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據鳳凰財經報道：最近高尚全在接受鳳凰財經專訪時提到，“國有經濟不能定位為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什么?我認為是‘三個民’。第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第二是民生，為了得民心，你必須把民生搞上去。第三是民意，老百姓要有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要有尊嚴。”

　　現將筆者最近針對高尚全先生這種觀點，在《政治經濟學》2013年第4期公開發表的文章發到網上，以便讓更多讀者看清高尚全先生言論的實質。

析“公有制為主導”論的實質**——析某位權威人士的“改革建議”

　　何干強

　　摘要：某權威人士“建議”把公有制為主體，改為“公有制為主導”，并認為“黨的執政基礎不是國有經濟”。這絕不是在推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而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這個制度的公有制經濟基礎，刨掉共產黨的執政根基，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質。我們應當貫徹黨中央關于自覺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的精神，增強對這類顛覆性“改革建議”的識別能力。

　　關鍵詞：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 國有經濟主導作用 共產黨執政基礎

　　作者：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最近，有位經濟界權威人士在《改革內參》發表意見，提出中央和地方應該共同探討公有制經濟“怎么改革”的問題。他“建議”，把我國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公有制為主體，改為“公有制為主導”，并認為，“黨的執政基礎不是國有經濟，而是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①]如果留心近年來發表在我國某些重要報刊的文章，就可以知道，這并不只是一個人的主張，而是代表著目前一股不可等閑視之的社會思潮。這股思潮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修改憲法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莊嚴規定，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它針對著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生存的根基，足見事關重大。由于這位人士在中央政府決策部門的高層智囊機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先后擔任會長、名譽會長，說話有影響力，而且其“建議”有所謂“現代經濟學”為依據，所以，我們不能不給以必要的辨析。

　　一、“改革建議”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持否定立場

　　某權威人士的“改革建議”，根據目前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現實狀況，凸顯了他主張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鮮明政治態度和立場。

　　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現狀如何?筆者曾依據國家統計局兩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布的數據，對我國所有制結構的公私經濟比重做過如下分析。[②]2004年末，全國第二、三產業中的公、私企業實收資本的比重為56% : 44% ;到2008年末，降為約46.6% : 53.4%。如果第二次普查中定義為“法人資本”(股份制企業的實收資本)是由私人資本控股的話，那么2008年末，公、私企業的實收資本控制權的比重，就已降到36.4% : 63.6%。數據還顯示，2008年末，全國第二、三產業的不少部門中，只有不足20%的從業人員在公有制企業就業。而破除資本拜物教觀念，從資本的本質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角度來觀察所有制結構，理應有50%以上的人員在公有制經濟中從業，才符合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規定。這樣看來，公有制被削弱的狀況可以說是極為嚴重了。從一段時間以來的經濟發展態勢看，這是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地揭示了一條十分重要的、對整個社會起基礎作用的客觀經濟規律：“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③]。他在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中，對這個基本規律的表現有較具體的闡釋。他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因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④]在這些論述中，“生產關系”的核心就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即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所以，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變化必然表現在收入分配關系的變化上。這些話，我們今天讀起來，倍感親切。因為它抓住了經濟現象的根本，有很強說服力，對于我們認識我國目前收入分配關系的不良發展態勢，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

　　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我國許多地區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出現以經理層購買(MBO)等形式的私有化“改制”風潮。從那時起，公有制經濟逐步削弱，私有制經濟急劇擴大，這勢必表現為收入分配關系的顯著變化。1995年在全國企業注冊資本中，公、私經濟(包括內資與外資)的比重，分別為78%與22%，[⑤]公有制經濟明顯占主體地位，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并不太高，在農村和城市分別為0.34和0.28;隨后幾年，公有制經濟逐步下降，1998年全國平均的基尼系數升至0.382，[⑥]但是仍沒有超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此后，隨著公有制經濟的嚴重削弱，收入分配差距就明顯擴大了。2013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近10年來我國的基尼系數：2003年為0.479，2004年為0.473，2005年為0.485，2006年為0.487，2007年為0.484，2008年為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為0.490，2010年為0.481，2011年為0.477，2012年為0.474;[⑦]但都明顯進入國際公認的不良區間。2010年以來，基尼系數有所下降，原因主要是政府實施的財政再分配手段，起到了一定的緩和作用;但是，這并未從根本上扭轉不良態勢。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引起社會財富貧富差距的兩極分化，這是廣大勞動人民普遍感覺到的現象。

