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演講記錄稿，已經本人審閱[1]
我來北師大做過很多次演講，幾乎沒有哪一次是官方邀請。自己愿意來，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我父親解放前是北師大前身輔仁大學畢業的;二是北師大“農民之子”學生社團已經陪伴當代鄉村建設走了12年，實屬不易。我今天上午博士生開題，中午是海外投資機構的午餐座談會，下午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直播演講，已經完成了三個單元工作，晚上來北師大演講是今天的第四個單元;再累也得來，主要是給“農民之子”撐場子。
全球危機是西方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代價造成的
1、為什么在談中國的區域發展時，首先要談全球危機?
西方在金融資本時代發生的危機是客觀原因造成的。過去的產業資本時代，企業從資本市場上融資用來支持企業運行和發展，那就增加雇傭勞動力，不僅應該足額支付一份工資，同時還需要另外支付至少半份用于社會開支。這就基本上能夠維持勞動力擴大再生產。但是，因為西方社會成本這塊支付太高，企業承受不了，于是產業資本就不能再在國內運作，而是大量轉移到海外，就直接導致向海外產業轉移所形成的收益直接回流到資本市場。于是，雖然資本市場與生產企業之間還有相關性，但資本市場不再成為企業融資的主要來源，而是更多依靠外部收益流入，由此西方主要國家爭相進入寄生性地推動全球資本化的金融資本階段。
但在這樣做的同時社會矛盾惡化，由于國內制造業大量轉移海外就不再需要雇傭勞動力，于是造成大規模失業。那在同時期政府也得不到企業支付相當于工資50%的社會開支，就只能更多地依靠借債來支付社會性開支，也就導致財政赤字增加促使債務失衡愈演愈烈。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問世以來西方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階段轉化的同期，是產業危機向金融危機演變。這邊是政府赤字增加，不得不把債務泡沫化變成國家強權政治的內涵;那邊則是企業流向海外導致國內資本市場異化于實體經濟而隨流動性擴張趨向于金融泡沫化。于是，一個債務泡沫，一個資本泡沫，都成為西方在金融資本階段發生經濟危機的主要來源。
然而，盡管這只是西方社會從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做階段性改變的客觀的演變過程，但另一方面，任何國家的發展都不可能逃開西方這種金融資本階段泡沫化擴張造成的全球危機，以及西方應對危機所內生性地對外轉嫁成本。
因此，我才把近年來我們團隊的理論創新歸結為“成本轉嫁論”。這個理論創新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接受程度很高;而在本國則尚無反應。
2、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發展方式是否具有自己獨有的特點?
討論成本轉嫁論，就要先簡介后發國家的主權外部性問題，這也是我們團隊近期做7個新興國家的國別比較研究時提出的理論創新。
西方在產業資本階段的經濟危機曾經是兩次世界大戰的誘因。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帝國主義列強因在戰爭中過度消耗而缺乏對殖民化時期構建的傳統地緣戰略的控制能力。這時，就誕生了一批以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式來形成獨立主權的后發國家。其中就有中國。
