試性的和不斷試錯的過程形成的，是一種通過個人進化與選擇過程的產物，經由示范和教育的手段，主要是經由語言教育，得以延續。因此，他把持這種觀點的理性主義稱之為進化論理性主義。

　　進化論理性主義的特點在于特別強調理性的有限性。這種有限性既是一種共時層面的有限性，也是一種歷時層面的有限性。在共時層面上，哈耶克認為，每個人的主觀知識都是分立的、相對于其他人來說不可知的，所以其他人的知識對于每個人來說，也必然是他無法知道的，是他理性不及的。在歷時層面上，哈耶克認為，理性的完善有一個個人無法預測的進化過程，因此任何個人在任何時候他的理性總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從而任何試圖用個人理性掌控一切的做法都不過是“致命的自負”，都是錯誤的、不可能的。

　　哈耶克的這種進化論理性主義實質上來源于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并與其一致，不過在波普爾那里，哈耶克所稱的進化論理性主義和建構論理性主義分別被稱為“批判的理性主義或真的理性主義(證偽性的)”和“非批判的理性主義或全面的理性主義(實證性的)”。[4]事實上，“哈耶克1957年接受了波普爾的證偽主義”，[5]而且哈耶克自己也說，“我們從卡爾·波普爾那兒知道(1934/1959)，我們的目標只能是盡量加快我們犯錯誤的過程”。[6]

　　二 哈耶克的道路自信

　　借助于兩種理性主義的區分，哈耶克以之作為武器，對計劃經濟展開了猛烈的批判，以堅定地維護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構成了哈耶克的道路自信。

　　哈耶克所謂的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包括一切主張國家對經濟活動實施干預的理論主張，如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認為這些理論主張都是等同的，“他把它們統統歸為‘集體主義’、‘計劃主義’、‘集權主義’，認為它們統統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尤其憎惡(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7]因此，哈耶克對計劃經濟的批判也就是對社會主義的批判，反之亦然。但他所謂的社會主義主要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所提倡的科學社會主義，后者只是他所批判的一種，是他最憎惡的但不是他最主要批判的。他批判的主要對象是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

　　哈耶克認為，計劃經濟是建構論理性主義的產物。他認為，“對社會現象進行自覺控制的理想，在經濟學領域里影響最大，當前‘經濟計劃’的流行，可以直接追溯到我們前面討論過的惟科學主義觀念的得勢。這個領域中的惟科學主義理想，是以應用科學家，尤其是工程師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表現出來的，因此我們不妨把討論這種影響與評價工程師的典型理想結合起來”。[8]就是說，現代應用工程技術的迅速發展，導致了科學主義的盛行，由此產生了在經濟領域實行計劃控制的信念：“在自然科學中能夠做到的理性的精確，在制訂社會計劃時也可以做到”。[9]因此他認為，反對計劃經濟與反對建構論理性主義是一致的。

　　哈耶克認為，實行計劃經濟或社會主義是錯誤的極其危險的。這主要表現在：

　　(1)實行社會主義的計算不可能。除了秉承其老師米塞斯的思想外，哈耶克從其知識論出發，對社會主義計算的可行性進行了論證。他認為，知識是分立的，計劃當局無力使之集中，并且情勢是變化的，人們對何種消費更重要的評判依情勢而定，計劃當局也無力安排，所以計劃當局如果想剝奪個人自由選擇商品的裁量權，事事親躬，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2)實行計劃經濟必然剝奪個人自由，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他認為，“在沒有私有財產權的條件下，競爭必定會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因此這個方面的問題也只得留待中央權力機構經由專斷決策的方式去解決”。[10]結果，無論是生產資料還是所有的產品都歸集體所有，由中央權力機構統一指導所有物質性生產資源的使用，因而中央權力機構可以命令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這就必然導致個人自由的喪失和極權主義政府的出現。他認為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正好證實了這一點，“法西斯主義不過是集中控制全部經濟活動所導致的同一種極權主義的不同變種”，[3]所以如果隱含于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央計劃經濟和社會之過程中的極權主義趨勢得不到制約，那么俄國和德國的命運也同樣會成為英國的命運。

