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場與道德
有一些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但是現如今，這樣的東西卻不多了。今天，幾乎每樣東西都在待價而沽。下面便是其中幾個例子：
牢房升級：每晚82美元。在加利福尼亞的圣安娜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用錢來買到更好的住宿條件：一間與不出錢的罪犯的牢房分離開來、又干凈又安靜的監獄牢房。
印度媽媽的代孕服務：每位6250美元。西方國家那些尋求代孕的夫婦們越來越多地將代孕之事外包給印度婦女，因為代孕在那里是合法的，而且價格也不足美國現行價格的1/3。
著名大學的錄取名額：美國一些頂尖學府的行政人員曾承認，他們的學校錄取了一些并不十分優秀的學生，其原因是這些學生的父母很富有，并有可能給學校捐贈一筆可觀的錢。
并非每個人都有能力購買上面列出的這些東西，但是現今卻有很多可以賺錢的新路子。如果你需要多掙一些錢，那么下面就是一些新的可能性：
在制藥公司的藥品安全實驗環節中擔當人工試驗對象：7500美元。
為私人軍事公司去索馬里或阿富汗打仗：每天250美元至每天1000美元不等。
我們生活在一個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拿來買賣的時代。在過去的30年里，市場和市場價值觀漸漸地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們的生活。但是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深陷此種境地，并不是我們審慎選擇的結果，它幾乎像是突然降臨到我們身上似的。
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市場和市場觀念得到了無與倫比的聲譽，這是可以理解的。事實證明，在增進富裕和繁榮方面，任何其他組織商品生產和分配的機制都不曾取得過如此的成功。然而，正當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在運作經濟方面擁抱市場機制的時候，其他的事情也正在發生。市場價值觀在社會生活中漸漸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經濟學也正在成為一個帝國領域。今天，買賣的邏輯不再只適用于各種商品，而是越來越主宰著我們的整個生活。
二、市場必勝論的時代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那些年，是一個信奉市場和放松監管的瘋狂年代，亦即一個市場必勝論的時代。這個時代始于20世紀80年代早期，當時羅納德·里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表達了他們的堅定信念，即市場而非政府掌管著通往繁榮和自由的鑰匙。這種情況在比爾·克林頓和托尼·布萊爾的親市場自由主義的支持下，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90年代。他們兩人更加鞏固了這樣一種信念，即市場是實現公共善的首要途徑。
如今，這種信念遭到了質疑，而且市場必勝論的時代也已趨于終結。金融危機不只是引發了人們對市場有效分配風險能力的質疑，而且還促使人們產生了這樣一種廣泛的認識，即市場已遠離道德規范，因而我們需要用某種方式來重建市場與道德規范之間的聯系。但是，這究竟意味著什么或者我們應當如何重建市場與道德規范之間的聯系這兩點，卻并非顯而易見。
一些人認為，市場必勝論在道德上的核心缺陷乃是貪婪，因為貪婪致使人們進行不負責任的冒險。根據這種觀點，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便是遏制貪婪，讓銀行家和華爾街的高管們堅守更多的誠信和責任，并且制定各種合理的規章制度以防范類似的危機再次發生。
這種觀點至多是一種片面的分析。貪婪在金融危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一點肯定沒錯，但是另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卻更具危險性。過去30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變化并不是貪婪的瘋漲，而是市場和市場價值觀侵入了它們本不屬于的那些生活領域。
與這種境況作抗爭，我們不僅需要抨擊貪婪，而且還需要重新思考市場在我們的社會中所應當扮演的角色。關于使市場處于其所當之處究竟意味著什么這一點，我們需要用公共辯論的方式予以討論。為了進行這種辯論，我們需要認真考慮市場的一些道德界限，而且還需要追問是否存在一些金錢不應當購買的東西。
市場和市場導向的觀念向傳統上由非市場規范所統轄的生活領域的入侵，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發展之一。
讓我們想一想下面的各種情形：
營利性的學校、醫院和監獄不斷增多，以及將戰爭外包給私人軍事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私人軍事承包商的雇傭軍數量實際超過了美國軍隊。)
公共警力遠比私人保安公司遜色——尤其在美國和英國，私人保安的數量是警察的兩倍之多。
商業廣告大肆進入公立學校，出售公園和公共空間的“冠名權”，把懷孕事宜外包給發展中國家的代孕媽媽，以及近乎于準許買賣選票的賄選財政制度。
這些用市場來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國家安保、犯罪審判、環境保護、娛樂、生育以及其他社會物品的做法，在30年前大多都是聞所未聞的。然而在今天，我們卻多半視其為理所當然。
三、一切都待價而沽
我們為什么對社會正朝著一個一切都待價而沽的方向邁進感到擔憂呢?
