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論述的幾點體會

　　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論述的幾點體會

　　李宛聰

　　[摘要]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新中國成立后，他在這方面有很多論述。他強調：做一切工作必須切合實際，實事求是，不能脫離實際;必須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利益，同人民群眾一同克服困難;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解決問題的基礎，不能關在房子里作主觀主義的決策;欲速則不達，要按客觀規律辦事，作計劃留有余地;要按照辯證法辦事，抓住主要矛盾推動工作，等等。這些論述對于我們今天進一步改進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領導決策水平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馬克思的墓碑上刻著這樣一句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頁。)要改變世界就必須有正確的方法。毛澤東曾把方法比作是過河的“橋與船”，他之所以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這些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唯物辯證法的生動體現。本期《黨的文獻》發表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選載之六：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論述》，集中反映了這一點。筆者從中擷取幾個方面，談點學習體會。

　　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靈魂，也是一個根本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革命時期，我們靠實事求是取得勝利;在建設時期，同樣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方法。1953年毛澤東在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談話中說：“做一切工作，必須切合實際。切合實際就是要看需要與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和干部條件。”(見本期《黨的文獻》刊發的重要文獻《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論述》(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該論述)。)這一點在毛澤東領導制定第一部憲法的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憲法作為一國的根本大法，規定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它必須符合國家實際。毛澤東為起草憲法確定的方針就是：“以事實為根據，不能憑空臆造。”(《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頁。)在憲法起草以前，毛澤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邀集黨外人士，先就憲法制定的根據、作用、可能性和困難等實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在憲法起草的過程中，又廣泛征求意見，進行反復討論研究，力求使這部根本大法大體適合我國情況。毛澤東在總結憲法起草工作時說：“我們的憲法草案，結合了原則性和靈活性。”正是因為貫徹了實事求是的精神，所以1954年憲法“是得人心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334頁。)，為以后法制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借鑒國外的經驗，但又不能一味迷信外國，脫離中國實際，陷入教條主義。在社會主義建設全面開展之后，毛澤東一直強調，要一切從實際出發，破除一切迷信。在他看來，破除迷信，既包括破除對西方的迷信，也包括破除對蘇聯模式的迷信，真正地走自己的路。破除迷信只是首要的精神條件，在實際工作中怎樣才能具體做到實事求是呢?毛澤東講了三條：“第一條調查，把情況搞清楚。第二條指導，包括方針政策、任務、部署在內。第三條檢查，檢查要直接和下級干部見面，了解情況一起商量，他們覺得有困難，要提出解決辦法幫助他們。”他提出：“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試辦，不要忙于決定，要搞典型，研究典型，要研究一個好的、一個壞的，只靠好的，不能發現問題。”這樣，才能達到實事求是的要求。

　　堅持群眾路線，克服官僚主義

　　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也是黨的生命線。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時說：“什么時候跟群眾合作得好，我們就得到發展;什么時候脫離群眾，我們就犯錯誤，就失敗。”1965年，毛澤東在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時談到上帝問題時還說：“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毛澤東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時的談話記錄，1965年2月19日。)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一度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毛澤東采取了動員人民群眾這個“上帝”的辦法來渡過難關。他說：“我們必須要向人民說明我們的困難所在，不要隱瞞這種困難。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向人民說明，我們確實有辦法克服困難。”20世紀60年代初我們之所以能克服嚴重經濟困難，動員兩千萬人口下鄉，也在于我們堅持與群眾商量辦事，同人民群眾一起克服困難，可以說，這是我們黨的一個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優勢。

　　要得到群眾信任和支持，需要我們在工作中時刻照顧到人民群眾的利益。革命年代如此，建設年代也是如此。“大躍進”期間，各地曾出現一些侵犯群眾利益的行為。對此，毛澤東在1959年寫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黨內通信》中說：“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

　　堅持群眾路線，要注意克服官僚主義。在取得政權后，我們黨的工作環境發生了變化。部分干部產生官僚作風，工作中脫離群眾，閉門造車。針對這種現象，毛澤東多次提出過批評。他指出：“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規劃。辦公室是要坐的，但總坐在辦公室里，是危險的，在一年里要有幾個星期到外面跑，跟群眾接觸，這樣才可以發現問題。”毛澤東認為，只有深入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才能發現問題、獲得知識，才能制定正確的政策;如果脫離了群眾，政策就會發生偏差，就會引起人民不滿。同時，克服官僚主義、堅持群眾路線不僅僅是一個工作方法問題，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毛澤東指出：如果忽視了聯系群眾，那么“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頁。)。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反對主觀主義

