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祖堯：走出“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困境，出路何在？

　　走出“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困境，出路何在？

　　于祖堯

　　黨的十八大規劃了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道路、目標、前景，同時指出了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

　　我記得，大約九年前，政府領導人曾坦言，我國經濟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后來，在審議政府工作時，這位領導人又多次重申這一總體判斷。那么，人們要問：既然如此，為什么久拖不解呢?造成“三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擺脫“三不”困境的出路何在?

　　近30年，GDP超常態高速增長，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笫二位，外貿總額居世界第二，但同時又積累了許多矛盾和問題。其中，尤以三個“老大難”題最為突出。三個“老大難”久拖不解，正是造成經濟“三不”的緣由。

　　30年未破解的難題： 轉變發展方式

　　我國，30年前就提出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把我國經 濟建設轉移到一條速度比較扎實、效益比較高、人民能得到較多實惠的新路。但時至今日，進展甚微。30年來，“科學發展”實際上僅僅是記載在文件上的可望不可求的美好愿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過政治上和思想上撥亂反正，確立了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通過恢復和調整，國民經濟走上了常態化軌道。1981年，中辦研究室在鄧力群同志主持下，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創新問題。作為此項創新工程的成果，明確提出了今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應當走一條速度比較扎實、效益比較好、人民能得到較多實惠的新路子。研究報告將這條新路具體化為十條方針、政策。這些內容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經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五屆人大四次會議批準，成為全國共識，并具有約束政府行為的法律效力。“新路十條”的基本思路與主要內容，與現在講的科學發展觀是一脈相承的。科學發展觀實際上是“新路十條”的繼承和發展。然而，30年來靠GDP非常態增長，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但經濟發展總體卻脫離了發展新路或科學發展觀的軌道。第二經濟大國這頂華麗桂冠，讓我們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沉重的代價：稀缺資源配置不以滿足人的需要為宗旨，而以利潤最大化和GDP高速增長為動力;靠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低效益、低消費，維持長期高速增長態勢;環境嚴重污染、生態全面惡化，陷入邊增長、邊污染、先增長、后治理的惡性循環;黑煤窯、黑磚窯之類血汗工廠，黃、賭、毒等非法產業。在沿海和內地許多地區死而復生;將招商引資政績化，代工廠遍地開花，加工貿易迅猛擴張成支柱產業，美其名曰“世界工廠”，實為“世界打工仔”，我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對外依附的困境。現在我們甚至后代將不得不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貫徹科學發展觀是永恒的、長期的任務，但轉變發展方式，根治野蠻增長方式、改變粗放經營方式，卻己刻不容緩、迫在眉睫。拖延越久，包袱越重，矛盾越多，欠帳越沉。現在不僅耗盡祖宗積累的家產，而且己經留下了讓后人償還的巨額債務。

　　20年未破解的難題：分配不公 兩極分化

　　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嚴重，己經拖延20多年，成為發展和穩定的嚴重障礙。

　　早在1992年12月，鄧小平同志就嚴肅地告誡我們：“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鄧小平年譜l975一1997》(下)笫1356一1357頁。)

　　1993年9月，鄧小平再次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己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同上。第1364頁。)

　　鄧小平發出的警世之言，至今己經20年之久。他當年指出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愈演愈烈。解決分配問題，拖不得，繞不開。

　　必須明確，鄧小平講的分配問題，并不僅僅局限于收入分配，首先是社會財富即生產資料的分配。社會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并不是互不相關的兩類分配。在同一經濟體制中，二者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社會財富分配對收入分配起決定性作用。社會財富的占有方式和數量，決定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數量。收入積累到一定規模，轉化為投資，變成能夠給所有者帶來收入的財富。

　　改革開放30年，隨著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私有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和擴張。改革過程實際上是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實行分配和再分配的過程。非公有經濟的原始資本積累，一是在公有經濟改制和轉軌過程中，通過合法和非法的途徑、辦法，重新分配存量資產完成的;二是靠雇傭廉價勞動力，推行血汗工資制，瓜分增量資產。我國新生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規模之大，速度之快，在近現代經濟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據不完全的統計資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看社會財富的分配狀況：

