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機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分析

　　一般來說，機會主義是指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行為現象。而官場機會主義則是指一些人為了達到“升官”或獲取“個人權力”的目的，肆意踐踏黨紀國法，罔顧社會的基本價值和道德法律底線，最終導致權力腐敗變質和社會失序的一種權力行為現象。“官場機會主義者”的行為動機，是獲取權力所帶來的利益或“附加值”。因此，只要存在著“政治權力”，就會出現官場機會主義，而在政治權力不受約束或受約束很小的時代，官場機會主義就會比較盛行，并往往成為導致政府垮臺或王朝覆滅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可否認，在中國社會轉型這樣一個特殊階段，官場機會主義又有死灰復燃之勢。一些官員為了一己之私，為了謀取權力帶來的好處，處心積慮地通過不正當手段撈取權力，并把公共權力私化，變成個人或家族權力，肆無忌憚地披著“公權”的外衣貪污腐化，玷污了社會主義公共權力的神圣性和權威性。造成這種狀況，既有受傳統的社會文化影響而形成的社會心理、個人道德和政治品質因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因此，要根除官場機會主義，必須對官員加強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核心的價值觀教育，更重要的是通過社會主義民主機制對權力的形成過程、運行過程進行制度約束。

　　意識形態規定權力的本質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演變來看，當代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遷，在規模上、速度上、復雜性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站在政治哲學或意識形態的高度來看，我們有必要對這種現實的整體變遷作出系統、邏輯、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理論闡述。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在理論上對“當代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的變遷”作出三點解釋，力求對“發展了的社會主義”社會進行理論重建。第一，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重新梳理“建設時期”的社會主義社會秩序，力求對社會主義“新秩序”的合理性作出令人信服的邏輯論證，重構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的“話語權”，占領當代文明條件下的意識形態制高點;第二，提供一種關于人類狀況的理論及未來美好社會的構想，使“中國夢”或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模式具有堅強的“價值和制度支持”;第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變遷”、發展規律、發展動力等進行完整、系統的理論表達，既要擺脫教條主義的禁錮，也要擺脫經驗主義的束縛，描繪出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現實的“改革路線圖”。

　　不言而喻，從意識形態角度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特別是轉型和巨大變遷時期的社會變革進行理論闡釋，權力問題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因為任何形態的意識形態的本質都是為本階級奪取或掌握“權力的合理性”作辯護。換句話說，權力的合理性需要意識形態的保證。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內涵來看，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本質上實現了人民民主的社會，人民群眾在權力結構中居于主體地位，人民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對國家事務進行有效管理。判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水平的一個基本標準，就是人民群眾的民主政治參與程度。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說到底是人民群眾實現了對公共權力根本制約的社會，是一個官員清廉、政府清正、政治清明的社會。

　　換句話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腐敗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原則、理念和信條格格不入，與人民群眾作為“權力主體”的制度要求背道而馳。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社會主義社會都是一個“主權在民”的社會，是一個實現了人人平等、社會公正、社會民主的社會，是一個沒有特權、沒有權力的貪瀆、沒有權力腐敗、沒有權力神話的社會。我們要建設好社會主義社會，最根本的還是要按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要求，從制度上規范公共權力的運行，堵塞權力腐敗的制度漏洞。只有從制度上徹底消除了權力腐敗的根源，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社會才能長治久安。

　　不可否認，轉型期的社會主義改革要取得實際成效，公共權力公正合理的運行是關鍵前提，而反對和防止權力腐敗則是權力公正合理運行的基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腐敗是社會不公正和失序的一個主要因素，是“人民群眾關心的重大政治問題”。權力腐敗現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其“積累效應”就會逐漸腐蝕國家機體，消解民族精神，瓦解社會信任，最終導致社會失序乃至崩潰。因此，構筑民主的反腐制度“籬笆”，從制度上把權力關在籠子里，是根治腐敗的關鍵環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推進的一系列制度反腐措施，已經取得了一些振奮民心的積極效果，這是我們黨在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上深化社會主義改革的重要舉措。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代社會主義條件下，在社會主義社會面臨重大轉型和變遷的社會境況中，公共權力腐敗的產生并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和理念出了錯，也不是因為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的理論出了錯，而是因為我們在具體的“權力授予”過程或程序上出了錯，或使程序虛化，或使程序流于形式，出現了比較大的制度漏洞，從而為一些心懷鬼胎、心術不正、蠅營狗茍之徒投機取巧、謀取“不正當權力”留下了鉆營的空間，官場機會主義也因此有了滋生的土壤。

