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東西并不能面對面拉來比，不可比的東西怎么比呢?我們下面通過臺州學生的中西比對之先入為主和霧里看花，具體拆析整體比對之偏頗。
大而化之是中國人思維特性之一，好處是中國人心底寬不糾纏小事，壞處是看不到或忽略細節，那么碰到思維特性乃化大為小的西人，拋去的眼光便常常在人家的整體外殼上打轉，幾乎沒有可能破殼而入，中西碰撞從誤解到悲劇，若追究我們這邊的責任，概由此來。而西方文化恰恰是注重細節的，“細節控制”是我們說過的“溫柔的獨裁”的具體操作技巧之一，看不到細節則學不到真傳，只能用大而化之的整體浮面對比作賤自己。
而這種思維方式經一代代模仿接力，已變成觀察敘事者的本能反應，將所有不同都拖到道德平臺上作結，對究竟不同在哪里及為什么不同反倒不求甚解。比如接待臺州學生的那個德國家庭住在大城市法蘭克福郊區，這讓想當然的他寫道：
在這些發達國家，似乎總是如此：家境相對富裕的人住在鄉間，因為那邊安靜，空氣好，而那些經濟條件不是那么好的人，住在城市中。中國卻相反，人們拼命往城里涌，希望定居在城市。
游學七日，只到了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只接觸了一家人，便下“在這些發達國家，似乎總是如此”這樣的斷語，足見前定話語早已植入這個小腦袋，代替他觀察和思考了。
除了他事先接受的各種信息——當贊譽變成籠而統之，事實已開始扭曲——名詞本身也像先頭部隊一樣搶先占領了思維制高點，像“發達國家”這個已成習慣用語、幾乎無人意識到須加前綴的名詞，對人們的思想田地已進行了春耕前的播種。
事實上有自我意識的上層建筑是不該讓這個詞泛泛覆蓋的，名詞的偷襲潛移默化，而應細細地加前綴，如“工業發達”、“工業先進國家”等，這并非罔顧事實，而是上層建筑通過名詞的精細篩選和使用，避免民間思想的混亂，還事實以本來面目。
表面看，臺州學生的觀察沒錯，他年紀輕輕沒能力透過現象看本質，不知道這不是中西甚至中德文化差距的問題，而是工業化進程早晚的問題，所有國家，無論什么文明文化，只要經歷了資本輸入、工業化、城市化這個過程，發展模式大同小異：人先大量涌進城市，為工業化提供廉價勞動力，由于城鄉生活水平差距大，人人想住進城里。
但隨著工業化向前推進，城鄉差別縮小，城市中產階級快速膨脹，他們中的一部分因住不起城里的好房子，又不愿住城里的差房子，只能走上代人甚至上上代人相反的道路，再回農村(城郊公寓甚至遠郊別墅區)。
以巴黎為例，很多人并不是不喜歡住在市內，而是要給每個孩子提供臥室，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在市內已很難找到力所能及的房子，只得走。城里并非都住著經濟條件不好的人，城里的好區域、面積大的房住著富人或接受了遺產的人。
九十年代以后都市房地產瘋漲，中產階級中、下層已很難購或租面積合適的房子，四十歲以下的中青年如果沒有繼承遺產或發財，在市內擁有自己的房子形同夢想。
中國的工業化比西方晚，西方國家已完成了中國人正在經歷的工業化階段，不可對應的歷史階段所出現的不同現象怎么能一對一地比呢?但中國正以比西方快得多的速度追上，都市房價追上的速度令人暈眩，可見學壞總比學好容易。
目前城市中產階級上層有一部分人也開始向往鄉居生活，走到這一步與文明文化無關，而需要工業化發展的基礎來推動，需要城鄉差別的縮小，需要私家車的普及，田園之樂沒有現代生活必備的抽水馬桶、浴室、空調（解決了城市才能往農村發展），有幾人樂于反樸歸真？
