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關于我國改革的方向問題

　　關于我國改革的方向問題

　　周新城

　　一

　　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落實十八大確立的改革開放重大部署。為此，要認真回顧和深入總結改革開放的歷程，自覺地把握改革開放的規律性。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了，它占了我們黨的全部歷史的三分之一的歷程。對這樣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確實需要認真回顧和深入總結，從中得出一些帶規律性的認識。

　　鄧小平早在1985年就指出：“搞改革還是一種探索，一種試驗。”“改革是一個新的事物，我們好多問題都沒有搞清楚，難免犯錯誤。問題是要及時總結經驗，不要犯大錯誤。”①他還認為，“改革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我們要走一步看一步”，主張：“我們每進行一段，就要及時總結經驗。”②有人不贊成對改革進行反思，仿佛只要是改革就是對的，提出“反思改革就是反對改革”的口號，這是不對的。我們黨是最善于反思的，從黨的歷史看，我們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通過不斷反思黨的發展進程，從中總結經驗，找出前進方向，從而保證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我們對待改革也應該采取這樣的態度。

　　對30多年來的改革歷程，我們可以從多方面來總結經驗。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是，要正確把握改革的指導思想、改革的政治方向，這是改革成敗的關鍵。不可否認，我國的改革充滿著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始終存在著方向問題。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多次強調，必須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他說：“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③他還從改革方向的角度提出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④

　　然而，在我國改革過程中總有那么一些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竭力引導改革朝資本主義方向開展。這些人還相當頑固，一有機會就會跳出來喧嚷一番。在1989年政治風波期間，鄧小平尖銳地指出：現在大家都贊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⑤后來，江澤民把這一爭論概括為兩種改革觀的斗爭。他在1989年指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的人所主張的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必須明確劃清兩者的根本界限。”⑥過了兩年，他又重申這一點。他說：“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⑦兩種改革觀說的就是改革的指導思想、方向問題。

　　兩種改革觀的矛盾和斗爭貫穿社會主義改革的全過程，誰也無法回避。這是因為，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是某種固定不變的東西，而是經常變化的社會。⑧既然是不斷變化的社會，就有一個朝什么方向變的問題。從長遠來看，無非是兩個方向：一個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并最終發展到共產主義去，我國的改革堅持的就是這個方向;一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通過改革把社會主義制度改成資本主義制度。后面一個方向，在我國還只是某些人的期望，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一個現實的版本，那就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進行的改革。改革的兩個方向、兩條道路，導致兩種結果、兩種前途。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到現在，恐怕任誰也難以否定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確實是有兩種方向、兩種前途。

　　正是總結了國際國內改革的經驗教訓，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防止改革走資本主義化的邪路。

　　二

　　不能不承認，我國改革發展到了今天，仍然存在著改革向何處去的問題。舉一個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例子吧。十八大剛剛開過，就有人組織“改革共識論壇”，提出當前改革的方向是實行“憲政民主”，而且把它說成是“共識”，強加于人，并喊出“中國夢，憲政夢”的口號。這就是習近平所說的：“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他說，“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我們來講一下經濟改革的方向問題。吳敬璉在2012年12月出版的《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就是一個談論經濟改革方向的典型例子。這本書開宗明義提出“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這個問題提得好，全中國人民都應該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他是從評價我國改革說起的。他說，我國30年的改革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吳敬璉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能取得成就，除了對外開放的作用外，主要是依靠兩條：第一，私營經濟(他用的概念是“民間企業”)得到了巨大發展，它成為推動發展的“最基礎的力量”;第二，市場的開放，“支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

　　但中國社會存在種種問題，“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包括國有經濟和黨政機構)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具體說來，表現在以下方面，(1)雖然國有經濟在經濟活動總量中并不占優勢，但它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資源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對企業的微觀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

　　搞了30多年的改革，結果形成了“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特別嚴重的是，由于本世紀初期以來改革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的傾向，這就使得中國現行的‘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的消極方面更加強化。”⑨

　　那么，吳敬璉主張中國的改革向何處去呢?從他對改革開放以來形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國的改革應該朝著下面兩個方向進行：第一，應該取消國有經濟，實行徹底的私有化;第二，應該取消國家對經濟活動的調控，實行徹底的市場化。這就是吳敬璉給“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開出的藥方。

　　看來，吳敬璉是最堅決的新自由主義者，他的理想是建立一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不受國家調控的、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只要還有一點公有制存在，只要還有一點國家的調控，他就認為改革還不徹底，還是“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經濟，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就會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他的一套改革的主張沒有超出“華盛頓共識”的窠臼。

　　吳敬璉說了不少話，洋洋灑灑，還挺能唬人的，但概括起來又十分簡單。說來說去，無非是三句話：第一句話——中國經濟的成功，就是私有經濟越來越大、國有部門越來越小，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政府作用越來越小的結果;第二句話——中國經濟若要繼續成功，就要繼續發展私有經濟、縮小國有部門，繼續擴大市場的作用、縮小政府的職能，因為只有私有制、市場經濟才是最有效率的;第三句話——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這種經濟制度不僅是資本主義的，而且是按照市場原教旨主義建立的自由市場經濟。30年左右的時間，吳敬璉一直是念這本“三句經”，從來不變，永遠不變，倒來倒去，一點新意也沒有。