　　按理，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當前人們迫切需要根據我國憲法關于“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⑧]等莊嚴規定，遵循唯物史觀關于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必然表現為相應的分配關系這個基本原理，認真總結改革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分析公有制被削弱的原因;依靠廣大人民，努力維護和振興公有制經濟，標本兼治，促進科學發展、共同富裕。但是，正是在公有制被嚴重削弱、貧富差距顯著拉大的不良經濟態勢下，這位權威人士卻要求改寫“公有制為主體地位”的憲法規定，否定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國有經濟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人們不難推斷它的思維邏輯：現在公有制經濟明顯減少了，說明憲法的規定已不符合實際了，所以，就應當把公有制為主體改為“公有制為主導”;現在民眾對“民生”不滿了，共產黨不能忽視“民心、民意”，因此，共產黨要把“民心、民生、民意”作為執政基礎。我認為，某權威人士的“改革建議”向黨和人民發出了嚴重警示：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出現對公有制經濟嚴重不利的態勢下，要嚴防有人以此為由，趁機摧毀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和共產黨賴以生存的根基。

　　我們只要檢索一下這位權威人士歷來關于改革的意見，就不難發現，他從來沒有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提過建設性的意見;卻把理論界對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改制”主張的正確批判，指責為“借所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他把人們對背離社會主義改革方針的正確批評，指責為“意識形態化的極端判斷”;他主張“市場要講求效率，政府要強調公平”，認為市場效率(按：即私有制市場經濟的效率)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說，解決收入不公的問題，應由政府來承擔責任。[⑨]簡言之，他不斷提出私有化的政策主張，而在由此造成社會財富貧富差距拉大的必然后果之后，又把責任都推到黨和政府身上。

　　如果說，善良的人們過去可能認為，這位先生思想“解放”，他一直以來只為私有制經濟說話而不維護公有制經濟，之所以如此，是要糾正過去那種“左”的“一大二公”的做法，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那么，現在把他的一貫主張與這次的“改革建議”聯系起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絕不是在推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而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這個制度的基礎公有制經濟，是要刨去共產黨的執政根基。

　　二、不應以資產階級“平等”觀反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在當今中國，公然否定憲法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莊嚴規定，要刨掉共產黨執政根基的露骨做法，是不能得逞的。最能迷惑人的，就是舉起“平等”的旗幟。這位先生是用“營造各種所有制平等競爭的環境”作為理論依據的，主要是“三句話：第一是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資料，第二是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第三是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然而認真分析，就可以看出，這些理由具有表面性和虛偽性，似是而非。

　　平等，詞典闡釋的含義是，“①指人們在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②泛指地位相等：平等互利;男女平等。”[⑩]可見，平等是個褒義詞。普通人用形式邏輯來思維，遵循概念的同一律，會認為主張平等總是好事，應當贊同。換句話說，人們如果停留在形式邏輯思維方法上，就容易把平等這個概念的含義固化和泛化，不易弄清某些人用虛假平等來掩飾真實的不平等。眾所周知，歐美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都以“平等”為口號。那時，長期盼望平等的勞動人民，曾勇敢地為這場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可是，一旦革命勝利，卻看到資產階級成了新的統治者，而自己僅獲得在市場上出賣勞動力商品這種平等權利，在生產領域則淪為受資本家剝削、壓迫的對象，毫無平等權利可言。勞動人民上當的原因，就在于當初只會使用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相信資產階級的“平等”口號可以給予他們包括生產領域的平等在內的任何平等。

