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這是應烏有之鄉同志的邀請為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20周年而創作的文章。考慮到國內的實際情況，該文發表前對若干字句、論點做了調整。
李民騏(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近現代中國的歷史，自十九世紀后半葉至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中國的各個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統治階級的斗爭中，不斷壯大、不斷覺醒，并取得越來越大勝利的過程。這種勝利，到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了頂點。
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至現在的大約四十年，是反動和復辟的四十年，是世界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進行反撲的四十年。這種反撲，可能還會持續一個時期。然而，資產階級的這種反動和復辟，已經造成了新的歷史條件，已經為無產階級以及其他各勞動階級的壯大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而也就為資產階級自己的滅亡奠定了基礎。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歷史條件。
毛澤東主席是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在四分之三個世紀的時間里，毛主席用其畢生的精力，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偉大的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在今天，當著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即將進入新的高潮的時候，回顧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歷程，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結合當前中國與世界的實際認識今天革命斗爭的新的規律，尤其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出生于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第二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號稱亞洲最大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至此，自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失敗以后，滿清王朝與漢族地主階級苦心經營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以失敗告終，在歷史上延續了兩千年的東亞貢賦貿易體系全面瓦解，中國徹底淪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一個被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自鴉片戰爭、中國被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來，中國歷代統治階級始終不能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枷鎖，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經濟剩余，啟動現代資本積累、實現國家工業化，將中國建設為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
洋務運動失敗以后，中國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的近代知識分子對滿清王朝徹底絕望，走上了資產階級革命(即現代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然而，辛亥革命的失敗將中國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無能暴露無遺。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進行了改造，一度成為中國各革命與進步階級的聯盟，并擁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然而，自1927年蔣介石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以后，國民黨就徹底喪失了革命性，墮落為代表城市買辦資產階級與農村地主階級利益的反革命政黨。這個反動的黨及其政府和軍隊，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腐敗無能、喪師失地，致使大片國土淪喪、數以億計人民被侵略者的鐵蹄蹂躪。自那時起，國民黨及其所代表的舊的統治階級，實際上就已經喪失了繼續領導中國人民完成現代民族解放運動的資格。
二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也為中國革命指引了方向。
自從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戰敗以后，沙皇俄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就每況愈下。在1905-1906年日俄戰爭以后，沙皇俄國更面臨四分五裂并淪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外圍的危險。舊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無能將俄國工人階級推到了歷史舞臺的最前面。依靠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布爾什維克黨奪取了政權。依靠“土地法令”，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在事實上獲得了農民的支持并取得了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
