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科技部部長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對科研經費腐敗問題連說兩個“憤怒”，引起了網友的廣泛關注。(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hehui/2013/10/307278.html 《你知道嗎：中國精英主導下的科研有多腐敗?》)10月16日，人民日報發了一篇文章回應：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hidai/2013/10/307331.html 《人民日報：科研經費，不能這么瞎花》。
近年來，我國的科研經費投入年均增速20%以上，2012年更是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其中國家財政科技支出就高達5600.1億元。全國政協常委張濤指出：“每年國家統計的數萬項科研成果中，有90%以上無實際價值，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率不到10%”。
科研經費大量投入卻沒有產出，僅僅是因為科學家們對科研經費的貪污腐敗問題嗎?
一、從運十下馬看精英對獨立自主的頑強抵抗
作者：老田
關于中國那些個精英們，為什么要運十下馬?許多人至今還不明白。一些人抱怨某幾個人的品德不好沒有遠見，還說有幾個人要買美國飛機拿回扣，其實滿不是那么回事。
其實精英們宣揚的改革學術和輿論，都是在與毛澤東《論十大關系》進行爭論。《論十大關系》的一個要點，就是把中國有限的資源和剩余過度分散去滿足不同的目標，毛澤東要在中國有限的資源和剩余中間，投入相當部分去改善國家安全態勢，改善中國的工業裝備制造能力(就是自主技術和知識產權成長)，要投入大量資源去改善社會最少權益階層的福利水準，精英們在改革年代一齊出來說毛澤東錯了。毛澤東錯在把中國有限的資源和社會剩余，優先分配給各種許多不同的重大目標，這些目標包括國家安全投入，發展自主技術的投入(體現在重工業優先和裝備工業建設上)，把大量資源用于發展適應工人農民消費水平的低技術產品上(就是精英們抨擊的“幾十年一貫制”)，老是不集中資源發展高檔消費品，明顯是妨礙了精英們生活水準的迅速上升。
精英們與毛澤東爭論的焦點在于：有限的資源和剩余到底要是優先滿足消費水平提高呢?還是要象毛澤東那樣漫無邊際地使用?精英們的改革輿論集中在論證“發展是硬道理”“經濟建設中心”上面，集中在批判“產品幾十年一貫制”上面，不是偶然的，針對性也很清楚，就是要放棄毛澤東時代的多個目標，集中資源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一切妨礙這個目標的資源和剩余分配都必須讓路，什么運十，什么自主技術，什么國家安全，統統都是廢話，中國有限的資源和剩余，怎么可能支撐這些漫無邊際的目標。
1. 關于國家安全方面的投入問題
在國家安全目標上面密集支付成本，在這個努力方向上，毛澤東力排眾議去幫助鄰居朝鮮和越南打強盜，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帝和獨立運動，毛澤東和中國鄰居們對強盜的勝利和第三世界獨立，每一個國家和地區脫離帝國主義控制，其剩余和資源不能為帝國主義利用，毛澤東都視為中國的勝利和國家安全的保障增加，所以毛澤東總是殷勤備至地去加以支持。毛澤東的規劃起點是中國人民必須自己起來把握自己的命運，不能把自己的國家安全和民族命運信托給列強，毛澤東還認為這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基本教訓和結論。
文革前夕的“三和一少”是與毛澤東這個努力方向上進行的第一次爭論，這個爭論者的論點沒有怎么展開，就被打壓下去了。1980年代的精英們得到了一個好機會，把他們的“廉價精明”充分發揮出來了，經過最近20年精英們的艱苦努力，使得我們大致上了解這個方面精英們的“精明”在什么地方。首先是提出“和平與發展”的兩大主題，鄧小平倒不大好意思說都解決了，他自己說一個也沒有實現。但是咱們的知識精英們就繼續接力著說都實現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就是要減少國家安全方面的支出，就是要向美國購買安全，最終的目的是要把在中國有限的資源和社會剩余，集中用于改善精英們的生活水平，迅速在消費水平上面與歐美日接軌。因為中國資源和剩余有限，為了迅速實現精英們的消費現代化意愿，就越是要集中使用有限的資源和社會剩余，越發要減少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浪費”，即便是現實世界沒有什么“和平與發展”的主流存在，也要在理論上面制造一個來，目的是為了減少國家安全支出更加“名正言順”。就是在這個“和平”需要的項目下，中國的精英們重新闡釋了朝鮮戰爭吃虧論，幫助越南和第三世界得不償失論，美國從來沒有與中國為敵的打算論，中蘇論戰和關系破裂都是毛澤東個人要當世界革命領袖論;總而言之一句話，國家安全問題本來不存在，完全是庸人自擾，投入都是浪費，過去的錯誤不能再重新犯，資源和剩余一定要而且必須要集中投入消費水平與歐美日的接軌方向上。