　　可是，當人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學會用唯物史觀的辯證邏輯思維方法來理解和使用平等這個概念時，就不同了。這種科學思維方法，要求人們對概念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還應當弄清概念反映的具體現實內容。就對平等概念的認識而言，需要從抽象到具體，對照一定的發展著的現實社會關系，弄清它反映的是何種具體內容的現實社會關系，一定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是否符合它的含義。從最抽象的平等含義來說，平等就是用同一尺度來衡量不同的事物，而在不同領域，這種尺度不同，平等的含義也就不同。[11]如果這樣來思考，就不僅不會輕易上虛假平等的當，還會自覺地把科學的平等概念作為自己在社會實踐中揭露虛假平等、爭取真實平等的重要思想武器。可見，弄清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的區別與聯系，甚為重要。

　　唯物史觀揭示出，人類普遍使用的最一般的經濟平等概念，其實是對“商品形式成為勞動產品的一般形式，從而人們彼此作為商品占有者的關系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12]這種現實的反映。我們知道，商品按社會價值交換，對于交換雙方的商品占有者來說，這是平等交換關系;它反映到人們頭腦中，會導致平等觀念的產生。但是，在長期自然經濟歷史條件下，商品交換在社會生產中占次要地位，因而在國民中不可能形成牢固的平等觀念。人類社會平等觀念的普遍形成，是在勞動力成為商品，從而商品生產普遍化了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產生之后。在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商品流通領域的平等交換關系是表層經濟關系，是經濟形態的外部形式;而生產領域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生產關系，是經濟形態的內部實質或內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形態，就是這種表層形式的平等關系與內部的生產領域極不平等的剝削關系即實質內容的不平等關系相結合的經濟形態。流通領域的這種形式平等關系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產生的各種拜物教形態(包括商品拜物教形態、貨幣拜物教形態、資本拜物教形態和土地拜物教形態)結合在一起，反映到資產階級頭腦中，就形成了資產階級的“平等”觀。資本家在市場中用“平等”交換的方式，購買雇傭工人的勞動力商品，投入生產、經營領域，利用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為自己創造超過勞動力商品價值的剩余價值;然后，在資本主義剝削階級內部，又打著“平等”的幌子，以平均利潤、股份紅利、銀行利息、地租等拜物教形態的經濟形式，瓜分、分享剩余價值。為此，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資產階級“平等”觀的實質：“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13]資產階級經濟學歷來宣揚“平等”，正是為了用資產階級的這種“平等”觀，掩蓋自己在生產領域對工人階級剝削的實質不平等。被一些人稱之為“現代經濟學”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一點也沒有改變這種表面性和虛偽性。

　　這位權威人士提出的“各種所有制平等競爭”的“三句話”理由，搬用的正是資產階級的這種“平等”觀。對其虛偽性、欺騙性不能不予以剖析。

　　先看他的第一句話：“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資料”。不言而喻，他談的是生產領域的平等問題。我們知道，生產資料的使用權是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占有權制約的，因此，這句話的含義很明確，就是要以泛化的形式平等為由，在生產領域消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須知，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態中，商品流通是經濟形態的表層，生產領域中的不同所有制經濟是經濟形態的內容或實質。公、私所有制關系屬于生產領域的生產資料占有關系，憲法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就是在生產領域或經濟形態的實質上，明確界定了公、私經濟之間不能、也不應當平等地支配生產資料。前者占有的生產資料必須質高、量多;前者必須控制后者，而后者必須附屬于前者。之所以要如此規定，是因為公有制經濟的本質是聯合勞動者掌握并協作使用生產資料，消除了階級剝削關系，勞動人民成為生產的主人;而私有制經濟，除小生產外，其本質是階級剝削的生產關系。在全社會，只有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廣大勞動人民才能聯合起來，在總體上實現當家作主，才能將尚存的、在現階段還有存在必要的剝削經濟成分限制在對國民經濟的主體即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的范圍內，促進中國社會生產力穩定、快速地發展。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各種非公有制經濟也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受到公有制經濟的維護，成為民族經濟的有益組成部分。因此，公、私經濟在生產領域的主次經濟地位，與它們在流通領域實行商品等價交換或平等交換關系，這是兩碼事。前者講的是公、私所有制經濟之間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態中的生產關系實質領域存在不平等關系，后者講的是公、私所有制經濟之間在經濟形態的外部形式領域存在平等交換關系。唯物史觀揭示出，生產決定流通，既然公有制經濟使用的生產資料質量高、數量多、生產力強，在流通領域的總體競爭力必然強，這種公、私所有制經濟之間在生產領域的不平等，對占人口多數的勞動者有利，顯然是好事。對于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來說，勞動者成為生產中的主人，實行按勞分配，因而在人與人的經濟關系上，可以實現流通領域的平等與生產領域的實質平等的統一。這種統一的基本條件恰恰在于憲法規定了公、私經濟之間在生產領域占有生產資料的不平等。看來，這位先生弄不清生產領域與流通領域兩種經濟關系的本質區別。