把兩個處在不同工業化進程的國家出現的現象拿來對比，由一個尚在鸚鵡學舌階段的學生做沒什么，但把文章登在報上并由網站轉載，那是中國的上層建筑腦袋出了毛病，處于非正常運轉。
再看下面這段：
當我坐車到他們家時，鄰居出來與他們用德語攀談了幾句，顯得很開心。德國人的鄰里關系似乎很融洽，而中國的城市，哪怕是一幢樓的鄰居恐怕也很少彼此能夠叫得上名字的，關系融洽的更是少，只能是陌生人一般地走過。相隔一幢樓，他們卻可以是好朋友，做了蛋糕什么的點心也會分給鄰居一些。
他們每家都有一個院子，養著花草和小動物，偶爾還會在后面一起燒烤，令我吃驚的是他們后院的圍欄卻非常低，只有膝蓋那么高，別人隨便就可以進入后院。而我們住的地方，每家每戶都安裝著防盜門和防盜窗。
德國人的家庭是和睦的，是團結的，時不時一家人結伴出去玩，鄰里家庭經常有什么聚餐派對：他們的家長并不那么關心孩子的成績，在他們看來那只是孩子自己的問題，他們不會去插手，好差都不會在意，與中國的家長頗為不同，也許兩者沒有好壞之分，只是思想差異比較大。
還是那句話：不可比的不要比。
西方大小城市公寓樓內鄰里之間除碰面問句好再無半句多余話、更不知對方名姓的也占絕大多數，中國鄰里之間也有熟到互相托管房門鑰匙的，尤其在住房大規模商品化之前。
我在巴黎市內住過兩處公寓樓，都是中產階級上層的居所，很多年里鄰里就是照面一句問好，彼此到搬走都是陌路人，二十年未見文章作者描述的“桃花源”。只碰到一個特例，有位鄰居老太太估計在家寂寞無伴，我跟她搭了一次話，從此只要在樓里撞見，她的話匣子便再難關上，頗耽誤時間，后來我得悉全樓都知道她有這個毛病而躲著她。
我住的第二處公寓最近幾年連續搞了三次“鄰里節”，這是法國政府近年人為組織的一個節日，一年一次，就是針對城市公寓樓鄰里互不相識、形同陌路的問題采取的措施。
每年九月，樓里的住戶(一般由看門人操辦)每家湊幾歐元的份子，買一點廉價飲料點心，在大堂或小院里(極少有大院)辦一次聚會。活動時小孩最開心，因平時一座樓里的小孩也不一定來往，像我們小時鄰里小孩串門結幫的現象不多。
這種九十年代新建的住宅樓體和樓層都較市中心老房子擴大，鄰里人數多，流動大，互相更少交流。我們樓里辦了幾年就不辦了，雖然組織了見面會，鄰居依然還是見面一句純禮節性的問好再無更深交往(絕對不可以問諸如工作性質、年齡、收入等問題)，當然不排除可能有幾家一見投緣從此交上朋友的，但不到非同一般的朋友，上面那幾類問題同樣也不能聊。
中國住房大規模商品化剛進行沒有多少年，從此人們根據錢袋的大小聚居，徹底改變了傳統社會人群聚居的緣由。
整個社會以如此驚人的速度重新洗牌，自然是一場史無前例地大混雜，不知根底的人忽然成了你的門對門，對沒有經歷過這種社會且尚沒有建立起陌生人文化的中國人，自然是雪上加霜。
這種事情要比也要比對等情況下人家有什么而我們缺什么，比如在同樣鄰里陌路人的情形下，西方人保持了表面禮節，電梯或樓道里碰面問句好，盡管連你住在幾層、幾號都是不能問的，禮儀不是人情，須止于禮貌用語。有些人從回避的眼神就看得出撞見鄰居他一點都不樂意，恨不得你最好別在他出門的時候出門，但再不樂意，嘴上也得問句好，哪怕干干的，這是從小馴化出的，而中國社會卻連這一點點可以送給鄰人的免費禮物也一并收起了。
我看到現在有些家長(不少還是城里有點文化的人)自己這代都缺乏馴化，對自己的小孩連叫人謝謝這樣的最起碼禮數都不教了。比如乘公車，小孩一般上車就飄著別人得讓座的眼神，這種小孩并不是家長抱著沒座不方便的嬰兒，而是可以跑來跑去的，別人讓了座，小孩一屁股坐下，不但讓父母站著理所當然，謝都讓父母代勞。這樣的小孩長大了會變成什么樣，讓人揪心。而這不是傳統如此，而是隨著舊文明的崩塌，傳統的行為規范經數代人的丟棄，一代少于一代，最終墮落至此。