象毛澤東竟然要發展“兩彈一星”這樣的事情，精英們覺得很扎心。因為你沒有這些東西還好，你有了這些東西，美國人就覺得中國還是有自主安全能力，還是會不放心，總是要找茬修理你。所以有的精英就公開說，最好把這些東西送給美國人保管，這樣才算是一了百了。既然是這樣的話，那又何必當初呢?毛澤東搞這些事情，完全是巨大的浪費。
2.關于在自主技術上面的投入問題
由于中國的資源和社會剩余有限，如果一定要用于發展自主技術和知識產權的話，勢必要從起點比較低的地方開始，成果也肯定與歐美日有距離。而且中國的自主技術和產品在進入市場的早期，與西方的成熟階段產品相比，肯定是“質次價高”，而且在消費梯次上面，擁有新產品購買力的，還是咱們的精英們，這就意味著精英們要在消費“質次價高”的新產品過程中間，通過支付更高的市場價格去為開發新產品支付成本。這里面就有兩個相互牽連的問題，涉及到精英們的根本利益，不利于精英們迅速提高消費層次，首先是研發新產品是需要大量投入的，比如運十就還是需要3000萬經費，這些經費其實是可以通過“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方式來運用，這樣才是在有限的資源基礎上迅速提高消費水平的不二法門;其次是新產品早期的水平與歐美日有差距，不出來還好，出來了勢必是要委屈咱們的精英們首先消費，這不是明擺著要精英們吃虧嗎?誰比誰傻多少，要咱們的精英們吃虧，門也沒有!
比如說，如果中國一定要搞運十，顯然精英們就要出差坐運十而不是波音了，以精英們的智慧和聰明，就是用腳趾頭思考，也知道運十肯定一下子做不到波音那么舒適的。關鍵是咱們的精英們，想不出為什么要犧牲自己的享受，去支持運十，就算是支持了運十，形成了產業和技術基礎，難道跟精英們有什么關系嗎?坐運十如果附送一個大大的紅包還差不多。精英們既然有了選擇波音的機會和權力，又沒有紅包可拿，為什么要吊死在運十飛機上，就算是運十不需要最后的3000萬試飛經費，你大概也沒有像樣的理由，去說服精英們坐運十飛機旅行。
3. 關于在多數人福利改進方面的資源浪費問題
至于毛澤東時代，適應那些工人農民的需要，拼命發展一些低技術產品，把大好資源都浪費掉了，完全不理會歐美日的消費技術標準，完全不考慮集中有限的資源和剩余解決精英們的需要，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就算是農民沒有拖拉機，就算是工人沒有住房，沒有養老，沒有保障，跟咱們的精英們有什么關系呢?把有限的資源和剩余用于制造工人農民都能夠享受的低等產品，那不是大傻冒嗎，干嗎要跟工人農民一樣，他們今天就算是想要反抗都不行，北大教授易綱說了，今天有了那么多先進武器，反抗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工人農民就該成為弱勢群體，休想跟精英們分享資源和社會剩余。毛澤東時代那么強大的政權，竟然不用來排斥工農的利益走精英主義路線，不想著跟精英們搞好關系，毛澤東不是傻冒誰是傻冒，今天被精英們潑臟水完全是活該。
關鍵是毛澤東這么一搞，有限的資源和剩余讓給精英們的份額就少了，完全不夠分，沒有“大秤分金銀、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精英階層的“哥們義氣”長期無法維持，所以精英階層長期陷入“窩里斗”，結果又被老百姓看扁了。所以英明的精英領袖都注意到一個問題，必須增加即時的可分配資源，借以緩和因為分配關系緊張帶來的社會緊張關系;在社會關系無法全面緩和的情況下，要優先緩和精英階層的內部矛盾，資源和剩余分配要向精英階層傾斜，只有緩和了精英階層的內部矛盾和緊張關系，才能實現精英階層更高程度的整合，精英階層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擠占老百姓的利益份額，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這其實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一段資本主義”的決策依據。