　　其實，要求公、私所有制經濟“平等使用生產資料”，這種提法本身就蘊含經濟理論邏輯混亂。我們知道，不同社會主體享有平等權利，意味著對他們的權利用同一尺度來衡量。生產領域的生產資料的自然屬性屬使用價值范疇，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等使用價值千差萬別，要求不同所有制經濟使用同一尺度的生產資料，匪夷所思。而如果不是指使用價值，那就是指生產資料商品的價值，即物掩蓋下的人與人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同一尺度來衡量不同所有制經濟，就是要求公、私經濟中的社會成員在生產中的社會關系都是同等的，都占有相同量的社會勞動，這就等于要求取消公、私所有制及其主次地位的劃分。實際上，生產資料所有制意義上的平等，其基本含義是指社會成員在生產領域同等地共同享有占有、使用生產資料的權利，這種平等關系在私有制經濟中顯然是不存在的。只有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才有這種平等的權利，而這位權威人士要改掉的，恰恰是“公有制為主體”，這就只能意味著，他實際上是要通過“改革”，使大多數勞動者脫離這種實質平等的生產關系。對此，勞動人民是絕不能答應的。

　　為了進一步弄清這位權威人士關于“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資料”這種要求的實質，我們不妨再重溫馬克思的一段話：“資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說，它要求把一切生產領域內剝削勞動的條件的平等當作自己的天賦人權”。[14]由此我們可以領悟到，這位先生的這種“平等”要求，反映的正是人格化的資本的聲音。

　　再看他的第二句話：各種所有制經濟“公平參與市場競爭”。通常講市場競爭，系指自由競爭，而自由不能為所欲為，應當遵守國家法律制定的市場規則，各種所有制經濟作為市場賣者或買者的主體，在遵守相同規則這個意義上，它們之間的競爭可以稱之為公平競爭或平等競爭。這種含義的平等競爭，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性質沒有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說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就不可能有形式平等的公平競爭;相反，公有制經濟中的企業經營，就其本質要求而言，不以追求私人利益為目的，因而無論公有制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還是與私有制經濟之間的市場競爭，公有制企業都應更具有遵守市場公平競爭規則的自覺性。而如果把各種所有制經濟之間的公平競爭的條件理解為它們相互之間只能實力相等、占有同等的生產資料，那么，這樣的“公平”要求，對于任何市場經濟都是荒謬的。在市場競爭中，無論是賣者之間、買者之間，還是賣者與買者之間，其實都以有強有弱的不平衡發展為前提，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本身就說明市場主體之間的實力不可能“平等”。所以，以各種所有制經濟“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為由，要求改掉公有制為主體，從理論和現實看，都完全站不住腳。

　　他的第三句話是：各種所有制經濟“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為何要這樣說?他的理由是，“《憲法》中規定，國有資產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這兩條本身就沒有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一個是神圣不可侵犯，一個是合法財產受到法律保護。”核對一下憲法，相關的條款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和集體的財產。”“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與補償。”[15]顯然，這位權威人士要么是誤讀憲法，要么是曲解憲法。撇開他的表述不符合憲法規定，從言為心聲看，他表達出的真實思想是，要把國有資產和公民合法財產放到同等法律地位，并以此為由，要改掉公有制為主體。然而，國有資產是全民所有制的資產，具有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的性質，它并不是單個合法私人財產的機械加總，而是具有內部協作結構的整體性資產。整體大于個別機械相加之和。國有資產是全體人民特別是廣大勞動人民成為國家主人，保證中國獨立自主、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試問，作為個人的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其經濟地位和法律保護能與之“同等”嗎?憲法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反映了當代中國經濟關系和民族經濟利益的客觀要求;只有完全站在個人主義或私有制的立場，才會對此憤憤不平。

