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毛澤東的學風和學習方法
李 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論文提要：毛澤東開辟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這方面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其中，在讀書和學習方面，毛澤東有這樣五個特點：刻苦、在人民群眾和社會實踐中學習、反對本本主義、敢于和善于從錯誤和挫折中學習、組織全黨共同學習。這些特點體現了毛澤東的學風和學習方法。
毛澤東成就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方面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毛澤東在讀書和學習方面有這樣五個特點：刻苦、在人民群眾和社會實踐中學習、反對本本主義、敢于和善于從錯誤和挫折中學習、組織全黨共同學習。這些特點體現出了毛澤東的學習態度和學風。
毛澤東讀書學習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刻苦
在中國共產黨人才濟濟的隊伍里，同樣是讀書學習，為什么毛澤東學問大，成果大呢?因為毛澤東的學習方法與眾不同。方法不是個孤立的東西，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因而也體現了一個人的學風。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一軍事名著里，毛澤東提出了“重要的問題是善于學習”這樣一個命題。[①]所謂善于學習，決不意味著有捷徑可走，想不費力氣就學到真東西，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這樣的事情。再科學的方法，也得投入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才能學到所要的東西。所以刻苦是善于學習的題中應有之義。沒有這一步，就沒有后面的一切。毛澤東在讀書和學風上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刻苦。所謂刻苦，首先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舍得為讀書學習投入大量的時間，自覺地犧牲或放棄其他一些有益的活動。無論是鉆研馬克思主義，還是博覽群書，為什么毛澤東懂得多，水平高呢?就是用在讀書和思考上的時間比別人多。時間對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的，一天就24小時，在這件事上用得多了，在其他事情上自然就少了。參觀過毛澤東故居的人們，都不難得出這樣的看法，毛澤東是實實在在地在那里讀書和思考問題。他的書房，他的書籍，不是徒有其表的擺設，而是他生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毛澤東讀書有那么一股子勁頭，正像他自己說的，“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鉆’，用這兩個法子來對付它，學習是一定可以獲勝的。”[②] 正是這種拼搏精神，這種時間和精力上的巨大付出，毛澤東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學等多個領域做出開拓性的、輝煌的建樹。毛澤東的理論創新，是有他大量的讀書筆記和親筆著述的豐富的手稿為根據的，寫下這么多的文字，一定要占用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
向人民群眾學習
毛澤東特別重視經驗。毛澤東讀書，不是從概念到概念，而是尋找和發現生活經驗、工作經驗和政治斗爭的經驗。
要認識到什么是有用的經驗，就得調查社會、調查群眾，到群眾中向群眾學習，在實踐里向人民學習，只有在實踐和人民群眾中行得通的經驗才是真正的經驗，所以毛澤東重視經驗就是重視社會實踐、重視人民群眾。毛澤東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不但要從書本上學，主要地還要通過階級斗爭、工作實踐和接近工農群眾，才能真正學到。”[③]這是他學風和學習方法又一個特點。
毛澤東讀書和學習的目的非常明確。所以他強調，讀書和學習馬克思主義“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④] 毛澤東就是帶著問題讀書和學習馬列主義的，密切結合實際，在生活里學習，在斗爭中學習，向人民群眾學習，邊學習邊思考問題，邊解決問題。關于學習，毛澤東有許多膾炙人口的名言：
——“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⑤]
——“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⑥]
毛澤東讀書和學習馬列主義注重多思、多問，提出了中國“革命的對象究竟是誰?這個革命的任務究竟是什么呢?這個革命的動力是什么?這個革命的性質是什么?這個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⑦] 等一系列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為什么同是閱讀馬列主義著作，毛澤東能夠把握住其中的原理，運用于實踐，發展隊伍，開拓地盤，創造出一片新天地，而有的同志就看不出也不會實際運用馬列主義的原理呢?這是因為毛澤東學習馬列主義的態度和方法與那些同志不一樣。
毛澤東這樣總結了自己學習馬列主義的經驗：“馬列主義的方法有三條，一是理論同實際相聯系，二是反對自發論，三是批評與自我批評。”[⑧]
理論聯系實際是一句傳播非常廣泛的術語，也不難理解，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簡單了，往往是一個艱苦的、長期的過程。毛澤東是怎樣解決理論聯系實際呢?毛澤東是從社會調查入手。但是他的做法與眾不同，首先是時間長。就拿調查農村來說，毛澤東搞調查不是一時一事，而是調查了一生。從1927年上井岡山到1945年去重慶談判，僅這段時間，靠兩條腿，從南走到北，在十幾個省的農村工作加生活，整整18年!在毛澤東看來，農民占中國人口之多，農村占中國地域之廣，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之重大，要真正徹底地了解農民，了解農村，使農民相信和依靠中國共產黨，絕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載所能做到的。
如果以為理論聯系實際就是認真讀書，冥思苦想;或者下到基層，短則七八天，長則個把月，搞出個調研報告，就算理論聯系實際了，是萬萬不夠的，有的甚至是自欺欺人。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⑨]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年代，毛澤東告誡全黨：“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新的革命。過去我們只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經驗，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但是怎樣去取得這種經驗呢?是用坐著不動的方法去取得呢，還是用走進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中去、在斗爭中學習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實行五年計劃，不著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工作，我們怎么能夠取得工業化的經驗呢?五年計劃中就有農業合作化的部分，我們不去領導農民在每鄉每村都辦起一個至幾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來，試問‘干部的經驗水平’從何處得來，又從何處提高呢?”[⑩]
