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習近平：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
網站刊發李長征文章，與網友共同思考歷史唯物主義。文章精彩片段：
----請回顧近年來發生的以下重大事件：2003年“民間修憲”發難，2005年上演“新西山會議”鬧劇，2007年有人公然提出以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08年“零八憲章”出爐，2008年和2009年藏獨、疆獨分裂勢力制造“3·14”和“7·5”暴力破壞事件，2010年劉曉波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這七大嚴重標志性政治事件有力地證明，我國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在他們的靠山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操控下，妄圖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其手段包括使共產黨完全變質、成為他們代理人的圖謀。
----多年來，資產階級自由化、西化、分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之所以一直存在，有其經濟基礎變動的根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及其自主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的動搖，隨之而來的作為生產關系總和的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急劇的深刻變化，必然導致并集中地表現為我國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領域中更加復雜劇烈的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從而使我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都處于現實危險之中，淪為西方的附庸甚至被巴爾干化成為國之隱患。
----改革開放中，許多人完全無視體制轉型錯綜復雜的具體歷史條件，把“私有制高效論”的直覺、狹隘經驗，把片面的“唯GDP論”及這種政績觀的實用主義目標的實現，誤以為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因而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面對公有制主體地位嚴重動搖造成的生產關系、階級關系、上層建筑領域的尖銳社會矛盾，也不思考根本的解決辦法。這決不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科學發展。
----這一手軟反映為“三重三輕”：重改革開放，輕四項基本原則;重生產力，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重市場經濟，輕制約它的社會主義性質。只強調生產力的GDP增長，忽視經濟領域的意識形態斗爭，就難以自覺地保護、鞏固和發展那些在現階段和根本上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進而從經濟基礎作用到上層建筑，放松了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并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從根本上動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必定造成對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嚴重危害。
----這種階級斗爭的實質，是我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體制內外的新老資產階級右翼及其靠山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斗爭的焦點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主發展，還是走淪為西方附庸的資本主義道路。這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在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已經有比較典型的充分表現;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金融危機打擊下美國霸權的進一步衰落，體制內外、國內外的敵對勢力正把這場斗爭推進到大決戰的關鍵階段，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處于嚴重的現實危險之中。我們黨和國家在當前和今后的突出任務是在這場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中決戰決勝。
原文
摘 要：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鄧小平再三批評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手比較手軟”的問題之所以長期存在，根源在于思想理論出現了一些混亂，需要正本清源。即劃清歷史唯物主義與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在實踐觀和真理觀上的界限;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繼續探索并自覺把握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規律。
關鍵詞：四項基本原則 資產階級自由化 真理標準 主要矛盾 基本規律
作者李長征，中共中央宣傳部全國社科規劃辦公室前主任兼主持理論局工作;人民出版社編審(北京 100706)。
中國共產黨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的基本路線是對社會主義和中國國情再認識的結晶，它的科學概括就是：黨“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高速增長，已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發展的許多領域也有顯著進步，正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切偉大成就的取得都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的結果，也是以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30年的巨大成就為前進出發點和基礎的。但是也應該看到，資產階級自由化、西化、分化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始終沒有消失，鄧小平多次指出的四個堅持這“一手比較軟”的傾向，一直嚴重干擾著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順利進展，需要在思想上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講話中指出，糾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在對錯誤傾向、壞人壞事作思想斗爭和組織處理的問題上，這些年來黨內確實滋長了過分容忍、優柔寡斷、畏難手軟、息事寧人的情緒，這就放松了黨的紀律，甚至保護了一些壞人。”“由此應當得出教訓，必須堅決克服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2]
針對1986年末一些學生鬧事，1987年1月鄧小平《在排除干擾，繼續前進》的談話中揭穿了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煽動者的真面目：“他們一方面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張全盤西化，要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全盤搬到中國來。這些煽動者都是成名的人，我們要對付這些人。這些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問題在于我們思想戰線上出現了一些混亂”，“這是一個重大失誤”。[3]
1989年6月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的講話》中，鄧小平強調：“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4]這次事件后這種狀況雖然一度有所改變，但是90年代初以來，“一手比較軟”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1990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一位外賓時又談到“主要問題出在黨內，甚至是黨內某些高層人物。”[5]1993年9月他再次強調，對于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6]
鄧小平一直強調不能“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要求堅決“過分容忍、優柔寡斷、畏難手軟、息事寧人”的“軟弱渙散狀態”。那么，“一手比較軟”狀況的危害有哪些新特點，其影響的累進在今天達到了怎樣的程度，難道不需要堅持鄧小平理論的同志們通過認真思考予以科學的總結嗎?
