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78年以來，中國現代史翻開了改革開放的新一頁。改革開放的內涵，起初是比較明確的：在經濟領域，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城市國營企業的“兩權分離”;在政法領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在思想文化領域，對極左思潮撥亂反正，開展思想解放運動。
彈指之間，自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至今，已經過去十六年。在這期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1993年判定，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國家：政治上，幾經風雨;在思想領域，最重大的變化是，已經牢固確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但改革的具體內涵卻不如起初那么明確了。例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所有制形態，究竟是什么?怎樣才算理順“市場經濟下的中央、地方財政關系”?在“股市熱”、“外資熱”、“民工潮”下，如何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究竟是“新權威主義政體”還是民主政體更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與“民主”是一回事嗎?“市場經濟”這一概念，有唯一最優的制度表達形式嗎?在“一切向錢看”的浪潮中，如何開發能凝聚中華民族的精神資源?
這一系列問題，是對中國理論界的新挑戰。二十一世紀，是需要新思想的世紀。冷戰時代的舊的概念范疇，已經不能滿足中國和世界的需要。時代呼喚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中國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這一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我們可以從“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和“批判法學”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啟發：然后，以中國深厚的土壤為基礎，將中國已經出現的一些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萌牙培育、壯大起來。
二、新進化論與制度形態的無限性
當然，有人會對“改革”的內涵不如起初明確之提法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蘇東體制在89年的瓦解，預示著“歷史的終結”，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改革應統一到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上。然而，這一論點遇到兩大致命困難。
首先，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并無統一的制度可作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目標。美國克林頓總統的政策研究班子提出，美國在工人培訓、政企合作關系上，應效法德國、日本。但是，意味深長的是，德國和日本理論界和企業界的新動向，卻是認為他們應效法美國目前的體制。近兩年來的兩本暢銷書，可表明在探求“制度樣板”方面的世界性混亂。一本是法國最大保險公司總裁阿爾伯特(Michel Albert)寫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對著干》，另一本是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院院長梭羅(Lester Thurow)寫的《頭碰頭》①。這兩本書通俗的語言，表達了西方學術界近十幾年來工作的主要結果：即對統一的“西方資本主義”概念的拋棄。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歷史終結論”的“改革目標統一于西方資本主義”之說，乃是基于過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按此“自然選擇”理論，蘇東89年的瓦解，已證明“西方”是“適者”--“適者”才能“生存”。但是，近十幾年來生物學最新研究成果，已形成了“新進化論”。該理論的重要結論之一是，自然選擇的結果永遠不是最終的。讓我們以“返祖”現象為例來說明“新進化論”的核心思想。
我們從生活觀察中知道，雞不長牙，馬只有一個腳趾頭。但史書記載，凱撤的馬有五個腳趾，有時我們也見有六個手指的人。傳統的、以強調“自然選擇”為主的進化論，對這種“返祖”現象難以給出理論解釋，只好將此現象作為“例外”來處理。然而，“新進化論”認為“返祖”現象恰恰說明生物有機體從未完全喪失過去的遺傳信息：例如，馬并沒有喪失產生多于一個腳趾的遺傳信息。1980年2月29日，一項震動生物學界的實驗成功了：雞與老鼠的基因混合重組后，“雞”又長出了牙齒!這一實驗表明，“自然選擇”的結果并不是最終的，過去的遺傳信息可以在新的條件下重組成新的形態而再現②。
