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峰：普世價值論背后的獸性哲學和獸性美學

　　普世價值論背后的獸性哲學和獸性美學

　　李澤厚關于普世價值及憲政等問題的論述，是自由派學者中對這些問題論述最深刻、最根本的人物之一。普世價值論的哲學基礎，其實就是與唯物辯證法相對立的弱智的低級哲學“形而上學”，在當代中國，其主要表現為獸性哲學和獸性美學。

　　當然，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李澤厚及其弟子趙士林關于憲政和普世價值的囈語，純粹是不學無術、陳詞濫調。

　　比如所謂“憲政就是限政、就是監督權力”，那么是誰來限誰的政、誰來監督誰的權力?美國的憲政，本質就是兩點，第一，是保障資本家的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政府也不能以全民的名義進行侵犯，當然無產階級更不能侵犯，這才有了第二點，即所謂的分權、限權：在憲政制度下，政府官員是資本家(以所謂公民的名義)的狗腿子，其權力受壟斷資本控制。但無產階級如果反抗剝削壓迫、侵犯壟斷財團的財產權，就會遭受政府官員的鎮壓。所謂的憲政，本質就是限制人民大眾的權力，保障資本寡頭的權利。

　　今日的美國政壇，官商勾結、政商旋轉門十分普遍，如保爾森、拉姆斯菲爾德、切尼、羅伯特·蓋茨等等，一方面當政府官員，一方面當資本家，赤裸裸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的企業服務，這些官員為資本家、為自己服務的權力沒有得到絲毫的限制，但他們如果照顧人民的利益觸動壟斷資本寡頭的根本利益，就會被馬上清洗(如肯尼迪)。今日的美國總統對外發動戰爭很容易，但是對內調整利益分配(如奧巴馬搞醫改)的權力卻被嚴格限制，這就是憲政。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與憲政的根本區別，就是不保護資本寡頭的人權，不限制無產階級及人民大眾的權力。

　　趙士林，正是李澤厚哲學培養下的怪胎。正是因為李澤厚的支持，趙士林在1992年就曾主編了一本奇書《防“左”備忘錄》，書中羅織了李澤厚、沙葉新、胡績偉、張顯揚等反共親美學者，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污蔑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王震等人反和平演變、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和部署是極“左”。如果說當時很多人還看不清這批人的真面目的話，趙士林今天用自己的言行證明了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一撮人。因此有必要對趙士林及李澤厚的觀點進行深入分析。

　　很多研究過哲學的人都知道，凡是崇拜李澤厚、欣賞李澤厚的學者，其智商都比普通人低幾十個等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相對復雜，雖然很多普通中國人都能理解馬列的辨證唯物主義，但李澤厚的智商卻根本理解不了。李澤厚的哲學，本來就是一個糞池，從其中孳生出來的，自然不是蛆蟲就是蒼蠅了。

　　1、共產主義社會之前，普世價值究竟存在否？

　　李澤厚是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哲學界的代表性人物，普世價值哲學的最早提出者及一直以來的堅定捍衛者。比如，李澤厚、劉再復等于1995年炮制的《告別革命》一書，就把馬克思主義污蔑曲解為“吃飯哲學”、“經濟決定論”、“生產力決定論”。李澤厚主張，階級合作而非階級斗爭才是歷史主流，當代中國的主要任務是滿足中國人的生理需要，為了吃飯、為了發展經濟、為了性交，中國人應該告別革命。這完全把馬克思主義篡改成為低級的獸性哲學，并灌輸給國人，使中國社會變成私欲膨脹的自由主義的獸性社會。正由于按照李澤厚的教導，拋棄了中國革命的遺產，才使中國經濟和社會進入了兩極分化的半殖民地的死胡同。

　　李澤厚是不懂辯證法的，趙士林之類的徒子徒孫的學術水平就更加低劣了。按照馬克思主義，任何一對矛盾都是對立統一的，但是在矛盾運動的不同階段，對立統一的本質關系不同。在某些階段，矛盾的本質表現為對立性，在某些階段則表現為統一性，當對立性完全消失矛盾雙方達成完全統一時，這一過程便結束，這對矛盾便消失，從而產生新的矛盾體。正如列寧所說，【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時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斗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恰如毛澤東所說，【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因為不懂辯證法，李澤厚等人總是拿矛盾相對的統一性來否定絕對的對立性，拿相對的普遍性來否定絕對的特殊性，鬧出了很多笑話。

