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華民族就將喪失“壓倒一切敵人而不為敵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國家動員能力和組織凝聚力;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華民族就將喪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覺;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就將喪失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而淪為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附庸;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從民族道義上說，無數革命先烈的血就將白流，新中國的江山社稷就沒有了道德基礎，而我們偉大的前人們將會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大陸上革命已經迫在眉睫，并將立即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
——馬克思
“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四個階段
“現代世界”的興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紀的中國宋代，以宋神宗時代王安石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變法”為標志。從那時起，不但逐漸產生了一個與大地主、大封建領主利益相矛盾的國家機器，而且，這個“自相矛盾”的國家機器還日益采用著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義”方式，與大地主的剝削形式進行斗爭(舉凡免役、市易、青苗諸“新法”之實質均在于此)。伴隨著這種具有近代色彩的國家重商主義趨勢的擴大、煤鐵冶煉技術的突飛猛進的，是地方割據的封建勢力的消失，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最終是第一個世界貿易體系以“朝貢貿易”的方式，以中國為輻輳向四周擴散。
隨著西班牙和葡萄牙對美洲的征服與大規模的白銀開采，隨著1567年明代中國開放“銀禁”，西方世界開始“擠進”原有的朝貢貿易體系。從那時起到1900年，西方后來居上，以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以炮艦政策，最終摧毀了朝貢貿易體系，建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體系。西方(北美、歐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過程，與中華帝國衰敗的過程是同步的。
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是“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第二個階段。其特征是產業無產階級(立足于歐洲堅實的工匠傳統)、商人階級(其最初興起的動力也包括海外傳教)和金融階級(濫觴于地中海地區的白銀資本的運作者)這三者之間的結合與互動。創造并代表著現代科學技術變革的無產階級，與開拓了“世界商品投資市場”的資產階級，聯手推動了西方的工業化進程。但是，西方現代化—工業化的后果是矛盾的，它既帶來了無產階級的成熟和日益壯大，同時，由早期工匠和現代無產階級所發明的科學技術及其成果——現代工業文明，卻日益被作為“投資者”的國家和資產者所盜取，并轉而成為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必須強調指出的還有：西方工業化一開始就是與剝奪外圍和外部、排除外圍和外部地區工業化的世界不平等體制聯系在一起的。
馬克思主義學說就誕生在這個歷史階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了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之間的結合與對立，并在社會發展、運動的意義上，描述了這種結合與對立的直接表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剝奪與反剝奪的斗爭。
“現代世界”進程的第三個階段表現為金融壟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世界革命”這個雙向進程。發達國家內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階級斗爭是對列寧所揭示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回應，而“世界革命”則是對帝國主義的回應。這個階段從20世紀開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是最后一場發生在發達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革命，隨后爆發的是：1905年“半外圍”地區的俄國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這些革命的基本目標都是外圍地區的現代化—工業化。
歷史證明：壟斷資本主義以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為代價，度過了它的嚴重危機，而外圍地區的現代化—工業化則隨著20世紀80年代“萬隆憲章”和“萬隆體系”的崩潰，以及1991年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黃金本位制瓦解為標志的新一輪資本主義危機，是“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由三個主要特征構成：第一，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不可能實現人類共同發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90%長期處于貧困和被剝奪的境地——所謂1% vs 99%，這已日益成為世界共識。第二，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階段，即完全放棄和排斥實體經濟與生產勞動，金融資本、虛擬資本成為剩余價值的主要來源，成為資本積累的根本動力。第三，隨著金磚國家的興起，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18世紀以來形成的東西方實力對比第一次出現了“逆轉”之勢。