例一，我們都有目共睹，中國鄉鎮企業在十四年的改革開放中突飛猛進，成為中國經濟中的一支生力軍。但不少人忘記了，鄉鎮企業最初是1958年“大躍進”時辦起來的。在斯大林模式下，工業積累靠工、農產品間的“剪力差”，故斯大林在1938年取消了集體農莊辦工業的嘗試。道理很簡單：因工業品價高利大。若許集體農莊辦工業，“剪力差”的積累機制就難以維持下去了--農民會轉向干工業。但是，毛澤東1958年的名言卻是：“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在1956年即開始了改革蘇聯式經濟體制的探索③。據巴圖的研究，1958年4月毛澤東講到：“王震參觀日本農業，發現許多工業分散在農村，我們要學習日本這種方法，省、地、縣都應搞工業。”④后因“大躍進”犯了“冒進”的錯誤，1961年中央文件規定人民公社一般不再辦工業⑤。但是，毛澤東在1966年3月1日的《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指示信》中又提出，“為了農業機械化，……要為地方爭一部分機械制造權”。江蘇省終于抓到1970年北方農業工作會議要求搞農業機械化的機會，鄉鎮企業重新上馬，并通過“以工補農”的制度創新，使部分農民安心從事農業生產，從而實現了在國家“剪刀差”大循環下的、地方發展鄉鎮工業的“小循環”。1978年后，鄉鎮工業更是大放異彩。中國鄉鎮工業發展史，生動地說明了“大躍進”冒進的失敗，并不妨疑其中的合理因素即鄉鎮工業，在新的條件下重組而再現。
例二，我們知道，“農業學大寨”中有許多形式主義、勞民傷財的事。但是，正如《農民日報》吳思先生的深入調查表明，“大寨經驗”中的合理因素--抓緊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陳永貴創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國今日發展農業的有力促進因素⑥。實際上，今日中國農村廣泛存在的“股份合作制”鄉鎮企業，既不是純私有制，也不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而是“入股分紅”和“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初級社”的某種“返祖”。
可能有人會說，將“新進化論”類比于社會現象是不恰當的。但問題在于，目前生物史學家一致公認，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思想，是受馬爾薩斯(Thomas R.Malthus)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影響而產生的，故是社會觀導致了自然觀，而不是相反⑦。因此，不論我們愿意與否，“新進化論”必將影響到我們看待人類社會的思維方式。它最深刻的啟示是，我們不僅要注意到被動的“自然選擇”。而且更應注意到主動的“變異”--制度創新中類型的無限性，是不能被傳統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分法所包括的!事實上，達爾文本人就很重視“變異”，他認為“返祖”現象是理解“變異”的主旨，并將他最長的一部著作命名為《家養動植物變異》⑧。只是后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將達爾文曲解了，這種曲解誤導人們忽略制度創新的無限可能性，并將少數制度安排視為生存競爭中的“適者”，以服務于少數人的既得利益。
三、“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啟示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是8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的一個重要流派。羅墨(John Remer)教授即是此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試圖對馬克思學說嚴格解釋，去粗取精，以在當代條件下推動人類全面解放、個人全面發展的理想實現。
我國學界熟知，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序言》中提出，當一個社會的生產力潛力尚未停滯時，是不會滅亡的。但是，在馬克思《資本論》中，又有一條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導致利潤率下降的基本規律。馬克思認為，“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是由技術進步造成的。初看起來，這似乎造成了一個自相矛盾：“有機構成提高”、“技術進步”的說法，意味著馬克思從未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會停滯，而這和《大綱·序言》結合起來，則意味著資本主義不會滅亡。“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埃爾斯特(Jon Elster)注意到了這一表面上的矛盾。他經過考證和重新解釋，認為所謂“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展”中的“阻礙”，并不應理解為“使生產力停滯不前”，而應理解為：“現存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而言是次優的”。換言之，盡管生產力在現存生產關系下仍然在發展，但在另一種生產關系下會更快地發展⑨。這一新解釋擺脫了技術決定論的毛病，大大開拓了人們在制度創新方面的想像力空間。近十幾年來，西方學術界對工業化歷史與現狀的新研究，充分支持這種對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相互作用的新解釋。讓我們通過“福特生產方式”和“靈活專業化”的辯論，來進一步闡述“非技術決定論”。
