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形象的歷史演變是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個重要風向標，它在西方的命運沉浮，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現實演變以及馬克思主義邏輯發展的內在變遷。因此，在此背景下，系統梳理《資本論》形象的百年變遷，無疑會有助于我們完整把握和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總體邏輯，全面反思西方學界對馬克思《資本論》理解的歷史得失，從而為我們進一步挖掘《資本論》的當下中國意義，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自主敘事范式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從“工人階級的圣經”到“失效的舊約”：《資本論》政治形象的演變
《資本論》是馬克思一生智慧的科學結晶，它在工人運動史上具有無比輝煌的歷史價值。它的出現，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繼續發展以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形成，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然而，《資本論》并不是一出版就立即成為無產階級解放的強大武器，相反，這種政治形象的建構是與當時無產階級革命實踐需要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在第一國際(1864)成立之初，工人雖然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斗爭經驗，成立了一些工會組織，但他們在指導思想和政治策略上顯然還不成熟，陷入到各種宗派主義和改良主義之中，根本無法適應當時工人階級斗爭的需要。首先，在理論上，他們缺乏統一的科學指導：在英國工人中居于統治地位的是自由派工聯主義，他們認為單純地通過合作發展運動，就能徹底改變工人階級狀況;在法國、比利時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蒲魯東主義，他們反對武裝斗爭，主張通過和平的方式過渡到沒有剝削的小生產社會，這種思想是一種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道路;而在德國，占主導地位的是拉薩爾主義，大肆宣揚命定論，鼓吹和平長入“自由國家”的改良路徑。這些理論完全缺乏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分析，無法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內在的科學依據。其次，在政治綱領上，第一國際也缺乏統一的理論指導，對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以及斗爭策略，都缺乏科學的認知，紛紛陷入到改良主義和折中主義的窠臼之中，對工人的政治運動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論》第1卷(1867)的出版，恰恰迎合了當時政治斗爭的需要，猶如恩格斯評價的那樣：“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1]總體來看，《資本論》的作用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資本論》為工人階級的日常斗爭提供了科學依據。當時，工人最為關心的是“工作日、工資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的應用”[2]等問題，而《資本論》恰恰為這些問題作出了科學解答，徹底駁倒了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為工人階級的日常斗爭提供了科學依據。其次，《資本論》有力地清除了第一國際中的蒲魯東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為工人階級的內部團結和思想統一奠定了理論基礎。再次，隨著《資本論》各種版本的出版和進一步傳播，馬克思主義逐漸在工人階級中占據主導，為后面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以及社會主義綱領的制定奠定堅實的理論根基。也正是以此為由，第一國際著名活動家約翰·菲力浦·貝克爾將《資本論》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而梅林也將其稱為“共產主義的圣經”。
這一形象在后續的發展過程(1895年恩格斯逝世之前)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與鞏固。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為戰友繼承了馬克思遺愿，承擔起《資本論》剩余卷的編輯出版工作，先后于1885年和1894年編輯出版了《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完整再現了“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全貌，進一步鞏固了《資本論》的政治形象。其次，隨著《資本論》的廣泛翻譯與傳播，馬克思主義已經在工人階級中占據主導，截止到80年代中后期，各國都相繼成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工人階級政黨和組織，并以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為依據制定了社會主義革命綱領，進一步擴大了馬克思學說的政治影響力，系統強化了《資本論》的這一形象。猶如恩格斯在《資本論》的英譯版序言(1886)中描述的那樣：“《資本論》在大陸上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任何一個熟悉工人運動的人都不會否認：本書所作的結論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