我們通過多國比較研究認識到，在后發國家中，凡屬于通過民族獨立戰爭，以暴力革命方式驅除外國資本在本國勢力的國家，支付掉的是參加戰爭的民眾的生命和鮮血的代價，換回的是相對完整的國家主權。由此，就有主權正外部性對經濟增長和制度收益的積極作用。亦即，其風險收益曲線的起點不在縱軸和橫軸相交的0點，而是要高一些，可以在縱軸上取值為1。
還是以中國為例，原有的帝國主義侵略控制所得的財產，以及原有的不論是政府腐敗分子還是官僚壟斷資本形成的財產權利，全都被新中國政府沒收。而地主的土地財產則由農民來占有。所以就形成了農村和城市兩塊基本財產關系，一塊是農民分散占有的土地權利;一塊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為名所占有的原有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和舊官僚體系在這個國家所形成的財產關系。這些構成了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增長的起點。
既然獲得主權方式的不同導致主權外部性的不同，那么，這就是決定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方式不同的根源。
二戰后，通過不同的斗爭形式形成了許多主權國家。其中主要的一種獲得主權的方式是談判，任何通過交易獲得的政權就都會內生性地具有主權的負外部性。如果通過和帝國主義談判形成主權，就沒有把從原殖民主義到帝國主義在這個國家形成的財產權利拿回來，而是通過交易得到了一個國家的名義主權，而讓渡掉了經濟主權、資源主權甚至是金融主權的話，那這樣的國家的經濟增長和風險收益的起點就在零值上，甚至可能在負值上。另外一種是像中國一樣通過比較徹底的暴力革命，形成的低外部性或者沒有外部性的國家主權，它的經濟資源就很大程度上用于支撐它的國家主權維護的行動。
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存在著的大量這樣的主權負外部性國家。具體表現在：第一，如果一個國家本土的外國軍隊軍事實力大于本國，如果一個國家必須長期承諾它服務于主導國家的戰略地位，那它就沒有主權可言;第二，如果一個國家維持生存的資源和食品經濟，都高比例的依靠進口，那它維護主權的能力就不存在了。
這樣的國家的權力集團，不管叫什么，最大的問題就是僅有政治主權而難以構建本土經濟。這樣，它就無法兌現當年發動民眾爭取這個權利的時候對民眾所作的經濟承諾。當初都說建立了主權國家就保證大家福祉，豐衣足食，孩子能上學老人能看病，但是它拿不到經濟主權，就都兌現不了。發展不了經濟，所有的政治承諾都會落空。然后就發生政黨更迭。因為得到了一個“被民主”的政治體制，承接的也是西方模式的黨爭自由。但黨爭的結果還是無論誰上臺都解決不了這個主權負外部性問題。于是就得“依附”原宗主國，任何這種與帝國主義談判構建的“被民主”的上層建筑都必須從原宗主國獲得大量的補貼。
二戰之后所形成大量發展中國家，只要能夠真正相對完整地擁有經濟主權和資源主權，并且和國家的政治主權能夠有機地形成一個統一體的國家，比如本國，競爭的起點會相對比較高。
3、中國在全球危機中得以生存發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人們都在問，在全世界所有的發達經濟體都遭遇經濟危機的時候，為什么只有中國一家無論怎么唱衰它都衰不了?首先是因為剛才說過的，中國的風險收益起點高于零。一旦現在這種外部壓力下國內財經界全裸或者半裸的激進舞者們照搬西方市場體系改變現在國內的金融資本管制，就會使金融經濟成為“主權負外部性”的內涵，國家經濟增長的風險收益曲線的起點重新歸零，中國也就難以維持現狀。[2]
中國的競爭力在哪里呢?難道如主流媒體所說，來源于照搬西方市場體制?
