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 張文木

刊發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0期

　　[內容提要]俗語說：“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前者是自己被敵人所打倒，后者是自己被本人所消滅。而不管“撐死”還是“餓死”，對于國家來說都是災難。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不主張用“鴿派”或“鷹派”的比喻來分類中國戰略學研究，如果一定要有一個形象概括，筆者同意“龍派”的概念，可以說中國戰略學研究最需要的既不是“鷹派”也不是“鴿派”,而是“龍派”。龍是中華民族的化身，為了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能屈能伸，且收放有度。“龍派”就是實事求是派。歷史上看，國家戰略制定中過猛或不足都是戰略能力貧乏的表現，其效果都是不好的。當前的中國戰略研究一定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矛盾論》 。只有弄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才能知道誰是我們的朋友；而沒有敵人即滿眼都是“戰略伙伴”的戰略則一定會遇到缺少盟友的尷尬。

　　“國家戰略能力”是《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1]提出的重要命題，該命題對于中國的國家戰略研究的提升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它揚棄了以往“綜合國力”概念的模糊性，將國家客體的矛盾性及建立在其上的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重要因素注入“國力”概念，使靜態的國力和動態的國家目標之間、靜態的國家資源和動態的國家管理層為實現國家目標運用這種資源轉化國內外重大矛盾的能力之間有了必然的邏輯聯系，并將后者視為問題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戰略能力尤其是國家戰略能力主要不是在學府里培養出來的，而是在血與淚的實踐中熬出來的。國家戰略能力涉及的多不是學理層面而是實踐及其經驗層面的事。學理不同于事理，學理不入事理，其學無用。只有貼切事理的學問才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筆者青年時為文寫書多憑才氣彰顯學理——學理只需要形式邏輯完備，人近天命之年方知學問當貼切事理——事理則需要經驗尤其是生死經驗的過濾。經驗是事理化的學理，學問是學理化的事理。現實生活中的“求是”或“致知”更多地要靠來自“實事”或“格物”的經驗，是邏輯與經驗、進而學理與事理的統一，而連接兩者的媒介就是實踐，故無實踐則無學問。

　　能說出新穎觀點，那叫才氣，而能用經驗特別是歷史經驗證明出這種觀點，那才叫學問。前者是學問形成的必要條件，后者才是學問的最終完成。研究的任務重在解決問題，而不重在解釋問題。問題的解釋可有千萬種方案，適用于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案則只有少數幾種。正如人飽時會對“饑餓”問題有千萬種解釋，而當自己真正面對饑餓時，有用的解釋就剩下幾種乃至一種。不解決問題的解釋——列寧說“它無疑的是一朵不結果實的花”[2]——是沒有實質意義的，能解決問題的文章才是好文章。1962年年初，正值中國經濟困難時期，各省省委書記在毛主席家里輪流向他匯報情況，會議開到很晚，負責服務的吳連登同志問主席要不要給大家做飯，毛主席說：“一人一碗面條就好，我就要讓省委書記們嘗嘗餓肚子的滋味，他們整天吃得好極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飯是什么感覺。”[3]在毛澤東看來，經濟困難時期，離開老百姓饑餓的經驗，其工作就會脫離實際，其政策制定就不能對癥下藥。