在德國革命失敗以后，蘇聯就不得不在事實上面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現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就在事實上由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一個激進派別演變為外圍和半外圍國家的激進民族解放運動。這種激進民族解放運動的實際歷史條件就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一定階段，在若干的外圍或半外圍的國家，無論是舊的統治階級(主要是封建地主階級)還是新興的但是依附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包括買辦的和“民族的”)都無力解決充分動員經濟剩余進行資本積累和工業化的問題，因而民族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下降并面臨分化瓦解的危險。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只有全面發動廣大的社會底層(農民和城市工人)，徹底推翻舊的統治階級并改造國家機器，并通過國家的強力手段集中經濟剩余、實行快速工業化，才能挽救“民族危機”，從而穩定并提高民族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
在這樣的激進民族解放運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以工業化為歷史任務的新的國家，在如下的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這樣的國家是依靠發動整個的社會底層并徹底推翻舊的統治階級而建立起來的，因而是廣大人民群眾在政治上充分覺醒并起來革命以后的歷史產物。在這樣的歷史形勢下，新興的、革命后的國家必須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承認廣大人民群眾的歷史性愿望及要求，新興的、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統治集團也必須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對廣大人民群眾做出相當的讓步，從而為勞動人民提供與一般的外圍或半外圍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勞動人民相比更加有利的物質和文化發展條件。
這樣的歷史條件也就決定了二十世紀各社會主義國家所不能不面對的基本矛盾。
三
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基本矛盾就是：一方面，這些國家是廣大人民群眾普遍政治覺醒并起來革命的歷史產物，因而這些國家必須承認廣大人民群眾的歷史性愿望和要求，并且為勞動人民提供最有利的物質和文化發展條件。另一方面，這些國家仍然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因而不得不遵循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基本運動規律，必須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與外圍、半外圍以及核心的資本主義國家展開你死我活的競爭，為此就要盡最大力量加速資本積累。
為了達到后一個目的，就必須將勞動人民所生產的經濟剩余集中在國家手中。為了進行資本積累和工業化，還必須要依靠現有的技術和管理人員，而這些技術和管理人員往往來自于舊的地主和資本家階級。原來的革命領導集團(“共產黨”，其核心成分既不是工人階級也不是被剝削的勞動農民，而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后者，就其階級屬性來說，屬于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奪取了政權以后便逐步演變為一個特權官僚集團。這個特權官僚集團與主要是來自舊剝削階級的技術官僚集團一起，掌握著新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管理的權力。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初期，這個新興統治集團的權力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并在城市和農村分別建立起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以后，在社會主義的黨和國家以及廣大勞動群眾之間就在事實上形成了一種歷史性的社會契約。這種“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主要內容就是：一方面，廣大勞動群眾(包括城市工人階級以及農村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農民)為社會主義建設盡最大的努力、做最大的貢獻，確保國家獲得最大數量的經濟剩余，用于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國家保障廣大勞動群眾的基本需要并保證他們作為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基本權利(“鐵飯碗”、“鞍鋼憲法”);同時，國家保證，勞動群眾所貢獻的經濟剩余將被用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而不是被統治集團揮霍掉。為此，就必須嚴格限制特權官僚集團和技術官僚集團的物質特權。此外，黨和國家還保證，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將要逐步取消現有的各種特權(消滅“三大差別”)，并最終實現不僅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而且沒有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
正是依靠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契約，新中國完成了基本工業化并在滿足勞動人民基本需要(特別是在普及基本教育和衛生方面)取得了舉世無雙的成就。然而，社會主義社會契約賴以維持和發展的前提是，掌握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的特權和技術官僚集團自愿限制自身的物質特權并且不濫用自己所掌握的權力。然而，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特權和技術官僚集團的物質特權不斷增長的情況。“大躍進”的失敗進一步證明，中國共產黨的上層領導集團正在迅速地腐化墮落，正在失去與廣大勞動群眾的血肉聯系。