主觀上我也愿意相信，但當你做了大量客觀分析的時候，會發現很難像意識形態工作者這么簡單地認定。印度、墨西哥等等這些更西方化的國家，難道市場化程度不比中國深嗎?難道自由民主的程度不比中國高嗎?西方意識形態所提出的轉軌，不論是私有化、市場化，還是自由化、全球化，在這西式“四化”的制度轉軌上，它們都不比中國差。中國現在是這“四化”都不到位，所以才導致國內激進舞者的不滿，但卻因此才有競爭力;如果都到位了，中國也會跟別人一樣，美國金融資本危機中巨大代價無論怎么轉嫁，它也就只好跟著承載。
為什么我多次強調“成本轉嫁論”?簡單來說，成本轉嫁論可以理解為西方危機爆發的代價需要被轉嫁出去，一般是發達國家轉嫁到發展中國家;中國則是城市轉嫁到農村。總結長期以來中國的經驗教訓可以知道，只要危機代價能夠向三農轉嫁，城市就能軟著陸。如果不能轉嫁，那危機就只能在城市硬著陸，導致失業和社會犯罪增加。中國的所謂調整和改革，其實也主要是大危機的應對政策。
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真的具有比較優勢嗎?未必。
因為，當西方因社會成本不斷上升而在1970年代開始大規模向外轉移產業的時候，我們作為轉移產業的接受者，事實上長期在向西方做“雙重輸出”的貢獻。第一，我們在資源嚴重短缺條件下向西方提供廉價商品，既破壞國內環境、造成污染，又壓低勞動力價格去參與全球競爭。第二，我們只能把大部分外貿盈余再投資到西方債券市場，如果自主地投資于海外資源和能源開發則因擾動西方的地緣戰略格局而被污名化為新殖民主義。而對于以軍事實力維護地緣控制秩序的西方來說，有越多的貿易逆差，就有越多的資本順差。這就是發達國家在金融資本時代占有核心地位形成的雙重輸入的競爭力。
美歐日在2008年進入危機之后先后推行超級量化寬松，大量制造的過剩金融流向人類生存需求的基本產品市場，造成能源和糧食市場價格大起大落。因為它推高了基礎商品價格，就導致中國進口通貨膨脹。這就導致中國實體經濟利潤下滑，于是國內的資本就流出，去追房地產，就導致房地產價格高企。另一方面，中國抗通脹的利率調整導致融資成本大幅度高于西方，于是西方就能夠用海外低成本融資來中國獲取高收益。舉一個例子，美國人投資在中國每年的回報率在32%左右，中國人投資在美國國債市場上每年的回報率不到4%。這就是金融資本主導國家和實體經濟國家的差別。所以只要中國現在完全開放金融管制，“我家大門常打開，張開懷抱等你”，得到的是低價格的外部資本，擠掉的是國內的高價格資本;最終是國內金融資本競爭的失敗。
“無限責任政府”的再平衡戰略是中國改出危機的主要經驗
4、中國的三大差別與“再平衡戰略”[3]
我們還有一個觀點具有挑戰性：幾千年不間斷的中國文明史之中，客觀地形成了對國家穩定和整體利益最大化承擔著無限責任的中央政府。在當代，則形成了配套承擔無限責任的大型國有企業作為不能破產的國家資本的運營主體。這些，是東西方最為根本性的體制差別。因為西方上層建筑中的有限責任政府和經濟基礎中的有限責任公司，在制度上也是有一致性的。因此，美國政府關門、加州財政破產，是這種體制的結果。
誠然，歷史原因形成的東西方兩種體制本來無所謂對錯。但是，在中國照搬的西方意識形態化的話語體系之中，這種無限責任政府被稱為專制，這種無限責任公司被稱為壟斷。如果純粹從主觀上說，我也不能認同專制和壟斷;但如果是做學者必須堅持價值中立的客觀分析，則只能實事求是地認為，中國在全球危機打擊之下重要的發展經驗，主要是承擔無限責任的中央政府通過無限責任的國企直接投資于緩解三大差別的“再平衡戰略”。
就是用這種與西方個體化的“經濟理性”不同的方式，中國人改出了危機。