什么長遠利益，番邦蠻夷凱恩斯說：長期以后我們都死了，管他洪水滔天。什么整體利益，什么國家安全，都是偽問題，只要消費水平迅速跟歐美日接軌是真道理，有限的資源必須集中使用，為此國家安全方面要減少投入，盡量不投入，不投入的依據就是美國與中國沒有沖突，世界和平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威脅的，所以要轉變觀念，不能再當義和團。什么主導自己的民族命運和國家安全，完全是胡說九道。運十還不下馬，一定是腦子有毛病。
周恩來在1975年四屆人大報告中間說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還把農業現代化還列在里面，這完全是“極左”和民粹主義。農民人口那么多，還要搞什么現代化，農民要是都有拖拉機的話，那中國的精英們哪里還有做小汽車的鋼鐵資源呢?所以第一件事就要要把農民個體化，還說這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說集體化農業是侵犯了農民自主經營的人權問題，是通向奴役之路。既然農民已經是個體經營了，拖拉機肯定是再也不需要了，這一份鋼鐵的數目可是不少，節省下來做個小汽車這樣的支柱產業，是沒有什么問題的。然后你再看看，毛澤東時代20多年的大躍進高積累政策，發展的重工業和裝備工業，只能為拖拉機工業提供機床和工作母機，完全不會做小汽車生產線，今天已經沒有任何作用了，這不是浪費是什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你不服氣是不行的。張維迎教授已經非常清楚地說了，中國的飯肯定是不夠大家吃的，必須要有人往飯里面吐唾沫，一定得要有人退席不吃這樣才能讓一部分吃飽，張維迎教授提出的“唾沫效應”，已經清楚地揭示了一個樸素的真理：“少數人富起來的條件是多數人窮下去”。
只要中國堅持以壟斷高價去買歐美日的飛機和先進產品的生產線，還有什么對抗問題，明明是雙贏嘛，歐美日今天還打壓中國，不過是為了要求更多的資源和剩余罷了，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中國有，就可以給嘛，克林頓先生的回憶錄中間說，一些個小國跟美國談判都還嘴硬要還價，只有中國是最理想的談判對手，基本上不還價。話說到這里，美國與中國的伙伴關系眼看就可以在磕磕碰碰中間維持下去，充其量來一個“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最后只發現一個毛澤東非常惡毒的地方，他竟然把臺灣問題留下來不解決，這可是有點讓精英們頭痛，沒有這個問題，精英們與美國關系肯定就沒有邁步過去的坎坎，一些精英如茅于軾也只能是偷著說臺灣可以分裂出去，但總是不好明著說，著名的馬立誠先生還在香港還遭到愛國青年痛毆，這個年月義和團這種落后的情緒還是到處普及，真讓精英們傷腦筋，解決這個問題有待于“一夜美國人”更多的努力。
二、市場換技術是可恥的謊言
市場帶來技術嗎?不，市場帶走技術。
隨著政策放寬、外資對大陸的熟悉，獨資企業占FDI企業數和實際投資額，從90年代的不足40%，猛增到2003年的66%、2007年的77%。外商獨資使我們學習先進技術的初衷基本落空，更容易形成外資壟斷。
自從2000年底出現外資廉價兼并我骨干國企的狂潮，像西北軸承、大連電機、錦西化工機械、無錫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齒輪、佳木斯聯合收割機、武漢鍋爐廠、武漢機床廠、雞西煤礦機械、佳木斯煤礦機械、沈陽鑿巖機、哈爾濱第一工具廠、合肥變壓器廠、山工機械等一長串大型骨干國企(其中很多是行業龍頭及承擔重要軍工任務)，連同其艱苦奮斗幾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場占有率、國家的巨額投入及寶貴的立國戰略基礎——工業核心技術能力及研發機構，這些是新中國幾十年工業建設自強奮斗的歷史結晶，大都被外資收入囊中。
跨國公司趁我國企“產權改革”之機，控制我國裝備制造業各細分行業的排頭兵企業。這些跨國公司不僅包括像卡特比勒這樣的產業型公司，還包括像高盛、凱雷這樣的金融大鱷。除著名的徐工并購案外，在齒輪、軸承、機床、汽輪機等重要裝備和零部件領域都有類似的經歷。
一些較高端的工業，例如部分裝備制造，我國60年來積累的自主的科技和管理隊伍受到這一潮流的巨大沖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車工業。我們原來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汽車工業系統，包括零部件、發動機、材料、研發設計，等等。后來因為招商引資，幾家外國汽車巨頭把我們的汽車工業分割了。現在，盡管中國的汽車工業是在蓬勃成長——因為國內汽車需求量很大，但我們自己沒有主導性。說起來似乎是國產化百分之七八十，但知識產權是人家的，利潤的很大一部分外流。這就說明，中國現在盡管成了世界制造大國，但它的產業結構有很多虛弱的地方，科學技術的創新能力還很差，綜合競爭力很差。