　　吳敬璉的思想還停留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那個年代，在西方國家里，新自由主義是時髦的、占統治地位的主流經濟學。當時新自由主義那一套傳到中國來，還真能忽悠人，許多人看不清楚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新自由主義在我國一度泛濫，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經濟學界的輿論，影響了我國的實際經濟工作。隨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在西方，人們對過去的經濟理論和政策進行反思，大多數學者在譴責新自由主義，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泛濫是這次危機爆發的重要因素。他們指出，“華爾街被自己標榜的新自由主義搞成如此狼狽不堪”，“不能毫無批判便相信市場的魔法”，“經濟學教科書應該重寫”。法國總統薩科齊也說，“市場萬能、不需要任何規則和政治干預”的觀點是瘋狂的。一度被他們奉為經濟繁榮的神明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格林斯潘，成了主要的批判對象。顯然，新自由主義這一套主張已經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東西了。然而吳敬璉卻對此無動于衷，還想把中國的改革朝新自由主義方向引。

　　吳敬璉認為，靠馬克思主義是不能搞改革的，尤其是不能搞市場經濟，要搞市場經濟只能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他曾經說過，建立和建設現代市場制度，沒有西方的理論為指導，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是不能完成的。還說什么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經濟學原理的啟迪，尤其是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并運用它來分析中國的問題，才提出應當發揮市場的作用、建立商品經濟的主張。仿佛我們的改革，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這一說法并不符合實際。詳細論證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觀點及其發展歷程，不是本文的任務，但至少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我們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以鄧小平關于計劃與市場的思想為理論基礎的，而鄧小平關于計劃與市場的思想是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改革開放的實際相結合提出來的。在改革中，我們雖然借鑒和學習西方國家市場經濟運行的一些有益的經驗，但在指導思想上從來都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的。

　　從現象上看，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都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似乎兩者沒有多大區別，然而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同新自由主義在市場經濟問題上存在著原則分歧。分歧在于，在我國的條件下，第一，新自由主義認為公有制同市場經濟不相容，要搞市場經濟，必須實行徹底的私有化，在私有制基礎上建立市場經濟，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不能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只能是資本主義的;而馬克思主義則主張公有制是可以同市場經濟相容的，我們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強調在公有制基礎上建立市場經濟，即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第二，新自由主義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迷信市場的作用，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反對任何的國家干預，而且不僅經濟領域、甚至非經濟領域也要聽任市場自發調節;我們則主張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注意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而在非經濟領域則反對由市場進行調節。第一個問題說的是市場經濟的性質，即新自由主義主張建立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我們主張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二個問題說的是市場調節的范圍，即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調節是無所不包的，我們則主張市場經濟的作用是有一定范圍的，必須在國家宏觀調控的前提下，讓市場在經濟領域發揮積極作用。

　　回顧我國整個改革開放歷程，我們就會發現，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始終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同新自由主義(吳敬璉就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的斗爭，我國的經濟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一些失誤，究其原因，除了經驗不足外，主要是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因而在進一步深化改革時，迫切需要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糾正已有的失誤。恰恰在這關鍵時刻，吳敬璉卻指責我們貫徹新自由主義不夠，還保留國有經濟，還存在國家干預，要求我們的改革沿著新自由主義道路發展，搞“兩個徹底”，即徹底私有化、徹底市場化，把我國引導到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上去。是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還是通過改革實行資本主義化，這就是我們同吳敬璉分歧的實質。

　　三

　　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關鍵是要明確哪些東西是必須堅持的、不能改的，而且是再過多長時間也不改的，在此前提下，再研究改什么和怎么改。確定“不改什么”，這是當前有關改革問題爭論的焦點。

　　習近平同志總結了我國30多年來改革的歷史，明確指出，我們的改革本來就是全面的改革。我不贊成那種籠統認為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的說法。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這一段話，十分清晰地回答了我國改革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把“改”與“不改”統一起來。

　　我國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在輿論界，談論什么東西不應該改革，這是一個敏感的、甚至有點犯忌的話題，仿佛誰提出不改什么，那就是反對改革，就要受到譴責。造成了這樣一種輿論氛圍：只要打著改革的旗號，不管是改什么、怎么改，他就是改革派，就要贊揚，所謂“只準改革犯錯誤，不準不改革”;或者說，“寧要不完善的改革，不要不改革”。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形而上學。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講過一段富有辯證思想的話，他說：“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與進步，穩定與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人生兒子，兒子比父母更聰明粗壯，這也是進步，是變革。但是，如果只有進步的一面，只有變革的一面，那就沒有一定相對穩定形態的具體的動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為稻子，人就不成其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⑩