　　三、世上絕無“以私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經濟

　　某權威人士建議，把公有制為主體“改為公有制為主導，或者國有經濟為主導”。初看起來，似乎他仍然重視公有制經濟和國有經濟，仍然把它們看成是“為主”的，然而，這完全是假象。

　　首先要指出的是，不能把“公有制為主導”與“國有經濟為主導”混為一談。兩者有重要差別，后者不包括集體經濟。城鄉集體經濟的本質是集體勞動者聯合起來成為生產的主人，雖然內部不存在剝削關系，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在國民經濟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相互獨立，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往往被市場競爭的盲目力量所統攝，它們可以自覺地配合國有經濟發揮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本身卻難以直接發揮這種作用。因此，能夠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經濟成分，只能是國有經濟，因而說“國有經濟為主導”是嚴謹的。我國憲法總綱在對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做出規定之后，還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16]可見，國有經濟為主導必須以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為前提，憲法對此規定得十分明確。因此，問題不是要通過改革，改掉公有制為主體，才能確立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而是應當研究，在經濟管理實踐中如何才能更好地遵循憲法已有規定，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

　　現在要問，如果按照這位權威人士的“改革建議”，把公有制為主體改掉了，還能有“國有經濟為主導”嗎?回答是：必然不能有!須知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意味著，它對國民經濟的運行和可持續發展起推進、導向和控制作用。這除了國有經濟本身是代表勞動人民為主的人民整體利益的經濟，除了它在人才、科技、設備的質上優于其他所有制經濟，除了它必須控制自然資源產業部門[17]、國家安全產業部門、重要基礎設施、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部門等關系到國家經濟命脈的經濟部門，因而本身能在經濟中起先進帶動、支撐調節作用之外，還絕對不能離開它和集體經濟共同構成的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數量優勢的主體地位。這是因為，只有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全社會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者才能脫離階級剝削關系，因而充分發揮出勞動積極性，形成服從整體利益的自覺性，這樣，國有經濟引領經濟全局的導向作用，才能得到最廣泛的配合;只有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者處于公有制經濟中，享有按勞分配的權益，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才不至于拉大，才能使全社會有購買力的市場需求適應計劃調節的市場供給的客觀要求，具有現實可能性，這樣，才能使國有經濟執行宏觀控制職能，促進國民經濟實現供求平衡的良性循環成為現實;只有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社會大多數人口形成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這樣，國有經濟才能協同集體經濟，并進一步帶動非公有制經濟執行國家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的方針政策，形成全國一盤棋，形成分工合理的生產力布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可見，公有制為主體是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基本前提，沒有前者，后者就沒有現實的可能性。

　　這位權威人士要改掉公有制為主體，無非是讓被稱之為民營經濟的私有制經濟為主體。當今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實行雇傭勞動的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這樣一來，中國勢必產生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種對抗性基本矛盾。馬克思揭示的私人資本積累規律勢必在全社會起主要作用，在剩余價值規律作用下，必將造成社會兩極分化，使多數人有購買力的市場需求受到被剝奪生產資料所有權后的極大限制，與少數人資本家以利潤為唯一生產目的的無限供給，在市場實現問題上發生無法解決的尖銳矛盾。因此，以私有制經濟為主體，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將失去主導國民經濟的基本前提。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私營經濟多半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科技水平低，發展方式大部分比較粗放。在國內市場基本國際化、存在激烈國際市場競爭的現實條件下，不強調維護和擴大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反而要改掉公有制為主體，這樣做的后果勢必是，讓那些對中國市場早已虎視眈眈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跨國公司及其國內的買辦經濟成為主導。可見，要改掉公有制為主體，實際上是一種置國家經濟安全和民族經濟利益而不顧，具有賣國主義嫌疑的經濟主張。

