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原國資委主任、中石油董事長蔣潔敏因涉嫌嚴重違紀被中紀委調查，盡管國資委黨委書記張毅已經傳達中央領導精神，指出涉案人員屬個人問題，但中石油再次成為“眾矢之的”，拆分中石油的輿論也再次涌起。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實拆不拆倒是其次，更多人是將矛頭指向了國企壟斷和政府管控。
中國一些經濟學家一向反對大政府，將自己不喜歡的體制樹為“大政府”予以批評，而這些人往往以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亞當斯密和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傳人自居。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亞當斯密和弗里德曼的思想，或是沒看過，或是沒看懂，或是打著這些人的幌子，宣傳自己的主張，反正這些人的主張跟亞當斯密和弗里德曼完全相反。
在西方經濟學中確實存在排斥政府的傳統，在早期以亞當斯密為代表，在近期以弗里德曼為代表，但我們要看清他們排斥的理由，這兩個人批判政府的理由是差不多的。
亞當斯密被譽為現代資本主義之父，但是《國富論》讀完之后就會發現它不是你所想的，《國富論》里面從頭到尾談的一個觀點和馬克思所主張的一模一樣。亞當斯密不僅對工人的貧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們心智的衰退；他還強烈譴責資本家的貪婪，是貪婪摧毀了資本家的靈魂。他甚至像列寧一樣大力駁擊英國帝國主義，認為帝國主義不但剝削殖民地的人，同時帝國主義本身的人民也被剝削。因此從他的書里面看來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者，根本不是資本主義之父，他是社會主義之父。
既然如此，那為什么亞當斯密還提出“看不見的手”這個概念?
要解釋這一點必須還原當時的社會。當時資本家勾結政黨聯合欺壓老百姓，他們是怎么欺壓的?資本家聯合議員制定很多剝削勞動者的法律，比如最高工資法，而不是最低工資法，就是工資不能超過多少錢。為了反抗這種立法，亞當斯密就提出一個新的思維——“看不見的手”。他說政府包括國會議員不要干涉經濟運作，你們不要隨意亂立法，不要打擊老百姓，因為這個社會有只看不見的手，你會讓每個老百姓在不約束他們的情況下發揮自己的才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后會得到一個整體的利益。他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追求全體人民的利益。
從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出，亞當斯密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學家，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不是為資本家服務的，而是為了不讓資本家通過制定惡法剝削工人，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與馬克思是相同的，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追求一個理想的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和諧的社會”，而斯密稱之為“社會整體利益”。
弗里德曼在其最著名的著作《自由選擇》的最后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中，也大力批判西方政府體制，他有一個標題就是“為什么特殊利益占優勢?”
弗里德曼提出西方各國政府未能達到它們所宣布的目標，所以反抗大政府。他在《自由選擇》中這樣描述：“每當我們來到我國首都華盛頓的時候，都對集中在這個城市里的巨大權力驚嘆不已。漫步在國會大廈，我們很難看到那四百三十五名眾議員和一百名參議員，因為這里有一萬八千名政府雇員，平均每個參議員約有六十五名雇員，每個眾議員約有二十七名雇員。另外，還有一萬五千多名正式的院外活動集團成員，身后經常跟著秘書、打字員、調查研究人員或者他們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他們在國會大廈里串來串去，伺機施加影響。”
而這僅僅是冰山之巔。聯邦政府雇用著近三百萬文職人員(不包括穿軍服的武裝力量)。有三十五萬人以上在華盛頓以及附近的郊區工作。還有無數人間接地被政府雇用，雇用他們的是同政府訂有合同的名義上的私人機構。另有一些人被勞工組織或資方組織或其他特殊利益集團所雇用，這些組織或集團都在華盛頓設有自己的總部或者至少設有一個辦事處，因為華盛頓是政府所在地。