中國在90年代追求全球化，正在經濟對外依存度高達74%的時候，1997東亞金融風暴爆發了。它導致外需下降，按說只能轉向內需，但同時出現的是鄉鎮企業破產，國企職工“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外需下降，內需又沒有，怎么辦?只能轉向國內基本建設。這在生產短缺條件下，不可能實現。而中國是在1998年陷入的是生產過剩危機。就得靠大規模發國債來把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導向中央政府提出的五項統籌戰略，使危機成為中央政府提出的具有高度政治正確的統籌協調方針的落實機會。之所以能夠在那以后15年來以投資拉動增長，是因為愈益嚴峻的三大差別客觀上使政府必須體現合于國家責任的政治理性，向具有典型非市場化的基本建設領域做大規模投資。
先是區域再平衡——1999年西部開發，西部當年修高速公路的時候，那高速路上幾乎沒車。大規模基本建設向西部走，每一百公里的高速公路都是多少億的投資，一個西部大開發的總投資是3.6萬億，其中國債投資是2萬多億。這場投資方興未艾的時候，2001年提出東北振興，解決老工業基地技改和棚戶區改造，這又是2萬多億投資。新政府2003年接手就是中部崛起，大約2萬多億投資——過去一部分地區先富，后來遭遇生產過剩，正好把投資轉向西部、中部、東北。總之，國債為主的三大項目約7萬億主要投資于區域再平衡。這是中國與西方相比的階段差別。歐洲和日本的高速公路和高鐵都成網了，都投完了。
接著是城鄉再平衡。改革開放之初城鄉差距是1比1.8，強調三農問題重中之重的時候則是1比6，城鄉差別越來越大。怎么辦呢?2005年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其實就是大主要投資于農村公共品和基礎設施，迄今為止也有約7萬億。現在“五通進村”，通路通電通水通電話通寬帶。同期幾乎99%的村合作醫療覆蓋，低保戶做到應保盡保，孩子們上學免費，社會建設差不多到位了。因此現在最難的不是鄉下人進城要“農轉非”，而城里人下鄉要“非轉農”，這表明城鄉差別縮小和去城市化的現象發生。
這個時期，中國在1999年提出“以人為本”，2002年明確了五項統籌。現在初步實現了區域發展統籌和城鄉發展統籌。總之，當中國1998年陷入生產過剩危機的時候，就是因為有這區域、城鄉、貧富等三大差別問題，才恰恰成為把過剩生產能力轉向大規模基本建設的國家投資領域。據此可以認為，在區域和城鄉這兩大差別已經緩解之后，執政黨的新一屆領導班子接著應該投資于化解貧富差別的再平衡戰略;并且，這也應該是深化改革的重點。
如果新一代領導集體針對貧富差距做再平衡，就要開征財產稅，其中最重要的影響是對房產征稅。很多年輕人問我，什么時候買得起房子。我說，現在不行。因為只要金融過剩，一定與房地產資本結合，價格一定被兩大資本聯手推高，這在世界上哪個國家都一樣。
怎么治呢?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直接稅為主，通過對富人多征稅的累進稅體現社會公正。比如這兩天法國提出對收入800萬歐元以上的人征70%的稅。如果我們也按這個比例征稅的話，那國家財政和社保欠賬等問題就都解決了。
但我們現在恰恰是一個以累退稅為主的國家——富人交的少，窮人交的多。我們的間接稅占比92%以上，直接稅只占百分之7多一點，還大部分是單位扣繳，由個人直接繳納的只占不到百分之一。那就意味著，我們的富人假借推進西方制度實際上占據了權力場，卻沒有成為西方意義的“責任擔當者”。年輕人也許愿意跟著心靈雞湯去當粉絲，但還是得抽空問他們盡責了嗎?
中國人刻意維護的是世界上最落后的稅制。因此，如果貫徹群眾路線，那么宏觀改革就改一個字：間接稅為主改為直接稅為主。只要改為對富人多征稅的累進制，就不僅縮小貧富差距呢，而且立刻回出現財產透明。不公平的問題和腐敗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這個中國特色的體制下的“化危為機”：借助應對危機的大規模投資來實現三大差別再平衡，在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沒有可能。
中國體制內生性的最重要的長期問題就是中央地方關系
5、為什么中國的發展長期呈現地方化的態勢?
