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 "兩極分化"與機會平等的虛偽
保羅·克魯格曼
幾天前，《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談論了一個遭到極端不平等侵蝕的社會。這個社會宣稱要讓最優秀、最聰明的人得到回報，不論他們有著怎樣的家庭背景。但實際情況卻是，令富家子弟受益的機會和關系，總是與來自中產及工人階層的孩子無緣。從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這個社會里，橫亙在任人唯賢的理想與日趨寡頭壟斷的現實之間的鴻溝，正讓人產生深深的挫敗感。
為什么極端不平等是極具破壞力的?為什么“只要機會均等，結果是否公平并不重要”之類的說辭聽起來如此空洞?這篇報道對此做了簡要的說明。假如富人在富裕程度上超出其他人太多，以致于生活在了另外一種社會和物質體系之中，那么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讓任何機會均等的概念變得一文不值。
對了，我們到底在說哪個社會?答案是：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它是一家精英機構，但其內部目前卻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特征，普通學員和來自富有家庭的準精英學員之間涇渭分明。
當然，核心問題在于，像這家商學院一樣，美國也出現了兩極分化，而且其程度只會更為嚴重——最新發布的納稅人收入數據表明了這一點。
我們所談及的數據，是由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在過去數十年間收集整理的，他們利用美國國稅局的數據來估算收入集中在美國社會頂層的程度。據其估算，“大蕭條”(Great Recession)期間，由于資本利得、華爾街獎金之類大幅縮水，高收入階層的收入份額受到了沖擊。但自從2009年經濟復蘇之后，有錢人卷土重來，收入集中程度更上層樓，95%的收入流向了占總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事實上，超過60%的收入都流向了在總人口中占比0.1%、年入190萬美元以上的人。
基本上，當大多數美國人仍然生活在經濟低迷的環境之中時，富豪們不但撈回了所有損失，而且還沖勁十足地繼續向前。
補充一點，這些數字應該可以(但未必能)徹底絞殺如下觀點：收入不平等之所以日益加劇，完全是因為與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相比，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群干得更出色。只有一小部分大學畢業生可以打入那無往不利的1%。與此同時，很多——甚至是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過得都很艱難。他們擁有高學歷——通常是以負債累累為代價得來的，但還是有許多人處于失業或者未充分就業狀態，而更多找到工作的人則發現，他們所受的昂貴教育在工作中全無用武之地。那個在星巴克給顧客端拿鐵的大學畢業生已經談論太多了，但他的事跡的確反映了一種非常現實的情況。
是什么力量讓龐大的收入所得流向了社會頂層?圍繞這一點有著很激烈的爭論，一些經濟學家至今仍聲稱，令人難以置信的高收入體現出了同樣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濟貢獻。我想我應該指出，超高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來自金融產業，你或許還記得，就是這個產業當初瀕臨崩潰，差一點拖垮整個經濟，它是靠了納稅人的幫助才度過難關的。
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導致收入日益向社會頂層集中，這種效應都會傷害一切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價值觀。這些年來，我們與自己的理想漸行漸遠。世代承襲的特權把機會均等擠到了一邊;金錢的威力把有效的民主擠到了一邊。
我們能做些什么呢?此時此刻，羅斯福新政(New Deal)下產生的那種社會轉型——不僅依靠政府實施的種種規劃，還要通過大幅度提高工人議價能力，創造出一個“中產階級社會”——在政治上是遙不可及的。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連小一點的進步都不去爭取，至少做些什么來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以比爾•德布拉西奧(Bill de Blasio)的提案為例。德布拉西奧在周二的民主黨內初選中獲得的票數最多，有可能成為下一任紐約市長，他提議普及早教，并對年收入超過50萬美元的人征收少量附加稅，用以支付所需費用。那幫人當然還是跑出來驚聲尖叫了，念叨著他們那被傷害的情感;過去幾年里他們經常這樣，哪怕另一頭已經賺了個盆豐缽滿。但毫無疑問，這正是我們該干的事情：至少向愈發富有的富人再多征收一點稅款，好給不那么富有的孩子們帶來更多的機會。
一些權威人士已經暗示，德布拉西奧的意外上位，意味著一種新的經濟民粹主義正在嶄露頭角，而這種經濟民粹主義將會撼動整個政治體系。這話似乎說得太早了;但我希望他們沒有說錯。因為極端不平等仍在日益加劇——而這種不平等正在毒害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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