　　據胡潤最新統計，身家10億美元的富豪人數，中國己超過美國，中國有212人，美國有211人。但全球最大、最優企業，中國競沒有一家。這表明，中國富豪財富積累主要不是靠生產經營。

　　2004年，10%最低收入家庭在全部家庭總資產中僅占1.4%，而10%最高收入家庭卻占有45%。二者差距達到32倍。目前這一差距己增至40倍。在8萬億元居民儲蓄存款中，15%的大額儲戶擁有4.345萬億元的份額。50個富豪的資產，相當于5000萬農民的年純收入。300萬個富豪的資產，相當于9億農民2年的純收入。

　　據聯合國資料，2012年中國大陸有13%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1.25美元。

　　收入分配格局還有一個重大變化：在大規模招商引資常態化，成為制約發展的要素之一，外資直接通過多種渠道、用各種方式參與分切我國“蛋糕”。在研究收入分配時，是絕不可以舍棄不計的。然而，查閱官方統計資料，卻難覓蹤影。針對國人對GDP情有獨鐘，西方商界流行一句名言：“GDP歸你，利潤歸我。”外商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途徑進行掠奪： 諸如，減免稅負，廉價甚至無償供應土地，加工貿易高價進低價出，做假帳虛虧實盈，以次充優，利用壟斷地位操縱價格，借口保護知識產權牟取不法利潤，對員工實行血汗工資制，等等。據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組發表的報告，外國資本每年從我國掠奪的財富大約相當于年GDP的60%。

　　收入差距擴大，是改革過程難免之事;出現新生資產者，也不可怕。問題的特殊性和嚴重性在于，由于我國正處于體制改革的社會大變動、大改組、大分化時期。這個時期分配問題有不同于定型的常態社會的特殊性。在各個社會階級、階層之間，除了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之外，還多了一個公正分攤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公平分享改革的成果和收益的難題。能否妥善地處理好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改革能否順利推進、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能否實現。但是，近20多年，改革在全面推進后，社會各個群體之間分攤改革成本、分享改革成果卻出現了嚴重不公平、不公正。有的社會群體，成為改革開放的獲益者，但卻不承擔改革的代價和成本; 有的社會群體，承受了改革的巨大代價和成本，卻不能充分得到相應的補償，更不能公平享受改革的成果。這是比分配不公更嚴重的更突出的社會問題。被改革邊緣化的弱勢群體，恰恰正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政權的階級基礎，黨的依靠力量。他們占人口的絕對多數。改革的最終目的正是要讓他們首先富裕起來。但是，時下他們卻淪為被改革邊緣化的弱勢群體。其中，包括因企業改制而下崗的職工，因企業破產倒閉而失業的大批工人，因征用土地而淪為“三無”(無地、無工作、無收入)農民，早年退休職工、轉業軍人。還有因改革失誤而蒙受損害的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群眾。例如，房改、醫改、教改，推行泛市場化，導至壓在群眾肩上的新 “三座大山”;價格改革，盲目推行“放開物價，一步到位”，迷信市場供求調節，導致高通貨膨脹，物價輪番上漲;加入WTO，接受了美歐強加于我國的屈辱性的諸如“非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條款，使我國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最終落到了職工頭上; 農村過剩人口轉移，充分驗證了所謂“比較優勢”理論的效應，但億萬農民工卻付出了巨大代價，他們從事苦臟重活，低工資，無社保，無權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不能享受天倫之樂，淪為城市 “二等公民”。這類由改革引起的涉及人們物質利益分配的社會公平問題，波及面廣，人數眾多，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要根源。

　　如果按照聯合國劃定的貧困線(人均日消費2.5美元)，我國現時貧困人口將為2億多。其中，多數正是被改革邊緣化的城鄉貧困群體。

　　前不久，國務院公布了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意見》。初步分析，這個意見書存在嚴重的缺陷。

　　10年未解難題： 自主創新

　　倡導 “自主創新” 己經十多年，現在從上到下炒得依然火熱，但人們的認識并不一致，與提出這一方針的初宗相距甚遠。貫徹實施“自主創新”，必須正本清源。

　　有人認為，創新是企業的事，市場的事，政府不要喧賓奪主，搞什么“政府主導” ，否定市場的基礎性作用。這種觀點誤導了輿論，干擾了“自主創新”方針的貫徹實施。

　　提出“自主創新” ，其意首先在于，正確處理好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既要堅持對外開放，又必須把立足點放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