中國的所謂差異化區域發展是個長期的過程。改革開放之初“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也是把本來差異化但有所控制的區域發展改為放權讓利于地方政府主導的區域競爭，到現在則是以區域不平衡來吸引國內過剩產業資本投資，變成區域再平衡。
現在看，先富起來的沿海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型工業，其實吃的只是微笑曲線的底端，產業收益主要在海外。這種情況無法改變。在這種沿海不可能形成相對有收益的產業結構的影響下，各地都出現地方化發展趨勢，其實就是地方政府公司化惡性競爭的趨勢。也就是說，各級地方政府不是以提供公共品為主的政府，而是公共品讓位于服務資本利益的公司化政治主體。任何政府公司化的競爭都會造成風險;越是地方政府競爭加劇，造成的風險就越大。因為從科學上看，每產生一份資本，就會產生一份成本。
因為改革是中央對地方“放權讓利”，由此，承擔無限責任的中央與不斷增加風險的地方之間，就長期存在利益矛盾。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任何地方的財政債務和金融壞賬無論多嚴重，政府都不會破產。而越是發達的地方，其政府公司化程度越高，其投資壞賬和債務風險就越是上交中央。
中央靠什么承擔風險呢?改革以來中央越多把低收益產業下放到地方，地方就越是變成產業經濟代表，中央則主要是金融經濟代表。當地方把風險上交中央，中央就得靠增發貨幣來化解。90年代以后，貨幣化是中央承擔地方風險的主要手段，但也會成為通貨膨脹的誘因。總之，中國出現了中央貨幣經濟與地方實體經濟同步增長的局面。
6、中央的宏觀調控為何總是失靈?
中央的宏觀調控在經濟維持增長的時期屢屢不到位，主要是因為風險累積而成的經濟危機在沒有爆發的時候代價還不夠嚴重。中國每次宏觀調控只要是能夠落實的，都是在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共同受到威脅。可見，在正常情況下如果經濟危機不爆發，無論指望著中央搞一個頂層設計，還是指望著宏觀調控能夠落實到位，都不太可能。
眾所周知，中央對地方的調控手段現在很大程度靠財政專項。但1994年之前中央在財政上實際占比是非常低的。中央手里沒錢就想號令地方，根本不可能。
同理，在地方化的中國，也根本不可能形成集權制或獨裁制的政治體制。
當代中國的地方化起于1957年一五計劃完成。那時有一個說法叫“中央財政坐滑梯，地方財政坐飛機”。因為當時前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戰略性援助，中國工業化需要的投資項目改為以貿易項下來進行。這時候二五計劃胎死腹中。中央財政占比陡然下降，從此長期在平均20-30%之間;而地方財政長期平均在70-80%的水平上。
1989年經濟危機與社會問題相繼產生以后，1992年中央財政嚴重赤字壓力下放棄票證供應。同期，開放了股票、期貨、房地產三大高風險市場。這三大市場都具有高投機性，導致大量投機性金融資本涌入，中國經濟開始進入高增長階段。
直到1993年三大赤字同步爆發，危機非常嚴重，這時中央與地方談判1994年1月1日出臺了分稅制改革，此后造成了中央和地方對半分的財政比例。中央才能開始用專項投資方式調控地方，才有了一定的宏觀調控能力。但，真正意義的調控往往還是在危機局面下才有可能實現。
這時候的高增長，對中央政府而言，主要是貨幣化的增長，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在經濟上越來越趨向于西方主導國家的行為。于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央政府逐漸告別實體產業，一般國企逐漸下放到地方，改造成私有化的中小企業。中央和地方利益結構分化顯著起來。
主要領導人的個人主觀努力是可貴的，但如果不是在幾乎所有的政府主體都受到危機爆發的威脅的情況下，宏觀調控的效果是非常差的。主觀設計得再好，也落實不到位。記得80年代我們當時在中央政策部門工作的時候，自己的調查研究也早就說，“一號文件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為什么呢?因為各地都是一級一級照著念，中央文件很長，沒念完就去喝酒吃飯了，真的能把這個文件完整地念下來，就已經不錯了。
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其實也都是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如果要某個部門按照中央的宏調這個體系來執行，它首先要看自己部門的利益是增加還是減少。如果它的利益是減少的，怎么能落實的了呢?很多人寄希望于制定一套現代政府管理制度，但，現代制度本來是多種利益集團互相制約的談判依據。當務之急，應該是占據主導地位的利益集團的資本利益轉明。
7、中國宏觀調控失靈的外部原因
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在大量外部過剩流動性造成的通貨膨脹不斷地被中國進口的條件下，出現了宏觀調控失靈的局面。這也是為什么上屆政府盡管大聲疾呼要調控房價，始終壓不住的外部影響因素。
現在開始有媒體說宏觀調控失靈，甚至說是失敗，這是個客觀事實，但不能歸咎于某個人。為什么呢?因為中國面臨的是這樣一個國際環境。能把這個國際環境講清楚的人太少，所以大家老以為是我們自己不努力，做得不夠好。但其實是國內的調控應對不了外部資本迅速膨脹所造成的雙重影響。今天外資在發展中國家形成的雙重獲利格局，可以解釋我們提出的雙輸邏輯，一是在于國外期貨市場上高價格的能源和原材料進口的時候勢必引發國內的輸入型通脹，隨之促進資金利率提高。二是國內還不得不把超級量化寬松政策造成的外部過剩資本的低價格投資迎進來，填補現在國內高價格資金退出實體經濟留下的投資空間。于是中國就變成了一個競爭失利的結局。
這就是當我們說全球危機爆發的時候，雖然最初會發生西方，但西方得以把金融資本泡沫化的成本轉嫁給發展中國家。這就客觀上導致了我們的調控困境。
城鎮化與綜合性農協才是深化改革的主要內容
8、中小企業發展與城鎮化是否能夠改變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狀況?