　　調查研究，是實現實事求是的必由之路。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的過程，就能從中發現問題、尋找規律，從而做到實事求是。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做過許多調查研究工作，留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不少光輝著作。新中國成立后，黨的歷史任務發生了改變，調查研究仍然是我們在工作中必須堅持的重要方法。毛澤東指出：“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關于怎樣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也有具體的闡述。首先，他認為搞調研不必面面俱到，可采取典型分析的方法，他把這形容為“解剖麻雀”。其次，調研要與深入群眾緊密結合。1958年毛澤東派吳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調查人民公社化運動時囑咐他們：下去調查中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只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就不要找干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找群眾談話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干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真實想法”。從這個意義上說，調查研究就是黨的群眾路線在具體工作方法上的反映。

　　20世紀60年代初，反思經濟建設中出現的嚴重挫折，毛澤東認為，原因在于情況不明，根子在于大家不做調查研究了。他指出：“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他號召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出把1961年作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他要求各級黨委負責人親自做調查研究，“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在這些正確的方針和政策的指導下，我國的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

　　按客觀規律辦事，作計劃留有余地

　　實事求是要求我們必須按客觀規律辦事。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違背它必然要受到懲罰。因此，毛澤東講：“領導要能夠適合客觀發展的規律。如果領導得好一些，適合客觀規律好一些，缺點錯誤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領導得差一些，適合客觀規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1955年10月29日。)尤其在社會主義建設遭遇曲折之后，毛澤東號召全黨要努力學習社會主義建設知識，積累經驗，“在實踐中將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為了要弄清規律，他指出，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是不行的”。

　　“大躍進”后，反思經濟建設中一些違背規律的錯誤做法，毛澤東更加強調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不能違背客觀規律蠻干。他在1959中共年八屆七中全會上總結工作方法時說：“我們過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來包圍敵人，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而現在我們搞工業很多是打沒有把握之仗，沒有準備之仗。”

　　“大躍進”和隨后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讓我們吃了不少苦頭，留有余地的思想方法逐步被全黨接受和重視，國民經濟也在調整中逐步得到恢復發展。在編制國民經濟發展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毛澤東又多次強調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1964年，他在談到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時說：“要說服地方同志，工業、農業、國防和其他建設事業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錢。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說。必須留有余地。留有余地，過去講是講了，但是沒有做。這幾年留了，要保持。”(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的談話記錄，1964年5月。)1965年，他在聽取編制第三個五年計劃和三線建設的匯報時又提到：“鑒于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還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經濟建設中的挫折也使我們黨對實現現代化的艱巨性和長期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1963年，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總的估計要恰當，對我國現有的水平不要估計過高。估計低一點，留有余地，比較更好一些。”

　　按照辯證法辦事，反對片面性

　　唯物辯證法是我們的一個重要思想武器。將辯證法的觀點運用到實際工作中，一是要求我們學會運用矛盾分析的觀點，用聯系的、發展的、全面的觀點看問題，克服思想上的片面性;二是要搞清各種矛盾的不同地位，有輕重主次地解決矛盾。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運用辯證法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矛盾運動的正確論斷，并且明確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命題。對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強調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他說：“對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破壞分子，那就要采取團結的態度。對他們要采取辯證的方法，而不應采取形而上學的方法。什么叫辯證的方法?就是對一切加以分析，承認人總是要犯錯誤的，不因為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747頁。)

　　用辯證的觀點看問題，才能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從而抓住主要矛盾解決問題。延安時期，陳云曾經認為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犯錯誤主要是因為經驗不足，毛澤東明確指出，是思想方法不對頭。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也說過：“很多同志做了幾個月的調查，開過不少的大會小會，結果對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卻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原因是方法不對，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他反對在工作中，抓不住重點，“多端寡要”。在1959年3月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他強調：“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

　　為了在工作中少犯錯誤，毛澤東提出：“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不僅如此，他還提出“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毛澤東思想年編(1921—1975)》，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841頁。)，提倡對辯證法作廣泛的宣傳，使之從哲學家的圈子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成為更多人手中掌握的有效理論武器。

　　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論十分豐富，他用實事求是的精神貫穿其中，形成了一個邏輯完整的方法論體系。今天再次重溫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對于我們改進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領導水平、決策水平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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