　　(3)實行凱恩斯主義既解決不了失業，又解決不了通脹。凱恩斯主義是為了應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而產生的，它主張通過通貨膨脹擴大就業，“即通過增加貨幣支出的總量，我們可以持久地保持繁榮和充分就業”。[3]因此，凱恩斯主義的實質在于主張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在哈耶克看來，“它將破壞貨幣通過價格體系在市場經濟中本該發揮的那種傳遞信息的作用，使市場經濟自身所具有的自動調節功能失效，使資源無法實現最優配置，經濟處于失衡狀態，經濟波動頻繁”。[7]其結果是，“首先，為了達到其目標，這種通貨膨脹會不斷加劇，而這種加速度的通貨膨脹，遲早會達到讓整個市場經濟秩序失效的程度”;[3]“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從長遠看，這種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更多的失業，其結果甚至比它要阻止的情況更為嚴重，即陷入通貨膨脹和失業的惡性循環”。[3]也就是說，凱恩斯主義以犧牲通脹來解決失業，結果只會導致更嚴重的通脹和失業。哈耶克認為凱恩斯主義之所以陷入悖論和失靈，不是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緣故，只是因為“它的論證與年代久遠的小店主意識頗相吻合，即他的生意興隆，全賴消費者對他的貨物有所需求” 這樣一種心理原因。

　　為了反對社會主義計劃，哈耶克提出了自由主義計劃。

　　哈耶克認為，他與社會主義的分歧“不是價值上的分歧，而是有關具體措施將會造成的結果的分歧”，[3]因此社會主義的錯誤不在于它要實現的價值目標，而在于它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是錯誤的，要糾正社會主義的錯誤，就必須正確地辨明它的手段。

　　哈耶克認為，計劃這個概念歧義叢生，自由主義計劃比社會主義計劃其含義更科學。所謂自由主義計劃，就是承認計劃只是個人自己的事情，是個人自己的計劃即服務于個人自己目的的計劃。自由主義計劃的特點是，為了個人的目標“僅僅設計一個最合理的永久性框架，在這一框架之內，不同的個人會按照他們各自的計劃從事各種各樣的活動”，[3]據有強制權的人應當“把自己局限于一般性地創造條件，使個人的知識和創造性有最好的空間，從而使他們能夠最成功地進行計劃”。[3]他認為，只有自由主義計劃才與他的知識論一致，才是科學的。

　　為了實行自由主義計劃，哈耶克認為最重要的是發展市場經濟。他認為，正如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樣，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等于個人自由。市場經濟是他最鐘愛的，是他畢生都為之辯護和堅定維護的。他之所以維護市場經濟，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與進化論理性主義一致，是利用分立的個人知識以有效利用資源的唯一手段。他說，“可見，保證我們的資源能夠得到有效利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使一時一地的具體知識得到最有效利用的問題;理性的社會秩序的設計者所面對的任務，是要找出如何使這些分散的知識得到最好的利用。……一個從事計劃的結構，根本不可能直接掌握它們的全部相關細節。……因此，要想使它得到利用，就不能自覺地把它納入一個統一的整體，而是只能利用某種機制，它把具體的決策留給擁有這種知識的人去做，并為此向他們提供有關一般環境的信息，使他們能夠最好地利用只有他們自己了解的那些具體條件。這正是各種不同的‘市場’所發揮的作用”。[8]