再看治安，作者還是繼續犯與前無異的錯誤，即以特例對應常態。
西歐一些富人聚居的小區(一般是郊外或鄉村小鎮而不可能在市內)或偏遠的民風純樸的鄉鎮，治安會較全國整體好得多，作者描述的無須防盜的居所多半在這個范圍內。但若比常態的話，西方國家的治安遠沒有中國好，我生平第一次家里被洗劫就發生在巴黎，公交上被偷也發生在巴黎，且我認識的人幾乎個個有此遭遇。只要在外，腦袋里時刻得有根弦：走路包別拎在手里，乘車手機得抓牢，否則會遭強搶。
法國的銀行、當街的珠寶店(除一些開在大商場或商業中心內的首飾鋪)沒有一家敢敞開門營業，多數都設兩道門，且雙門緊閉，顧客入內得按門鈴，由里面搖控開門進入，進了第一道門，店員打量了你才開第二道門。銀行運鈔車(重型裝甲車)和取鈔機更是遭劫不斷，經常劫匪是用重武器與警察對干。
城里每戶都必須有防盜門設施，否則保險公司不予保險，只不過西方人做事既收掩又有統一規范，與中國社會各家隨己愿毫無遮掩地裝一個不雅觀的防盜門不同，他們沒有想怎么裝就怎么裝的自由，而是原門包鐵和加鐵框(為防止破不了鎖的竊賊把門鋸開)，不知道的人完全看不出門是防盜的，因為讓人看出來有礙瞻觀。
公共走道內的任何裝置都不是戶主個人能定的，一如沿街的窗，你若擅自裝一扇牢獄似的防盜門，全樓會共討之;若隨意為窗裝防盜框，因有礙市容，也絕不會被允許。但窗并不是不要求防盜，而是外有百頁窗內有完備的鎖插，這是保險公司為你保偷盜險的條件，就像汽車必保險一樣，住房保險也是必須的。每戶的窗都有鐵的或厚木頭的百頁窗，雙道保險，樓層低的或別墅樓，主人出門或過夜一般得關百頁窗(文中描述的那個德國家庭沒有防盜窗但多半會有百頁窗，門鎖也極有可能是高科技，只是作者不知裝置不同但防盜功能是一樣的)。同時窗戶還要求必須可以鎖死，無論老式的還是新式的，里面一關上，不強行破窗進不去。如果你被盜，保險公司發現窗未遭破壞，這就證明是你自己未關好窗或窗不合保險規格，被盜損失也不賠。
用什么門鎖住戶也無自主權，而得按保險公司的要求做，住戶沒權利想用什么用什么，用便宜的鎖若被盜保險公司不予賠償。而西歐這幾國盜匪多而專業，與鎖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住戶投資鎖的錢一點不敢儉省。
記得我家被盜后，警察記錄在案后再無下文，原來被劫錢數不過百萬警察老爺根本不立案偵察(太多了)，平民的家財是永遠追不回來的。接著保險公司派人來驗鎖，我這才得知我們的鎖已是高級貨了，裝一個很貴，在一段時間里一直是最保險的，但還是被小偷找到了破鎖的門道，必須換更貴更高級的。來換鎖的鎖匠是保險公司指定的，我們可沒權利自己隨街去叫;用什么鎖也是規定的，價格不菲，相當于當時居民基本月工資的一半。我后來發現鄰里家家有好幾道鎖，樓下的老太太進出一大把鑰匙，門上裝了一排鎖。
搬了新家后，我被告知房門的鎖是目前最先進的，至今未被破，新家是九十年代建的，門也是暗暗裝了鐵框、包了厚鐵皮，比中國的防盜門要重得多。保險公司與防盜裝置的商人聯手吃“治安差”的飯吃得腦滿腸肥。
所以臺州學生指出的不足，根源并不是中國社會治安差到人人自危，而是另一個性質的問題，即太多個體自由缺乏統一規范。從細節管理上看中國社會，很多問題皆緣于此。
秩序和整潔靠得不是道德批判，而是細節管束，即便承認西方社會有諸多相對于中國社會的神話，這些神話也是個體自由被歸檔分類其中公共行為自由被剝奪殆盡的結果，非此，走到哪里都不會有奇跡。在西方，人的公共行為一舉一動都在被管束之列，上有細如牛毛的法律(社會契約)，下有民間習俗規范(心理契約)，中間還有資本(以保險公司為首)的圈劃(資產契約)，幾乎每個細枝末節都不讓人鉆空子，致使人的自利本能在細節強迫的公共大網之中難以延展。