然而，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特別是隨著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泛濫，《資本論》的政治形象出現了重大“分裂”，從而在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內部撕開了一道裂縫，對《資本論》形象的建構產生極為惡劣的影響。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方面都出現了重大變化，這與馬克思《資本論》所揭示的情形出現了巨大反差，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鼻祖”伯恩施坦正是以此為由，全面否定了馬克思《資本論》的政治價值。首先，他徹底否定了唯物史觀和歷史辯證法的科學意義，徹底閹割了《資本論》的合法性。其次，用資產階級的“邊際效用論”代替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徹底顛覆了《資本論》的科學基石。最后，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由自由竟爭資本主義轉變為“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為由，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宣揚“和平長入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道路，徹底解構了《資本論》的政治立場和黨性原則。結果，原本作為工人階級“圣經”的《資本論》，在伯恩施坦這里轉變為一種錯誤的、失效的“假說”，《資本論》的經典形象被解構了。與此相對，第二國際的正統理論家雖然對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作出了尖銳的批判和反擊，但由于他們對《資本論》的理解存在著巨大的缺陷，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資本論》的政治形象。總之，第二國際內部正統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對立，致使《資本論》在工人階級中的政治形象開始分裂，由此挖開了一條反對《資本論》的理論塹壕，對后來的歐美左翼經濟學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隨著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資本論》在歐美工人階級中的政治形象進一步萎縮。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黃金發展時期，歐美工人運動全面陷入低潮，致使《資本論》的政治影響力趨于衰退。其次，隨著冷戰的開始，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學說在歐美國家遭到了禁錮，全面斬斷了《資本論》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途徑及其政治效應。再次，隨著福特制資本主義的到來，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原初的工人階級逐漸轉變為“白領”階層，而資產階級的統治策略也由原初的暴力統治轉變為意識形態的全面滲透，從而實現了對工人日常生活和心理結構的全面殖民，使工人階層逐漸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認同者，這也使得《資本論》的政治形象喪失了合法的階級基礎。
結果，在戰后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論》的政治形象和歷史地位也發生了巨大轉變，由原初工人階級的“圣經”轉變為一種政治上失效的“舊約”，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洲眾多工人階級政黨公開宣布放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一形象轉變的有力證明。
二、從“科學的新大陸”到“虛構的偽書”：《資本論》學術形象的嬗變
馬克思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為我們的黨取得科學上的勝利”，而《資本論》恰恰是這一目的的完美實現。在這一著作中，馬克思從勞動力商品理論出發，創立了科學的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實現了由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從這種意義上來講，《資本論》實現了階級性與科學性、人道主義與客觀歷史分析的完美統一。然而，這一形象在其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左翼經濟學那里，發生了內在分裂，建構出了不同的學術形象。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實現了由自由競爭到壟斷帝國主義的轉變，從根基上進一步壓縮了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生存空間。在帝國主義的強力鎮壓下，西歐無產階級革命最終全面失敗，也是在此背景下，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始作為一種理論思潮登上了歷史舞臺。如安德森所言：“西方馬克思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地區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產物，它是在社會主義理論和工人階級實踐之間愈益分離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因此，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隱蔽標志只是一個失敗的產物而已。”[3]這一特征決定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資本論》形象的建構，必然會出現一個重大的撤退：由原初的政治實踐演變為一種學術解讀。而這種解讀的邏輯起點恰恰是從反叛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開始的。
第二國際時期，正統馬克思主義雖然也強調《資本論》的科學形象，但由于他們方法論上的缺陷，致使他們根本無法準確把握《資本論》的科學內涵，最終陷入到經濟決定論和實證主義的窠臼之中，淹沒了《資本論》的批判性，淪為一種“人學的空場”。而列寧對階級意識的強調以及十月革命的成功，恰恰為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重構《資本論》的學術形象提供了事實依據。青年盧卡奇正是以階級意識為主線，上演了一部將《資本論》人本化的滑稽劇，建構了一條人本主義的解讀路徑。而葛蘭西更是認為，十月革命顛覆了《資本論》的邏輯，將其標示為“反對《資本論》的勝利”，并由此出發，建構了一種以人本主義為后盾的文化霸權理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種形象的翻轉在學術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恢復了《資本論》的內在批判性;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又走向了另一種極端，即把整個人類歷史徹底意識形態化，抹殺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閹割了《資本論》的科學形象。