東風汽車公司的原老總苗圩有一次從歐洲回來感嘆道：三十年前我們在發動機研究上跟歐洲只差一代，現在如果不買技術的話，我們要相差兩代以上。
1973年我國造出第一臺臺式電腦，硬件完全制造，與美國的世界先進水平差三年左右。而目前，我國關鍵行業如通信、金融、電力等核心IT系統90%以上是國外產品。互聯網基礎設施的五大核心技術領域，即高性能計算機、操作系統、數據庫技術、網絡交換技術和信息資源庫，全部被國外IT巨頭壟斷。
2012年我國生產了11.8億部手機、3.5億部計算機、1.1億臺彩電，但其中核心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進口(對信息安全至關重要的路由器、基礎軟件更不必說);年產1000萬輛轎車，發動機等關鍵部件靠進口;高鐵舉世矚目，軸承、輪轂、軸等關鍵零部件依靠進口。我國鋼產量7億噸，每年要進口七八千萬噸高級鋼材。具有“比較優勢”的紡織業，高端纖維和面料、機器設備依賴進口。先進技術和裝備一代代引進，消化創新乏力，被動追趕。
我國龐大工業的主體是處于全球中低端的“勞務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西方的“知識經濟”。所謂“全球流動”的生產要素，實際上自由流動的只是全球逐利的資本，核心技術不可能向我們“流動”。只能靠以中國企業為主體、走奮發圖強、自主創新的道路。
三、要出成果，必須獨立自主
作者：高梁
產業的升級是非常具體、非常技術化的事情。中國有幾十萬家工業企業，其中大部分規模很小，讓它們自己去技術創新不太可能。特別是高科技，要花大錢，小企業支持不了也做不到。所以必須政府出面，非常仔細地按照不同行業的具體特點，針對企業的結構、基本經營能力、國際上技術發展的動向，做好技術方面的引導：什么技術應該推廣普及，以盡快轉變為現實生產力?什么技術需要組織行業內專家、科研機構來攻關?什么技術需要引進?引進后如何消化并加以推廣?都需要去研究。光靠單個的企業，光靠某一個省、市來做很困難，必須要有很通盤的考慮，進行行業級的規劃、協調、整合、技術升級。這些非常具體的事我們做得還很不夠。所以中國的產業升級，我認為不完全是各產業的比例問題，而是要加強綜觀管理和宏觀協調的問題，這是第一。
第二，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同樣，這也需要一系列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需要整體、全局的協調。比方說，對于我們已經成熟的技術和產品，就不能鼓勵招商引資，讓我們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夠發展起來，這才是長遠之計。不然老是這邊研發剛剛搞得差不多了，那邊又招商引資，把新技術引來了，研發全白干了!久而久之，就沒有人愿意去做研發了。
產業結構的調整，關鍵就是技術創新。自主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我們的產業政策、企業改革，是互相關聯、需要統一考慮的事情。沒有一個通盤的戰略和發展思想，沒有政策上的協調，我們的機遇就不成其為機遇——鬧了半天，人家金融危機了，傳到我們這兒來，我們的出口業不行了，垮了些企業，國家出點錢，給點補貼，讓企業再去低價打出口，實際上就等于是拿全國人民的錢去補外國企業、補外國消費者。讓那些本來就沒有競爭力的企業活下來，然后再拼命招商引資，把我們的高端產業打壓下去，這樣怎么去搞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所以，根本的問題在于，如果真想產業升級，就得對過去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過去并非都不對，但現在情況變了，變了就得調整。如果只圖眼前這兩年讓企業活下去，產業升級就將是空話。
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提出產業要升級，但怎么去做?怎么調整?缺乏戰略，缺乏政策，缺乏手段。到現在，產業升級成效不大。2000年，我們提出整合汽車產業，要把全國幾大汽車產業基地整合起來。但是上汽、一汽、東風三大汽車集團已經各自和外商合資，實際上是跨國汽車巨頭各自整合了自己在中國的制造體系，我們的制造體系是支離破碎的，怎么整合?沒有自主的工業產權，就不可能以我為主推動產業升級。