我們應該學習他們由建筑商統一安裝百頁窗及有防盜功能但看似普通的門，這樣里面固若金湯外面掩人耳目，更不會給世人留下這個國家毫無安全的印象，因事實上中國社會的偷盜率遠低于西方，卻由于混亂不堪的防盜裝置讓人以為盜賊遍野。
與西方城市門窗必設防盜裝置否則家家難保不被盜(多半都有被盜經歷)不同，我們是人家裝我也裝(很多人家從無被盜經歷)，人人只管家內的美(裝修不惜重金)，門外窗外怎么丑都沒人管。百姓自利舉世皆有，他們甚至都不是自利，而是被卷入臨時形成的壞習俗而惡性循環，問題的真正癥結在上層建筑丟掉了審美權，當管理和統治者都不知何為美何為丑，就像上游水壩裂了口，下游會丑到怎么個洪水泛濫，就可想而知了。
上層丟掉了審美權，直接后果就是對下層失去了審美管理意識，須知美麗也是要獨裁的。
臺州學生下面那段家庭和睦、成績好壞無所謂的比對，就更屬于以偏概全的臆想范疇了。試想想這家人若是大吵小鬧的一家子，怎么會被當地安排接待中國學生?
任何社會都是有組織的，都會挑出模范家庭向外展示，越“理想”的社會組織越嚴密，你可以贊美某個理想的“點”，但不能以“點”作“面”。“面”的問題一概而論則相當復雜，對于整體來說，所有的判斷都應該是相對的，只能通過各個“點”出現的現象綜合評判。
一些社會調查及很多文藝作品顯示，德國社會家庭成員間是相當壓抑的(紀律與規范嚴密)，由此生育率極低，德國育齡夫婦選擇不生育的人數多于法國，人口危機處西歐之最。
西方父母與孩子間時常是一種深及靈魂的控制，遠非中國父母能及，更非中式思維的人能體察。中國父母想的更多的是孩子未來的福祉（當然也有以此為自己打算的），為此不惜代價和精力投資教育、關注成績；西方父母則更在意孩子是否能成為自己思想行為的承繼者，為此注重行為馴化和思想灌輸。由此西方小孩成人后與父母的關系往往兩極分化，未馴化成父母思想行為復制品的孩子會一生叛逆，與父母形同陌路，甚至斷絕來往;反之則與父母成為志同道合的同伴。
與之相比，中國孩子成熟后與父母關系不是向兩極分化，而是往中間靠攏，很少單靠志趣維系，更少意識形態紐帶，同時卻能為情所動，浪子回頭。
此外西方父母并非無所謂小孩成績好壞，但的確不像中國父母那么掛心，這是由幾個因素促成的。
首先歐洲自古沒有不分社會階層、不分血統單憑文化考試決定一個人命運的傳統，下層子弟只有通過進入教會方可識文斷字，進而擺脫卑賤命運，但代價是教士不能結婚、沒有子嗣(宗教改革后有部分改變)。直到工業革命以后，傳統才得以改造。
十九世紀后公共教育漸次普及(而我們的私塾早就是一種公共教育)，對科學人才的需求和公務員考試制度(比我們的科舉考試晚了上千年)的建立，使得一個人靠學習成績晉升社會階梯成為可能。但由于傳統，也由于社會階層已處在一種固化狀態(西歐工業革命以后除兩次大戰沒有大的社會革命)，學習、考試改換人的命運的比率較之中國不可同日而語。
兩次工業革命完成以后(上世紀八十年代后)，一個工人或農民子弟，靠文化考試的門檻一步翻進上層建筑，以我長期觀察的法國為例，機率之低可以不計，土著白人基本上是父母吃什么飯孩子吃什么飯，例外的幾乎只有一些外裔移民家庭，那是因為高智商的父母移民后落入社會下層。中產階級上層和富家子弟很少不讀私校的，是這些私校本身而非成績界定子女未來的社會地位。連公立名校也多是中產階級上層子弟進入，這些學校都座落在城市好區域內，沒錢的住不進學校附近的學區房。