　　知識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如無經驗介入，則蒼白無力；教育尤其是人才教育，若不與生產勞動經驗相結合，則事倍功半。所謂“不爭論”，是說理論僅靠邏輯是爭不清的，因為在吃飽的時候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獨特的邏輯。理論需要經驗過濾。在家庭生活中醫生的話總比媳婦的話管用，這是因為醫生的話多關乎生死，而媳婦的話則多關乎感情。這說明在經驗，特別是生死極端的經驗面前，人容易接近真理并達成共識。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長征路上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拼到了約3萬人[4]時，黨內對于是否接受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爭論就基本消失。有許多時候，戰略理論和目標的學理論證是成立的，甚至是完美的，但如果對國家資源與戰略目標間的匹配關系以及所獲戰果與國家對其“消化”能力間的匹配關系考慮不周，則會給國家帶來災難。俗語說：“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前者是自己被敵人所打倒，后者是自己被本人所消滅。而不管“撐死”還是“餓死”，對于國家來說都是災難。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不主張用“鴿派”或“鷹派”的比喻來分類中國戰略學研究，如果一定要有一個形象概括，筆者同意“龍派”的概念，可以說中國戰略學研究最需要的既不是“鷹派”也不是“鴿派”,而是“龍派”。龍是中華民族的化身，為了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能屈能伸，且收放有度。“龍派”就是實事求是派。歷史上看，國家戰略制定中過猛或不足都是戰略能力貧乏的表現，其效果都是不好的。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哲學關乎方向，沒有方向的戰略只能淪為玄學;刀劍是實現戰略的利器，只有正確方向而沒有實施戰略的利器，這樣的戰略絕無實現的可能。國家戰略不能只是請客吃飯和繪畫繡花。做秀只能在極次要的問題上產生效果，但在核心利益上若再玩這些“花活”則必敗無疑。戰略，尤其是國家戰略的實施是一定是要帶刀子的，刀子是用于解決敵我矛盾的工具。當前的中國戰略研究一定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矛盾論》[5]。只有弄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才能知道誰是我們的朋友；而沒有敵人即滿眼都是“戰略伙伴”的戰略則一定會遇到缺少盟友的尷尬。共產黨早期的戰略只有共產主義綱領，而沒有明確和具體的敵我判斷，結果在蔣介石“四一二”屠殺中近乎全軍覆沒。此后共產黨人認識到戰略真得不能繪畫繡花，戰略最終是要刺刀見紅的。關于此，馬克思說得好：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6]

　　另一方面，哲學是講邊界的，在這方面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實踐論》[7]，事物的性質是由其對立的方面規定的，因而只有找到合理邊界的戰略才是有意義和可實施的。

　　但是，這些的道理對處于巔峰時期的國家來說，則容易被忽視。就在美國即將成為世界霸主的1943年，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8]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了警告。他寫道：“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范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么外交政策。”[9]1947年，李普曼針對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10]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出版了《冷戰》一書，他指出了美國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11]

　　李普曼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于我們的負擔”[12]的看法對20世紀50年代處于巔峰期的美國政治家們來說已難以接受，他們寧愿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說”，偏愛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Toynbee)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采納英國人喜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13]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激進建議，揮師沖向世界，這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與美國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卻在中國受到毛澤東的長期關注。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2年間，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約有350篇，其中全文轉載李普曼觀點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較集中的時間段是1956年至1958年。[14]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后，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15]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戰略拖垮美國的原因，是他為美國設計戰略邊界過于龐大，結果讓美國老虎吃天，耗盡了力氣。20世紀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凱南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制”戰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講演中說：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型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們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產并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么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只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于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后遺癥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于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說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復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系。換一句話說，由于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并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于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16]

　　尼克松是糾正凱南戰略失誤的政治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說，我要去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說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邊界及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松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握手，這個世界就變了。事實上，毛澤東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17]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于龐大的“遏制”戰略是拖垮美國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訪華后不久，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18]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國際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在總量守衡中此消彼長的合力結構。戰略設計可以憑學理在紙上任意縱橫，而對國家資源支撐力度的認識則需要“居家過日子”的經驗。能夠把握目標和資源間的合理配匹關系以及擴張戰果和國家消化能力之間的合理匹配關系，是國家戰略能力及其理論研究成熟的表現。爬坡最難下坡處，在相當多的時候，下坡所用的力量和資源要比上坡更大，這與消化所需的體能要比吃飯更大的道理一樣。

　　明乎此，也就知道了政治尤其國際政治上的事并不是振臂一呼就可以解決的。心血來潮，之乎者也，只能演戲而不能為政，更不能為戰。19世紀末中國文化人中的新銳人物那高亢的行文行事的作風[19]促成了震驚中外的“戊戌變法”，但當他們將變法及其首領人物光緒皇帝推向無路返回的險峰時，卻發現中國并沒有準備好推行他們紙面“改革”的現實力量，結果留在他們及其變法事業前面的只有跳崖一途。20世紀初的沙俄新銳人物別佐布拉佐夫[20]在西伯利亞大鐵路初通、其運輸能力遠未形成的條件下，力主沙皇進取遠東，最終導致沙俄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的慘敗和由此引發沙俄帝國在數年后的解體。政治無色彩，只有成和敗，地下埋的東郭先生一定比狼多，而要“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至于要消滅所有的狼(在一個合理的人類社會里理應如此)”，列寧說，“那我們就要照俄國一句精辟的俗話去做：‘上戰場別吹牛，下戰場再夸口……’”[21]為了提高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戰略思維和國家戰略管理能力，1920年，列寧還專門寫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22]一書。戈爾巴喬夫不信列寧的這些經驗之談，沉湎于西方的“普世價值”，輕信西方的和平承諾，對蘇聯政治體制按西方標準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致使蘇聯瞬間解體。蘇聯解體不久，鄧小平同志告誡我們說：“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23]