　　最近，李澤厚為了鼓吹普世價值，曾發表過這樣一段言論：【第一，普世價值指的是什么?簡單說來，普世價值指的是歐美思想史上為啟蒙理性所倡導的個體自由、獨立、平等、民主、人權以及與之相聯的科學、進步等等觀念，認為它們有世界性的價值，可以普遍適用。第一點應無問題……】對于馬克思主義者提出“所謂普世價值只是歐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等觀點，李澤厚說：【我提出“吃飯哲學”，也是為了反對它們。我以為“吃飯”即衣食住行等等物質生活的改善，是全人類無分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倫理秩序以及風俗習慣所共同希望和追求的.】(《東吳學術》 2011年4月，李澤厚：《從“兩德論”談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

　　價值，是指客體對于主體表現出來的積極意義及有用性。價值不同于真理和規律，對于馬克思主義這普遍真理和規律，資產階級不管是否認同，它都是客觀存在的。然而價值存在的前提，是價值客體的存在及成立。比如，一件商品的價值的存在，其前提是商品的存在，假如此商品根本不存在只處于空想中(如永動機)，其價值當然也不存在。永動機的價值雖然十分美好和偉大，但它違背真理和規律，只存在空想家的大腦中。普世價值違背科學原理，當然也不存在。

　　自由、獨立、平等、民主、人權等社會學價值觀念所對應的客體，當然是指社會性客體，主要是指政治經濟制度安排。按照馬克思主義辨證法，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對全人類任何階級、任何民族都有積極意義的社會性客體(政治經濟制度安排)是不存在的。普遍適用于一切階級、一切民族的價值以及相應的政治、經濟實體，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普世價值不存在，只是一種空想。對資產階級有積極意義的社會性客體(如政治經濟制度安排)，對無產階級恰恰是有害的。例如，在資本主義政治或經濟制度下，資產階級享受民主，無產階級便會遭受專政，無產階級的自由和資產階級的自由是無法同時存在。對無產階級來說，意味著“民主”、“自由”等價值的社會主義制度，對資產階級來說一定會意味著“獨裁”、“專制”。因此，無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和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對立的，是無法同時存在的。

　　壟斷財團的本性，決定美國必然將共產主義國家及中俄這樣潛在的戰略對手視作死敵。中國即便是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美國仍然要打壓肢解弱化中國，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早已是前車之鑒。因此，中美之間對立和沖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在消滅美國壟斷財團、使全世界各民族利益的統一性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之前，是不存在普世價值的。

　　對此，李澤厚提出“吃飯哲學”，他認為，【“吃飯”即衣食住行等等物質生活的改善，是全人類……共同希望和追求的】。的確，資產階級也追求民主，但是卻是以實現對無產階級的專制才能達到的;資產階級當然會追求物質生活的改善，恰恰是以對無產階級的經濟剝削使無產階級物質生活相對惡化為基礎前提的。不能因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要吃飯、都要改善生活，就認為存在對兩者同時都有價值和積極意義的客體(即政治經濟制度)。

　　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都要吃飯，這根所謂的普世價值根本沒有關系，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正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日本帝國主義者要吃飯，中國人民也要吃飯;日本要追求繁榮，中國也要追求繁榮;日本在東亞，中國也在東亞……兩者當然有形式上的、表面的統一性，但是以此否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吃飯”和“中國人民的吃飯”之間實質上根本的對立性，認為當時可以構筑“大東亞共榮圈”，這種論調和觀念的確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及文化奴役產品。

　　在任何對立乃至絕對對立事物之間、在任何矛盾雙方間都可抽象出形式上的統一性，但是這種統一性并不一定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本質，這也并不一定意味著存在著體現這種統一性的客體，更不意味著這種客體會表現出對所有主體有普遍意義的價值。比如，工人階級的利益和農民階級的利益，兩者是對立統一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統一性是這對矛盾的本質，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體現兩個階級共同價值的制度安排。但是，在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對矛盾中，對立性則是矛盾的本質，同時能夠適用于、有用于兩大階級的價值客體(即政治經濟制度安排)，永遠無法存在，這意味著兩大階級并沒有共同的“普世價值”。