再比如，我們早就研制出了自己的系統軟件——紅旗Linux，研發了相應的支持軟件，還組織了若干產業聯盟，但就是打不開市場。老百姓不愿意用，至少由政府采購，在某個地方試用再逐步推廣總可以吧?遺憾的是，沒人去做這些。高新技術產業不是錢一撒就行了，沒有產業政策上的考慮，錢投到哪里?起什么作用?沒有方向，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真正的產業政策，不是一個政策一道令，什么東西給多少補貼，什么東西減多少稅，它是一個非常細致的組織工作。
我們國家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口號多，口號講得也很對，但實際措施很虛弱。世界上不乏成功的產業升級的經驗。像日本，20世紀60年代搞“1微米芯片技術”，產學研結合：國家出錢，通產省拿出規劃，索尼、松下等公司分工合作，各自拿出核心產品，整合技術。基礎的核心技術有了突破后，知識產權共享。在此基礎上，由各公司自行研發錄像機、電視機等等。日本到20世紀80年代步入發達國家之列，絕不是隨隨便便得來的。韓國也一樣，汽車、電子工業的發展模式，都是學習日本。而中國直到今天，有些核心部件還是不能自己生產，雖說也研發出來一些技術，但誰也不敢用，就怕虧損。第一步誰也不敢走，那么政府就應該給點政策，提供風險補償。比如說某種新技術的第一批產品賣出去了，不好用，要召回，這筆錢國家應該出，以激勵企業繼續研發。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產業門類非常齊全，不可能所有產業都按一個模式發展，也不可能所有產業齊頭并進。所以，我們要找到最“卡脖子”的、最具有帶動意義的產業，作為突破口。前兩年我們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例如國務院2006年發布《關于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的若干意見》，提出了16項裝備制造的支持政策。但這些事情僅靠國務院來做太不夠了。比如說，工業要統籌發展，必須先成立工業部門，下面再進一步細化、分工，把握各個行業門類、地方的重大瓶頸和問題，因地制宜，尋找解決之法。當年取消工業部，我認為是錯誤的。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讓企業去承擔全部的技術研發不現實，必須由國家來承擔、主導，有些技術也必須由國家強制推行。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全市場化的東西是站不住腳的，市場有一個基礎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加強宏觀協調絕不意味著倒退，而是關系到國家長遠利益的問題。
4.結語：兩個小故事
1.據考證，新中國成立后組織上才給周總理發了一塊表，結果后來又被周總理又送人了。1961年(這個年份值得注意)聽說上海牌手表問世，周總理花了90元用上國產手表(瞧這錢花得多么冤枉啊)，也是用到逝世沒有再換。
2.“四人幫”之一的江青很喜歡照相，據說有時會把自己的工資花完找毛主席借，1969年，在江青的授意下以向國慶獻禮為名設計制造紅旗20型相機，過了一年生產出實驗相機。這個相機技術質量都很先進，但是價格昂貴，顯然不符合“市場經濟”。據說借口鼓勵上海照相機二廠工人自力更生志氣，江青以“給毛主席獻禮”的名義將一臺實驗相機據為己有，隨身攜帶在身邊，見人就說國產的比進口的好，還大著膽子向國際友人推銷并鼓勵高級干部帶頭使用國產相機。
說到底，要走獨立自主的路子，就意味著精英們要放棄享受外國的好產品，支持國有新產品，自覺抵制招商引資、自由貿易對國有新產品的破壞，自覺維護國有創新產品剛形成的脆弱產業鏈。在國有產品從初步走向成熟的過程中，精英們要克制自己購買外國產品的沖動，要在消費“質次價高”的新產品過程中間，通過支付更高的市場價格去為開發新產品支付成本，精英們要為國家復興承擔代價，拒絕即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訴求”。
我們的精英可不可以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犧牲一下暫時的享受，犧牲一下暫時和國際接軌的光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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