在美國，權力被分割為許許多多的小塊。全國各地的每一個特殊利益集團都試圖盡可能地把它們的手伸到力所能及之處，而不管這是什么樣的權力。其結果是，政府幾乎在每個問題上都腳踏兩只船。
他還在書中舉了兩個例子，例如，在華盛頓的一座大樓里，一些政府雇員正在整天工作，試圖制訂和執行各種計劃，用我們的錢勸阻人們不要吸煙。而在另一座距離不太遠的大樓里，另外一些同樣具有獻身精神并且同樣努力工作的雇員，整天工作以便用我們的錢補助農場主們去種植煙草。
在一座大樓里，工資與物價穩定委員會正在加班加點工作，試圖用軟硬兼施、連蒙帶嚇的方法迫使企業家降低產品價格，并用同樣方法迫使工人降低他們的工資要求。而在另一座大樓里，農業部的某些下屬機構則正在執行各種計劃，以維持或提高食糖、棉花以及其他許多農產品的價格。在另外一座大樓里，勞工部的官員們根據戴維斯-培根法案，正在確定所謂“普遍實行的工資”，以此提高建筑工人的工資率。
弗里德曼認為權力的分散和各項政府政策的相互矛盾，其根源在于民主制度的政治現實，這一制度是通過制訂詳細而具體的法律而運轉的。其實這也是分權制度的主要特征，他對分權制度的批判是，這樣一種制度往往把過大的政治權力賦予利益高度集中的小集團;往往比較重視政府行動的明顯的、直接的和即刻顯示出來的效果，而不重視政府行動的可能更重要的但卻是隱蔽的、間接的和遲緩的效果;往往為了特殊利益而犧牲普遍利益，而不是相反。
可見弗里德曼對西方政治制度最反感的地方是政府不能為全民辦事，用他的話說，那就是政府不服務于“普遍利益”，而只為利益集團辦事，也就是“特殊利益”。
他比喻到，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也有一只無形之手，其作用恰好與亞當·斯密所說的無形之手的作用相反。本意想要普遍利益的人們，受這只無形的政治之手的指引，促進了并非他本意想要促進的特殊利益。弗里德曼的這些批判與現在國內外常見的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批判也簡直是如出一轍，如果不系統了解弗里德曼的全部思想，而只看他對西方政治體制的批判，肯定也會認為弗里德曼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其實，亞當斯密和弗里德曼都差不多，他們并不反對政府本身，而是反對政府不服務于“普遍利益”，而只服用于“特殊利益”的“被綁架”的政府，他們反對政府是基于西方多黨制、分權及利益集團綁架政府等現實民主的無效性，而如果一個政府能夠服務于普遍利益的話，這兩位學者不僅不會反對，肯定會大加贊賞。
而無論是亞當斯密對西方政府專門制定違反底層利益法律的精辟發現，還是弗里德曼指出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權力分散導致了利益集團崛起的深入見解，其實都是對具體體制的反對，而不是政府本身。
而中國的政府完全相反，中國不是分權政府，而是集權政府，是以高效著稱;中國的政府服從民意，而西方只照顧利益集團的做法，這是區別。而中國的集權政治體制也讓利益集團很難綁架政府，因此將亞當斯密、弗里德曼反政府的主張盲目套到中國是錯誤的。而中國政府無論是修高鐵，還是拯救經濟危機，還是建立全民社保、制定最低工資制度，都是在為弗里德曼所說的“普遍利益”服務，即使亞當斯密和弗里德曼本人也不會反對的。這也難怪知名學者秋風在注意到這一現象后，罵他們是教條主義者。
更加奇怪是，中國經濟學家反對政府，其目的反而是在追求亞當斯密和弗里德曼所批判的體制。這更是對以上兩位經濟學家最大的誤解，而中國經濟學以這兩位經濟學家的名義行事更是對這兩位經濟學家的羞辱。
當然，亞當斯密和弗里德曼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因為對西方政府的徹底絕望就發出極端主張，其結果也必然不好：首先，市場不是萬能的，很多事情離開了政府，市場根本辦不到;其次，西方政府雖然存在被綁架的現象，但經過社會大眾長期的抗爭，雖然艱難曲折，但最終還是可以部分實現為普遍利益服務的目的。比如亞當斯密反對的“最高工資法”早已廢除，西方各國早已建立了“最低工資法”。而亞當斯密最痛心疾首的工人貧困現象在全面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后也得到了很大的緩解，而亞當斯密最痛恨的資本家貪婪在各種勞工保護法案被通過過也得到了極大的限制。
因此盡管政府存在各種缺點，但拋棄政府的結果必然是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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