　　因此，對于矛盾雙方，只有統一性成為矛盾的本質時，這種統一性才有現實存在的客體，這種統一性才有可能體現為價值。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和“中國人民的利益”，都是利益，雖然在兩者之間可以抽象出某種程度的統一性，但是并不存在體現這種統一性的價值客體，這種統一性也就不能體現出實質價值，這種統一性只存在于形式上及空想中。用通俗的話說，兩者你死我活沒有共同利益，也不存在能夠共同滿足雙方的社會價值，世界上不存在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都適用的社會價值客體。同樣，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即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即無產階級專政)這兩個對立的事物之間，可以抽象出統一性的“民主”，但是否存在著同時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客體，并體現出普世價值呢?顯然是不存在的。

　　價值存在的前提，不是抽象意義上的等同、同一、統一或相似，而是體現這種統一性的客體是否能夠成立及存在。

　　李澤厚宣揚普世價值，其最根本的做法，就是用抽象手段，提出無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之間的形式上、表面上的相對統一性，來否定兩者本質上的絕對的對立性，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代替和替換無產階級階級的本，用資產階級專政替換無產階級專政，用資本主義替換社會主義。

　　李澤厚就是屢屢采用這種方式否定馬克思主義。比如他說，【從人類整體歷史看，革命是特定的、局部的現象和情況，而不是貫串百萬年人類歷史和數千年人類文明史延續發展的基礎、主線或“動力”.主線仍在生產工具(科技)和生產力或極緩慢(如原始人群)或極迅速(如“現代化”)的演進變化.因為它與人“吃飯”(人們物質生存的現實生活)相直接關連.……所以我說，不是階級斗爭，而是階級在矛盾斗爭中的妥協、協調和合作才更是社會存在的常態和階級關系的常態.……《共產黨宣言》一開頭宣稱人類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便是相當片面的】。

　　的確，當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東北、華北的時候，李澤厚硬說日本帝國主義和淪陷區的人民本質上是合作關系，看起來似乎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汪精衛不就是這么說得嗎?)，李澤厚肯定能夠從日帝統治者和淪陷區人民兩者之間抽象出矛盾的統一性、合作性，但是這能夠否定和否認兩者間的對立性和斗爭性嗎?同樣，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存在形式上和相對意義上的合作關系，但是這能夠否定絕對意義上的對立和斗爭關系這一本質關系嗎?李澤厚的哲學，說到底其實就是叛賣哲學，鼓動人民大眾向統治者投降，鼓動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投降，鼓動中國人向西方帝國主義投降。

　　李澤厚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出中國解放后不應搞社會主義，而要搞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就應該復辟資本主義。李澤厚當時認為，【新中國成立不久，過早地拋棄和否定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一大損失。】李澤厚后來解釋說：【在理論上，新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我的發言就是說社會主義進入早了，毛澤東那時候搞新民主主義挺好的。……國家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現在還搞這個階段。】當時，趙紫陽等人是接受并贊同李澤厚的這種提法的。因此李澤厚和趙紫陽等人主張的改革開放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指復辟資本主義，這跟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人的主張的改革開放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涵義完全不一致。李澤厚可以說是趙紫陽反黨反共集團的哲學導師，那場動亂的一些骨干，很多都是李澤厚的學生。正是李澤厚的動物性哲學、獸性哲學、叛賣哲學搞亂了人的尤其是大學生們的思想，這是那場動亂最深的思想根源。由于李澤厚本人在動亂中參與不算最深，上層對其本質的認識沒有完全統一，但是90年代初，他在面臨馬克思主義者大揭露大批判的背景下，還是被迫逃離大陸。

　　2、遵循獸性邏輯的李澤厚哲學

　　李澤厚宣揚“吃飯哲學”(還有所謂的“性交哲學”)，就是用抽象手段，提出動物和人之間形式上的相對統一性，否定動物和人兩者本質上的絕對的對立性和差異性，用人和動物間的普遍性否定人的特殊性，用動物性代替和替換人性，使中國人淪為野獸。