這里有兩個原因：一個關乎不平等，另一個關乎腐敗。讓我們先來看看不平等。在一個一切都可以買賣的社會里，一般收入者的生活會變得更加艱難。金錢能買到的東西越多，富足(或貧困)與否也就越發重要。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貧困家庭和中產階級家庭的生活在過去幾十年中異常艱難的原因。不僅貧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過使金錢變得越發重要，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變得更加尖銳了。
第二個原因則比較難闡述清楚。它所關注的不是不平等和公平的問題，而是市場所具有的侵蝕傾向。對生活中的各種好東西進行明碼標價，將會腐蝕它們。那是因為市場不僅在分配商品，而且還在表達和傳播人們針對所交易的商品的某些態度。如果孩子好好讀書就給他們零錢，有可能使他們讀更多的書，但同時也教會了他們把讀書視作一份掙錢的零活而非一種內在滿足的源泉。將大學新生名額拍賣給出價最高的投標者，有可能會增加學校的財務收入，但同時也損害了該大學的誠信及其頒發的學位的價值。
經濟學家常常假設，市場是中性的，亦即市場不會影響其所交易的商品。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因為市場留下了它們的印記。有時候，市場價值觀還會把一些值得人們關切的非市場價值觀排擠出去。
當然，人們在哪些價值觀值得關切，以及為什么這些價值觀值得關切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所以，為了決定金錢應當以及不應當買什么，我們就必須首先決定，什么樣的價值觀應當主導社會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各個領域。
在這里，我想提前概述一下我想給出的答案：當我們決定某些物品可以買賣的時候，我們也就決定了(至少是隱晦地決定了)，把這些物品視作商品(即謀利和使用的工具)是適當的。但并非所有的物品都適用于進行這樣的評價。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人。奴隸制之所以駭人聽聞，是因為它將人視作可以在拍賣會上買賣的商品。這種做法無法以適當的方式對人作出評價——因為人應當得到尊嚴和尊重，而不能被視作創收的工具和使用的對象。
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轉化為商品的話，那么它們就會被腐蝕或貶低。所以，為了決定市場所屬之地以及市場應當與什么領域保持一定距離，我們就必須首先決定如何評價相關的物品——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藝術、公民義務等。這些都是道德問題和政治問題，而不只是經濟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對這些物品的道德意義以及評價它們的適當方式逐一展開辯論。
這是一種我們在市場必勝論的時代未曾開展過的辯論。由于我們沒有深切地意識到要開展這種辯論，也就是由于我們從未決定要開展這種辯論，所以我們從“擁有一種市場經濟”最終滑入了“一個市場社會”。
四、重新思考市場的角色
任何重新思考市場角色和范圍的嘗試，都應當首先承認下面兩個令人深感棘手的障礙。一個是市場觀念所具有的經久不衰的力量和威望，即便是在80年來市場失敗最慘痛的后果面前亦復如此。另一個是我們公共話語中的怨懟和空泛。
第一個障礙很令人困惑。當時，2008年金融危機被普遍認為是對此前不加批判地擁抱市場的做法所作的一個道德裁定。曾經無所不能的華爾街金融財團的幾近崩盤以及對大量緊急援助的需求(以納稅人的利益為代價)，看似毫無疑問地引發了人們對市場的重新思考。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為美聯儲的主席，曾長期扮演市場必勝論信念的高級傳教士。即便像他這樣的人后來也以“一種令人震驚的懷疑態度”承認說，他對市場自我糾錯力量的信心被證明是錯誤的。《經濟學人》雜志也曾積極推廣市場信念，但金融危機后的那一期，封面上是一本正在溶解成泡沫的經濟學教科書，標題則是“經濟學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市場必勝論的時代最終走向了毀滅。其后想必是一個道德清算的時代，亦即一個重新追問市場信念的時代。然而，事實卻證明，社會并沒有朝那個方向發展。
金融市場的慘烈失敗并沒有從整體上動搖人們對市場的信心。其實，相對于銀行來說，這場金融危機所破壞的更多的是政府的聲譽。這場金融危機將美國和全球經濟都拋進了繼1929年大蕭條之后最糟糕的經濟衰退之中，并且讓成千上萬的人丟掉了工作。然而即便這樣，它也沒有使人們從根本上對市場問題進行反思。相反，它在美國所導致的最顯著的政治后果卻是茶黨運動的興起，然而茶黨運動對政府的敵意以及對自由市場的狂熱，甚至都會使當年的羅納德·里根深感汗顏。2011年秋天，“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們把他們的矛頭直指大銀行和大公司的權力以及日益加劇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現象。盡管茶黨與占領華爾街的激進主義分子在意識形態導向上存在差異，但是他們都是在對政府采取緊急援助措施方面表達一種民粹式的憤慨。
除了這類抗議聲音外，關于市場角色和范圍的嚴肅辯論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仍嚴重缺席。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仍在對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赤字等問題爭論不休，只是現在的爭論更多了一點黨派色彩、更少了一些鼓舞或說服力而已。由于政治體制沒有能力解決最為重要的問題，所以公民對這種政治體制越來越感到灰心，同時對政治的理想也日漸幻滅。
公共話語的這般窘況乃是開展關于市場道德局限之辯論的第二大障礙。在一個政治爭辯主要由有線電視上的吵架比賽、廣播討論節目里黨派性極強的謾罵和國會中意識形態性的扔食品大戰所組成的時代里，很難想象人們會把一種關于這類頗具爭議的道德問題的理性公共辯論視作評價生育、兒童、教育、健康、環境、公民資格以及其他物品的正確途徑。但是我相信，這樣的辯論是可能的，而且還會促使我們的公共生活煥發生機。我們的政治之所以過于激烈，實在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洞的，亦即缺少了道德和精神的內涵，而且也未能關注人們所關切的那些重大問題。
市場邏輯也以其自身的方式把道德辯論從公共生活中排擠出去。市場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們并不對其所滿足的偏好進行道德判斷。市場并不追問一些評價物品的方式是否比其他方式更高尚或者更恰當。如果某人愿意花一筆錢來購買一個腎臟，而另一個同意此樁買賣的成年人也愿意出售，那么經濟學家問的唯一問題就是“多少錢”。市場不會指責這種做法，而且它們也不會對高尚的偏好與卑鄙的偏好加以區別。交易各方都會自己確定所交易的東西具有多大價值。
這種對價值不加道德判斷的立場處于市場邏輯的核心地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它為什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我們不愿進行道德和精神爭論，加之我們對市場的膜拜，已經使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它逐漸抽空了公共話語的道德含義和公民力量，并且推動了技術官僚政治(亦即管控政治)的盛行，而這種政治正在戕害著當下的社會。
(注：本文選自《金錢不能買什么》一書序言)
(作者：哈佛大學文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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