1913年，福特在密執根的汽車制造廠決定專門生產“T模型”。這標志著從亞當斯密到亨利福特的一派工業發展理論取得了統治地位。該理論以斯密的技術分工論為基礎，認為通過工序的不斷細分、專用化機器，可以不斷降低對工人技能的要求和實現“規模經濟”。“福特主義”即意味著“不斷降低單位成本的大批量地生產單一產品”。但是，“福特主義”卻有著不便靈活轉產的特點：它雖實現了“規模經濟”，卻犧牲了“范圍經濟”(economy of scope)。
1984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教授皮而瑞(Michael Piore)和塞勃(Charles Sabel)提出了向“福特主義”挑戰的“靈活專業化”理論。他們指出，恩格斯已注意到早在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時代，人類就掌握了機械制圖的原理：后來機器設計向“福特主義”方向(專用化而非通用化機器，降低而非擴展工人的技能)發展，并非由于內在必然的技術規律。事實上，就在珍妮自動紡織機出現于英國的同時，法國里昂地區也發明了雅各布自動紡織機。與珍妮機必須大批量生產不同，雅各布機可根據定貨需要小批量生產，它以卡片操作，轉產靈活，被現代技術史家認為是計算機的先驅。雅各布機最終未能競爭過珍妮機，并非由于任何內在技術原因，而是由一系列社會政治斗爭的結果所致⑩。這個例子說明，盡管生產力在用珍妮機時仍在發展，但若另一種生產關系支持雅各布機的使用，生產力可能得到更大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著名學者費孝通早在40年代就對“福特主義”做出了深刻批評。他敏銳地觀察到，抗日戰爭時間，上海大工廠不得不把許多車間分散到農村，但產量并未下降。這說明經營規模與制造規模并非一回事，并無鐵的技術規律支配經營規模[11]。我國近十幾年來鄉鎮企業“船小好掉頭”，正好是與福特主義相對立的“靈活的專業化”的最好實例。發人深省的是，“福特主義”與“指令性計劃經濟”本質是相同的，它們都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穩定需求”(通過壟斷資本主義或中央指令保證產品有銷路)，否則靈活轉產的困難將使大批量生產的優勢被抵銷[12]。
需要指出，我國鄉鎮企業的升級換代，并不見得需要建立福特主義的大工廠。因為一旦我們擺脫了技術決定論，就會認識到，“規模經濟”并非只有一種實現的路途。目前世界上一些地區興起的“競爭與合作相結合”的“網絡式生產”，正可供我們鄉鎮企業結構改組借鑒，它將有助于實現費孝通先生所倡導的“大魚幫小魚、小魚幫蝦米”的新型鄉鎮企業發展模式。
羅默教授在建立“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時，也深刻批評了前蘇聯、東歐國家通過發行“私有化證券”(privatization voucher)來進行大規模私有化的做法。1992年12月，俄國將1.5億“私有化證券”分發給俄羅斯公民，作為“股權認購證”，每張面值1萬盧布。問題在于，由于不限制“股權認購證”向現金的自由轉化，相對窮的人必然出于對現金的需要而將認購證賣出。這樣不需多少時間，財富便會集中在少數富豪手中(或他們控制的證券機構中)。
羅默證明了一條深刻的定理：少數人占社會財富的分額越大，他們行為的“負外部性”也就越大[13]。例如，美國電視在出兵伊拉克前進行民意調查，發現多數人寧愿石油價格稍漲一點而多等些時間以觀“禁運”是否生效，但大石油公司卻迫不及待，因為他們集中的財富不堪石油漲價的損失。
在“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主義的理想歷來是以廣大勞動人民的“經濟民主”，來取代少數經濟、政治精英對社會資源的操縱。“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另一代表、芝加哥大學教授普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資本主義民主”是“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妥協，而社會主義則是經濟、政治民主的同義詞。中國提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就是經濟民主的重要的體現。日本企業的工人參與質量管理，西德公司董事會的1/3成員要由工人擔任，均是受到“鞍鋼憲法”的啟發。政治民主，是保證公有資產不被少數人“自發私有化”的必要條件。美國十九世紀末，還曾爆發十幾年的轟轟烈烈的“進步運動”和“平民運動”，其綱領實即反對少數鐵路公司對美國原公有土地的“自發私有化”。相比之下，今日俄國和東歐卻沒有群眾民主運動去抑制大規模的“自發私有化”，可見那里的“資本主義民主”中“民主”是多么微弱了。