　　首先必須明確中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定位問題。

　　應當澄清一個廣為流傳的謊言：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這是彌天大謊。事實是，不是我國對外閉關鎖國，倒是西方國家對我國長期實行孤立、封鎖、歧視、不平等政策。甚至中國加入WT0，美歐都把本國的國內法強加我國，迫使我國接受屈辱性的“非市場經濟國”等條款。至今美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將中國投資拒之門外。我們現在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但是，我們面對的卻是一個美歐主導、美元稱霸的不平等的世界。我國政府再三莊嚴承諾永遠不稱霸。我們期求別國平等互利待我。但我們對西方國家決不報不切實際的幻想，不能指望它們會發慈悲之心，恩賜中國變成現代化強國。如果期望一個在全球稱王稱霸一個世紀的帝國，能容忍在自己身旁站立著一個具挑戰性的競爭對手，那就太天真了。

　　近20多年，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角色發生了顯著變化。其中，最顯著的，莫過于西洋人送給我們的那頂“世界工廠”的桂冠。這個美名頗令一些國人陶醉。然而，這卻使我們十分難堪，因為這與我國的國際地位十分不相稱。我國雖是發展中國家，但我國是社會主義大國，應當對人類發展做出較大的貢獻。這是我們在實施對外開放國策首先必須明確的國家位置。基于這個定位，所謂“世界工廠”。“世界市場”之類都是錯位的。為了緩解就業壓力，代工廠要建，加工貿易要做，但決不能把它們提升為主導產業、支柱產業。

　　自主創新是統領全局的發展戰略問題。有一種廣為流行的觀點，認為自主創新的主體、主角是企業，政府不應喧賓奪主。這種看法是片面的。當然，企業作為社會生產的承擔者和載體，自主創新最終要落實到企業肩上，企業也必須靠創新求生存和發展。但在我國發展現階段，自主創新首先是國家層面上經濟發展戰略全局性問題。

　　--這是抓住機遇，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需要。西方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但戰爭一時還打不起來。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和平機遇，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并超過發達國家，決不能跟在西方國家后面爬行。

　　--近現代經濟史表明，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趕超發達國家是普遍的規律性。無論先行的國家，如美國、德國，還是后起的，如日本、韓國、俄羅斯，無一例外不是利用了這一規律，實現后來居上的。中國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會主義大國，擁有其它國家所不具備的優勢，不僅有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在較短時間實現新型工業化和現代化。

　　--現代社會化生產力，決定了實現產業結構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精細的系統工程，必須有一個社會中心統一規劃，協調各方，合理配置有限資源，從而以較少投入取得較大收益。這個重任便歷史地落到國家身上，由國家來充當主導。無論單個企業，或其他社會組織，都無法取代國家承擔起統攬全局的重職。

　　--自主創新在經濟戰略層面上，必須落實到建立現代化的先進的、開放型的、相對獨立的、完整的經濟體系。這應當是有限資源分配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建成這個經濟體系，我們才能擺脫“世界打工仔”的尷尬角色，才能把千百萬勞工從“血汗工廠”里解放出來，才能使我國擺脫對西方國家經濟和政治上的依附性，才能使我國在嚴酷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才能經受住世界經濟危機、衰退的沖擊。不要被所謂“優化資源配置”糊弄，那是個沒法度量的主觀隨意性概念。“比較優勢”要利用，但只能當配角，否則，必然落入“比較優勢”陷阱。

　　--實施自主創新，建設獨立經濟體系，應當發揮市場搞活經濟和激勵的功能，但市場不能取代政府充當主導。設計這個經濟體系是多學科協同創作的智慧結晶。靠市場成就這項復雜精細工程，那不過是天方夜壇的神話。如果市場能成就這個雄偉艱巨事業，那還要科學干什么? 如果市場能承擔此項重任，那只要一門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就夠了，其它學科都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實施這項工程，必須精心組織施工。市場的作用不能忽視，但也不可完全交給市場。