　　可能有人會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股份公司中大股東占百分之十幾的股份，就能控制一個公司，因此，改掉公有制為主體，只要我國國有資本能占社會總資本的百分之二、三十左右，照樣能對國民經濟起控制作用。這種簡單類比，把宏觀經濟的調控與微觀經濟內部的管理混為一談，是很不恰當的。我們知道，公司內部實行直接性協作分工，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進行管理;而國民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基于交換的間接性社會分工，只能實行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國家必須通過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才能有效地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和發展。把國民經濟基于市場的社會分工關系及其治理等同于一個大公司內部的管理，等于說國民經濟不是市場經濟形態，這顯然不合邏輯。

　　還可能有人會提出，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私有制經濟為基礎，但是也有數量不小的國有經濟，它們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發揮著調控作用，為何中國就不能以“私有制為主體、以國有經濟為主導”?不錯，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推行，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有過國有化浪潮。20世紀70年代中期，包括美國在內在的70多個國家中，國家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本總投資中所占比重平均為16.5%;西歐諸國的國有企業產值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占工業產值的30%。[18]但是，這種國有經濟的發展本質上是為緩和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這個對抗性的基本矛盾而產生的，我們本該從中看到國有經濟對于社會化大生產的重要性。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本質上是“總資本家”[19]的經濟，主要服從于金融壟斷資本財團的利益。它們所起的并不是主導國民經濟的作用，而是起“穩定器”即維持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作用;這種作用決定了它們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并不會逐步擴大，而是根據穩定宏觀經濟的需要可大可小。這與我國實質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將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擴大的國有經濟，在性質上和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都是根本不同的。實際上，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始終是占統治地位的金融壟斷資本財團，須知這些國家的政府就是受金融壟斷財團的經濟利益控制的。[20]可以說，離開公有制為主體的“國有經濟為主導”，這在現實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

　　四、改變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亡國亡黨之論

　　這位權威人士的“改革建議”，經濟、政治主張雙管齊下，在提出改掉公有制為主體的同時，斷言“黨的執政基礎不是國有經濟”，這說明他主張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

　　如果黨的執政基礎不是國有經濟，那就只能是國民經濟中的其他經濟成分。但是他指的顯然不是集體經濟，因為集體經濟是他“建議”改掉的“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成分;那就只能是個體經濟、私有經濟、外資經濟構成的私有制經濟。眾所周知，個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只是附屬成分，而民族私有經濟與外資經濟又存在矛盾，那么，他沒有正面說出的“黨的執政基礎”就只有兩種可能：不是民族資本為主的私有制經濟，就是外國資本為主的私有制經濟。然而，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已經證實，民族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可見，第一種可能是走歷史倒退之路;而第二種可能，就是要以二次大戰后新殖民主義條件下的殖民地附屬國經濟作為黨的執政基礎。而這兩種“執政基礎”，都意味著中國經濟制度的根本變質,因而這是一種要導致社會主義中國亡國的謬論。

　　我認為，黨的執政基礎不僅不能排除國有經濟，也不能排除集體經濟，嚴格地說，黨的執政基礎是整個公有制經濟。根據唯物史觀，政黨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其社會性質由它所代表的階級賦予，進一步說，是由它代表的階級在一定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中的地位決定的。列寧曾慎重地論證過這樣的問題，“我們黨應當用什么名稱，在科學上才是正確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啟發無產階級意識的?”他旗幟鮮明地回答，“我們應該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稱自己為共產黨”，列寧針對黨原先的名稱指出，“‘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和按每個人的勞動量分配產品。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會逐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21]列寧的論述清楚地告訴我們，共產黨這個名稱是有科學含義的，這個名稱不僅反映要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的奮斗目標，而且表達了人類社會必然趨向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只要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就絕不會有絲毫把共產黨與公有制經濟割裂開來的念頭。