四 批判法學：超越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分法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概念，已和傳統用法有所不同。在本文中，“資本主義”指少數經濟、政治精英操縱社會資源的制度，而“社會主義”則指勞動人民的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美國80年代中發展起來的“批判法學”。正是向超越傳統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分法的方向邁進。
批判法學的一項重要理論成果，是揭示出西方十八世紀以來民法的最核心內容--絕對的財產權--已經解體。“絕對財產權”，是指財產“最終所有者”對財產的排他性處置權。1982年，美國鋼鐵公司(U.S.Steel)要關閉它在一小城的兩個工廠，工人和工廠所在地的居民群起反對。“美鋼”以公司法人的絕對財產權為由，拒絕工人和居民的反對。受批判法學影響的進步律師以“離婚”為例，為工人和居民辯護。其推理過程如下：為什么“離婚”時雙方原則上應平分財產，盡管結婚前雙方財產并不相等?這無非因為婚姻的“長期關系”本身，賦予了雙方同等的財產權利。美鋼及其工人和居民之間也形成了“長期關系”，故工人和居民也應有一份財產權利，美鋼不應以“絕對財產權”為由而擅自作出關閉決定。
“美鋼”的案例不過是批判法學的“絕對產權解體論”的應用之一。批判法學繼承了本世紀初美國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Holmes)的“法律現實主義”傳統。霍姆斯最有名的判決之一，是指出房主的“所有權”，并不意味著對房客的任意排他性處置權。批判法學更一般地指出“所有權”不是一個權力，而是一束權力，如“剩余索取權”、“剩余控制權”、“現有資產管理權”、“轉讓權”、“托管權”等等。這一束權力可以、而且正在被分解成不同的持權人或機構。
財產“權力束”的分解與重組，在西方已是天天發生的事實，問題是如何使這種分解與重組，向更加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方向發展。例如，目前爭論的焦點之一，是美國的工人持股計劃中是否應包括工人股的投票權。美國的經濟精英總是對經濟民主能擋就擋的。我國學者對經濟組織中“復合激勵結構”的研究，和批判法學的“財產權力束分解”論有著異曲同工之處[14]。從“財產權力束”的觀點來看，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更準確的說法，是“剩余索取權與經濟權的分離”，是“所有權”作為“權力束”本身的分離解體。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在概念層次上，超越“私有制/國有制”的兩分法，從而把注意力轉移到實質性問題上，即如何通過“財產權力束的分離與重組”來擴大經濟民主。
批判法學的另一重要觀點，如哈佛法學院昂格(Roberto Unger)教授所說，是重新解釋而非拒絕“基本權力”的概念。傳統的資本主義，將對人的基本權力的承認和保障，混同于對“絕對財產權”的承認和保障。它事實上把絕對的財產權置于人的生命與自由之上。美國憲法的起草人之一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說得明白，“生命和自由一般被誤認為比財產更有價值”，但是，“財產是社會的主要目的。野蠻國度也許比文明世界更重視生命和自由，但只有文明世界才會為了保護財產而建立政府”[15]。這句話是傳統資本主義將財產權置于優先地位的明證。不言而喻，當批判法學在理論上將“財產權力束”分離之后，生命與自由的權利將得到比財產權更重要的憲法地位，從而得到更充分的發展和保障。
值得重視的是，近年美國憲法學重要的著作之一《遲到的封建主義》，對于美國自由主義憲政的歷史發展，作出了新的解釋，與那種流行的、認為美國沒有封建傳統、“生而自由”的理論相反，加州大學奧倫(Karen Orren)指出，由于美國多數州在十九世紀繼續延用英國中世紀民法，故美國的勞工制度充滿了“封建性”。只是經過工人階級從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斗爭，直到1935年“新政”通過允許自由組織工會的《瓦格納法案》，美國自由主義憲政才建立起來[16]。這一研究啟發我們，工人階級是推動西方國家已存在的自由、民主權利的動力，社會主義的中國應該而且能夠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五、批判“制度拜物教”
1978年開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為撥亂反正、糾正“兩個凡是”的偏向，做出了重大的歷史貢獻。但是改革開放在今天又到了一個新的關口。改革的目標已不像初期那么簡單明了。在這紛亂而又充滿誘惑力和生機的歷史時刻，各種傳統的兩分法--“私有/國有”、“市場/計劃”、“中體西用/全盤西化”、“改革/保守”--似乎都失去了它們刻畫現實、想像未來的效力。我們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它的重點將不再是對“保守派”的簡單否定，而是著重在擴大制度創新的想像力空間;它將不再留戀于非此即彼的兩分法，而將以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為指導思想，尋求各種制度創新的機會。
“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和“批判法學”將給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以重大啟發。而最根本的，還在于扎根于中國現實。應該注意到，“制度拜物教”妨礙著我們認識中國現實中正在發生的制度創新的事例。