　　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后，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24]看到赫魯曉夫因戰略能力低下出現的忽而冒險主義、忽而又機會主義的外交錯亂，1964年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25]與此同時，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學生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26]1972年毛澤東提醒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讀《后漢書》中的《劉盆子傳》。[27]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中國高層出現像別佐布拉佐夫那種手中只有“圣像”而沒有“子彈”、更無使用“子彈”的沙場經驗，或出現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那種只知“衛星上天”而不知“紅旗落地”的人物。

　　我們目前的教育往往給人一種錯覺，似乎生產力的發展、財富的發展就能帶動國家的發展和崛起。其實財富是生產的結果，國家財富的占有水平相當程度上是國際分配規則及該國在這個規則中所占地位的結果，而分配規則的形成多是大國強力較量后的結果。大國間的博弈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國家戰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財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們就不能解釋歷史上那么多窮國打敗富國的先例，也不能解釋宋朝和明朝何以亡于北方少數落后民族之手的先例。財富的本質不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占有的結果。占有權決定分配規則及由此規定的財富流向。要改變規則，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技術能力而是將事理和學理統一到目標與資源能夠保持動態平衡實踐經驗中的國家戰略能力。“細節決定成敗”，確切地說，一般意義的細節并不決定成敗，只具有戰略意義的細節以及洞察這些細節的戰略能力才決定成敗。

　　最后，國家戰略能力的根本性提升終歸要有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支撐，這就是人民而不是“精英”創造歷史的觀點。失去人民的支持，縱有三頭六臂也無濟無事。這里說的“人民”是一個主體的概念，它在中國的主體部分具本說就是占國內居民絕大多數的工農兵勞動者，而非少數“精英”。在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最早大規模推行以犧牲工農為代價的拉美式發展政策的人。為了獲得工農的支持，開始時國民黨也重視工農問題，但北伐稍有成績，蔣介石就反轉壓迫工農，1927年在工農問題上了反水：他依賴外國資本勢力而非本國勞動者，通過官僚買辦體制大規模地引入外國資本，犧牲工農的利益以滿足向國際資本讓渡了巨額利益的國內少數資本精英，使他們從買辦利益中獲利。這樣發展的結果是越發展工農經濟狀況就越惡化，最后迫使工農整體性地走上“格瓦拉”式的道路。自從蔣介石背叛工農，他就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失去了北伐時那種揮灑自如的戰略能力。可以這么說，那時的“星星之火”主要是蔣介石依靠買辦壓迫工農的政策自燃的，大規模引進外資更是火上澆油，最終導致中國革命的燎原大火。中國與曾經歷過完全殖民地歷史的印度不同，中國有長期的革命傳統，因此，在中國政治中，任何政策都要考慮和照顧到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農民的根本利益。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失去人民，我們就失去了執政的政治基礎，我們的事業就會出現挫折;“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根本動力”[28] 。

　　[收稿日期：2012-08-04]

　　[修回日期：2012-09-03]

　　[1] 全文參閱《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4-12/27/content_2384731.htm 。

　　[2] 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載《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頁。

　　[3]《毛主席讓省委書記“挨餓”有何“用意”》，http://71bbs.people.com.cn/viewthread.php?tid=696792 。

　　[4]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在長征開始的初期就遭受5萬余人的重大損失，其中過第一道封鎖線減少了3 700人，過第二道封鎖線減少了9 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損失了8 600余人，突破湘江時銳減30 500余人，使出發時的8.6萬紅軍，渡過湘江后只剩下3萬余人。王美芝：《中央紅軍長征初期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報原因》，載《黨的文獻》2012年第5期，第68頁。

　　[5] 《矛盾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作于1937年8月，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頁。

　　[7] 《實踐論》是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代表著作，寫成于1937年7月，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 [美]沃爾特·李普曼，美國新聞評論家和作家，長于國際問題的戰略分析，在傳播學史、宣傳分析和輿論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地位。

　　[9] [美]沃爾特•李普曼著，羅吟圃譯：《美國外交政策》，北京：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頁。

　　[10] 喬治·凱南，美國“遏制”政策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 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戰略”并被美國政府所采納。