面對“黨變修、國變色”的嚴重危險，不得已，毛主席只有依靠其個人在長期革命斗爭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巨大聲望以及勞動人民對他的信仰，直接號召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起來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歷史的實際進程證明，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革命力量雖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尚未超過反革命力量。在經歷了一場世界范圍的階級大搏斗以后，反革命力量取得了暫時的勝利。世界資產階級于是發動了對世界無產階級的反攻倒算。
四
正如在一般的資本主義市場上，資本家之間要進行你死我活的競爭一樣;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各個民族國家之間同樣進行著經常的、激烈的乃至你死我活的競爭。這種競爭主要采用戰爭和爭奪世界市場的形式，二者又相輔相成。這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基本運動規律，也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賴以存在的一個主要條件。
然而，這種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從來都不是平衡的。自十六世紀以來，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范圍內就形成了核心、半外圍和外圍三個結構層次。自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后，一直到二十世紀末，這三個結構層次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核心地區包括北美、西歐、澳大利亞(日本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成為核心地區的一部分)，總人口大約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半外圍包括蘇聯(原沙皇俄國)、東歐諸國、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家、中東石油出口國、南非和日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臺灣、南朝鮮加入半外圍，日本上升為核心國家)，總人口大約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外圍包括亞洲大部分國家、非洲大部分國家和中美洲、加勒比海諸國，總人口大約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三個結構層次，一般來說，是穩定的。但是每隔大約四、五十年的時間，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就會遭遇一次嚴重的、持久的危機，也就是世界資本主義長波的下降階段。在長波的下降階段，核心國家的利潤率會急劇下降。為了恢復利潤率，核心國家需要將其原有產業的一部分乃至全部轉移到外圍或半外圍地區。這種產業轉移會給一些外圍國家提供上升至半外圍的機會或者給一些半外圍國家提供暫時改善自身地位、縮小與核心國家差距的機會。
比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期間，美國和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大量廉價轉讓當時一些最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這就為蘇聯在短時間內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提供了機遇。但是，蘇聯并沒有擺脫半外圍的地位，從沙皇俄國時代遺留下來的、與西方的巨大差距并沒有完全消除。
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廣大的亞洲、非洲和美洲進行了長期的、毀滅性的掠奪。到了二十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已經依靠歷史上的掠奪在科學研究和核心工業技術方面確立了巨大的優勢，并且通過不平等交換和資本輸出繼續掠奪廣大外圍和半外圍地區的資源。在不改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基本運動規律的前提下，僅僅靠赫魯曉夫的所謂“和平競賽”，是不可能趕超西方的。
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基本完成。新一代城市工人階級要求有更高的物質生活水平;知識分子(即城市小資產階級)要求向西方的生活水平看齊。由于修正主義集團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一般黨員干部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只知道謀取個人升官發財，對于工人和知識分子來說，也就唯有用“物質刺激”的方法勉強維持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在戰后二十多年的時間中，美國逐漸將其先進的工業技術轉移到西歐和日本，加上這些國家原有的工業基礎，西歐、日本的工業技術水平逐漸接近、趕上并在某些領域超過了美國。這樣，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方面面臨勞動成本和資源成本迅速上升的壓力，另一方面在工業技術水平方面又無法同美國、西歐、日本競爭，陷入了嚴重困境。
在蘇聯和東歐的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即特權官僚集團)看來，這種經濟困境，為他們實現資本主義復辟提供了天賜良機。從修正主義領導集團以及國際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要解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經濟危機，就必須徹底撕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蘇聯和東歐確立下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契約，通過私有化剝奪勞動人民的各項社會主義權利，從而大幅度降低勞動力成本，并恢復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
五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蘇聯的大規模技術援助，幫助新中國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但是到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社會主義中國已經面臨著與當時蘇聯、東歐類似的困境。雖然新中國在科學技術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想要在短時間內全面趕超西方則是不現實的。到了七十年代，大規模向美國、西歐、日本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進口技術和機器設備已經刻不容緩。