　　此外，市場經濟是維護社會文明的關鍵。“在哈耶克看來，文明社會之所以優于原始社會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文明社會能夠維持更多人口的生活;社會進步的衡量尺度在于工業社會能夠增加多少人口數量而經濟核算就是生命個數的計算”。[2]據此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比社會主義更加文明的社會，因為資本主義使人口大量增加，資產階級“創造”和養活了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盡管不擁有生產資料，但是仍然能夠生存生活，維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并且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無產階級的境遇也在持續改善。當然他也看到，市場經濟必然產生兩極分化，使一部分最貧窮人的生活水平無法得到實質性的提高，但是他認為，只要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地提高了，這也未嘗不可。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人們加之于資本主義制度身上的很多罪名，其實應該歸咎于資本主義前的制度之殘余或復活：壟斷要么是不夠明智的國家活動的直接后果，要么就是由于沒有弄清競爭秩序要平穩運行，需要某種合適的法律框架”。[11]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即使是罪惡的，也不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是資本主義之前的制度所留下的殘余造成的。哈耶克為了維護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真是煞費苦心，用盡心機!

　　三 哈耶克的制度自信

　　為了進一步批判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哈耶克提出和區分了人造秩序和自發秩序，并激烈批判人造秩序，堅定維護自發秩序，確立了他對自發秩序的制度自信。

　　在哈耶克看來，所謂秩序(order)，就是由人的知識所組織形成的一種制度安排(系統)，“即它是‘一種事務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各種各樣的要素(指個人的知識——引者注)之間的關系極為緊密，以至于我們可以根據對整體中某個特殊部分要素的認識，去形成對其余部分的正確預期，或者至少是有機會被證明為正確的預期’”。[1]因此，對知識的理解不同，必然導致對秩序的理解不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秩序。為了保持社會主義秩序與計劃經濟、資本主義秩序與市場經濟的含義在邏輯上一致，他首先區分了Economy(經濟)和交換系統(cartallaxy)。

　　在他看來，“Economy(經濟)一詞既指致力于一系列統一的目標而對資源進行的精心安排的組織，如家政和企業，以及包括政府在內的任何組織，又指由許多相互聯系的這類Economy 所組成的結構，即我們所說的社會經濟、國民經濟或‘世界經濟’，它們常常也被簡稱為‘經濟’”。[3]因此，經濟與建構論理性主義一致,它與計劃組合形成計劃經濟合乎邏輯，但若與市場組合就不合邏輯了，因為市場經濟應當與進化論理性主義一致。因此，哈耶克別出心裁，從詞源上另找一詞“交換系統”(cartallaxy)來指市場本身。“這種舊詞新用的做法，主要的目的是強調，Cartallaxy 既不應當、也不能被用來服務于一系列具體的目標，因此對它的表現也不能根據具體結果的總和加以評價。”[3]這樣，“市場經濟”就成了“市場交往系統”，達到了邏輯的一致。

　　在他看來，計劃經濟與市場交往系統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秩序，與之對應，他提出了人造秩序與自發秩序。

　　哈耶克的人造秩序就是“人為秩序”、“Taxis”、“Teleocracy”(目標的統治)，指由人之計劃或設想建構的計劃秩序，主要是計劃經濟秩序。

　　哈耶克的自發秩序，也就是“自生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自我成長的秩序”(self-generating order)、“自我組織的秩序”(self-organizing order)、“行動結構” 、“Cosmos”、“ Nomocracy”(規則的統治)，指獨立于人之計劃外、在人之行動作用下偶然生成的一種秩序，主要是市場秩序。“自發秩序包括兩個必要的機制，一是個人對具體情況的調適，另一個是人們對某些規則的普遍遵守……規則與個人調適構成了哈耶克自生自發秩序的全部內容”。[7]哈耶克晚年在《致命的自負》中稱之為擴展秩序，“意指這種自發秩序必須從家庭分工，擴展到國內的社會分工，再擴展到國際分工，直到全人類都被納入這個合作的秩序內，這個過程是自發的”。[7]

　　在他看來，人造秩序與建構論理性主義一致，自發秩序與進化論理性主義一致，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

　　(1)目的性與非目的性。人造秩序是人為設計的產物，其最根本特點是目的性，是指向特定目的，為特定人的特定目的服務的。自發秩序是在普遍規則約束下知識分立而有限的個人在探索和試錯的過程中不經意間自發形成的，不指向特定目，也不為特定目的服務。因此，哈耶克把人造秩序稱為“受目標統治的社會”即極權主義社會，而把自發秩序稱為“法治社會”。

