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要有哲學高度

　　編者按：中國的經濟哲學發端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但它一經出現就給中國學術界帶來了新的學術熱點。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經濟哲學獲得長足的發展。

　　日前，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財經大學召開。來自近3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學者與會，圍繞“中國經濟改革的哲學在場性：走向新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一主題開展學術研討。本報特編發部分學者觀點，以期引起進一步思考。

　　應用哲學更具現實意義

　　靳輝明(中宣部理論局原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部委員)：我們經常講哲學是智慧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它教會人們認識世界的根本道理和方法，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個民族要跨入世界先進之林，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同時，一個學科要真正站在科學的前沿，也不能沒有哲學指導，不論是研究學問還是從事實際工作，有沒有哲學素養，其結果是大不一樣的。

　　專門從事哲學原理研究的人，在任何時候都是少數，但是把所學的哲學知識運用于科學研究和實際工作的人卻是多數。應用哲學更具有可變性和現實意義。從學術角度講，過去有法哲學、政治哲學、美學等，同樣也應該有經濟哲學，離開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我覺得很難談得上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經濟學。

　　我們知道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就是以他的哲學思想為指導，這一點我們在1859年馬克思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看得很清楚。列寧說《資本論》是“大寫的邏輯”，從頭到尾貫穿著唯物辯證法觀點。今天不論研究政治經濟學、經濟學術史，還是研究西方經濟學說，都離不開哲學指導。我覺得我們學者應該自覺做好這一點，特別在當前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需要下，在有些人淡化理論思維的情況下，更應該強調哲學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要有哲學高度

　　劉世軍(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專職副主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并作出總體部署。面對民族復興大業，我覺得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不能袖手旁觀，“要有哲學在場性”，不能做“桃花源外人”。

　　過去30多年，我們學術界吃了不少“西藥”，這些“西藥”治了中國社會經濟的不少大病、難病，但是這些“西藥”有副作用，這些副作用今天日益凸顯。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全面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要有我們中國人的理論自覺，這個自覺當然不是某一個學科，某一個領域，某一些細枝末節問題的研究所能完成。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調研時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處理好五大關系，深入調查研究六個問題。這六個問題的提出，既是經濟學、社會學問題，也是政治學問題，這是多學科綜合研究，對未來中國改革開放要有哲學高度，所以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成立正當其要。

　　走向新政治經濟學批判

　　張雄(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會長)：經濟哲學在我國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中國的改革實踐，經濟哲學研究初試啼聲，其研究重點在于社會主義改革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第二階段，隨著一批年輕的哲學、經濟學博士加入這一領域，其研究重點從討論社會主義改革的哲學問題，發展到討論這個學科的范疇體系建立，涌現出一批優秀的學術研究成果。第三階段是新世紀前10年，研究的中心是關注現實問題、重大實踐問題，其中既有問題意識，更具有批判精神。

　　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的學術研討會之所以定位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哲學在場性”，定位在一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關鍵概念上，我想主要是基于兩點考慮：

　　一、肇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為何整個經濟界未能預見?毋庸置疑，經濟學家過于依賴理想化、專門化的模型，以至于看不到宏大的圖景，無法對正在發展的危機做出預警。深層次地說，西方主流經濟學似乎丟棄了數百年的傳統，如關注國計民生、民族精神，以及與人類進步相關聯的異化與祛魅根除等。正如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席勒在一篇題為《作為世俗哲人的經濟學家》中指出，早期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經濟研究與哲學和其他人文哲學研究密不可分，而近代之后，經濟學分析狹隘地專注于某些領域。

　　近幾年金融危機爆發帶來各種經濟學解釋的難題，這證明了一點：經濟學的發展，需要跨學科、跨專業的學術互動。因此，金融危機的發生，也鞭策著經濟學邁入更為廣闊的領域。

　　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獨樹一幟的價值貢獻。《資本論》副標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它原本不是一個單純對當代經濟生活范疇的批判，而是一個與人類的生存進化，與國民財富相關聯的經濟解放運動，承載著對經濟現代性的診斷和批判。“追求經濟的政治與哲學的實現”，這是我們經濟哲學研討會最重要的觀點。今天的中國更加要求我們追求經濟的政治與哲學的實現。要重新確立《資本論》所喚醒的新政治經濟學價值和追求。“新”主要表現在：第一，對社會科學的發展和重新定位。當前為加快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需要將哲學、經濟學、政治學三大學科聯合起來，產生巨大的凝聚力。國際上著名的研究機構已經開始出現關于PPE(Politics，Philosophyand Economics)概念的研究中心，我期待著中國盡快成立PPE研究中心，加強三大學科的合作。

　　其次，中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利益多元化，訴求多樣化，引起諸多深層次矛盾，經濟社會發展各種不確定性超常規地涌現，用什么樣的思想觀念，來導入如此重大的歷史變革實踐;用什么樣的哲學社會科學，來支撐如此重大的市場制度創新;用什么樣的中國學術、中國文化精神，來提升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臺，這些都需要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聯合與互動，需要中國特色的新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精神。