“制度拜物教”是在國內外都很有影響的一種思維方式。它的特點是將某種具體的制度安排直接等同于抽象理念。例如，有人將美國公司直接等同于“市場經濟”，將兩黨制直接等同于“民主”。這種思維方式給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具體制度安排以超歷史的神秘的“必然性”，故被稱為“制度拜物教”。
下面，我將以中國改革中的兩個事例，說明“制度拜物教”的危害在于妨礙制度創新。
例一，“股份合作制”。
近年來，我國鄉鎮企業中產生了一種新的經濟組織形式：“股份合作制”。它的特色是將股份制與合作制的原則結合為一體。“一股一票，按股分紅”是股份制原則：“一人一票，按勞分配”是合作制原則。“股份合作制”將這兩者結合起來：部分利潤依股份制原則支配，部分利潤依合作制原則支配。盡管各地“股份合作制”的企業章程有異，但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兩者的結合。
如何看待“股份合作制”?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觀點認為，“股份合作制”非驢非馬，只不過是向“真正的股份制”的過渡階段。這種觀點正是“制度拜物教”的表現，因為它預設某種“真正的股份制”可以體現“市場經濟”的抽象理念。顯然，持這種“過渡階段論”的人，必定會忽視“股份合作制”作為制度創新的事實(或至少是忽視它的創新潛力)。
實際上，“股份合作制”是在中國的深厚土壤上產生的，且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制度創新。請看中國先行實驗“股份合作制”的地區之一--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周村鎮長行村。
1982年，當聯產承包制改革進入長行村時，村民們遇到了一個難題：一些原來的集體財產不便于瓜分到個人，如拖拉機、耕牛等。與其他一些地方“砸拖拉機、殺耕牛”去賣錢的做法相反，長行村村民在村委會主任張中興的帶動下，開創了“對原村集體財產清算核實折股量化到個人，然后集中進行民主管理”的新做法。隨后，整個周村區進行了“股份合作制”的實驗。由于不少老社員已離開社隊企業，現有的集體資產并不都是現有職工的勞動成果，故不宜將全部集體資產都折股量化到個人，而是繼續保留部分集體公股。經過十年的實踐周村區的“股份合作制”企業基本上形成了，它以“鄉村集體股”和“職工基本股”為兩大構件。“鄉村集體股”原則上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支配辦法，而“職工基本股”(進一步分解為工齡股、基本工資股、崗位股、風險股等)則是采用“一股一票的決定辦法。根據農業部1990年2月發布的(農民股份合作企業暫行條例)，這種新生的組織形式正在對城市企業的改革產生影響。
持“股份合作制”只是“過渡階段”觀點的人，無非認為“集體股”的“一人一票”等做法“不規范”，不符合“真正的股份制”，他們對“真正的股份制”產生了“拜物教”[17]。殊不知今日西方有識之士正試圖將“真正的股份制”改革成“股份合作制”，但阻力重重，進展很慢。實際上，西方十九世紀有限責任公司法出臺，是基于“合作社會主義”者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努力。當時的工人合作社，比之于私人大資本，更不能承受“無限責任”，故穆勒(歐文的積極支持者)在社會中極力主張“有限責任”，終于在1865年使有限責任公司法在英國建立[18]。盡管“有限責任”使得工人合作社有了在競爭中得以喘息的條件，但工人合作制在資本主義大環境下仍有一個悖論：若向外部私人投資者發行股票，則容易失去內部“一人一票”的民主控制：若不向外籌資，又不能成功地與私人大資本企業競爭。故到二十世紀初，工人合作運動基本失敗于“一股一票”的“真正的股份制”。
可見，“真正的股份制”并不是市場經濟的內在制度要求，而是資本主義大環境下各種社會力量斗爭妥協的產物。70年代以來，由于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和石油危機，西方有識之士開始探索改變勞動與資本分離對立的主流公司制度(所謂“真正的股份制”)。諾貝爾經濟學將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主張建立“勞資合伙制”，部分稅后利潤則按“一人一票”決定分配，部分稅后利潤按“一股一票”決定分配。1980年，美國法律允許工人合作企業對外發行“不具備投票權”的股票，并可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從而部分解決了上述工人合作企業“向外籌資與失去控制權”的悖論。現在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勞拉·泰森(Laura Tyson)和顧問委員會第二位成員阿蘭·布蘭德(Alan Blinder)指出，美國生產率相對于德國、日本的下降，是在于勞資對立的生產關系。日本的終生雇傭制、西德工人參與管理，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19]。1993年底，美國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成為以內部勞動者為控股主體的企業[20]。不難看出，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西方有識之士正探索超越“真正的股份制”之路。著名耶魯大學政治學家達爾(Robert Dahl)將這種探索稱為對“經濟民主”的追求。