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于是受到了政治上、經濟上兩方面的限制。政治上，中國必須設法改善與西方帝國主義各國的關系。從后來的實踐看，中國國際戰略的調整在客觀上破壞了世界外圍和半外圍反對西方核心國家的統一戰線，是對世界資產階級有利的。經濟上，中國必須設法迅速增加出口，成為世界市場上有競爭力的國家。后一個問題，是通過中國國內的長期階級斗爭，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才以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方式基本上解決了。
1976年10月事變以后，曾經出現過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中，華國鋒集團以及黨內的“改革派”共同掌握政權。但是到了1979年，華國鋒集團就被改革派一腳踢開。在掌握了政權的改革派中，其中一部分很快演變為新的官僚資產階級，成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改派”。自此以后，“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斗爭就主要是在改革派內部的斗爭(其中包括以陳云為代表的左翼、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的右翼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主流實力派)。
資改派首先向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薄弱環節——農村——發起進攻。在農村人民公社解體以后，大量農村勞動者流入城市、出賣勞動力為生，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提供了大批廉價勞動力。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城市工人階級在經濟領域尚有一定的力量。資改派還不敢向工人階級全面進攻。在整個八十年代，社會主義福利體制基本完整。然而，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是迷茫的、無所作為的，許多工人群眾喪失了社會主義理想。另一方面，當時國營企業還是中國工業生產的主要力量;而在國營企業內部，工人階級還受到社會主義福利體制的保護，因而資改派不得不依靠獎金、福利等“物質刺激”的辦法來維持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在這種情況下，勞動成本上升比較快。這一方面導致了國內市場的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導致了嚴重的貿易逆差。
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十分地向往資本主義。他們認為，發展資本主義可以給他們自己帶來實際的物質利益(出國生活和就業、向跨國公司出賣自己的有比較高價值的勞動力、在收入水平方面拉開與工人階級的差距等)。他們還幻想，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自己可以染指政治權力。中國城市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表——自由派知識分子——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為本階級的政治私利而奔波。
面對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政治危機，資改派中的胡耀邦、趙紫陽集團準備聽從美國的反動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的總策劃師、世界無產階級的公敵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建議，對國營企業和工人階級實行“休克療法”，“一跳過河，實現價格自由化”。那個時候，中國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的領銜人物，一曰吳敬璉，二曰厲以寧。吳氏主張先搞市場化，再搞私有化，故名“吳市場”;厲氏主張先搞私有化，再搞市場化，故名“厲股份”。為此吵吵嚷嚷，喋喋不休。
在政治方面，胡耀邦、趙紫陽集團認為要向自由派知識分子做大的讓步，以換取他們對“激進市場化改革”的支持。
與胡耀邦、趙紫陽相比，中國改革派的領袖鄧小平在政治上更加老練，手法更加嫻熟。鄧小平認識到，過早地向工人階級發起全面進攻，沒有勝算，改革派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會丟失政權。另一方面，鄧小平看透了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本質。他們雖然要價很高，實際上沒有多少底牌。只要教訓他們一頓，他們就會乖乖地跟在改革派屁股后面，充當向工人階級進攻的吹鼓手。
至于陳云集團，自從他們追隨其他集團反對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起，就已經走上了不歸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陳云集團仍然幻想中國可以走國家資本主導的道路。但是，他們早已經與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生活上、思想感情上都失去了聯系。所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在1989年前后的政治決戰中，鄧小平集團首先利用了陳云集團，拋棄了政治上幼稚的胡耀邦、趙紫陽集團，一舉打垮了自由派知識分子裹挾一些思想混亂的工人群眾發起的進攻。然后，在經過了三年的準備以后，鄧小平集團又一舉打垮了陳云集團。
在經過了這些政治準備以后，一個由資改派領導，包括資改派、私人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大多數的私有制復辟的聯盟就形成了。這個聯盟并且得到了國際資產階級的一致支持。另一方面，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外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羽翼豐滿，在中國工業產值中已經占到大多數。國營企業工人階級完全陷于孤立，政治上又處于迷茫和混亂的狀態。
這樣，資改派向工人階級全面進攻的條件就完全具備了。在幾年的時間里，大部分國營企業被私有化。剩余的國營企業改稱國有企業，實際上也已經改造為以剝削雇傭勞動為基礎的企業。至遲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的私有制復辟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已經全面完成。