　　再次，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主題在各個時代必然是人類所關注的焦點之一。未來15至20年，全球經濟競爭的格局中，中國經濟實力、企業精神、國際影響力的實質性提升，任重道遠，未來的市場競爭伴隨著信息化、智能化、虛擬化的深度推進，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史無前例，配置精神資源，比配置物質資源更為緊要，尤其決策思維、戰略思維、思辨政治和理性的判斷水平、文化創新和精神資源開發的自由度等等，都將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陳學明(復旦大學哲學院教授、中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會長)：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核心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留給我們最重要的遺產，我們不能拋開馬克思的核心思想談馬克思主義，不能以其他理論消解和矮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我們對馬克思的理解必須進入政治經濟學這一層面。我認為《資本論》主要是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只是它全面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即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

　　對于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人類在哲學倫理學文化學范圍內兜圈子，是永遠無法理解當今的生態危機的。借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來思考當今的生態危機的問題。我們會發現，造成今天生態危機的根源很多，但是主要是資本邏輯，資本邏輯是生態問題出現的罪魁禍首。資本邏輯的效益原則和利潤原則決定了資本是反生態的，當社會以資本為中心，貫徹資本邏輯來解決生態問題只能是夢想。

　　以上論述是當今回歸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必須性和理由。回歸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回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趙修義(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經濟哲學何以發揮獨特的作用?

　　現在大體上是四種觀點。第一種，經濟哲學就是研究經濟學里面一般問題。這個觀點我認為是消滅哲學，像19世紀有這個哲學那個哲學，實際上講這個學科一般原理。第二種，實際上在中國是很盛行的，用哲學的觀點分析經濟政策、經濟觀念、經濟現象。第三種,強調經濟哲學要從社會的整體上去把握經濟在整個發展中的作用，從這個角度去看經濟現象，這樣就能夠比經濟學家高出一籌，站在整個人類歷史和發展角度研究經濟哲學。前兩種我稱之為經濟的哲學，面向以經濟為對象的哲學。第四種，以經濟學的學術為對象的哲學，是對經濟學做哲學研究。

　　經濟學是從哲學里面長出來的，蘊含著許多哲學的前提，接受了很多哲學的假設，要把這些東西分辨清楚。

　　金融危機是綜合性危機

　　俞吾金(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009年，我到馬尼拉去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當時金融危機剛剛爆發，他們準備搞一個宣言叫我簽名，我說標題就有問題：危機與哲學 (Crisis and Philosophy)。

　　這是在場，但在場偏偏不在場，哲學在危機之外，是危機的旁觀者。我想表達的意思是金融危機是綜合性危機，這個綜合性危機中也包含著危機的哲學維度，因為哲學推動消費，推動一個人經濟上進行消費的包括他的哲學思想。哲學雖然在場，但是實際上被放在旁觀者的立場上。

　　因此我認為，危機也包含哲學危機。

　　經濟問題需要哲學思考

　　張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教授，《政治經濟學評論》主編)：許多經濟問題都是哲學問題，這一點我非常贊同。現在經濟生活很復雜，改革發展的問題很多，但是這些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哲學上的思考，很可能是短視、盲目的，甚至問題更大。

　　比如說，我們的改革目的之一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為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但是我們怎么實現這個目的?我們要發展市場，以及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作用。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市場追求利益最大化，眼前利益最大化，個人利益最大化，如何通過市場來滿足人民的需要，滿足社會的需要，而且以人為本，這是哲學問題。諸如此類還有許多問題，比如個人和社會的關系，信任和公平的關系，比如穩定和變革的關系，比如開放和自主，等等，這些說到最后全是哲學問題。我非常贊同要在哲學上思考問題，要在根本戰略上思考問題。

　　陳少峰(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研究經濟當中的哲學問題，或者研究管理當中的哲學問題，或者是用哲學的視角去研究管理問題和經濟問題，這兩類問題是我認為要研究的問題。研究經濟中的哲學問題，舉例而言，看到很多經濟學家都在教企業文化，那么我們知道企業文化當中有一個很核心的概念叫企業核心價值，但是好多研究經濟學的人不研究價值觀，他不研究什么是核心價值，所以講了很多企業文化，最后企業核心價值這個問題沒法講。

　　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用哲學方法去研究經濟問題和管理問題。例如，講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的關系問題，有幾個角度差異非常大。比如企業家比較偏向于風險型思考，就是他們愿意承擔風險。進一步研究會發現，職業經理人跟企業家沖突很多，比如說在美國的企業治理結構當中，CEO是真正的權利人;中國治理結構當中，董事長是真正的權利人。為什么美國CEO在治理結構上能把企業做得比較大，因為他可以讓很多職業經理人為他服務。而在中國環境下，我們很多企業做成老板型的企業，老板型企業跟CEO主導的企業文化完全不同，這個企業文化是老板的文化，這是我們中國的情況。在國外，一個企業的文化要么是家族企業文化，要么是職業經理人文化，即使家族企業文化也是有治理結構，我們中國經常說企業文化，其實并不是建設企業文化。中國的很多老板把自己的想法變成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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