到了20世紀30年代，隨著大批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特別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出版，對《資本論》的形象建構產生了重大影響。西方馬克思學學者由此發掘了一個全新的馬克思，即“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并將其看作馬克思哲學發展的最高峰，由此制造了“兩個馬克思”的對立。結果，《資本論》等成熟時期的著作被指認是青年馬克思的一種理論倒退，淪為一種“吃人不吐骨頭”的“經濟主義”。這種做法既沒有看到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也沒有看到后者對前者的內在揚棄和發展，更沒有科學把握后者所特有的人道主義意蘊，完全閹割了《資本論》的光輝形象，是對《資本論》的故意詆毀和謀殺。針對這種“對立論”，第二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代表弗洛姆作出了重要反駁。他認為，《資本論》決不是對早期人本主義邏輯的遺棄，相反，是它的進一步展開和延伸，二者在本質上是內在一致的。[4]結果，《資本論》的人本主義化形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種建構雖然強調了馬克思前后期著作之間的學術聯系，但卻完全忽視了二者之間的本質差異，淹沒了《資本論》特有的科學價值。同樣，科西克雖然從哲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方法出發，深入挖掘了《資本論》的社會批判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資本論》的“光輝形象”;然而，這種建構本身卻是從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出發的，它在最終歸宿上又陷入到抽象人本主義的窠臼之中，削弱了對《資本論》精髓的科學把握。
以此來看，在《資本論》的形象建構上，從盧卡奇到弗洛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基本上都是從抽象的人本主義立場出發來解讀《資本論》的，他們在恢復《資本論》批判性的同時，又完全閹割了《資本論》的科學性，建構出了一種完全不同于第二國際和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人本化形象，在《資本論》的理解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也帶來了不少缺陷。
20世紀60年代，為了反對這種人本主義的泛濫，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興起了一種與此相對的解讀模式，即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他們率先扛起了反抗人本主義的大旗，由此，實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發展的科學轉向，建構出一種與人本主義相對的《資本論》形象。而這主要以法國哲學家阿爾都塞和意大利新實證主義哲學家德拉-沃爾佩、盧西奧·科萊蒂為代表。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包含兩部分：一是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二是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而《資本論》恰恰是二者的完美結合。他認為，只有在《資本論》中，才可以讀到馬克思真正的哲學[5];同樣，也只有在《資本論》中，才能真正發掘馬克思的歷史科學。[6]相對于人本主義的解讀模式來看，這無疑具有著重大理論意義。但這種解讀本身仍具有內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這一解讀模式是建立在“認識論斷裂”之上的，它雖然“恢復”了《資本論》的哲學和科學意義，但卻完全忽視了前后期著作的連續性;其次，在建構路徑上，阿爾都塞完全停留在認識論的層面上，直接將階級斗爭的歷史轉化為知識的歷史，實現了《資本論》研究的知識論轉向;再次，他從結構主義立場出發，走上了徹底反人道主義的道路，完全泯滅了《資本論》的人文意蘊，陷入到結構崇拜的漩渦之中。同樣，德拉-沃爾佩和科萊蒂雖然也力圖把《資本論》當作“科學”的典范，但在“科學”的理解上卻又陷入到“自然科學”的崇拜之中，將其等同于伽利略的“實驗物理學”，完全抹殺了《資本論》的階級性和黨性原則。
總體說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資本論》的形象建構基本上都停留在文化批判或知識論的層面上，這種解讀線索無疑彌補了第二國際經濟決定論所留下的理論空白，在《資本論》的理解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然而，這種形象建構的背后卻隱含著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傳統固有的經濟線索已無法成為《資本論》形象建構的主導線索，只有從文化批判或知識論層面才能真正建構《資本論》的內在形象。可以說，這一判斷是值得討論的。這一點在西方左翼經濟學那里得到了明顯的印證。他們并沒有沿著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的線索來重構《資本論》的形象，而是堅持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線索來挖掘《資本論》的科學內涵及其當代價值，由此建構了一種不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資本論》形象。
眾多西方左翼經濟學家都基本上認為，《資本論》構成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科學結晶，從經濟線索或生產過程的內在矛盾出發來建構資本主義批判理論，這一點構成了《資本論》的內在精髓。但是，他們在《資本論》的有效性上又作出了明確限定，認為《資本論》僅僅適應于自由資本主義，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論》的核心理論已經全面過時。如，保羅·斯威齊和保羅·巴蘭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時代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資本論》中的剩余價值理論已經全面失效，主張用“經濟剩余”理論來全面取代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比利時經濟學家曼德爾也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時期，馬克思的《資本論》已無法涵蓋資本主義的最新變化，主張用“自主變量”理論來彌補馬克思的《資本論》。再譬如，法國調節學派也直接拋棄了《資本論》的本質線索，主張從經驗層面來重構《資本論》;而加拿大經濟學家萊博維奇更是喊出了“超越《資本論》”的口號，力圖在新時期建構一種全新的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可以看出，在他們這里，《資本論》的學術形象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它已經不再是一種順應時代發展的歷史科學，而是轉變為一種只適應于自由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的演變和發展，《資本論》必將被超越和揚棄。