　　在唯物史觀看來，政黨存在于階級社會，政黨是代表階級利益的政治組織或集團，任何政黨都必然有賴以生存和依靠的階級力量。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階級、國家將消亡，政黨也就不再存在。而在當今時代，仍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或斗爭，也就必然存在政黨和不同政黨之間的矛盾或斗爭。“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22]具有這樣性質和發揮這樣作用的先鋒隊，其階級基礎只能是由先進的大工業生產方式培育的工人階級，其執政必需的廣泛統一戰線，只能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這些都決定了黨的執政基礎只能是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黨組織堅持這種基礎不動搖，才有可能始終保持黨的純潔性，才能始終堅持黨的優良作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才能真正堅持黨的正確領導。由此看來，這位權威人士在政治上的“改革建議”，是要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質，使黨名存實亡，是亡黨之論。

　　然而，這位權威人士卻極力掩飾自己。他不說自己認為黨的執政基礎是私有制經濟，卻說“是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說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為了得民心把民生問題搞上去，為了得民生把民意搞好，老百姓有話語權、監督權，有箴言，這樣才能得民心，得了民心，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也就鞏固了。”他好像處處想到的是“民”，好像希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其實，正如資產階級歷來鼓吹抽象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公平、正義”，實際上只代表自己本階級的利益一樣，這位權威人士所講的“民心、民生、民意”也具有極大的虛偽性。因為，與公有制經濟對立的“民”，不可能是廣大勞動人民。他既然要以私有制為主體，那么，他講的“民”就主要是私營、外資老板及其代言人。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他們的“民心、民生、民意”可以與勞動人民的利益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是，由私營、外資經濟存在剝削關系這種本質決定，他們的根本利益與廣大勞動人民有對立性甚至對抗性，他們一旦掌控“話語權、監督權”，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必將失去自己的話語權和合法性，失去執政的權利。因此，用所謂“民心、民生、民意”來替代公有制經濟作為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這無異于對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釜底抽薪。

　　目前，正是由于私營、外資經濟等私有制經濟的急劇擴張，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被嚴重削弱，社會才有腐敗蔓延，貧富差距拉大，從而引發群眾不滿情緒。如果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喪失，那么中國改革勢必走上鄧小平所說的“邪路”，這才會真正使我們的黨喪失廣大勞動人民的“民心、民生、民意”。

　　這里，我想起互聯網上披露的(至今仍能讀到)2006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莊召開的“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紀要。主持會議并做了重點發言的，就是時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的這位權威人士;發言的都是傳媒中有影響的經濟界、法學界“專家、學者”。在這個被簡稱為“西山會議”發言紀要里，有人公然指責“我們整個黨沒有注冊登記”，黨行使的權利“是法外權利”，[23]公然指責中國共產黨沒有取得合法地位。聯系這位先生斷言“黨的執政基礎不是國有經濟”，足見這些人士一直在用各種理由，或者要直接取消黨的領導，或者要改變黨的性質。對此，全黨全國人民可要警惕了!

　　五、增強對負改革的識別能力

　　我們知道，黨中央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24]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論述“必須堅持推進改革開放”時又指出，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25]應當說，黨中央關于改革開放要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不動搖的基本指導方針始終是明確的。黨中央關于黨的執政基礎是公有制經濟的理念也是明確的。例如，中央領導同志在一篇關于“推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的講話中，開門見山就指出，“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重要基礎”。[26]黨中央明確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和黨的執政基礎是公有制經濟，代表了我國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某權威人士的“改革建議”與此相對照，則完全是南轅北轍。

　　綜上對“改革建議”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改革”這個動詞的所指是有其具體內容的。為此，不能只按形式邏輯理解各種改革主張，認為改革都是好事，總是正確的;而應當用科學的辯證邏輯思維方法，留意某些人所說的改革包含的實際內容。不能忘記，20多年前，蘇聯、東歐正是在一片“改革”的喧囂聲中亡黨亡國的。