但是，西方私人大資本的既得利益對這種探索設置了重重障礙。與我國“股份合作制”中的“鄉村集體股”不同，詹姆斯·米德的“勞資合伙”中的“資”，仍然不得不以私人大資本為主[21]。認為我國“股份合作制”只是“過渡階段”的人會說，“鄉村集體股”仍是“產權不明確”。然而沒有任何內在理由可以說明“集體股”一定會是“產權不明確”。只要切實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集體股”的產權是完全明確的。一旦我們擺脫了對“真正的股份制”的“制度拜物教”，就會發現：“股份合作制”是一種靈活向外籌資，又能保持內部民主管理的制度創新。它的進一步發展、完善，有待我們的共同努力。至少，我們不應以所謂“真正的股份制”為由，對“股份合作制”輕視、歧視甚至打擊。
第二，村民委員會選舉。
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了(村委會組織法)，其第九條規定：“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民委員會每屆任期三年，其成員可以連任。該法自1988年6月1日以來，在全國各地試行。目前，全國已有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同程度地貫徹執行了(村委會組織法)，村委會直接選舉已進行了兩屆。這是亙古以來未有的大事變。例如，遼寧省鐵嶺市在1988年第一次村委會選舉中，有876條村(占村委會總數的44%)實行了競爭選舉[22]。
但是，許多海內外知識分子對村民委員會直接選舉不以為然，認為它不算是“真正的民主”，理由是沒有反對黨參加競選。顯然，這種觀點把兩黨或多黨制直接與“民主”等同起來了。又犯了“制度拜物教”的毛病。殊不知美國憲法的起草人麥迪遜(James Madison)、杰佛遜(Thomas Jefferson)等人，也是反對政黨的：美國兩黨制是建國以后很久才逐步發展起來的。沒有任何理由以兩黨制為標準，來否定我國基層農民競選村委會的重大意義。
對我國基層民主建設的另一種不積極態度認為，基層民主為時過早，應等所謂“中產階級”出現以后再說。這種觀點是“制度拜物教”的另一體現。它把資本主義和民主等同起來，看不到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內在矛盾[23]：資本主義的邏輯是“越有錢越有發言權”，而民主的邏輯是“人人都有平等發言權”。現在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是“資本主義”和“民主”妥協的產物。事實上，歐洲民主政治發展史上，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政黨是最主要的推動者。英國的憲章運動不僅要求普選權，而且要求降低報紙的價格。當時貴族、資產階級的“精英”們曾以抬高報紙價格的手段。限制廣大勞動人民對政治的參與。因此，在擺脫了私人大資本控制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民主理應得到更充分切實的發展。
在我國漫長的歷史上，保、甲長一類地方鄉紳長期支配基層政治，廣大人民無民主可言。1937年，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陜甘寧邊區，首次在林伯渠的直接主持下，開展了基層政權的直接選舉。美國學者馬克·賽爾頓(Mark Selden)認為，陜甘寧邊區的選舉對于推動國統區的民主運動作用極大。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雖然不如今天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靈活，但也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礎：首先，土地的集體所有，為鄉村的民主自治的切實實行創造了有利的前提。印度地方選舉常被大地主操縱的現象，說明社會主義對民主的促進保障作用。其次，現在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雙層經營”，并非簡單地分田單干，鄉村公共建設、產前產后服務等“集體層”更加重要，各家各戶在為鄉村公共財政交納稅費時，必然同時要求政治參與監督，從而為鄉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質利益動機。前述鄉鎮企業的“股份合作制”在此尤其重要，它為我國基層“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共生共進關系的發展，開拓了光明的前景。
至此，我以我國“股份合作制”企業和“村委會直接選舉”為例，說明了“制度拜物教”妨礙我們辯認和促進“制度創新”。“制度拜物教”給某些具體的制度安排以“虛假的必然性”，將其直接等同于抽象的理念。這種思維方式是對人類想像力、創造力和民主潛力的破壞。只有擺脫這一思維方式，我國改革中已經出現的大量制度創新，才能得到國內外充分的認識、研究和進一步的發展。這正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任務之所在。為此，中國知識界和各行各業的“有機知識分子”實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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