毛澤東畢生最杰出的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
作為現代世界和現代歷史的創生地，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國家，中國的長期衰落與再次興起，是一個需要長期深入研究的課題。
今天，一切不持偏見者均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現代興起是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歷史結果，而毛澤東思想則是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總結，它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發展與運用，是被歷史和實踐證明了的正確理論與“天下興亡”之鑒。
國家、民族和人民，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三個關鍵詞。毛澤東將其概括為：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澤東比馬克思更為強調國家和國家的“獨立性”。這是由近代中國在帝國主義宰制下，長期喪失國家主權的悲慘歷史處境所決定的。與西方資產階級不同，中國資產階級(其主體是買辦階級)沒有建立和建設現代國家的能力，而相對于西方為經濟權利而斗爭的無產階級而言，爭取國家主權，這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第一要務”，而且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第一要務”。
所謂“國家要獨立”，不僅是指國家要獨立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國家應擔負起對外反抗帝國主義、對內獨立自主發展經濟和生產力的任務，而且指，國家還要獨立于軟弱無能的資產階級，特別是買辦階級，國家更必須從被壓迫人民中培養和造就出能夠掌握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新型無產階級。因此，毛澤東將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修改為“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所謂“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須伴隨著文化的解放，這種解放又是雙重的，即從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霸權和封建舊文化這雙重束縛中解放出來，努力創造出服務于民族政治解放的、現代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的民族認同。在反抗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的共同斗爭中，在建設新社會的合作勞動中，中國人民在同甘共苦中所形成的民族共識，是這種新文化認同形成的基礎。
所謂“人民要革命”，這里的“人民”專指“勞動人民”(即盧梭所謂的le peuple)，這樣的“人民”對上述國家、“民族”構成了根本性的規定，即人民要管理國家(不僅僅是埋頭于生產和物質利益之中)，“民族”必須與“階級”相結合(對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
國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澤東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規定、互相推進的有機整體，這個有機整體的制度性實現或體現，就是毛澤東畢生最杰出的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新中國”。
早在毛澤東之前，中國的先覺者們便已經認識到傳統治理結構日漸失敗的宿命。因此，從王安石、王陽明、張居正，到王夫之、顧炎武、康有為和梁啟超，改造傳統社會政治結構，推動傳統中國的現代轉變，便是11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的不竭潮流。
早在毛澤東之前，就已有了洪秀全、孫中山等領導的大規模的政治革命與改革，但是，這些革命與改革都失敗了，而其失敗的根源就在于：面對著由“宗法—科舉—朝廷”這三重結構構成的傳統體制，倘若僅僅將改革與革命的目標對準上層“朝廷”，而不能觸動中國的基層(宗法、士紳階級)，不能改造中國社會的中層或中堅(科舉、儒教、士大夫)，那么，一切改革與革命就均不能取得最終成功，中國社會的真正改造也便不能真正發生。
毛澤東領導的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這首先就是因為它幾乎徹底改造了中國的基層。長期壟斷中國基層的士紳—胥吏階級，為在中國革命中誕生的基層勞動者組織(青抗會、婦救會、兒童團，社、隊)所取代——而這便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要害。
運去英雄不自由——造就新社會的中堅階層和中堅力量
而當毛澤東在建國后力圖以“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去改造中國社會的中層，即數千年來“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士大夫階級，觸動這個階級的必然產物“官僚集團”，并以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科學實踐向以儒教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意識形態宣戰的時候，這再次證明了他所領導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毛澤東要走的，乃是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走過的道路。在這場面向舊的統治結構的“中層”或“中堅”而進行的艱辛改革過程中，毛澤東當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勞動者素質的迅速提高，以及與之伴隨的中國迅速工業化)，但是，他更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極其沉重的歷史教訓。