六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出口工廠的時代到來。自2002年至2011年，中國經濟連續十年以9%以上的速度增長，其中2007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了14.2%。
中國經濟在這一時期的高速增長首先是建立在對廣大廉價勞動力殘酷剝削的基礎上，其次是得益于出口的快速增長(特別是對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出口的快速增長)，另外還有賴于對煤炭、石油、鐵礦石等自然資源的大量消耗。
然而，在經歷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以后，過去曾經有利于中國私有制經濟擴張的各個因素都正在走向其反面。可以預期，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私有制經濟所賴以存在、又不斷反復制造的各種矛盾(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矛盾)必將全面激化，從而導致中國私有制經濟秩序的土崩瓦解。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原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進行了可歌可泣的反私有化斗爭，給資改派以極大的震撼。這種斗爭，在2009年通鋼工人大罷工時達到最高潮，此后相對沉寂下來。在原國有企業工人的斗爭過程中，產生了一大批積極分子。這些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經歷了社會主義時期和私有制復辟時期，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具有高度的階級覺悟和政治水平，普遍懷念毛主席、向往社會主義。他們與當地勞動群眾往往有著普遍的、密切的聯系，在群眾中有威信、有號召力，是勞動群眾組織和領導的核心。雖然原國有企業工人的斗爭目前暫時沉寂了，但是在國有企業工人斗爭中產生出來的數以千計、數以萬計的先進分子必然在未來的政治大搏斗中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國私有制經濟的基礎是對廣大工人階級的殘酷剝削。這種剝削，一方面養肥了中國和外國的資本家，另一方面，也為中國現代無產階級的發展和壯大創造了條件。中國的現代無產階級隊伍(含城鎮職工和農民工)從2003年的3億3000萬人增加到現在的4億9000萬人(年平均增長率高達4.6%)，占全社會勞動者的比重從2003年的44%增加到2012年的64%。
中國工人階級所蒙受的剝削在世界上是最深重的，在勞動過程中要忍受非人的壓迫，在政治上是無權的，并經常遭到官吏、警察和黑社會的凌辱。然而，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客觀上造成了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造成了工人階級在城市和勞動場所的集中，又為工人階級的組織準備了越來越迅捷的交通和通訊手段。中國工人階級有著光榮的革命歷史傳統。這種光榮傳統，不僅在原國有企業工人(老工人)身上保留下來了，而且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影響到新一代工人階級(新工人)的斗爭。中國工人階級的斗爭還得益于世界上各國工人階級已有的斗爭經驗和教訓。
近年來，中國工人階級已經開展了頻繁的、聲勢浩大的罷工斗爭。可以預期，在未來的一定階段，中國工人階級斗爭的高潮必然爆發。中國工人將不僅普遍地開展罷工和其它方式的斗爭，而且還將把這種斗爭發展到私有制經濟的關鍵部門，從而從根本上威脅到資改路線的統治。
中國私有制經濟的基本特點，就其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分工地位來說，是以剝削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出口制造業。這個基本特點，決定了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可能像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歷史上曾經做的那樣，通過所謂“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以及“福利國家”的社會經濟體制來緩解國內階級矛盾。如果實行了這些制度，因而中國工人階級獲得了相當的政治和經濟權利，勢必大大提高勞動力成本，從而使在中國投資的中國和外國的資本家失去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動搖整個中國私有制經濟的基礎。
與俄羅斯、拉丁美洲、中東等半外圍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中國經濟在自然資源方面也沒有優勢。恰恰相反，為了維持高速資本積累，中國經濟必須從上述這些國家進口數量越來越大、價格越來越昂貴的自然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失去了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中國的私有制積累模式就會陷入全面危機。
可以預料的是，在不久的將來(距今十年或十年不到的時間里)，在中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將爆發一場決戰。一方面，中國工人階級將全面組織起來，要求基本民主權利和有尊嚴生活的權利。在實際斗爭中，中國工人階級將或遲或早地認識到，這些權利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范圍內是不可能得到的;因而中國工人階級只有效法他們自己的先輩，突破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狹隘界限，將自己的斗爭上升為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爭取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斗爭，才能為自己的階級爭得前途，才能實現本階級的歷史使命。
另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出于其階級本性，也由于中國私有制經濟的基本特點，決不可能對中國工人階級的斗爭做出任何實質性的、對資產階級來說傷筋動骨的讓步。對于中國資產階級來說，他們的前途只能是，或者打敗中國工人階級的進攻，使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陷于雇傭奴隸的地位永世不得翻身，或者就是本階級的死亡!