在中國共產黨內，是毛澤東首先倡導并畢生實踐著這樣一種深入群眾并向群眾學習的觀點和學風：“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11]
反對本本主義
中國共產黨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前進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階段，經歷了從反對教條主義發展到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歷史實踐，透視毛澤東用馬列主義回答和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個一個具體問題，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是怎樣讀書和學習馬列主義的。毛澤東是在反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中讀書和學習馬列思主義的。可以說，始終堅持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的學風和學習方法的第三個特點。
在中國共產黨里，毛澤東總結出一種富有成效的學習方法：“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12]有了這樣的態度和方法，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不是別的人，而是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馬列主義的原則：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13] 所謂在人民群眾和社會實踐中學習，就是把學習與調查研究相結合，而調查研究的主要對象就是各個階級和階層的歷史和現狀。同樣是做社會調查，毛澤東與他批評過的“欽差大臣”不同在哪里呢?在鮮明的立場，在堅定而明確的出發點，即毛澤東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腳踏實地走出了一條群眾路線，——而群眾路線也是一種學風。
毛澤東一生都在刻苦讀書和學習馬列主義，即使在1928年到1935年開辟根據地的艱難動蕩的斗爭中，都在千方百計搜尋馬列著作，其中特別認真學習和研究了列寧總結十月革命經驗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由于毛澤東親身參加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各個階段，親自指導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各個方面，從而在運用十月革命的經驗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這個重大問題上，提出了新的理論思想。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那么不把農民發動起來，不依靠農民還能依靠誰解決呢?既然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那么解決農民問題不到農村去還去哪里呢?既然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民，只有到農村去才能解決農民問題，那么中國革命的道路就是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進而一步一步解決全部中國的革命與建設的問題。可是在有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思想的同志那里，對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邏輯覺得不可思議，認為“列寧沒有講過”![14] 在他們的思想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15] 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是從城市到農村。但是在毛澤東的視野里，十月革命的道理在于，“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于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斗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那么在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6] 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把十月革命的經驗，做了一番中國化的加工，提煉，用群眾化的語言表述為更易于人民群眾理解和掌握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革命原理。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右傾機會主義給革命帶來的失敗，經歷了紅軍與農村根據地蓬勃發展和“左”傾機會主義指導而使紅軍與根據地遭受的巨大挫折，經歷了抗日戰爭初期右傾機會主義干擾的局部損失，積累了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經驗，毛澤東提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思想和辦法：“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7]毛澤東的這段文字，鮮明地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上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繼承創新的態度。這是毛澤東有意識地、自覺地做成的一件大事情。正是毛澤東的以身作則，培養了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繼承創新的馬列主義學風。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什么樣學風就會有什么樣學習成果。毛澤東在讀書和學習馬列主義的過程中，做了悉心的揣摩，用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民族語言，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進行加工、提煉，產生了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民族形式和新內容的馬列主義的新原理，從而把馬克思主義滲透到中國的民族文化里，不但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改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使馬列主義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新文化。