　　歷史表明，世界上發達國家沒有一家完全是靠市場自發調節，靠所謂“大數法則”或“叢林法則”自立于強國之列的。即使是英國這個老大帝國，也是依靠政府暴力，用血與火的文字譜寫工業革命歷史的。原因在于，成千上萬個企業作為市場行為的主體，各自的行為都服從于自利最大化的原則，與國家的整體利益是矛盾的。很難設想，眾多企業能夠自發地勁往一處使，圍繞同一目標，各司其職，分工協作，各展其長，互補其短，發揮整體優勢。如果讓“看不見的手”任意主宰，聽任“叢林法則”或“大數法則”，那將會導致資源浪費，錯失良機。

　　--有人認為，政府主導創新，就是否定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自從“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一提法出現在中央文件之后，學界對此就有不同的詮釋。一種是用“市場供求決定論”來解釋，認為由于資源的稀缺性，資源的配置只能由市場供求形成的價格來決定。另種觀點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來解釋，即認為價值規律即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商品的價值量，商品交換按價值量進行，這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本規律，它調節資源配置，最終實現按需生產，達到供求均衡，供求本身只能影響價格波動，價格最終要由價值規律來決定。用供求決定論解讀“市場基礎性作用”，在理論上是倒退，對改革實踐也是有害的。

　　現時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上述三個“老大難”，一個拖了30年，一個拖了20年，一個拖了10余年。從時序上看，是繼起的，從因果關系看，是互相關聯的。根子還是出在老舊發展方式固化、停滯化。后果突出地表現在工業產能嚴重過剩。 勞動群眾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產能嚴重過剩尤其以傳統工業最為突出。以鋼鐵為例，2013年粗鋼產量將達到7.5億噸，在建項目還有5000萬噸，過剩產能超過2億噸，我國鋼鐵產量占世界產量46%。全國70%的鋼鐵企業虧損。“產能過剩” “內需不足”，這兩大難題早己是公認的事實。但這只是現象，不是問題的實質。產能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不能充分利用，造成設備閑置;需求因購買力不足而相對和絕對萎縮，以致形成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矛盾。總量失衡從局部發展到全局，經歷了產生、發展、演變的過程，最終成為障礙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矛盾。在這個過程中，經濟超高速增長幾度難以為繼，不得不借助外力，靠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推動來“保增長”、“穩增長”。但這種宏觀經濟對策并不能給經濟穩步發展提供持續動力。一旦藥力消失，經濟便重新陷入低谷。近30年，GDP年均增幅9%以上，但并沒有擺脫周期性的困擾。其病源就在于這個主要矛盾。一方面是產能過剩，導致企業開工不足，資源閑置。另一方面民眾的消費需求因購買力匱乏而得不到滿足。我國投資率在2003年后一直保持在40%以上。2010年一度升至48.6%，創新中國建國以來最高。而消費則被大幅擠壓，1978年￣2009年消費率從62.1%降至48%，2010年降至47.4%，遠遠低于全球中等收入國家平均67%左右的水平。“產能過剩”這個附著在西方資本主義機體上的毒瘤，我們并不陌生。現在的問題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體上為什么也出現了它的身影呢?答案要從我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現狀及其相互關系中尋找。一方面，隨著工業化現代化快速發展和總體水平提高，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進一步強化，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市場化擴展，所有制日趨多元化，市場主體日益個體化，社會利益日漸分化。由此引起，一方面在個體利益最大化的驅使和市場競爭的壓力下，推動各個市場主體大力發展生產力，不顧及市場實際需求，增加市場供給，以致社會生產呈現無限擴張的趨勢; 但市場擴張卻遇到無法逾越的障礙，一是資源和環境的制約，二是有購買力的有效需求的約束。于是，價值規律便以經濟危機或衰退形式強制地用破壞生產力的方式，恢復失去的總量平衡。