　　因此，要遏制權力腐敗現象，治本之策就是要防止官場機會主義的蔓延。如果這種現象長期得不到治理和糾正，就會逐漸在干部隊伍中形成一種“劣勝優汰”的機制，進而模糊干部選任標準和程序，淡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基本價值，搞亂干部隊伍，導致干部隊伍整體素質和責任能力的下降，損害政府權威與公信力，造成政府治理失效和干群關系緊張。要消除官場機會主義，真正實現人民民主，實現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最根本的辦法就是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準繩，用民主的制度選好人、用好人。讓權力真正掌握在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者手中。

　　“民以吏為師”，從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來看，官員、特別是負有領導責任的官員，歷來對社會公眾的心理傾向和行為有著重要的引領和示范作用。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對老百姓的“心性”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對政府形象起到重要的宣示作用。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才明確強調選人用人的標準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強調官員的政治品質和道德品質在選人用人過程中的重要性。不貪腐，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對官員的基本政治道德要求，是官員為官的基本道德底線。從這個意義上講，按照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和原則，用民主的辦法選好官、用好官，是抑制官場機會主義、遏制權力腐敗的根本之策。

　　傳統政治文化影響權力生態的形成

　　從宏觀角度分析我國現階段官場機會主義產生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傳統官僚政治文化的長期影響，形成了國民心理深層結構中的“官本位”意識，這是產生官場機會主義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礎;二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雖然我們作了不懈地探索，但對于在和平建設時期如何客觀、規范、民主、科學地選人用人，還沒有形成一套具體、完善、制度性的“剛性”辦法，在選人用人過程中還存在明顯的制度漏洞，“人選人”、“官選官”的“伯樂相馬”式選人用人現象仍然大量存在，這是形成官場機會主義的現實基礎。

　　在我國，官場機會主義有其深厚的傳統社會心理基礎，一旦有合適的氣候，這種癥狀就會自行發作。這是因為“人的觀念的產生和發展源于感覺材料，或者說感覺材料基礎上的思想和感情;源于由無數交流活動組成的社會”。①中國傳統的“權力本位”的社會心理的形成，源于幾千年來老百姓在社會活動中的交流和感覺。中國社會有兩千多年的封建官僚政治傳統，“升官發財”的官本位意識已經成為民族心理結構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也是“國民性”的重要表現，對官員或權力的恐懼幾乎變成了國人的第二天性。在封建專制社會，權力幾乎沒有約束，權力腐敗無藥可治，老百姓所祈求的“清官”在歷史上更是鳳毛麟角。為了升官發財，官員幾乎用盡了所有的惡劣手段，諸如行賄受賄、買官賣官、吃喝請托、政治道德偽裝，等等。儒家意識形態強調“以德治國”與“選賢與能”，但在專制政治條件下，在權力利益的誘導下，這種說教幾乎就是一紙空文，反而變成了一些人步入官場的“敲門磚”和做壞事的“遮羞布”，培養了大量的“道德偽善”之士。

　　在封建社會，官場機會主義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道德信仰與現實利益之間的張力造成了官員個體的人格分裂。由于“崇高的道德”是通過權力來表達的，而權力又決定著利益分配，這種狀況使官員經常處于高度的“道德緊張”狀態，為了獲得權力以及權力所帶來的利益，只能是把道德掛在嘴上，使道德“虛化”，變成欺騙和愚弄老百姓的招牌，然后心安理得地謀取權力帶來的好處，把自己變成道德上的“雙面人”。