從錯誤和挫折中學習
毛澤東的學風和學習方法的第四個特點是，敢于和善于從錯誤和挫折中學習，敢于和善于向對手、向敵人學習，特別看重反面教員的作用，體現了毛澤東對待社會生活的辯證思維的科學態度。下面幾段話，非常深刻地表明了毛澤東的這個學習特點和思想方法：
——“艱難困苦給共產黨以鍛煉本領的機會，天災是一件壞事，但是它里頭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經濟困難就學會做經濟工作。我們要感謝何應欽，他不給八路軍、新四軍發餉，他這樣一困，我們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餓死，還是自己動手搞生產的問題。”[18]
——1956年，毛澤東告訴拉美國家一些黨的代表，“失敗的教訓同樣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彎路。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曾給我國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是他的錯誤對我們有幫助，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從這一點上講，我本人就是他的學生。我們的教員不只是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斯大林。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教員，蔣介石是我們的教員，犯錯誤的同志也是我們的教員。沒有他們，我們就學不會辦事。”[19]
——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澤東指出“壞事也算一種經驗，也有很大的作用。我們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這些人，他們是我們的教員。此外，我們還有別的教員。在國內來說，最好的教員是蔣介石。我們說不服的人，蔣介石一教，就說得服了。蔣介石用什么辦法來教呢?他是用機關槍、大炮、飛機來教。還有帝國主義這個教員，它教育了我們六億人民。一百多年來，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壓迫我們，教育了我們。所以，壞事有個教育作用，有個借鑒作用。”[20]
——1957年1月，他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講話，“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斗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21]
重視挫折與困境，重視反面教員的在理論學習、政治思想教育和制定路線政策上的重大警示作用，是毛澤東能夠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馬列主義，從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必經的環節和步驟，不經過這一步，沒有這樣一些反面教員幫助我們黨檢驗思想與政策的正確與否;不能認真研究敵人、對手是如何反對和打擊革命同志和革命隊伍的，就難以辨明和堅定革命前進的方向。非如此，不僅對馬列主義理解得不深，認識得不透，這樣的馬列主義也很難被廣大人民群眾認識和接受。“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22] 真是千真萬確，毛澤東道破了認識和掌握真理的規律。毛澤東很多經驗的取得，是來自對手的啟發和幫助，很多經驗實際是從反面教訓轉化成正面經驗的。
組織全黨一起學習
發動和組織全黨一起讀書和學習，是毛澤東學風和學習方法的第五個特點。
毛澤東不是黨的哪一個部門的負責人，而是全黨的領導人，是整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委書記。他從來沒有把讀書和學習馬列主義當作個人的事情。他深知，“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僅僅一個人或少數人努力讀書和學習馬列主義，縱有天大的學問和天高的水平，也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達到勝利，只有全黨的理論水平提高了，革命才能勝利。作為全黨的黨委書記，毛澤東鄭重地提出并號召全黨，“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并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23]
怎樣培養全黨讀書和學習的風氣呢?所謂風氣是一種有群眾基礎的范圍較大的精神狀態，是從一部分人的熱情中培養并發展起來的。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全黨創辦了中國軍政抗日大學等二十多所學校。但是除了這些有形的學校之外，毛澤東還創辦了一所無形的學校，這就毛澤東說的“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學校的領導者，就是中央。各地方黨部，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都是這個大學的分校”，“全黨同志以及非黨的戰士們，都須進這個學校”，把全黨辦成終身讀書和學習的“無期大學”。[24]
為了“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延安發動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運用了體育活動中的競賽形式，實行比學趕幫，看誰學得多，學得好，從而把原來是書齋里個人的讀書學習，搞成了一個群眾性的讀書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活動，人人都動起來，人人都參加進來，人人都來讀書學習，互相交流，成為深入持久的群眾運動。毛澤東說得好：“中國的事情，要靠共產黨辦，靠人民辦。”[25]既然全黨的事情全黨辦，就要讓全黨行動起來，放手讓大家都參加到他們自己的事情中來，相信全黨，相信人民群眾是一定能夠找到他們自己喜聞樂見的方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同樣也能把馬克思主義學習活動搞好。
毛澤東深知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個普遍法則：“物之不齊，物之情也”。[26]任何事物既不會齊頭并進，也不能搞平均主義。“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是一種有益的學習形式和辦法。通過競賽、比賽這種方式，既能調動人們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形成群眾性的熱潮，又能在公開、公平的競爭中發現和培養優秀人才，“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因而培養不同理論水平的梯隊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毛澤東特別重視，“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27]