　　毛澤東這一段論述是以生物為例來說明的，但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也完全適用。我們可以而且應當用這種徹底的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和指導我國的改革實踐。至少有兩條應該明確：第一，如果不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就不能前進，就會陷入僵化、停滯狀態，這樣，社會主義就會在同資本主義的激烈斗爭中打敗仗，這種社會主義是沒有出路的。這就是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不走封閉僵化老路的含義;第二，改革必須在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穩定的條件下進行，只講改革，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講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那樣的改革就會走到社會主義的反面去，改得不成其為社會主義本身了，這就是十八大報告提出要防止的改革的邪路，即改旗易幟的道路。社會主義的改革應該是“改”與“不改”的統一，缺一不可。

　　那么，具體說來，哪些是應該改革的，哪些是不能改的，即必須堅持的呢?這不是人們主觀設定的，不是精英們關起門來搞某種“制度設計”設計出來的，這里有著客觀必然性。

　　確定改什么、不改什么，要從改革的目的說起。

　　大家知道，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改革和開放是手段，目標是分三步走發展我們的經濟”，“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因此，科學地回答改革的對象問題，應該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的狀態，探討哪些東西阻礙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毛澤東指出，同其他社會一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狀態已同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了。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來說吧。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基本上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它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克服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決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改革的任務。可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處于既相適應，又不適應，而且是基本適應、局部不適應的狀態。因此，我們的政策應該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性質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基本的方面)，必須堅持;而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局部的方面)，必須改革。換句話說，改革的對象不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是其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非基本部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的狀態以及上層建筑領域改革對象的確定，情況也是一樣。

　　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既適應又不適應的狀態，使得我們不能籠統地談論改革，在確定改革的對象時，必須進行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哪些是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必須改革的;哪些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必須堅持，也就是說不應該改的。同樣，在上層建筑領域，也應該分清，哪些環節是不符合經濟基礎需要的，必須改革;哪些是適合經濟基礎需要的，必須堅持，不應該改的。這就是習近平同志強調改革既要講“改什么”，也要講“不改什么”的基本道理。

　　總結我們30多年來改革的經驗，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我們黨經過幾代領導集體艱苦探索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我們必須堅持，而且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堅持。具體說來，在政治領域，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民主自治制度等政體的基本制度;在經濟領域，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運行機制;在文化領域，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制度。這些基本制度，既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又符合中國當前的具體國情。改革開放以來的事實證明，這些基本制度是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對這些基本制度，應該有制度自信，不能動搖。必須在堅持這些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討論改什么的問題。有人竭力想把改革的矛頭指向基本制度，引導改革走資本主義化的邪路，例如，有些人鼓吹“憲政民主”，主張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反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人鼓吹私有化，主張建立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反對公有制為主體、反對國家宏觀調控;有人鼓吹指導思想多元化，主張“開放輿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等等。這是當前有關改革問題的主要錯誤傾向。所以，談到改革，必須先把這些不改的、而且是過多長時間都不改的東西確定下來，然后再研究改什么。

　　談到改什么、怎么改的問題，有一條原則必須明確，即改革的一切措施必須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各個組成部分之間有著內在聯系的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是基本制度的實現形式，它是從屬于基本制度的、第二位的東西，它必須體現、反映基本制度的特點和要求。改革是在堅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調整不適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堅持基本制度與改革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是統一的，兩者都是為了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在改革過程中必須考慮到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同基本制度的關系，保證改革后新的體制、運行機制反映基本制度的特點和要求，有助于鞏固和發展基本制度。一切違背甚至破壞基本制度的所謂“改革”，都是應該反對的。不能一面講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一面在設計和實施改革措施時卻又違反基本制度的要求。還有一種現象更需要防止：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有人利用改革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反過來要求改變基本制度。例如，某些地區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出現了私有化做法，導致公有制比重大大下降、主體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就利用這種情況，主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拋棄公有制為主體的提法，可以改為以私營經濟為主體。然而一旦否定了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不存在了，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社會了，還遑論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須按照鞏固基本制度的要求來設計和安排。

　　我們的改革是為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向前發展。因此，回答改什么的問題，必須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了解社會矛盾的狀況，了解哪些方面和環節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而提出可行的改革措施。切忌少數精英閉門造車，搞什么“制度設計”，尤其不能照搬外國人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路制定的改革方案(像世界銀行佐利克提出的中國未來30年的改革方案)來規劃我國的改革。應該看到，在我國經濟領域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是很深的，有的人談到經濟問題，往往不是通過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按照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提出解決辦法，而是自覺不自覺地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路子去思考問題。必須警惕和糾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兩張皮的現象：在意識形態領域，強調劃清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強調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在具體安排實際的經濟改革工作時，卻往往按照新自由主義辦事。這種情況再也不能允許存在了。

　　注釋：

　?、佟多囆∑侥曜V(1975—1997)》(下)，第108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凇多囆∑侥曜V(1975—1997)》(下)，第1074、1062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邸多囆∑轿倪x》，第3卷，第138、1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堋多囆∑轿倪x》，第3卷，第110-1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荨多囆∑轿倪x》，第3卷，第29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蕖妒笠詠碇匾墨I選編》(中)，第61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⑦《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64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唷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釁蔷喘I、馬國川：《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第3~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

　　⑩《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本文原載《中華魂》2013年15期，授權紅色文化網刊發，轉載請注明。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