中國最杰出的科學家錢學森，可能是知識分子中這樣極少數的例外，即能夠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去深刻理解中國革命的正義性。錢學森曾經這樣說：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懷疑馬克思主義，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樣批判科學共產主義的學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類共產主義文明更高階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統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義的，它確實是人類文明的理想境界。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表明：進行社會再生產領域內的建設與改造，與單純進行生產領域內反經濟剝奪的革命相比較而言，前者任務遠為艱巨。在缺乏歐洲那種有教養的無產階級的歷史條件下，在歐美無產階級于社會再生產領域的斗爭也陷入了困境的歷史條件下，力圖在一個經濟上比較落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發育都很不成熟的大國的民眾中，培養、造就新型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培養、造就一支強大的、有教養的無產階級隊伍，培養和造就一個新社會的中堅階層和中堅力量，這需要一個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它絕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采用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的方式來完成。
在披閱《南史》梁武帝(蕭衍)故事時，毛澤東曾引羅隱詩嘆曰：“時來天地皆協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由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成功改造了中國社會的基層，毛澤東一舉橫掃蔣、美、日反動派如卷席，斯可謂“天地皆協力”;而在與中國社會的中層——士大夫階級(及其現代產物)進行斗爭時，毛澤東所面臨的難局，當然絕非他要取消社會的中層和中堅力量(即某些人所謂要實現“扁平化管理”)，毛澤東所遭遇的挫折無非表明：摧毀舊社會的中層和中堅結構，與建立和再造一個新社會的中堅力量、中層結構相比，后者顯然更為困難。而這首先要求對復興現代中國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的作風與能力再次進行新的改造和提升。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改造和重建社會中層的努力會遭到黨內與知識分子的誤解乃至強烈抵制，這幾乎就是必然的。而此誠所謂：“運去英雄不自由”。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毛澤東并非秦皇漢武，因為他創造的歷史在“春秋”之外。中國舊的傳統價值體系當然不能評價毛澤東，因為他領導的革命，其目標就在于摧毀中國奉行了數千年的基本統治結構：宗法—科舉—朝廷，或曰士紳—士大夫—王朝，而其尤其因觸及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而顯得“激進”。
“弱國可以打敗強國”——倒轉五百年來世界地緣政治結構
毛澤東晚年曾經這樣給自己“蓋棺論定”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其一，驅逐日本帝國主義、驅逐美國豢養的國民黨政權出中國大陸;其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就毛澤東所說的“第一件事”而言，其中當然還應包括抗美援朝戰爭，即毛澤東指揮的人民軍隊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一舉擊潰了美國從那個方向對亞洲大陸的進攻。這是五百年來，中國第一次針對世界上最強大的海洋國家所取得的軍事勝利，當然，這也是亞洲大陸國家應對來自海洋的挑戰所取得的最偉大的一次勝利，而從世界歷史—地理的角度說，這次勝利的意義，還遠未被我們認識到。
漫長的人類歷史，曾是歐亞大陸核心地帶的民族向周邊擴張的歷史，舉凡蒙古、突厥、回鶻、女真、俄羅斯和漢民族，都曾經是歐亞大陸上的主導民族，而這個歐亞大陸主導世界的大趨勢，直到16世紀才被海洋文明的擴張所取代。正是利用了航海技術的革命性發展、利用了海洋戰爭的高度機動性，處于歐亞大陸邊緣和“外圍”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日本和孤懸大洋之中的美國，才從“邊緣”出發，包圍并分割了中心，并以“海洋時代”逆轉了以歐亞大陸為核心的世界史發展進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04年，英國偉大的歷史—地理學家哈·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在《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提出了一個極具革命性的觀點：只要歐亞大陸國家能夠找到一種新的方式，將廣闊的大陸空間重新聯系和組織起來，只要大陸國家能夠避免來自海洋的攻擊，并善用自身豐富的資源，只要科技的進步可以為這種大陸組織方式提供一個創制，那么大陸就可以戰勝海洋，陸權就可以擊潰海權，海洋支配大陸的時代也就會被終結——而他當時設想的現代科技方法就是鐵路。他預言說：無論德國、俄國和中國這三個在歐亞大陸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國家以什么樣的方式真正聯系起來，只要它們聯系起來，海洋時代就會被終結，海洋國家支配的世界秩序也必將崩潰。而他相信：正如航海技術的發展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一樣，鐵路技術的革命，也必將開啟另一個新時代。