請回顧近年來發生的以下重大事件：2003年“民間修憲”發難，2005年上演“新西山會議”鬧劇，2007年有人公然提出以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08年“零八憲章”出爐，2008年和2009年藏獨、疆獨分裂勢力制造“3·14”和“7·5”暴力破壞事件，2010年劉曉波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這七大嚴重標志性政治事件有力地證明，我國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在他們的靠山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操控下，妄圖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其手段包括使共產黨完全變質、成為他們代理人的圖謀。多年來，資產階級自由化、西化、分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之所以一直存在，有其經濟基礎變動的根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及其自主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的動搖，隨之而來的作為生產關系總和的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急劇的深刻變化，必然導致并集中地表現為我國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領域中更加復雜劇烈的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從而使我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都處于現實危險之中，淪為西方的附庸甚至被巴爾干化成為國之隱患。造成這一危險的根本原因，正是鄧小平所說的在四個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這“一手比較軟”。[7]從根本上扭轉這種狀況，筆者認為，需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現階段以下三大基本理論及實踐問題。
(一)在黨的思想路線上，劃清歷史唯物主義與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在實踐觀和真理觀上的界限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觀和真理觀。列寧進一步加以發展，不但“把人類實踐的總和當作認識論的基礎”，而且提出了關于實踐標準的“確定性”即“絕對性”和“不確定性”即“相對性”的原理。[8]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這樣長期復雜的社會變革過程，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我們的認識過程只能是“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往復循環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9]
檢驗什么是真理或謬論的唯一標準，只能是某一理論所反映的一定歷史階段社會實踐的總和，沒有其他標準。這是實踐標準的確定性即絕對性，懂得這一點非常重要。同樣，懂得在社會實踐總過程中的某個歷史時刻，實踐標準具有“不確定性”即“相對性”，也非常重要。否則，人們就會把個別、局部、片斷的直觀感覺、狹隘經驗，以及暫時達到主觀目的的實用主義，誤為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甚至是“絕對真理”。例如，把一村、一年的經驗在全國“一刀切”式地推廣，以致將其神化、永恒化，就是這種錯誤的實踐觀和真理觀的典型表現。總之，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實踐觀和真理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實踐觀和真理觀是完全對立的，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上必須劃清兩種實踐觀和真理觀的界限。
9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社會實踐證明，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才能更好地堅持黨的總路線和現階段的基本路線。改革開放中，許多人完全無視體制轉型錯綜復雜的具體歷史條件，把“私有制高效論”的直覺、狹隘經驗，把片面的“唯GDP論”及這種政績觀的實用主義目標的實現，誤以為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因而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面對公有制主體地位嚴重動搖造成的生產關系、階級關系、上層建筑領域的尖銳社會矛盾，也不思考根本的解決辦法。這決不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科學發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科學發展，要求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引下，使人們的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從自在走向自為，指導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方針政策的制定，以自覺地適應和利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在“解放思想”、“理論創新”的名義下偏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基本方法和鄧小平理論的科學論斷，成為資本主義新老腐朽意識形態和其他錯誤思潮的俘虜，使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違背客觀規律和現階段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客觀要求。
(二)從客觀事實出發，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
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面臨以下不同范疇、不同層次、不同性質而又相互聯系的三大矛盾，不能簡單化甚至混淆。
一是全人類不斷增長的生存發展需要，同外在自然界之間普遍永恒的根本矛盾。其表現是這種需要和相對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所有的社會形態及其各個發展階段概莫能外，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如此。馬克思說得好，這是因為，人類“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10]不僅如此，“為了保證必要的、同需要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長相適應”，還必須進行“累進的擴大再生產”，[11]而這是永無止境的。可見，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之間的矛盾是普遍的、永恒的根本矛盾。為解決這個根本矛盾，除了進行反對外敵入侵的大規模衛國戰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二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普遍存在的社會基本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與它們在階級社會中的性質和狀況是根本不相同的。例如，這兩對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能“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12]社會主義社會的這兩對基本矛盾中的對立面之間，都存在著“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13]在社會基本制度上，適應是主導方面，改革、調整不適應的方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不斷完善。
現階段為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我國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迅速發展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即發展由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所占有和支配的生產力。“經濟建設”或下面提到的“社會生產”，始終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滲透的辯證統一，人類社會從來不存在不為人們的生產關系所支配的生產力，在一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前提下，生產關系決定生產方式的社會性質。尤其在社會經濟體制的轉型時期，不能離開生產關系對社會生產力的占有和支配，離開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適應與不適應，片面地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絕對化。把這對矛盾作為主要矛盾的假設歷史前提是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使之完全或基本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我國改革開放的起因和動力恰恰是因為生產關系中長期存在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方面，不具體地分析和概括這些“不適應”方面的性質并將其納入或提升到主要矛盾的表述中，等于自我否定了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動力、目的及其特殊性。