　　在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專制制度下，官員就是皇帝的家臣，討主子歡心成為大多數官員的基本行為標準，因為這是職務晉升與獲取權力的唯一路徑，而崇高的道德信條卻淪為裝飾品或遮羞布，“德考”變成了走過場，很難落到實處。由此也造成了官員的道德“人格分裂”。官員個體的“人格分裂”是封建制度的邏輯結果。隋唐以后，皇帝為了維護自己的“龍椅”穩固，基本傳承了“以德治國”、“以文取士”的統治和人才選拔理念;宋明以后，科舉制度變成了“升官發財”的“敲門磚”，官員幾乎個個是熟讀“四書五經”的飽學之士，時時口含“天憲”，滿嘴“仁義道德”，這當然是給皇帝主子看的和聽的，其骨子里真正惦記的是“黃金屋”與“顏如玉”。久而久之，“仁義禮智信”的倫理原則和“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的道德規范就成了“官場”表演的道具，說謊就成了官員一種自覺的“心理習慣”或“個體無意識”行為。在我國封建社會中，盡管“清正廉潔”如海瑞者屈指可數，但封建官僚階層卻一直對全社會的老百姓保持“道德優越感”，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握有道德話語權與解釋權，并把這種對百姓的“道德教育”變成日常統治的重要功課。

　　封建官場的這種人格分裂，古人也看的很清楚。明朝人呂坤在《呻吟語》中說：“做官是一種道理，做好人又是一種道理。”直接道出了“做官”與“做好人”在官場難以統一的現實。北宋大貪官、奸相蔡京說：“既做官，又要做好人，兩者可得兼耶?”作為官場人物，貴為宰相，體會可謂深刻，是謂“天問”，而在那種制度下根本無法解決。鄭板橋曾說，一個人一旦為官，首先要做四件事：“刻它一部稿，買它一頂轎，修它一座宅，娶它一個小。”基本上追求個人的名利去了，而常掛在嘴上的“道德信條”成了“應景”的玩意兒，自己從來不打算做，直到把大好河山糟蹋掉。唐武則天發明的“文禽武獸”官服，本來是一件崇高和尊貴的標志，沒想到經歷代官員“不良行為”的集體演繹，“衣冠禽獸”成為民間老百姓最狠的經典罵人話，形容“有人樣無人行”、“說人話不辦人事”的另類，成了道德品質惡劣的代名詞。

　　當官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超乎想象的利益，使得官場機會主義在封建社會的流行成為必然，這促使一些人為了當官、當大官不擇手段，道德良心、人格尊嚴都可以出賣，法律法規都可以不顧，去追求權力，并把這種權力及時兌現為個人的“私利”。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實現，隨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人民成為權力的主體，封建社會盛行的官場機會主義也就沒有了市場。但不可否認，由于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革還在進行之中，在政治行政體制上還存在著一些制度漏洞，權力腐敗和特權腐敗在一些地方和領域還比較嚴重，污染了社會的政治道德文化氛圍，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封建時代長期積淀的“官本位”的社會文化心理，權力的巨大誘惑又使官場機會主義現象死灰復燃，成為深化社會主義改革的巨大障礙。因此，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要徹底根除官場機會主義，就必須下決心清除權力腐敗，清除權力的“附加值”，并按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要求，使人民成為權力的主體。