　　[11] [美]沃爾特•李普曼：《冷戰》，第19頁。

　　[12] [美]沃爾特•李普曼：《冷戰》，第32頁。

　　[13] 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是美國共和黨人，狂熱極端的反共分子。1946年，他依靠激進的反共觀點當選為參議員，其間，他推動在全美清理共產黨運動，指揮調查委員會調查美國民主黨成員以及政敵、對他有意見的新聞人物，不少人被撤職、逮捕甚至被處死。后來他在軍隊中搞忠誠調查，引致艾森豪威爾的不滿。1954年，參議院通過法案譴責麥卡錫的政治迫害行為。1957年死于肝炎。

　　[14] 宋石男：《偉大的旁觀者：李普曼傳》，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02頁。

　　[1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頁。

　　[16] 參閱[美]喬治•凱南著，葵陽、南木、李活譯：《美國外交》(增訂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頁。

　　[17] 喬治·凱南(1904～ 2005年)，美國“遏制”政策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 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戰略”并被美國政府所采納。

　　[18]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19] 梁啟超是中國“戊戌變法”中的骨干人物，其文風鋪陳高亢。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曾說“梁啟超寫政論往往態度不嚴肅。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于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他自己也承認有時是信口開河”;“梁啟超那個時候寫文章的人好賣弄‘西學’，喜歡把數學、化學、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論，用自然科學的術語來寫政論，常常鬧出許多笑話”。毛澤東進而說“寫文章尤其政論文章最忌以勢嚇人，強詞奪理”。參見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頁。

　　[20] 別佐布拉佐夫，沙皇尼古拉二世時期的御前大臣、遠東特別委員會委員，是19世紀末在沙俄體制內異軍突起的激進人物。在他周圍聚集起以尼古拉二世身邊的侍從和少壯軍人為骨干的“別佐布拉佐夫集團”。他們提出一套更為激進的遠東政策：要求對日本采取強硬政策，不同意從中國撤軍，要對中國東北采取變相的占領政策。相關內容可參閱《1905：國難從突破國力極限開始——俄國遠東失敗的總結》，載張文木：《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65頁。

　　[21] 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載《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頁。

　　[22]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載《列寧選集》第四卷，第178-269頁。

　　[2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

　　[24] “由于我們在1904年整個一年和1905年戰場上遭到節節慘敗，所以德拉戈米夫將軍就編了一則挖苦的笑話，后來在俄國各地傳開了。他說：我們總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們卻用炮彈和炸彈來揍我們;我們用圣像來對付他們，他們用子彈對付我們。”參見[俄]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頁。

　　[25] 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26] 毛澤東：《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1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23頁。

　　[27] 徐景賢：《毛澤東曾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載《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第126-127頁。

　　[28]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附：習近平：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

　　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

　　新華網北京12月4日電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3日下午就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十一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推動全黨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好認識國情，更好認識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大勢，更好認識歷史發展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各項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郭湛教授、中央黨校韓慶祥教授就這個問題進行講解，并談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認真聽取了他們的講解，并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導我們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我們黨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視在思想上建黨，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

　　習近平強調，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系統、具體、歷史地分析中國社會運動及其發展規律，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不斷把握規律、積極運用規律，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才能不斷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

　　習近平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我們黨現階段提出和實施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之所以正確，就是因為它們都是以我國現時代的社會存在為基礎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是從我國現在的社會存在出發的，即從我國現在的社會物質條件的總和出發的，也就是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要求出發的。

　　習近平強調，要學習和掌握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發展完善上層建筑。我們提出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適應我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變化來推進社會發展。社會基本矛盾總是不斷發展的，所以調整生產關系、完善上層建筑需要相應地不斷進行下去。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態度。

　　習近平指出，要學習和掌握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的觀點，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系。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們要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推動實現物的不斷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并不是單線式的簡單決定和被決定邏輯。我們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為要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僅僅依靠單個領域、單個層次的改革難以奏效，必須加強頂層設計、整體謀劃，增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協同性。只有既解決好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的問題，又解決好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的問題，這樣才能產生綜合效應。同時，只有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改革提供強大牽引，才能更好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習近平強調，要學習和掌握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推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為。要處理好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關系。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一張藍圖抓到底，抓好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同時，要鼓勵地方、基層、群眾大膽探索、先行先試，勇于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不斷深化對改革規律的認識。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執政，面對著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著繁重的執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論思維的有力支撐，是難以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的，也是難以不斷前進的。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堅定理想信念，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提高戰略思維能力、綜合決策能力、駕馭全局能力，團結帶領人民不斷書寫改革開放歷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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