這樣做的負面影響是嚴重和深遠的。許多人在理論上淡化以致撇開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孤立和抽象地講發展生產力，以此作為“社會生產”或“經濟建設”的全部內容，眾多文件只講“改革開放”一個基本點，淡化以致不提基本路線的另一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手軟反映為“三重三輕”：重改革開放，輕四項基本原則;重生產力，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重市場經濟，輕制約它的社會主義性質。只強調生產力的GDP增長，忽視經濟領域的意識形態斗爭，就難以自覺地保護、鞏固和發展那些在現階段和根本上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進而從經濟基礎作用到上層建筑，放松了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并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從根本上動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必定造成對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嚴重危害。
三是人類社會關系內部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社會主要矛盾。在階級社會以及尚未消滅階級及其產生的歷史條件的社會中，作為人類社會關系范疇內并反映上述社會基本矛盾的社會主要矛盾，只能是主要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這是歷史唯物主義顛簸不破的基本原理。具體到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時期，正如1962年9月毛主席在對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的修改中所強調的：“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14]鄧小平1990年12月也強調：“馬克思說，階級斗爭不是他的發現，他的理論最實質的一條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在四個堅持中，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不低于其他三條。理論上講清楚這個道理是必要的。”[15]鄧小平1990年底這段極其重要的論述是對1981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相關論述的重大補充和發展。
此前10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國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1952年，黨中央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到1956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決議告訴我們：正是由于我國取得了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輝煌勝利，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全面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所以，剝削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階級斗爭因而不再是主要矛盾。但決議當時就告誡人們“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分子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社會生活上進行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和進行有效的斗爭。必須正確認識我國社會內部大量存在的不屬于階級斗爭范圍的各種社會矛盾，采取不同于階級斗爭的方法來正確地加以解決，否則也會危害社會的安定團結。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16]1981年的決議認為，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1990年在經歷了“6·4”政治事件后，鄧小平確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因此，“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重大理論在10年內的變更，充分體現了鄧小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革命家品格。
當代國際國內條件下，無論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是資本主義復辟前“正處在發達社會主義漫長的歷史階段的起點”[17]的蘇聯，由于剛剛從階級社會脫胎出來，而且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遠未達到共產主義社會足以使階級消滅的高度，又處在外部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包圍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重新產生階級剝削的歷史條件。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經濟結構及階級狀況與1956年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本身就包含了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它們決定了全體社會成員同生產資料之間的不同關系及其在社會生產和產品分配中不同的經濟、社會地位，進而決定了他們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社會各領域的不同利益和要求，這些必然反映在他們對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不同方向和道路的選擇上。這就是我國現階段階級矛盾的含義，日常生活中天天都看得見、摸得著，具有客觀必然性。因此，長期存在的四個堅持“一手軟”，體制內外資產階級自由化極右派和國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敵對勢力對我國日益猖獗的西化和分化，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中日益嚴重的資本主義化，這些就都不是偶然的現象了，而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這也因資本主義在曾經有70多年發展歷史的社會主義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復辟，而得到了更有力的證實。為了解決這個社會主要矛盾，從思想政治上根本保障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以及穩定的社會發展環境，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正確地開展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并對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持續地進行黨的基本路線尤其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
應當認識到，國內因素、國際影響所決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演變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是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主要內容、典型表現和基本特點。之所以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因為它的激化是在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中發生的，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業已確立的歷史前提下發生的，而且還要靠社會主義制度的振興、鞏固和發展來解決。而促使階級斗爭得以激化的一定條件是什么，即階級斗爭為何激化，則是本文探討的主題。這種矛盾發生在上述社會主義社會兩對基本矛盾總體上具有非對抗性的歷史框架內，但其本身卻如同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敵我矛盾是具有對抗性質的，決不可掉以輕心。這種階級斗爭的實質，是我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體制內外的新老資產階級右翼及其靠山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斗爭的焦點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主發展，還是走淪為西方附庸的資本主義道路。這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在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已經有比較典型的充分表現;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金融危機打擊下美國霸權的進一步衰落，體制內外、國內外的敵對勢力正把這場斗爭推進到大決戰的關鍵階段，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處于嚴重的現實危險之中。我們黨和國家在當前和今后的突出任務是在這場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中決戰決勝。