　　關于人的本質及本體，李澤厚曾說：【語言重要，但語言不是人的根本。語言是人不可缺少的工具，離開語言人就無法生存。人通過語言使自身更加豐富，更加多彩，但語言不能代替人本體。 ……我一再講的是兩個本體，一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具本體，通過制造工具而解決衣食住行的問題，這是與動物的區別，動物只能靠它們的四肢，人則靠工具維持它的生存，這是物質本體。另一個是人通過各種生活活動使得自己的心理成長，人有動物情欲，要吃飯，要性交，這是人的動物本能但人在這些活動中所產生的心理不同于動物的心理。人不僅和動物一樣能性交，而更為重要的是人會談戀愛，這就不一樣。而人的戀愛有非常復雜細致多種多樣的情感，能通過寫信、交談、寫詩、寫各種文學作品來表達，即弗洛依德所說的“升華”。動物性的要求、感覺都會升華，而且因人不同，這就形成個體差異。這種心理通過文化(如文學藝術作品)的歷史積淀，使人性愈來愈豐富，而個性差異也愈來愈突出。所以不僅是人的外部世界不斷變化，人的內部世界也不斷變化、豐富。】(《東吳學術》2010年3月，李澤厚、劉再復：《關于教育的兩次對話》)

　　因此，在李澤厚看來，人不過是兩條腿的動物，只是比動物心理上更復雜、智力上更聰明的動物而已。李澤厚所談的人性，不過是人身上更加復雜的動物性而已。李澤厚對人的本質的理解，連費爾巴哈的層面都達不到，更談不上馬克思了。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在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是生產關系及階級關系。階級性，才是人的本質屬性中最關鍵的內容，這體現了矛盾的絕對的特殊性的一面。當然，人性中也有體現矛盾相對普遍性的內容，比如復雜化的動物性或自然屬性，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并非人的本質。而李澤厚對人的本質的理解，恰恰是按照“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這個角度進行闡釋的，結果把人的已經高度復雜化的動物性和自然屬性視作了人的本質。

　　在此基礎上，李澤厚鼓動改革開放以來的青年一代們變成野獸，他主張多元的情愛，鼓動中國人不僅要有夫婦之愛，還要有情人之愛，鼓動青年男女性行為、戀愛行為要極大豐富，只要不得艾滋病、不懷孕即可，這和李銀河的觀點一模一樣。李澤厚說：【人類的愛，特別是男女的情愛，總是包含著性，性的吸引和性的快樂。純粹的精神戀愛，柏拉圖式固然有，但究竟有多大意思，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如此，我懷疑。……總之，靈與肉在這裏有多種多樣不同組合，性愛從而才豐富、多樣而有光彩。夫婦的愛和情人的愛，就不能相互替代。中國只講夫婦的愛，認為此外均邪門;西方則要求夫婦之愛等於情人之愛，於是，現代離婚率極高，問題愈來愈嚴重。其實，可以有各種不同層次、不同比例、不同種類、不同程度、不同關系的性愛。我們不必為性愛這種多樣性、多元性感到害羞，而應當感到珍貴。】【“從一而終”、“終身大事”都是在傳統社會人際接觸相對固定和狹窄的時代中形成的，在開放的現代社會中，生活接觸面極大地擴展，男女產生戀愛的機遇和可能極大地增加，上述規則的失敗理所當然。對下一代男女便不可能用上述標準去要求或規范。他(她)們的性行為、戀愛經驗會豐富得多。如果“度”掌握得好，這絕非壞事;相反，它使人生更充實、更豐富、更有意義。我對青年男女只提三條，一、不要得愛滋病，二、不要懷孕或使人懷孕，三、不要早結婚。】(1995年李澤厚與劉再復對談：《理念與愛欲-論情愛的多元》)

　　當然，李澤厚本人的私生活，也是這種獸性哲學的忠實實踐。

　　據此，李澤厚的高徒趙士林為何替薛蠻子的淫亂犯罪行為辯護，并稱薛蠻子的淫亂只是【干了正常人都要干的事】，這不就一清二楚了嗎?