未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較量，孰勝孰負，取決于二者的力量對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其他各階級的立場和態度。
七
在私有制復辟初期，農業私有化曾經在相當程度上迎合了勞動農民中間長期存在的、落后的小私有者意識，因而在推行過程中沒有遭遇太大的阻力(但是，仍然有一些地方，已經初步具備了社會主義覺悟的、集體化的勞動農民堅決抵制了農村的私有制復辟勢力)。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中國農村的廣大勞動農民已經演變為農村的半無產階級，為中國的私有制資本積累提供勞動后備軍，或者為私有制經濟的勞動后備軍提供勞動力再生產所需要的各種條件。
近年來，由于中國私有制資本積累的瘋狂擴張，原來的城市和城市周圍的土地已經無法滿足私有制工商業以及城市人口居住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瘋狂地搶奪靠近人口中心的農村土地已經成為中國私有制資本積累進一步擴張的必要條件。這就與農村半無產階級的生存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越來越多的農村半無產階級正在團結起來，用集體主義甚至社會主義思想武裝起來，在全國各個地方與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背后的資改派展開爭奪土地的斗爭。這就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工農聯盟奠定了基礎。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城市小資產階級是資改派可以依賴的進行私有制復辟的可靠的社會基礎，是資改派進攻工人階級的重要幫手。但是，到了本世紀初，城市小資產階級已經日益成為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的對象。
一般來說，私有制的經濟和社會要正常運轉，通常要給城市小資產階級提供與工人階級相比更加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以及更多的政治與社會權利。但是，中國的私有制經濟，由于既不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擁有對技術、市場和金融的壟斷，又不像有些半外圍國家那樣擁有對關鍵自然資源的壟斷，因而主要靠節約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環境成本和稅收成本在世界市場上競爭。
為了節約稅收成本，就要大幅度減少原來由國家承擔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乃至維護公共安全等基本職能。這也是新自由主義時代，在國際金融資本的壓力下，世界各國都不得不屈從的一種趨勢，即所謂的“向底線競賽”。由于城市小資產階級主要從事大學教授、科學研究、工程師、醫生、律師、經理等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比較高，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職能私有化以后，小資產階級直接承擔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大幅度提高，于是就陷入了絕對或相對的無產階級化。
不僅如此，國家為了節約稅收成本，已經無法為資產階級以外的絕大多數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從城市到鄉村，黑社會已經泛濫，在全國很多地區已經成為“影子政權”。廣大勞動人民乃至相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人身安全毫無保障。
一方面，國家稅收能力有限，因而不可能真正為各級官僚實行所謂“高薪養廉”;另一方面，在私有制社會中，各級官僚又不可避免地要追求與資產階級一樣的腐朽生活。這就勢必導致政府各級機關中腐敗泛濫，而腐敗又削弱了國家維護上層整體利益的能力。
在這種形勢下，越來越多的小資產階級對私有制經濟的幻想在破滅，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思想激進化、革命化。越來越多的小資產階級認識到，他們所向往的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廉價住房、清潔環境、人身安全和有尊嚴的養老，如果不觸動資產階級的利益、不改變私有制的經濟秩序，是絕不可能實現的。
當代的中國資產階級是在私有制復辟的過程中，依靠大量掠奪社會主義建設多年積累的財富發展起來的。由于中國資產階級暴富的特點以及財產來源非法的性質，中國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在表面上十分兇惡、在內心里十分恐懼。
作為一個階級，中國資產階級已經喪失了政治理想，對自己的前途十分缺乏信心。他們唯一的信心來自于他們對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迷信以及對美帝國主義的幻想。大批資本家和官僚將他們的親屬和財產轉移到國外，作為自己的退路。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維護上層整體利益的能力。上層的各個集團，僅僅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尚能達成一致;甚至于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有時也要討價還價，武警、警察、城管要根據“酬勞”多少才決定是否出動。但是，如果涉及到要犧牲某些資本家的個別利益，以促進上層的整體利益，那么很快就會遭到整個資產階級的反對。重慶改良的失敗，強有力地證明了中國的上層已經喪失了起碼的自我約束、自我革新的能力。恰恰相反，鼠目寸光的中國資產階級目前正企圖通過將僅剩的公共資源(土地、公用事業、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辦法來撈取最后一筆短期利潤。