　　以民主制度規范權力的良性運行

　　不言而喻，社會主義作為當代人類文明的一種基本的制度形式，作為現實世界中的一種基本社會形態，作為按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形成的一種權力體系，人民廣泛的民主政治參與是其穩定發展的重要群眾基礎。離開了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社會主義的權力建設就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權力腐敗及官場機會主義就難以根除，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還會繼續叢生，任何好的、關鍵性的改革措施都難以取得實質性成效。　　從當代社會主義社會改革的發展現實來看，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前提，是尋求達到一種世俗的共同價值信仰，這種價值信仰可以彌合或超越相互對立的經濟利益，使人們在現實中切身體會到發展是共同的發展，是每個人都能感覺到的生活的改善。換句話說，發展是公正的發展，是符合一種有共同利益的社會前景的發展。而這種世俗的共同信仰的形成，只能是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理論基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導向的“制度改革與建設”，是實實在在的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的實現。只有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得到實現，權利才會形成對“權力”的有效制約，權力也才不會腐敗，社會主義在當代文明世界中的政治優勢才會充分地表現出來，社會主義才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社會主義信仰才會成為全社會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共同信仰。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是一種新的更高級的文明形態。源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以“公正民主”為終極發展目標的社會主義未來理想社會構想，是具有終極價值的、普世的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形態。這種社會形態的一個基本特征是人民主權原則，權力被徹底地關在民主制度的籠子里，權力腐敗的土壤被徹底鏟除，官員真正成為“人民的公仆”，官場機會主義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氛圍和環境。　　應當承認，在目前的社會主義改革進程中，人民主權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憲法原則的闡述，與具體的政治行政體制改革進程之間還存在著差距，人民實現自己基本權利的民主制度平臺和渠道還很不完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建設任務艱巨。權力腐敗及其所誘發的官場機會主義，不僅使官員群體和政府公信力受到影響，而且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形象也受到嚴重損害。如果不在堅決清除權力腐敗這一關鍵環節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任何嚴肅的改革綱領都難以獲得和擴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在這一點上，堅定的社會主義改革者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從理論邏輯來看，官場機會主義源于權力腐敗以及權力所帶來的附加值，因此，用民主制度反對權力腐敗是根除官場機會主義的基本環節;同樣，清除官場機會主義也是制度反腐的重要基礎。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社會再掀反腐高潮，反對權力腐敗、特權腐敗、作風腐敗等全方位反腐行動，有效地推進了政府清正和政治清明。但要從根本上治理腐敗現象，就必須把反腐從公共輿論層面上升到“制度層面”，用民主制度依法反腐，用民主的辦法選人用人，把權力交給人民信得過的人，有效擠壓官場機會主義滋生的空間，使壞人沒有空子鉆。

　　隨著黨章規定的黨的原則和價值的廣泛傳播，黨員干部“清正廉潔”已經變成社會公眾的普遍期待。善良的人們無法相信一些經常坐在主席臺上道貌岸然、義正辭嚴、以“代表黨和人民”自居的“公仆們”，竟是掏空國家這顆參天大樹的“蛀蟲”。這些貪腐官員的不斷曝光，不但在銷蝕著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仰和政府的信用，也敗壞了社會誠信和社會公正。久而久之，在這些人的“表率”作用下，這個國家和社會就會信仰流失、誠信流失、規則流失、人氣流失，最終導致社會道德底線崩潰和“國家受傷”。

　　歷史和現實的無數經驗證明，權力腐敗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不公、社會分裂、社會腐朽是政權更替的主要原因。因此，對于一個執政黨來說，國家治理的核心就是要首先以“廉”為中心“治黨”和“治官”，只有官員廉正、政府廉潔、政治廉明，權力才不會腐敗，人民群眾的生活品質和精神健康才有保障，社會也才會長治久安。“治大國者先治吏”是我國傳統的治國經驗，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經驗證明，社會的進步有賴于社會民主的發展。社會的民主化程度既是衡量一個社會“現代性”的基本標準，也是一個社會秩序和“結構性穩定”的重要保證。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表征，而民主的一個最基本功能，就是通過民主制度選人用人，拒絕公共權力的私自相授，從而有效防止權力本身因缺乏民主制約和監督而由社會治理的工具變成社會動蕩的根源。　　從政治建設的角度講，民主并不是毫無意義的理論敷陳，也不是愚弄人民的空洞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制度建設，是真正實現人民群眾在權力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實現權力切實由人民或人民的代表大會授予與監督的根本保障。在一個政治文明的社會，民主制度是遏制腐敗的最根本制度，是避免“朝代輪替周期律”陷阱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沒有民主制度的保證，任何社會都會走向權力腐敗及由此帶來的國家衰亡。

　　大量的腐敗現象和典型腐敗案例說明，由于缺乏民主而導致的權力腐敗亂象和失控現象有蔓延趨勢。究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都是因為權力、特別是由于“一把手”的權力缺乏制約與監督。“一把手”在事實上掌握著地方或單位的決策權、用人權、公共預算的具體分配權，而且其權力的形成事實上沒有競爭，而是上級“任命”的。這種狀況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層層“一把手”的“崗位權力”事實上處于失控狀態，具有事實上的“絕對權力”，特別是事實上的“用人”的絕對權力，也為買官賣官等官場機會主義行為及隨之而來的權力腐敗提供巨大的空間。結果，我們只能把權力的公正行使寄托于“權力持有者”個人的道德品質，正如中國傳統社會對官員的道德教育一樣沒有絲毫效果。哲學人類學的研究表明，除了“神”或“圣人”之外，人人都有“干壞事的天性”，依靠個人“廉潔自守”的品質而不是民主制度約束權力，在現代社會是不可能的。在一個有幾萬、甚至幾十萬這樣的“一把手”的社會，民主制度對權力的約束就更加重要。