如果說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左翼經濟學那里，《資本論》還具有一定的正面形象的話，那么，到了后馬克思主義這里，一切都被解構了。在他們看來，《資本論》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仍然滯留在西方近代形而上學的思辨之中，進而將《資本論》判定為一部充滿神話預言的虛構小說，結果，《資本論》的學術形象完全被顛覆了。特別是隨著MEGA2第2部分的公開出版，這種形象解構變得更加徹底。在新MEGA編委會(1990年之后)看來，目前所通行的《資本論》都是經過恩格斯編輯定稿的：《資本論》第1卷的“通行版”是按照恩格斯最后編定的德文第4版刊印的，第2、3卷更是恩格斯在馬克思遺稿基礎上整理編輯的。這些編輯已經改變了馬克思的原意，使《資本論》成為恩格斯中介過的“馬克思思想”。也正以此為由，眾多西方學者普遍斷言“馬克思撰寫的三卷本《資本論》從來都沒有真實存在過”[7]。于是，他們主張，為了恢復馬克思《資本論》的原初面貌，必須要去除恩格斯的一切編輯和修訂，按照馬克思的原初手稿的順序，重新編輯《資本論》，還原《資本論》特別是第2、3卷的真實面目。結果，原本作為有機整體的《資本論》被還原為各不相關的獨立手稿片斷，實現了由“完整著作”向“虛構偽書”的全面退化，完全消解了《資本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
可以說，《資本論》學術形象的歷史變遷，并不僅僅是西方學術界理論嬗變的邏輯產物，而且也是西方資本主義現實發展和演變的客觀產物。因此，系統梳理《資本論》學術形象的演變，不僅有助于我們清晰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左翼經濟學發展的內在邏輯，而且也能夠為我們全面剖析當代資本主義的演變機制及其內在規律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鑒。
三、從“資產階級的判決書”到“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資產階級對《資本論》形象認知的變遷
《資本論》作為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然而，在《資本論》發表伊始，資產階級的官方科學和報刊并沒有給予普遍的反擊，而是紛紛選擇沉默的方式來應對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成果，企圖“用沉默置《資本論》于死地”[8]。隨著《資本論》在工人階級中的廣泛傳播以及政治效應的不斷擴大，資產階級再也不能無視《資本論》的存在了。于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紛紛放棄沉默的策略，拉開了資產階級反擊《資本論》的序幕。而這種反擊戰最先是從反對勞動價值論開始的，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只要徹底駁倒了勞動價值論，也就全面瓦解了《資本論》的合法性。
總體來看，這種“反攻”可以概括為四種模式：第一種是“道德論模式”，他們認為，價值在本質上只是“一種評價，是一種精神行為”，它與所謂的勞動根本沒有任何內在的聯系，而馬克思卻試圖從勞動出發來引出價值的規定，這種做法只能是一種緣木求魚，南轅北轍，而以這種學說為基礎的《資本論》只能是一種任意的理論虛構，毫無任何科學所言。第二是“邊際效用論”，這種觀點認為，所謂的政治經濟學并不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是探討人對物質財富的需要關系，因此，單純地把價值歸咎于勞動是完全錯誤的，真實的價值并不取決于勞動，而是取決于買者的主觀需求，取決于消費者在消費商品時所感受到的主觀滿足程度。由此出發，他們認為，《資本論》純粹是馬克思運用唯心主義思辨方法捏造的產物，根本不具有任何說服力。第三是“剽竊論”，這種模式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學說絕不是馬克思的原創，而是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洛貝爾圖斯、巴師夏和凱里等人的理論中剽竊過來的，進而將《資本論》誣蔑為庸俗經濟學的延伸，企圖徹底瓦解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根基。最后是“概念演繹論”，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的《資本論》雖然名為經濟學著作，但實際上卻是德國玄學的變種，是以黑格爾思辨邏輯為基礎，隨意炮制出來的概念王國，他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實際上只是一種邏輯推演的結果，仍像空想社會主義一樣滯留在虛妄的烏托邦之中，根本不具有任何現實性可言。可以說，這四種模式基本上構成了《資本論》第1卷發表后不久資產階級對勞動價值論批判的主導路徑。
隨著《資本論》第3卷發表，這種批判又得到進一步延伸。除了繼續用各種資產階級觀點扭曲勞動價值論外，一種“新”的批判又應運而生。1896年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一書中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和第3卷中分別設定了兩個彼此獨立的領域：一個是價值上的，它是肉眼看不到的;另一個是價格(或貨幣)上的，它是肉眼看得到的，并斷定二者之間是自相矛盾的。這一問題也就是后來公開爭論的“轉型問題”。可以說，從博特凱維茲到薩繆爾森再到后來的斯拉法等人的討論，全都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的。他們一致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是一個“不必要的彎路”，是可以抹去的。這種批判思路實際上直接將勞動價值論當作一個不必要的問題予以懸置起來，從根基上徹底抹殺了《資本論》的合法性。總而言之，這一時期，資產階級對《資本論》完全持一種批判態度：幾乎沒有一個資產階級愿意接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更不消說公開承認《資本論》的科學價值了。
然而，1929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資產階級對《資本論》徹底敵視的態度。在資產階級辯護士看來，資本主義制度是自然的永恒制度，根本不可能產生危機。而1929年的經濟大危機，給資產階級的正統學說以致命打擊，迫使資產階級承認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內在缺陷。為了進一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被迫改變原有策略，尋求拯救資本主義制度的良方。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的《資本論》開始以一定的正面形象出現在資產階級的著作之中，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得以借鑒的理論資源。可以說，這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對《資本論》態度上的一個重大轉變。然而，通過分析，不難發現，這種轉變背后隱藏的卻是一種更深的“陰謀”，即徹底去除《資本論》的“毒瘤”，使其“資產階級化”，成為服務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無害之物。