毛澤東乃是這樣一位偉人：他找到了一種政治和組織的方法，將殖民主義、封建主義宰割下分崩離析的中國大地重新組織起來、動員起來，使被視為最封閉、最保守、最落后的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中國的黃土高原，重新崛起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所在。毛澤東的革命把最落后的中國農民組織起來，并將其鍛造成為對抗最先進的、來自海洋的帝國主義武力的高度機動的游擊隊。而毛澤東找到的那種把“即將被海洋淹沒了的大陸”拯救出來的政治動員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思想發源于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土地漲價歸公”的民主革命理論，當然，這也就是被列寧贊美的方法，即孫中山提出了用社會主義的方法——土地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建設現代國家的新戰略。列寧說，這種方法是歐洲國家所不能想象的，它表現了亞洲的先進性。
歷史已經證明：無論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造就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改革開放，都是與土地的公平分配聯系在一起的，也正是毛澤東關于南水北調、三線建設、鐵路建設、十大關系的發展戰略，正是毛澤東依托歐亞大陸的外交戰略，使得新中國這個“偉大的昆侖”重新崛起于世界。
C.施密特曾分別從空間的革命、國際法、戰爭模式的變遷這三個角度，論述了西方現代性的“空間基礎”。立足于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觀”，在《國家主權與自由海洋》一文中，C.施密特指出了“海洋世界觀”帶來的“空間革命”意義。他說：“16世紀時所謂的‘現代性’，正是來源于這種空間革命。它并非來源于所謂的文藝復興對于那種19、20世紀意義上的個體觀念的倡導”。當然，這個觀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指出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先有美洲的發現，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暴行，先有世界范圍內的“資本原始積累”，而后方才有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產生。
其次，“海洋時代”的降臨及其所導致的“空間革命”，帶來的是西方主導的“國際法”的產生，它仿佛意味著無邊自由的海洋淹沒了陸地上的有限界限，它意味著海洋的法則支配大陸的法則之奠定。
因此，現代國際法的真正基礎就是“海洋法”，其實質在于論證“自由的海洋”攻擊和突破“封閉的大陸”之正當性。所謂“海洋文明”優于“陸地文明”、“藍色文明”優于“黃色文明”，也就是西方列強以“國際法”特別是以“海洋法”的名義侵犯和剝奪其他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背書。
第三，隨著“國際法”而發生的，乃是現代戰爭理論的變化。荷蘭、英國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間為爭奪“海權”而進行的戰爭，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爭奪“領土”的戰爭，而是在宗教戰爭(基督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面紗下進行的爭奪世界市場和貿易壟斷權的戰爭。這尤其意味著，現代海洋戰爭從根本上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陸地戰爭，這里的核心是：海戰具有典型的“游擊戰爭”的高度機動特點，即以環境(海洋)為依托，采用先發制人、封鎖、騷擾、制裁和突襲式的“海盜方式”，以小型的、民間的武裝采取行動，不以奪取對方領土為目標，而只是以奪取敵方實際財富、奪取市場利益、封鎖和壟斷海洋貿易商道為目標。
由于海洋戰爭具有高度機動、靈活的特點，所以，從戰爭模式變遷的視野看，大兵團陸地作戰的方式并不能適應和有效應對海洋戰爭體制，而英國所采用的具有現代游擊戰爭特征的海戰的上述有效性，在掀開中國近代歷史第一頁的鴉片戰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在魏源看來，清王朝放棄了林則徐武裝沿海漁民、蛋戶對抗英軍的方式，而是從西北調集大規模陸軍兵團奔襲英軍，這是鴉片戰爭戰敗的主要原因。現代歷史學家胡繩在分析鴉片戰爭英國的戰略戰術時，不是把清帝國的戰敗歸結為英國的船堅炮利，而是歸結為英國所采用的新型的、海洋游擊戰爭的方式，這就是繼承了魏源在《圣武記》中對海戰與陸戰兩種不同戰爭模式之差異的精彩分析。
施密特指出，使得中西力量對比發生逆轉的，說到底就是毛澤東的游擊戰爭理論和土地革命理論，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將陸地戰爭的機動靈活發揮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而土地革命理論則把廣袤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農民最有效地組織起來，從而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是從這個意義上，施密特指出：毛澤東的偉大，在于他開天辟地地制定了“大地法”。毛澤東并不僅是像列寧那樣，用中心—外圍的世界視野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關系”，毛澤東更以“弱國可以打敗強國”、“中國一定可以趕上和超過美國”的革命，倒轉了五百年來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地緣政治結構。