　　3、李澤厚的獸性美學

　　正是在獸性哲學的基本之上，李澤厚在八十年代又以康德哲學為根本，通過曲解馬克思的方式，編造了其邏輯混亂的美學理論。由于李澤厚將人性等同于復雜化的動物性和自然屬性，將馬克思主義等同于吃飯哲學，李澤厚的美學，基本上也停留在獸性的階段，跟人類本質上的美學沒有太大關系。李澤厚曾通過曲解馬克思的方式說：【美具有不依存于人類主觀意識、情趣而獨立存在的客觀性質。美感和美的觀念只是這一客觀存在的反映、模寫。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客觀的】。馬克思主義一直強調美的相對性、主觀性、階級性，而李澤厚自始至終強調美的絕對性、客觀性。按照這種思維，到了八十年代以后，他干脆回到了康德以及康德之前，李澤厚所說的精神世界、心理本體、情本體，不過就是人的復雜化的動物性、自然性欲望。

　　李澤厚在2006年《情本體和兩種道德》一文中說，【中國講的是理性融入感情，人之所以愛人是由生物性自然情緒提升而來，是一種理性化了的自然情感。我講“情本體”并非專指中國傳統，它有人類普遍性。……何謂“情本體”?它就來自這個“道始于情”。……而“情”“欲”的相聯相異，錯綜復雜，對人的生存具有本體意義。在今天和今后更將成為生活的核心部分。……這正是“情本體”“道始于情”既傳統又現代的“時代精神”。】可見，李澤厚的情本體，就是以動物性的生理機能為基礎的“情”“欲”。只是，在李澤厚看來，人之情遠比動物機能要復雜而已。

　　李澤厚也總是在這個意義上探討美學，比如他說：【我以為現代人的感性不知比原始人精致周密、豐富多少倍，所以我不贊成一廂情愿地盲目崇拜原始人、自然人。我不贊成盧梭。復雜并不是壞事。當年批判知識分子比工農的情感復雜，批判欣賞月亮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我想，難道看月亮聯系到大餅就是高超、優越的工農情調嗎?】

　　的確，自然之美、音樂之美、戲劇之美、詩詞之美、食物之美，都是人體動物機能的需求的產物，而人體的動物機能本身，也是人的物質屬性與社會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比如不同地區乃至不同階級的人，對自然之美的理解完全不同，生活在沙漠地帶、平原地帶、草原地帶、森林地帶和海洋地帶的人，對何種自然景物為美，差異甚大，比如沙漠地帶的人，不會對“大漠孤煙直”產生美感。當然不同人的審美觀中又有統一性。然而，以上由人的自然需求所衍生的審美和審美觀，并不涉及人的本質，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美學重點解決的問題。

　　馬克思曾多次談到：【非常操心的窮困的人對最美好的戲劇沒有感覺;礦物販賣者只看到(礦物的)商業的價值，但不看礦物的美麗和特有的本性;他沒有礦物學的感覺。】【工人的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勞動越有力量,工人越無力;勞動越機巧,工人越愚鈍,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但是給工人創造了貧民窟。勞動創造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

　　毛澤東也指出：【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可見，在自然審美之上，還有社會審美和階級審美，對于社會關系總和的人的審美來說，后者才是本質。馬克思的美學，是辨證美學。工人階級雖然變成畸形，資產階級雖然衣食住行無比華麗美觀，但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前者為美，后者為丑;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但是比起富麗堂皇的資本家和地主們，還是美的多;勞動繁重的工農大眾未必能欣賞戲劇之美，也未必能夠欣賞月亮之美，饑餓狀態的農民看到月亮或許想起大餅，李澤厚作為知識分子，卻對之無比譏笑蔑視，李澤厚的表現究竟體現了美還是丑?唐詩宋詞、歌劇戲劇雖然大都是地主和資產階級創造的，勞動人民或許無法欣賞，但是不從農民階級、工人階級那里剝削地租和剩余價值，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哪有大量的空余時間進行文藝創作?剝削階級知識分子所創造的的真正有歷史美感的文藝作品，還不是那些同情勞動人民、批判剝削壓迫的那些作品嗎?

　　當然對于這一切，秉持獸性哲學的李澤厚，是難以理解的。李澤厚眼中所看到的美，本質上不過就是對人復雜化的自然欲望和生物欲望的滿足。李澤厚的美學，就是獸性美學。

　　摘自：《從禽獸到蛆蟲的不斷墮落——史上最劣反共教授趙士林的前世今生》

　　http://www.juliangmedia.com/daily/1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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