隨著沿海經濟的“去工業化”，中國未來的發展會和城鎮化結合，因為大量的打工者會從沿海攜帶著他們的知識、技能和資金，返回到內地的城鎮來。
為什么返回來呢?因為大多數打工者都不想當工人階級。
照搬西方意識形態的學者和政策部門大都認為，農民應該改變身份，賣掉土地和房子，進城變成工人階級。但有誰問過農民愿意當工人嗎?去問問來打工的農民想不想當產業工人。可能90%的人都告訴你不想，為什么呢?因為農民是小資產者。小資產愿意降低自己的社會身份當無產者嗎?農民往往會回答你，他來打工的目的是掙點兒錢，將來開個小飯館兒，或者開個小商店，或者開個什么裁縫鋪，總之他想當小老板。從小資變成小老板，那意味著從下層社會變成中等收入群體的中下層，意味著向中產階級升級。但政府和學者老是讓他降級，從小資變成無產，他肯定不愿意。更何況現在的生產線，是一個嚴格篩選勞動力的生產線，稍微過點兒歲數，27、28歲以后，就算還能干，也干不過17、18歲的年輕人了。
大多數這些人掙點余錢以后，就要做點自己的小本經濟。這種小經濟哪兒適合呢?小城鎮適合，大城市不適合。所以我們會在不太久的將來，看到區域發展中的縣域經濟主要靠城鎮化和返鄉的打工者們開辦中小企業來形成新的一輪地方發展內涵。
而到這個時候，地方發展的主體將不再是政府。中央正在逐步減少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刺激，從干部考核體系等等，都在改，那地方政府也會越來越重視環境。
中國正在靜悄悄地發生一場政府行為的改變。我們相信，未來會有一場新的城鎮化發展，這種城鎮化發展會是去城市化的生態文明發展。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如果說中國的城鎮化是在縣域經濟的范圍內推進，那么我們相信這個政策選擇是正確的。如果簡單地把城鎮化等同于城市化，就跟現在有些部門的說法一樣，那對中國來說，很可能會造成巨大的生態災難和嚴重的環境破壞，進而造成更為嚴重的社會矛盾。
9、您為何不同意工商業資本大規模投資促進中國農業產業化?