然而毛澤東深知，數千年的積習，五百年“西風壓倒東風”的歷史，絕不可能因為一個人、一場革命而最終改變，而且這場革命空前艱巨復雜，并必然包含著諸多失誤、挫折和災難，但正是因為毛澤東面對失敗的不屈不撓，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漫長的革命”已經真正開始并不可逆轉。
毛澤東當然希望，自己青年時代“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愿能夠在他身后得以繼續，因此，他寄希望于造就“一代新人”。1965年，在一首叫做《七律·洪都》的詩中，他曾豪情萬丈地寫道：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擊楫至今傳。
聞雞久聽南天雨，立馬曾揮北地鞭。
鬢雪飛來成廢料，彩云長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處處鮮。
今天看來，毛澤東的事業是否已經失敗，這是任何人都不敢輕易斷言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蘇聯瓦解之后，中國的紅旗依然沒有倒下，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毛澤東造就“一代新人”的期盼沒有完全落空，即“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受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和培養。因此，如果這些中國人沒有徹底失敗，毛澤東就沒有真正失敗;如果新一代年輕人能夠在失敗中善于總結歷史并堅持斗爭，毛澤東的事業就依然還在繼續。
否定了毛澤東必將殺戮中國的未來
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驕傲，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驕傲，鄧小平更曾宣示說，中國人民要世世代代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而這就是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必將繼續證明：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華民族就將喪失“壓倒一切敵人而不為敵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國家動員能力和組織凝聚力;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華民族就將喪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覺;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就將喪失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而淪為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附庸;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從民族道義上說，無數革命先烈的血就將白流，新中國的江山社稷就沒有了道德基礎，而我們偉大的前人們將會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否定了毛澤東，不但等于否定了歷史，從而必然喪失思想的主體性，陷入知識上的虛無主義，其結果也必將是殺戮了中國的未來。
從毛澤東晚年的偏頗和錯誤中汲取教訓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從一種偏頗走向另外一種偏頗，那就不是糾正錯誤，而是以新片面代替舊片面。歷史證明，毛澤東在《矛盾論》和《實踐論》中所闡述的方法，是對馬克思主義方法最精彩、精練的總結與發展，特別是，毛澤東反復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就在于她根除了封建士大夫階級理論脫離實際、生活脫離群眾、平日袖手談心性(尚空談而鄙視實踐)的痼疾，從而，中國共產黨方才能夠取代士大夫階級，而成為中國社會重建的中堅力量和政治干部來源。毛澤東一貫主張“科學”而反對儒學，這當然是因為儒學只是少數貴族階級的無用之學，但是，如果只是從書本上學到了科學，并不能將科學運用于現實并為勞動者的實踐所發揚光大，那就不是毛澤東所謂的“科學的態度”，那樣的“科學”和學術同樣有害無益。如果理論脫離實際、黨脫離群眾，如果經濟的發展不能造福于最廣大的勞動者，而是依附于西方帝國主義勢力，那么，中國廣大勞動群眾就將在資本的貪得無厭的無情剝奪下，不得不選擇再次奮起革命抗爭。
鄧小平說：
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
將20世紀稱為“革命的世紀”的霍布斯邦，也把20世紀稱為“短促的”。他說：20世紀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推遲開始，又以蘇聯在1991年的解體提前結束。他還指出，1971年以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霸權的確立為標志的世界體系大轉變，是“短促的20世紀”陷入危機的標志，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危機，只不過是那場危機的深化和延續。唯一不同的是，今天，面向“新世界”的實踐與想象似乎正在逐步喪失，而且，至今還沒有20世紀那種革命精神、首創精神大規模復興的明顯跡象，在這個意義上，“短促的20世紀”終結之后，人類似乎退回到了19世紀那種資本無情掠奪世界的黑暗時代。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撫今追昔，馬克思的話是多么令人神往，他說：
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贊美新的斗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斗爭;是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務，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游蕩。