　　大量事實證明，層層“一把手專權”使公共組織“家族化”、“圈子化”成為可能，“劣幣驅逐良幣”在組織內部蔓延，組織文化失去“正能量”，不正之風和“小圈子”成為常態，組織內部人人只求自保，正氣消失。在這種情況下，官場機會主義就會有市場，權力腐敗也就有了“制度性保證”。因此，在社會主義改革過程中，要清除官場機會主義行為，首先要改變“一把手專權”的不正常現象。因為它不僅危及組織治理、社會管理和經濟秩序，而且會對社會個體的理想信念、習慣風氣、心態行為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可以想象，當一直被標榜為所謂領導者、“先進分子”的形象坍塌時，對人的心靈震撼作用有多大。這種心靈創傷不是通過“宣傳教育”、“典型示范”之類說教就可以彌補的。隨之帶來的是整個社會理想的破滅、信仰的幻滅，最終導致的是社會的腐朽，民族與國家的衰落。

　　因此，治理官場機會主義、根治權力腐敗，關鍵是要通過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建設約束“一把手”的權力，讓權力的形成過程真正符合社會主義的民主程序。我們一般所講的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指制度文明。無論我們的理念多么高尚，無論我們的理想多么動聽，無論我們的愿望多么善良，無論我們的價值多么普世，無論我們的教育多么感人，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民主制度建設，即沒有權力形成過程中的民主體制機制，沒有權力運行過程中的民主參與和公開透明的體制機制，沒有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審查和監督的民主體制機制，權力就會變質，官場機會主義和權力腐敗就必然會滋生和蔓延，權力就會逐步走向人民的反面。這是歷史“鐵律”。防止官場機會主義和權力腐敗的治本之策，就是把權力置于陽光下，把權力的“持有者”置于陽光下，讓人民監督，讓人民評判。制度文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主要體現為制度公正和民主，是好的價值在制度安排上的有效落實，離開制度落實，再好的價值理念也只是空中樓閣，是自欺欺人，中看不中用。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重變革時代，無論是在規模還是在不確定性方面，全球環境所面臨的風險都是史無前例的。②在此背景下，中國的社會轉型也面臨著極大的風險，這就要求我們在改革過程中必須按照人民的意愿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要求，加強“權力治理”，使公共權力真正具有“公共性”，成為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從而從根本上規避文明風險和社會風險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黨負責，最根本的就是要用好自己手中的權力，真心實意地讓人民監督政府和官員。要讓人民監督，就必須首先要讓官員能夠接受人民的監督，讓權力公開透明;就要按照社會主義的民主程序“授權”，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只有這樣，才能彰顯我們反腐的堅定決心，官場機會主義也才沒有存在的空間;社會主義社會才能長治久安，才有一個光明的前景;我們也才能最終實現“中國夢”。

　　注釋　　1[美]庫利：《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75頁。

　　2[英]安東尼·吉登斯、威爾·赫頓：《在邊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292頁。

　　Ideological Analysis of Opportunism in Officialdom

　　Zhu Lijia

　　Abstract: Opportunism in officialdom refers to a power-related behavioral phenomenon in which officials unruly trample the Party's discipline and state law and disregard the basic social values and morals in order to get "promoted" or obtain personal power, which finally leads to corruption and degeneration of power and social disorder. In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is strongly opposed by socialist ideology, because it runs contrary to the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that the people play a main role in enjoying "power". But in China, the officialdom opportunism has its profound social-psychological basis in the history, and would automatically function under appropriate condi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socialist values and principles,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restraining opportunism in officialdom and containing power corruption is to democratically select and use officials.

　　Keywords: power corruption, officialdom opportunism, ideology

　　【作者簡介】　　竹立家，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中國行政學研究會常務理事。

　　研究方向：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開發。主要著作：《悄悄的革命》、《文化與超越》、《道德價值論》、《中國政府與機構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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