　　傳統的方法是用GDP年增幅來判斷是否發生經濟危機和危機的程度。但這個方法用來分析中國經濟，人們不僅看不到潛伏的深刻矛盾，甚至作出相反的判斷，認為“風景這邊獨好”。其實這種看法是片面的。首先，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本輪危機最先在沿海珠三角地區暴發，一大批工廠開工不足，一大批工廠倒閉，大量農民工失掉飯碗。當沿海地區己經出現危機或危機先兆時，內陸地區還沉醉在GDP趕超熱潮之中。因此，GDP平均增長值不能反映真實的態勢。第二，當一國經濟社會化超越國界，當世界經濟趨向一體化時，世界市場的供求對一國經濟周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和制約作用。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不是無足輕重的。這在此次世界大危機中表現得十分明顯。這種影響可以是相向的，也可以是相背的。近30年，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最終消費所占的比重早己呈現下降的趨勢，但出口高速增長彌補、掩蓋了消費的頹勢。我國鋼鐵的產能達到近9.5億噸，雖己絕對過剩，且資源枯竭，但新建項目仍在繼續，國際市場鐵礦石供應源源不斷，鋼鐵行業呈現近乎無限擴張的趨勢。新興產業也出現產能過剩。近幾年，光伏產業近乎瘋狂擴張，形成全球最大規模的加工制造產能，2008年到2012年5年中，光伏產品制造能力提升了10倍，全國有100多個城市建設了光伏產業基地，90%以上產品依賴國外市場，內銷占比不足3%，全球光伏產能超過實際需求1.5倍到2倍。家電行業在利潤和價格的引誘下無序擴張，至使幾大件的產量躍居世界前列。城市居民需求趨于飽和，農村有需求但因購買力限制了市場容量，造成全行業產能過剩。2005年發改委公布有11大行業列入產能過剩行業，2013年增至19個行業。在巨額利潤的驅駛下，城市住宅建設快速崛起，成為拉動經濟的支柱產業，呈現廣闊的發展前景。但城市住宅市場供求卻極端畸型，一方面商品房大量閑置，開發商資金積壓，另一方面大量居民因房價居高不下買不起房，需求得不到滿足，以致出現供過于求的假象。面向國際市場的加工貿易的發展支撐了地方經濟，緩解了就業壓力，增加了農民工收入，但廠主用低工資、降低勞動保護標準等辦法進行原始資本積累。此外，不少地區還滋生了黑煤窯、黑礦山、地下工廠，久己絕跡的血汗工資制、包身工又死而復生。這種野蠻的增長方式嚴重地阻礙了發展方式的轉變。

　　30年超常高速增長在二戰后世界經濟史上沒有先例。說“超常”，是因為它并非完全是客觀規律使然，超越了經濟、自然環境、資源和民心的承受力，既透支了前人的積累，又加重了后人的負擔。在GDP增長的同時，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不安定、不穩定的因素也在滋生。它不是長期起作用的因素的產物。無論從國內狀況還是國際環境看，都不可持續。當務之急，是把GDP增長幅度降低到國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內，把經濟工作的重點放在優化產業結構上。

　　近20多年，宏觀調控既沒有找準病癥，又開錯了藥方，因而收效甚微。主管部門不是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對癥診治，而是迷信西方教條，天真地認為，既然實行市場經濟，就只能走西方的套路，熨平經濟周期的波幅只能靠貨幣政策。在本世紀這場世界大危機中，貨幣當局效仿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開動印鈔機，2008年￣2012年向市場投放了60萬億元天量貨幣，保住了GDP，但埋下了通脹和泡沫的嚴重隱患。對于嚴重的產能過剩，寬松的貨幣政策成了一副助燃劑，而緊縮政策只能應對增量。對于像過剩數億噸的鋼鐵行業，靠收緊銀根延誤了結構調整時機。危機逼迫我們必須調整結構。只有調整結構，理順比例關系，才能推動經濟復蘇，并引領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活路。

　　涉及經濟全局的結構大調整是項艱巨的系統工程。它要通過關仃并轉，優勝劣汰，實現產業升級、結構優化。因此必須制定完善的總體規劃，不能頭痛醫頭、腳疼治腳; 不能靠打補丁，或拾遺補缺。

　　結構調整必然要實行關、停、并、轉。小調整只涉及企業，大調整則擴展到行業。這個過程是存量資產重新分配的過程，實質上是利益再分配的過程。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條件下，由于市場主體多元化，利益主體多元化，結構調整所引起的損益是不可能均等的。因此，調整必然會在行業內部、在企業間、政府與企業之間引起博弈，會遭遇到依附于舊結構的既得利益者的阻力。這種阻力單純靠利率調節是克服不了的。西方國家通常是靠市場、靠經濟衰退即危機強制地自發地實現的。結構調整不可再拖延，阻力必須化解，代價要盡量減小。為此，政府應當統籌全局，協調各方，利益兼顧，綜合運用各種調控手段。