綜上所述，經過一、二十年的私有制經濟發展，中國的各個階級以及他們各自的階級利益和政治主張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工人階級的隊伍空前壯大了，并且勢必成為中國未來政治舞臺上一支最主要的力量。農村半無產階級曾經被資產階級所利用;城市小資產階級曾經是私有制復辟的可靠的社會基礎。但是，隨著私有制經濟的剝削和壓迫越來越嚴重地侵犯到這兩個階級的利益，這兩個階級正在演變為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可靠的同盟軍。這就為在未來形成由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組成的廣泛的、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變革聯盟奠定了基礎。
在上層方面，國家目前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維護整個上層的集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能力。各個資產階級集團、各個資本家自行其是。這勢必導致各種階級矛盾、經濟矛盾和環境矛盾加速惡化。一旦危機來臨，在初期的強硬手段失敗以后，已經準備好退路的大大小小的資本家和官僚們，勢必各自四散逃命，沒有什么人會為上層的整體利益去“拋頭顱、灑熱血”。
八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革命高潮曾經席卷亞洲、歐洲和美洲。世界資產階級僥幸戰勝了無產階級，并隨后發動了反攻倒算，除了各種政治上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以外，更深刻的歷史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空前的大繁榮，持續二十多年快速增長。在世界資本主義大繁榮期間，各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導致改良主義泛濫。多數國家的工人運動領導權掌握在改良主義者手里;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修正主義者手里。這就使得各國工人階級在世界資產階級的反攻倒算面前，缺乏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幻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長期享受改良的成果，而沒有與資本主義制度徹底決裂的決心。
其次，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雖然美帝國主義開始出現了相對衰落的跡象，但是尚未完全衰落，仍然有力量領導世界資產階級進行反撲。
第三，世界范圍的無產階級化尚未結束。為了挽救利潤率下降的危機，核心國家的資本家仍然可以將大量制造業生產轉移到中國等亞洲國家。中國的私有制復辟，特別是中國的數以億計的廉價勞動力加入世界勞動力市場，對削弱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加強世界資產階級的力量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時過境遷，當下一次世界革命高潮來臨的時候，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都將與二十世紀有著根本的不同。
首先，美帝國主義已經嚴重衰落，它的徹底衰落也只是個時間問題。美帝國主義已經喪失了領導世界資產階級、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實行有效重組的能力。各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國家與半外圍強國之間，四分五裂，矛盾重重。這就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其次，世界無產階級化雖然尚未徹底完成，但是與二十世紀相比，世界無產階級化的程度已經大大提高了。事實證明，即使是為西歐、北美等少數地區的工人階級提供充足的社會福利，就已經足以威脅到世界資本積累。如果要為除西歐、北美以外的亞洲各國幾十億人口提供緩和階級矛盾的社會福利，勢必導致世界范圍利潤率的大幅度下降，并威脅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
最后，二十一世紀與二十世紀的一個根本不同點是，在二十一世紀，世界范圍的環境空間已經使用到極限，整個世界的生態系統已經到了崩潰邊緣。由于資源枯竭、環境崩潰，世界經濟增長勢必放緩并在本世紀中葉以后陷入完全的停滯乃至逆轉。
在這種形勢下，各國人民的歷史任務已經不再是在已經瀕于滅亡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繼續爭奪資本積累優勝的獎杯，而是挽救瀕于崩潰的世界生態系統并為所有人提供有尊嚴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勞動權、受教育權、醫療權、住房權、養老權等)。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舊統治階級已經完全沒有能力承擔當時那個歷史時代所提出的任務——建設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因而只有充分發動廣大的勞動群眾、徹底推翻舊的統治階級及其國家機器，才得以挽救中國人民所面臨的民族危機，并為現代中國的崛起奠定基礎。
在二十一世紀，目前占統治地位的中國私有制經濟也已經完全沒有能力承擔當前這個歷史時代所提出的任務——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有尊嚴的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的條件并建設真正可持續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中國私有制經濟的失敗，必然在可預見的將來，導致中國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環境危機全面爆發。只有充分發動廣大的無產階級和其他各勞動階級，對私有制經濟實行徹底改造，才能夠挽救中國與世界面臨的危機，并為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新生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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