　　辯證地理解改革，好比講治病，一種是真心要消除病癥，促進人的健康;另一種是把人搞死，病自然也消失了。蘇東的不少“改革”謀士和我國的這位權威人士，對待公有制經濟的某些管理體制缺陷，對共產黨領導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陷，采取的不正是后一種方法嗎?因此，善良的人們必須高度警惕這類似是而非的“改革建議”。要改掉公有制為主體，要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要改變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那絕不是什么正確的改革，而是要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進行釜底抽薪的顛覆，這種“改革”應當稱之為負改革。這樣看來，傳媒上的有些提法，如“用改革統攬全局”、“以改革來解決改革中的問題”，就值得商榷了。這些提法看起來思想“解放”，重視“改革”，但是沒有表達出改革的實質內容和目的，這就為一些借改革之名、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人，留下了可以隱蔽起來的藏身洞。為此，我們應當貫徹黨中央關于自覺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的精神，[27]增強對這類負改革“建議”的識別力。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建設前無古人的嶄新經濟形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億萬人民群眾參加的偉大社會實踐。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人，是推進改革開放的巨大正能量。大量積極的、建設性的改革好主意，蘊藏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因此，各級政府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應成為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依靠人民群眾研究改革措施的橋梁，而不應當只靠少數人閉門造車，更要防止成為少數“精英”搞顛覆性“改革建議”的場所。我們相信，各級黨和政府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發揚黨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集思廣益，就一定能遵循客觀經濟規律，掌握領導改革開放的主動權，促進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實踐，使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不斷的新勝利。

　　2013。8。29修改稿

　　*本文原稿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3年第3期;公開發表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4期。

　　[①]高尚全：《營造各種所有制平等競爭的環境》，《改革內參》(綜合版)2013年第2期。該刊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這期《改革內參》的出版日期為2013年1月18日，但此文的電子版已先于2013年1月8日同時在搜狐網、鳳凰網刊出，電子版與紙質版唯一不同的是使用了更加明確醒目的標題——高尚全：《黨執政基礎不是國有經濟而是三“民”》，http://business.sohu.com/20130108/n362797122.shtml . 此文為作者在2013年1月6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主辦的“中國改革(2012)年會”的主題發言。本文以下引用高尚全先生的言論，除了在其他刊物發表的另加注釋之外，都出自該文。

　　[②]何干強：《論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最低限度》，《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10期。

　　[③]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8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頁。

　　[⑤]國家統計局未提供數據。這是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測算的數據。參見李成瑞：《大變化》，香港：中國展望出版社，2007年，第1頁。

　　[⑥]國家統計局當時尚未公布基尼系數。此數據參見趙人偉、李實、卡爾·李思勤主編：《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⑦]數據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互聯網辦公室網站：“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2013/0118/index.htm .

　　[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第六條，全國常委會辦公廳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北京：2004年特刊，2004年3月15日出版，第80、81頁。引文中的黑體為引者所加。

　　[⑨]參見高尚全：《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新華文摘》2005年第24期;何干強：《歷史唯物主義與總結中國改革實踐經驗》，《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3期。

　　[⑩]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879頁。

　　[11]參見何干強：《論收入平等及其實現途徑》，《經濟評論》2002年第4期。

　　[1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38頁。

　　[1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57頁。

　　[15]《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82頁。

　　[16]《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七條，第81頁。

　　[17]目前經濟學界有人把自然資源產業稱作“自然壟斷”部門，這是值得商酌的。筆者認為，“壟斷”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屬帝國主義經濟范疇，不宜用于我國國有經濟部門和行業。

　　[18]參見宗寒：《國有經濟讀本》，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年，第36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29頁。

　　[20]筆者曾聽美國馬里蘭大學一位擔任過國會議員的教授講演，他說到美國國會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大意是，美國華盛頓住有許多大公司的辦事處，其任務主要是與國會議員溝通，使公司的利益能通過他們轉化為國家的政策。我問，那么小公司的意愿可否向國會表達?他說，也可以，不過要由近百家小企業構成的行會組織來代表。由此可見，美國政府經濟決策主要代表大公司的利益。

　　[21]《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頁。

　　[22]《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部分修改，2012年11月14日通過)，《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9日，第1版。

　　[23]參見：《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紀要(一)》，環企網，2006年4月7日，http://www.gemag.com.cn/html/2006/local_company_0407/1807.html .

　　[24]《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頁。

　　[25]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26]李源潮:《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把黨的政治優勢轉化為企業科學發展優勢》,《求是》2009年第17期。

　　[27]《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9年9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網絡版2009-09-28，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0128764.html 。

　　*本文原稿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3年第3期;公開發表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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