　　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和非農產能過剩的矛盾，是阻礙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表明，市場經濟制度一方面為生產力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因而是適應生產力性質的，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生產力持續發展，因而與生產力發展存在矛盾。市場經濟制度作為一種現實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性質既適應又矛盾的狀況，這是政府必須正視并緊緊把握的主要矛盾。堅持改革開放，就是堅持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客觀規律要求，適時調整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促進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對于主要矛盾的看法，黨的八大基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本建立的實際，認為落后的生產力和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己經取代階級矛盾而成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后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肯定了這一觀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實行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二是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議》沒有也不可能預見到這個深刻變革所引起的社會經濟后果。黨的八大所講的主要矛盾，可以看作是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的矛盾; 社會生產高速增長趨勢和人民群眾有購買力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則應看作是在尚未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特別是經濟體制轉型時期的主要矛盾。

　　黨的十八大把改革和發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30年來，我國己經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這是不容否定的客觀事實。我們沒有理由放棄既定方針，更不應改道易旗。現在，有些頑固不化的新自由主義信徒睜著眼睛說瞎話，矢口否認近十年來改革的進展，鼓吹繼續推行“自由化市場取向”改革。當前，深化改革必須以黨的十八大規定的路線為指導，正視我國發展和改革的現狀，抓住經濟中的主要矛盾不放松。如果聽任新自由主義誤導改革和發展，只能加深和進一步惡化主要矛盾。本該是解鈴還得系鈴人。但時至今日 ，沒有一個新自由主義信徒站出來作自我批評。

　　我國該從時下這場世界經濟大危機中汲取什么教訓?

　　進入新世紀，以華爾街為首的美歐壟斷資本，把全球拖進了一場戰后最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如果從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為起點，迄今為止己歷時5年，尚不見底，前景難料。由于受學界主流觀點的影響，從政府主管部門所言所作所為來看，官方認識仍存疑惑。危機重創了我國經濟。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交付了高昂的學費。既如此，就應當從中汲取有益的教訓。

　　--首先是關于危機的性質。是局部的危機、短暫的衰退;還是全面的、制度性危機 ; 出路是只需加強監管，還是根本改革經濟體制。

　　當我國經濟學界主流派一些人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大唱贊歌，散布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不僅“垂而不死”，相反正“如日中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席卷全球。不僅我國經濟學界主流學派毫無思想準備，西方新自由主義者也被打得措手不及，以至英國女皇責問：經濟學家為什么沒有預見到這場危機?華爾街金融壟斷資本寡頭成了眾矢之的。甚至美國總統奧巴馬也譴責華爾街貪婪。面對這場戰后最嚴重的浩劫，西方國家的政府采取了貫用的應對危機對策：緊縮財政開支，削減公共福利經費;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 ; 開動美元印鈔機，濫發紙幣，轉嫁危機;操縱匯率，壓低本國幣值以擴大出口;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對進口貿易設置障礙;加強金融銀行監管，同時用財政資金資助大銀行和大工商企業免于破產，等等。

　　現在，大危機雖未繼續惡化，但出現了演變為長期慢性綜合癥的趨勢。一些國家復蘇勢頭緩慢，不少國家財政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債務不堪重負，許多國家失業人數驟增，貧困人口上升，社會矛盾加劇，有的國家一次危機尚未見底，又臨二次災難，值得關注的新動向，是經濟、金融、財政、外貿等危機和社會矛盾互相交織，互相影響，甚至有人妄圖從戰爭和經濟軍事化中找尋出路。