(三)在沒有進入成熟的共產主義社會以前，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須繼續探索并自覺把握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規律
“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之一。恩格斯說，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有“無數關于量變改變事物的質和質變同樣也改變事物的量的情況”，而“量轉化為質，質轉化為量”都有“轉折點”，[18]即人們常說的“臨界值”。這個規律是指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之一。
堅持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要求我們必須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中級和高級各個階段，自覺地把握公有制經濟同內外資私營經濟并存的共同發展中，在質和量互變上的臨界值，依靠國家對所有制結構的宏觀調控，使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始終不低于臨界值。當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要按照憲法的莊嚴規定，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下簡稱“三為主”)。[19]
馬克思經濟學揭示出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本質不是物，而是物掩蓋下的生產關系，核心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其本質含義是，處在生產料公有制生產關系中的勞動者占勞動者總人數的多數。”[20]因此，只有多數勞動者處在公有制生產關系中，才能說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這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科學含義。用這個觀點來看，全國第二、三產業的公私營經濟的總和中，要使公有制生產關系中就業的勞動者占51%，則公有資本(包括國有資本與集體資本)占全國企業社會總資本的比重必須大于78.1%。這是因為，在同量資本的條件下，國有資本的有機構成一般高于私人資本，如果要保障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就業的勞動者占多數，就要求有更高的公有經濟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重。筆者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一個具體的臨界值，而是重在提出這個問題和解決它的正確思路，拋磚引玉，以求得出科學的結論。直到今天，公私兩種所有制經濟并存中在質和量互變上的臨界值這個根本問題，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論者更是在這個問題上竭力攪混水。公有制為主體失去了質量數量相統一的底線，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被嚴重動搖的根本原因之一。
從單純的理論分析看，將公有制經濟與并存的其他多種所有制經濟分離開來，它們都有各自獨特的運行規律及其發展所必需的內在歷史環境。一旦它們在現實生活中長期并存，各自的運行規律及歷史環境就被嵌入進一個新的、相互交織的矛盾對立統一體中。正確認識和把握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規律，要求我們在國內國際極為復雜多變的客觀條件下，探尋這一新的統一體不平衡發展的各種趨勢、內部的矛盾組合及其主次地位的轉換，以及制約著新統一體發展變化的歷史環境的變動。在經濟體制和發展方式的轉型中，要自覺地認識到，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具有主觀能動選擇性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和發展方式轉變，反過來又必然從肯定或否定兩個不同方向反作用于基本經濟制度，改革和轉變從量變到質變的累進結果將決定基本經濟制度的興衰存亡。這是兩個不同層次具有規律性的互為因果關系。因此，要有針對性地科學選擇和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規范，科學地引導、制約和規整各種經濟成分，使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結果，必然是“三為主”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鞏固和完善，進而逐步發展到中、高級階段，直至消滅私有制和資產階級法權，為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創造條件。在我國現階段所有制結構調整和管理體制改革這兩個根本問題上，決不允許反其道而行之，使內外資私營經濟的發展突破“三為主”的底線，直至顛覆“三為主”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綜上所述，未能正確認識和處理以上三大基本理論及實踐問題，是我們許多領導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夠一貫”、“過分容忍、優柔寡斷、畏難手軟、息事寧人”、“一手比較手軟”的主要思想理論根源。這種理論上的不作為、混亂和失誤在實踐中不但導致跌入了“階級斗爭熄滅論”的陷阱，也誤入了“唯GDP論”的迷途，需要正本清源，把全黨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上來，進一步提高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水平和實踐水平。黨章要求全黨同志倍加珍惜由鄧小平闡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針對當前我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具體狀況身體力行，尤其需要確保乃至重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力量、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恢復和加強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黨和國家的根本出路，是維護并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性質。
[1]《中國共產黨黨章》，http://cpc.people.com.cn/GB/64156/65682/4475081.html.
[2]《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8頁。
[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8頁。
[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5-306頁。
[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14頁。
[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5頁。
[7]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5-306頁。
[8] 黃枬森、莊福齡、林利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4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336、344頁。
[9]《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297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5頁。
[12]《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3-214頁。
[13]《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5頁。
[1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第196頁。
[15]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365頁。
[16] 詳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http://www.cctv.com/special/733/-1/47008.html.
[17] 這里我們采納了安得羅波夫1982年11月逝世前的觀點。參閱周新城：《蘇聯演的原因與教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78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9、468頁。
[19]《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六條和第七條，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2391834.html.
[20] 參閱何干強：《抓住有利時機振興公有制經濟》，《探索》2010年第1期;《人民日報》主辦的《內部參閱》第41期，201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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