我認識一位收入屬中產階級上層的醫生，原本住在城郊別墅(生兒育女時買下的)，孩子上學后發覺校內太多非裔阿裔，恐拖小孩后腿，不得已花大價錢擠進巴黎西郊富人區，讓孩子得以擇校。傳統和現實都注定了在西方社會，學習和考試不是扳動社會階層轉變的主要杠桿，更不是唯一杠桿，小孩成績好壞學校不抓（老師才不會為抓成績加班），父母著急也沒用，這與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
此外，我們今天看到的西方公共教育，是七十年代以后生活逐漸富裕、生育率大幅下降、加上受左翼思想(普世價值)影響搞“寬松教育”的結果，直到五十、六十年代都并不是“成績好壞不在意”的。
戰后經濟起飛的那三十年，正是通過嚴格的教育（課程、學時比現在多得多，中、小學一直保留體罰），土著白人下層社會（工、農、小職員）最后一批可造之才得以擠進了中產階級中、上層。
兩個因素終結了這一上升通道，一個就是為“人”著想的“寬松教育”，幾乎把生來沒有上升渠道的平民子弟單憑苦學翻身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另一個是整個社會智商高的人之比率遠不如中國社會，中國社會的聰明才智往往不分社會階層，早就被打散了，且時常越往下走越精明狡猾;而西方社會聰明人有規律地集中在上層，越往上走越精明狡猾。
西方這幾十年“寬松教育”的結果是文科讀寫水平大降，法國現在一個高中生的讀寫水平不如五十年代一個小學生，最嚴重的是理工科水平下降，自產的科技人材一年比一年缺乏，幸虧還有一個補救措施：搜羅第三世界的科技人材。不光研究所有越來越多的有色面孔，連醫院、學校外裔人員也不斷增多，不光搶奪亞洲、南美、東歐的科技人材，連本來就少得可憐的非洲醫生、工程師都一并搜羅。
然而，即便有劫才的便利，發明和創新總體水平近年也已開始下降(不要盲目相信一些“國際”組織的“客觀”排名)。目前法國已有所醒悟，但教育之事放容易，收談何容易，教育一垮就是幾代人的事。
中國教育單純圍繞著高考，的確有其弊病，尤其當教育變成了只培養技能和考試技巧的工具，而忘了一國教育之最主要目的是傳承自身文明（哲學思想、文化藝術）、塑造自我意識，這才是一國必須首先壘建的看不見的長城，而不僅僅是培育靈魂空空的職員、工程師，更不是像如今這樣專門為外國培養無魂而有技能的移民后備軍。
中國人在一百多年的救亡圖存中，為了迅速獲取自衛能力，也由于深受誤導，以為丟掉行囊空身向前乃活下去的正道，終致丟得赤身裸體，連自我意識這最后一層皮都剝了。但我們必須慎談教改，因為切入點有一點點偏差，就會將“改”變成“放”，而誤以為“放”即“改”，是非常本能的行為，一旦形成慣性，對教育本身及國家未來有百害而無一利。
我們看到一旦往深往寬擴展，整體比對就很難進行，里面摻雜了太多不能平行對比的因素。最大的不能平行對比的因素并不是我們以為的傳統和文化，而是工業化的早晚，這是現代社會面目的決定因素，遠遠地把傳統、文化拋在后面，工業化將一步步統一人類的面目。而在統一的漫長過程中，人們往往誤將參差不齊全歸就于文明的差異，從而祭起很多不必要的道德訴訟。在工業化不可阻擋的大浪淘沙之下，傳統和文化的差異時常只在細節中顯露，根本扭轉不了大方向，盡管統一進程是緩慢的。因而可比的就是細節，很多東西是細節的差異決定了人們對整體的印象。
如果整體印象經話語傳遞，非但不能幫助我們發現細節的差異，反而加重我們的信心流失，形成普遍的道德卑賤心理，則不如整體少比，多比比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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