　　--所謂 “同舟共濟，共渡時艱”，不過是一廂情愿的單相思和善良愿望。

　　自對外開放定為基本國策以來，我國經濟己深深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成為這個體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是“同舟”了。至于說是否因此做到“共濟”，那并不決定于我們的主觀愿望和我們單方面的行動。危機以來，我國政府信守承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緩解危機對西方國家的壓力，盡其所能幫助它們走出困境，例如，繼續增購美國國債;增加進口，減少中美貿易順差; 維持大宗商品如鐵礦石等進口量，支撐出口國經濟; 減緩危機對西方國家低收入群體的壓力，繼續供應價廉物美的日用消費品;進一步拓展開放領域，為西方過剩資本和增加就業提供出路;在貨幣和金融政策方面，決不乘人之危，以鄰為壑，轉嫁危機。我國政府所作所為，有目共睹，事實表明，我國是信守承諾的可信賴的民族。我們沒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我們也沒有因人有求于我乘機勒索。

　　但是，我國的善舉并沒有得到西方國家的善報。它們并不因此取消對華歧視性貿易條款。“非市場經濟國家” 成了西方國家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一把利器，隨時用來鞭笞中國。但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標準，并不是國際公認的國際標準，而是美國的標準。美國把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之上，強加于WTO，這完全是霸道行徑。我國入世己經10年，但至今不能與美歐平等行使WTO賦于的權利，而且在經濟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美國是直接和間接從中國發展中獲益最大的國家。但美國政府卻利用美元的霸權地位，操縱匯率，開動印鈔機，轉嫁危機，使我國蒙受巨大損失。

　　西方國家所作所為表明，金融帝國的秉性注定了它們不可能與我國“同舟共濟、共渡艱險”。在現實的市場中，呈現在人們視野前的，卻是利益相關方的嚴酷的博弈。

　　--在世界大危機中，我們能為“一枝獨秀”、“風景這邊獨好”所陶醉嗎?

　　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幾乎無一幸免都遭到華爾街掀起的金融風暴的襲擊，都或深或淺地陷入經濟衰退的泥壇。唯有中國經濟仍然保持高增長的態勢。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貢獻一度高達60%。國人為此感到驕傲。有些媒體乘勢鼓吹“風景這邊獨好”，“中國是世界經濟領頭羊”。西方企圖把中國從發展中國家行列除名，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義務救援身陷危機的國家。

　　大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有目共睹。在沿海地區，成片工廠倒閉、停產或半停產，幾百萬工人失業 。作為三駕馬車之一的外貿，由于美歐經濟衰退，導至訂單劇減，出口驟降。

　　在世界經濟陷入衰退之時，我國經濟保持了正增長。但這并非內生機制的作用結果。而是由于政府步西方國家后塵，實行了超強度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投放創世界記錄的天量貨幣，超前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實行這一以“保增長”為宗旨的短視對策，GDP增長是維持住了，但久己存在的結構矛盾卻進一步加劇，為通貨膨脹埋下了隱患。

　　--危機逼迫我們必須調整和改革產業結構。我國產業結構改革是走美國的路，還是立足于國情，走自己的路，著力發展實體經濟，堅持虛擬經濟服務于、依附于實體經濟，防止經濟虛擬化、泡沫化。

　　30年來，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發生錯位，鑄成了扭曲的依附型產業結構，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障礙。有些人主張我國結構調整和改革應以美國為參照系，大力發展金融服務業，將三產比重提高到70%。然而，他們卻忘記了本輪金融經濟危機的慘痛教訓。華爾街在“金融創新”、“金融改革”的旗號下，導致金融衍生品大肆泛濫，金融業不再以服務于實體經濟為宗旨，不再依附于實體經濟，形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導致三產服務業惡性膨脹，GDP被注入大量水份 ，最終將實體經濟拖入危機泥坑。我國結構改革和調整應引以為戒。

　　--面對危機，是消極被動應對，還是應有所作為，化危機為機遇，乘勢發展自己。

　　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應對經濟危機，有兩種不同的思路和對策：一種，是西方國家至今還在沿用的，用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和消費，緩解總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的矛盾; 另一種 ，則是立足于擴大內需，利用西方經濟危機發展自己，引進西方閑置的資金。 設備、人才，加快工業化，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這是斯大林時期蘇聯走過的路。從斯大林1924年接班到1936年，蘇聯實現工業化僅用了12年。其秘訣之一，就是斯大林緊緊抓住西方大危機時機，化危機為機遇，利用西方在經濟上有求于蘇聯市場、資金，發展自己。這是互利雙贏的平等交易，斯大林并沒有乘人之危敲詐勒索或落井下石，但他對西方決不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對比我國政府在本次危機中所作所為，斯大林比我們高明，他為后人創造了一個化危機為機遇的成功范例。