任何一種競賽活動，既要搞得好，又能持久下去，光口頭號召是不行的，必須要有專門的組織。六屆六中全會之后，“中央設了干部教育部，負責領導全黨的學習”。毛澤東是這樣做的：“同志們不僅看看書就算了，而且要有組織地學習。全國各級黨部，邊區各級政府，各個民眾團體，各類學校，都須設立這樣的機關，建立這樣的制度，來領導并進行學習。在軍隊里也是一樣，要設立教育部，建立起學習制度。這樣的學習制度，中央要在全國推廣，只要共產黨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動起來，造成一個學習的熱潮。”[28] 1940年3月，中央發出《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第13條規定：“決定5月5日馬克思生日為學習節，總結每年的經驗并舉行獎勵(以集體獎勵為原則)。今年‘五五’為第一屆節日。”制定學習的節日，這在人類思想史上是個創舉。在全黨發動馬克思主義的讀書運動和學習運動，“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成為終身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無期大學”，這是毛澤東的一個偉大創舉，是毛澤東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的偉大貢獻。
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1958年毛澤東親自撰寫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要求黨的各級干部有條件的要讀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歷史和法學、文學、文法、邏輯等方面的書籍;并“建議在自愿的原則下，中央和省市的負責同志，學一種外國文，爭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時間內達到中等程度”。[29]1958年11月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會的同志們寫信：“不為別的，單為一件事：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我以為這是主要的);哪些說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或者模糊影響，作者對于所要說的問題，在某些點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讀時，三五個人為一組，逐章逐節加以討論，有兩至三個月，也就可能讀通了。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鄉級同志如有興趣，也可以讀。”[30]毛澤東號召全黨學，而且自己帶頭學。《毛澤東文集》第8卷節選了他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部分內容，從中不難看出，他一方面組織身邊的工作人員認真讀書，一方面自己又學習得那么投入!
在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時期，毛澤東為全黨干部開列出需要閱讀的馬列主義書目。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延安整風開始，直至70年代，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歷史時期，毛澤東把組織和培養“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31]發動全黨“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32]當作自己后半生努力做的一件大事，以自身的讀書和學風影響和教育著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
[①]《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頁。
[②]《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頁。
[③]《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頁。
[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頁。
[⑦]《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頁。
[⑧]《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
[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頁。
[⑩]《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頁。
[1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頁。
[12]《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頁。
[13]《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頁。
[14]《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頁。
[15]《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頁。
[1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547、542頁。
[1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18]《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392頁。
[1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頁。
[2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頁。
[21]《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頁。
[22]《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頁。
[2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
[24]《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頁。
[25]《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頁。
[2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頁。
[2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
[28]《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頁。
[2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頁
[3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頁。
[31]《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頁。
[3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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