這一目的是通過以下幾種策略實現的。首先是進一步歪曲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根基，對《資本論》進行去意識形態化處理，消除《資本論》的政治意蘊。其次，直接用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來詮釋《資本論》的危機理論，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在危機還原為可以克服的外在危機，完全閹割了二者的本質差異，實現了危機理論的無害化“轉型”。再次，根據馬克思的再生產圖式將其與凱恩斯的總投資—總需求理論嫁接起來，將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詮釋為一種均衡增長的再生產模型，以此讓馬克思來“分享”凱恩斯的榮譽。可以說，這種單純的嫁接，在賦予馬克思過多榮譽的同時，也是對馬克思的一種侮辱。最后，用純粹的供需理論來解釋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失業常備軍和利潤率下降理論，掩蓋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實現了《資本論》的經驗主義轉向。經過這些變形，《資本論》已經不再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判決書，不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集中體現，而是轉變為資本主義和諧發展的科學指南。結果，馬克思一躍由資產階級的公開敵人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同路人。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資本論》的吸收和借鑒，從側面反映出《資本論》強大的生命力。然而，在這種借鑒的背后引發的卻是對《資本論》政治立場的消解和顛覆，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和反思，如果任憑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必將會對馬克思主義以及國際工人運動產生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四、《資本論》形象的重構及其當下中國意義
由上可見，在西方學術界中，《資本論》的形象出現了四重“分裂”：首先，由原來的“工人階級的圣經”轉化為一種“失效的舊約”，政治影響力日益衰退;其次，由原來集哲學、經濟學于一體的《資本論》，被解讀為各自獨立的哲學或經濟學著作，在整體形象上出現了重大分裂;再次，由原來作為有機整體的“完整著作”被解構為各自獨立的“手稿片斷”，實現了由“科學著作”到“虛構偽書”的全面退化;最后，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眼中，《資本論》的形象也由原初的“資產階級的判決書”轉變為資本主義均衡發展的“科學指南”，抹殺了《資本論》的黨性原則。《資本論》的形象出現了節節敗退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立足于當下中國現實來重新理解《資本論》的歷史貢獻及其當代價值，重構《資本論》的內在形象，無疑具有著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首先，從政治效應來看，這一任務對于我們清晰界劃各種哲學社會思潮之間的本質差異，捍衛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具有非常重大的實踐意義。今天我們正處在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外部環境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部環境中，市場經濟自發產生的意識形態、各種西方外來思潮，紛至沓來，縱橫交織，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十分復雜。準確把握《資本論》的政治遺產，對于我們反對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抵御舊的形而上學和極左的激進思潮，堅持科學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立場，鞏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實踐意義。
其次，從學術價值來看，開展這項研究，有助于我們全面把握《資本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系統深化對馬克思的歷史觀、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馬克思恩格斯思想關系”的理解，全面捍衛《資本論》的科學價值;同時，也有助于我們全面審視西方馬克思主義、左翼經濟學以及主流經濟學發展演變的內在邏輯，客觀公正地評價它們的歷史貢獻和不足之處，在實踐中進一步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建構提供重要的理論資源。
最后，從應用價值來看，開展這項研究，能夠為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最新變化提供重要的理論參照系和方法論武器，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深化對當代資本主義運行機制和內在本質的理解，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263頁。
[2]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圍繞馬克思〈資本論〉所進行的思想斗爭史概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頁。
[3][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頁。
[4]][德]弗洛姆：《馬克思關于人的概念》，載《西方學者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頁。
[5][法]阿爾都塞：《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頁。
[6][法]阿爾都塞：《列寧與哲學》，遠流出版公司(臺灣)1990年版第75頁。
[7][意]理查德·貝洛菲爾等主編：《重讀馬克思》，東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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