　　我以為，在本次危機中，我國政府至少在以下幾方面應當有所作為：例一，討回失去的公道。我國加入WTO時，迫于美歐壓力，我國接受了“非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條款，承諾在15年內按此條款處理貿易糾紛，允許相關國家向中國商品征收高額關稅。10年來，我國廠商蒙受不白之冤，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有了“非市場經濟國家”這頂套在中國頭上的緊箍咒 ，美歐可隨心所欲對中國廠商進行懲罰。但是，此項條款并不是依據公認的國際法，而是美國根據本國法律強加給WTO的，是美國把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之上的霸道行徑。何況中國經過30年改革，經濟運行早己進入市場化軌道。現在，美歐身陷危機困境，顧不上臉面，向我國求援。我們為什么不據理力爭，討回失去的公道呢?!中國的外匯儲備，是億萬人民用血汗換來的。

　　例二，我國應不應該為建立公平、公正、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秩序，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面對美國依仗霸主地位，四處伸手，到處挑釁，我國是否應當繼續以韜光養晦為由，束縛自己手腳，無所作為?

　　當今世界經濟秩序遠不是公平、公正、平等的。世界雖然出現多極化的趨勢，但美歐主導、美國霸權的地位并沒有改變。中國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己成長為世界經濟大國和貿易大國。當今世界，任何重大經濟問題解決，都不能無視中國的存在。中國不稱霸，也不爭霸。但是，當別人侵犯我國的核心利益，當有人用武力試探中國政府的反應如美機轟炸我駐南使館時，中國政府能甘當縮頭烏龜嗎?現在，美國政府陷入內外交困，我們為什么不利用機遇對美元的霸權地位提出責疑、約束、挑戰?不應當忘記，美元作為美國的主權貨市取代黃金充當世界貨幣，并沒有經過合法的國際立法程序;對美元的發行和流通，也缺少權威國際機構的監督和管理; 美國享有美元世界貨幣的權力和利益，但并不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我們無意挑戰美元地位，不會無視客觀條件的許可盲目推行人民幣國際化，也不奢望人民幣取代美元。但是，在現行世界經濟體制框架內，我們有權要求聯合國相關機構將美元發行和流通納入國際法律管轄和監督之中。這是限制美元霸權的必要步驟。于理于情 ，美政府都沒有反對的理由。

　　新一輪改革從何著手?改革重點

　　抓什么?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這是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檢驗改革成效的標準。人們從事物質資料生產，是為了滿足消費，而不是為生產而生產。同理，改革也不是目的，不是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實現目的的方法和途經。但是，這些年改革被某些人異化為政治標簽，把改革之外的功能附加在改革身上，改革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我國發展現在己進入新階段。新時期改革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從客觀存在的矛盾出發，而不應死抱著所謂“市場化、自由化” 的教條不放 ，讓市場原教旨主義信徒把我們再次拖入新自由主義泥潭。當前，我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產生的新矛盾，即生產超高速增長的趨勢和勞動群眾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只有緊緊抓住并切實解決這個矛盾，才能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平穩、協調發展。

　　解決這個矛盾從何下手呢?是做錦上添花，讓己經富裕了的人更富裕呢，還是扶貧濟困，讓占人口多數的相對和絕對貧困的群眾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應當說，這是償還30年對他們欠下的債務，是補償他們在改革開放和發展中所受到的傷害，是支付他們為改革和發展所墊支的成本和代價。這個亟待救助的弱勢群體，包括進城從事重苦臟活但不能享受城里人待遇的農民工、國企改制下崗職工、早年退休職工、農村五保戶、老少山邊地區貧民等。這個弱勢群體人數眾多，而且曾是革命和建設的主力，是黨依靠的基本群眾。為他們服好務，是改革發展應有之意。沒有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參與，后續的改革和發展是難以為繼的。要記住恩格斯的名言：人們奮斗是為了利益。毛澤東告誡：要給群眾看得見的物質利益。

　　13億人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求，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富饒“金礦”。此時不開發，更待何時?!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2013.5.30。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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