最近很多學者在抨擊日本，說為什么日本長期以來堅持只許JA(日本農協)辦企業，而近年來雖然允許企業法人進入日本農業，但事實上仍然障礙很多。大約10年前日本曾經有一段時間采取了相對激進的農業產業化發展戰略，不僅允許個人、而且允許企業法人進入農業。接著，提出這個政策的政黨下臺了。因為社會上多個利益團體都知道，只要允許工商業資本進入農業，一定是剝奪農民的。
中國在國內討論這個基本常識的問題本身，就是我們主流的意識形態宣傳的結果，認為這種產業化農業企業中農民拿的工資就是全部勞動力價值。如果中國也推行綜合農協政策，農民就反過來變成企業的主人了。這才叫保護農民利益。
你可以再去看看，日本沒有中國這么多的食品安全問題，什么蘇丹紅、三聚氰胺、黃浦江漂豬，有這些事兒嗎?它的食品是安全的。在農業上，日本確實是東亞農業政策的楷模。整個東亞社會，除了中國之外，日韓臺都是日本的綜合農協模式，都是國家給足了優惠政策，包括各種各樣的減免稅收，政府投資只許給綜合農協不許給私人。中國恰恰相反，大量的優惠政策給私人，就是不給合作社。你說誰對誰錯?誰公平誰正義?日本的農村政策比我們恐怕要進步很多。
日本農協經營商業的收入返還農民，所以日本農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平均收入。這些收入，60%以上來自綜合農協從事金融業、商業、保險業、房地產的收益，來自非農的收益。
日本現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它的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高達64歲，所以現在它開始允許企業法人進入農業。盡管如此，現在的工商企業仍認為，它們進入農業，是競爭不過綜合農協的。因為綜合農協享受著多種免稅和優惠政策。日本農民合作社辦金融保險是免稅的，是經營著82萬億資金的大型金融產業。日本農協經營的房地產、旅游和工商業，收益大部反哺農民。每年日本的金融資本都提意見，說憑什么它們搞金融免稅，我們搞就要交各種稅費，甚至給農村的綜合性合作社投設備、機械、汽車，政府就是不要回報。但無論怎么打都打不下來，日本政府就是要扶持農業。它說自己是稻米文化立足的“大和”民族，哪怕要加入太平洋自由貿易區，它也絕對不放棄農業保護。為什么日本農業高保護呢?因為這是大和民族文化尊嚴，不能交易。我們激進改革家卻正因為有市場沒文化，而把文化市場化產業化。
1998年，我曾經是農業產業化提案的處理者。當時生產過剩發生，據統計，需求大于供給的商品為0，供大于求的超過四分之三。因為城市里的產業資本收益顯著下降，大型工商業資本就提出要進入農業，通過對農業資源的資本化由企業占有資本化收益。
為什么我一直在講日本綜合農協的政策穩定日本一百年?因為日本的城市經濟是8大綜合性商社掌控，而整個三農就是由第9個綜合商社掌控——農業及其產業鏈的全部收益，都在綜合農協。這是以惠農政策構建鄉土社會穩態結構。因此日本從1990年遭遇長期衰退卻完全沒有動亂。
相對而言，中國現在強調的農業產業化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惠資政策，在任何一個農業產業化的產業鏈中農民的收益如果能超過10%，就燒高香了。這些年造成的污染代價和農村亂局只能由社會承擔。
中國的農業產業化政策從90年代末期搞到現在，我也已經研究這么多年了，之所以提出批評，就在于它確實造成了嚴重負外部性，對資源環境和安全都造成巨大的代價。
如果我們把農村的合作社從專業合作社改為綜合合作社，那會出現什么樣的改變呢?那就是農民通過綜合性的經營，包括經營金融、保險、餐飲、房地產，如果政府又明確規定了合作社的低稅和免費制，那么農民的收入低下問題就會通過綜合經營而明顯改善。
我相信很快就有農村合作社改革的表述，但親資本的各地政府能不能落實還得再說。
溫鐵軍簡介：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執行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農林經濟管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1] 2013年10月22日晚溫鐵軍在北師大教9-502應學生社團“農民之子”的邀請做了題為“全球危機與區域發展”演講。南方都市報評論記者張天潘、實習生金其琪記錄整理。
[2] 全裸是指自己及其家人都加入外國籍，半裸則是指家人在海外自己在國內。
[3] 這些創新性的觀點，我在北師大演講之后的次日對美歐日的大型機構投資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戰略研究人員 strategy studies做了午餐會對話;如同我在很多國際會議上的演講一樣，都得到積極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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