　　(2)封閉性與開放性。人造秩序是一種只有利于特定群體的封閉秩序而自發秩序是對所有人都平等開放的秩序，人造秩序是一種僵化而沒有活力的秩序而自發秩序是一種充滿活力不斷進化的秩序。

　　(3)強制性與非強制性。人造秩序建立在命令與服從關系的基礎上，上級對下級具有絕對權威，有權對下級實施強制性指揮。自發秩序以個人的意圖和意愿為基礎，只受普遍規則的約束，是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的偶然產物，沒有強制性。

　　(4)簡單性與復雜性。由于人造秩序具有目的性、封閉性和強制性，所以它就簡單明了，可以精確預測。相反，自發秩序沒有設計者，沒有整體的目的，有的只是個人的目的，充滿變數和不確定性，因此是一種復雜的秩序。

　　(5)非道德性與道德性。人造秩序沒有自由平等，個人不能追求和實現自我價值，社會不能因其而實現文明進化，因而是不道德的秩序。反之，自發秩序以體現個人自由平等的普遍規則作指引，個人能夠自由追逐自我利益，社會文明也因之而不斷進化，所以是一種合道德的秩序。

　　四 總結

　　總的來看，哈耶克的自信確實存在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一是他堅持進化論理性主義批判建構論理性主義，實質上是以主張人的認識變化發展的辯證觀點反對孤立靜止地看待人的認識的形而上學觀點;二是實踐證明哈耶克對計劃經濟和人造秩序缺陷和問題的批判比較有效，他所指出的計劃經濟的問題，如無法進行有效計算和抹殺個人的平等自由等，確實客觀存在;三是他揭示了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的某些一般規律，如知識、信息、貨幣、價格、競爭、產權、公平規則等對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充分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哈耶克脫離實踐，主觀地從個人立場看問題，割裂個人認識發展與人類認識發展的關系，個人理性有限性與人類理性無限性的關系，個人行為與社會行為的關系，作為形式的資源配置手段與作為內容的社會制度的關系等等，從片面發展計劃經濟的極端走向片面維護自由市場經濟的極端，以致不敢正視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的問題，相反卻極力為其辯護，這就使其理論最終成為一種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而其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難免成為另一種“致命的自負”。

　　[參考文獻]

　　[1]鄧正來.規則·秩序·無知:關于哈耶克自由主義的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P590,P321注[120],P78.

　　[2][英]安德魯·甘希爾.自由的鐵籠:哈耶克傳(Hayek:The Iron Cage of Liberty)[M].王曉冬,朱之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P43,P39.

　　[3][英]哈耶克.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論文演講集[M].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P599,P600,P604,P605,P51,P314,P163,P146,P146,P254,P188,P189,P380,P381.

　　[4][英]卡爾·波普爾(Popper,K.P.).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預言的高潮:黑格爾、馬克思及余波[M].鄭一明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P348.

　　[5]楊建飛,劉宏雄.經濟哲學若干理論問題芻議[J].江海學刊,1999,(6).

　　[6][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M].馮克利等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P75.

　　[7]靳玉英.自由主義的旗手:弗·馮·哈耶克[M].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P15,P95,P200, P230-1.

　　[8][英]哈耶克.知識分子為什么反對市場[M].秋風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P24,P28.

　　[9][英]艾伯斯坦.哈耶克傳[M].秋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P128.

　　[10][英]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M].鄧正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P256.

　　[11][英]哈耶克.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C].秋風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P16.

　　作者簡介：劉希良(1976—)，男，湖南益陽人，長沙學院法學與公共管理系講師，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經濟哲學;周前程(1971—)，男，湖南隆回人，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哲學部副教授，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政治哲學。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0年度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時代化大眾化與社會和諧》(項目編號：2010YBB023)和2013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課題《大學生理論自信和理想信念的互促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3C24)的階段性成果。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