毛澤東曾將中國革命的勝利稱為“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撫今追昔，這令人想起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名言：
那個人在斗爭中失敗了。而他為之而斗爭的成果，卻在他失敗的那一瞬間出現于歷史的地平線，只不過是改換了名頭而已。于是，后來者們將會根據新的、不同的歷史條件，高舉起他的旗幟，去繼續進行不同形式的斗爭。
1904年，英國偉大的歷史—地理學家哈·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在《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提出了一個極具革命性的觀點：只要歐亞大陸國家能夠找到一種新的方式，將廣闊的大陸空間重新聯系和組織起來，只要大陸國家能夠避免來自海洋的攻擊，并善用自身豐富的資源，只要科技的進步可以為這種大陸組織方式提供一個創制，那么大陸就可以戰勝海洋，陸權就可以擊潰海權，海洋支配大陸的時代也就會被終結——而他當時設想的現代科技方法就是鐵路。他預言說：無論德國、俄國和中國這三個在歐亞大陸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國家以什么樣的方式真正聯系起來，只要它們聯系起來，海洋時代就會被終結，海洋國家支配的世界秩序也必將崩潰。而他相信：正如航海技術的發展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一樣，鐵路技術的革命，也必將開啟另一個新時代。
毛澤東乃是這樣一位偉人：他找到了一種政治和組織的方法，將殖民主義、封建主義宰割下分崩離析的中國大地重新組織起來、動員起來，使被視為最封閉、最保守、最落后的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中國的黃土高原，重新崛起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所在。毛澤東的革命把最落后的中國農民組織起來，并將其鍛造成為對抗最先進的、來自海洋的帝國主義武力的高度機動的游擊隊。而毛澤東找到的那種把“即將被海洋淹沒了的大陸”拯救出來的政治動員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思想發源于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土地漲價歸公”的民主革命理論，當然，這也就是被列寧贊美的方法，即孫中山提出了用社會主義的方法——土地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建設現代國家的新戰略。列寧說，這種方法是歐洲國家所不能想象的，它表現了亞洲的先進性。
歷史已經證明：無論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造就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改革開放，都是與土地的公平分配聯系在一起的，也正是毛澤東關于南水北調、三線建設、鐵路建設、十大關系的發展戰略，正是毛澤東依托歐亞大陸的外交戰略，使得新中國這個“偉大的昆侖”重新崛起于世界。
C.施密特曾分別從空間的革命、國際法、戰爭模式的變遷這三個角度，論述了西方現代性的“空間基礎”。立足于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觀”，在《國家主權與自由海洋》一文中，C.施密特指出了“海洋世界觀”帶來的“空間革命”意義。他說：“16世紀時所謂的‘現代性’，正是來源于這種空間革命。它并非來源于所謂的文藝復興對于那種19、20世紀意義上的個體觀念的倡導”。當然，這個觀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指出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先有美洲的發現，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暴行，先有世界范圍內的“資本原始積累”，而后方才有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產生。
其次，“海洋時代”的降臨及其所導致的“空間革命”，帶來的是西方主導的“國際法”的產生，它仿佛意味著無邊自由的海洋淹沒了陸地上的有限界限，它意味著海洋的法則支配大陸的法則之奠定。
因此，現代國際法的真正基礎就是“海洋法”，其實質在于論證“自由的海洋”攻擊和突破“封閉的大陸”之正當性。所謂“海洋文明”優于“陸地文明”、“藍色文明”優于“黃色文明”，也就是西方列強以“國際法”特別是以“海洋法”的名義侵犯和剝奪其他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背書。
第三，隨著“國際法”而發生的，乃是現代戰爭理論的變化。荷蘭、英國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間為爭奪“海權”而進行的戰爭，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爭奪“領土”的戰爭，而是在宗教戰爭(基督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面紗下進行的爭奪世界市場和貿易壟斷權的戰爭。這尤其意味著，現代海洋戰爭從根本上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陸地戰爭，這里的核心是：海戰具有典型的“游擊戰爭”的高度機動特點，即以環境(海洋)為依托，采用先發制人、封鎖、騷擾、制裁和突襲式的“海盜方式”，以小型的、民間的武裝采取行動，不以奪取對方領土為目標，而只是以奪取敵方實際財富、奪取市場利益、封鎖和壟斷海洋貿易商道為目標。
由于海洋戰爭具有高度機動、靈活的特點，所以，從戰爭模式變遷的視野看，大兵團陸地作戰的方式并不能適應和有效應對海洋戰爭體制，而英國所采用的具有現代游擊戰爭特征的海戰的上述有效性，在掀開中國近代歷史第一頁的鴉片戰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在魏源看來，清王朝放棄了林則徐武裝沿海漁民、蛋戶對抗英軍的方式，而是從西北調集大規模陸軍兵團奔襲英軍，這是鴉片戰爭戰敗的主要原因。現代歷史學家胡繩在分析鴉片戰爭英國的戰略戰術時，不是把清帝國的戰敗歸結為英國的船堅炮利，而是歸結為英國所采用的新型的、海洋游擊戰爭的方式，這就是繼承了魏源在《圣武記》中對海戰與陸戰兩種不同戰爭模式之差異的精彩分析。
施密特指出，使得中西力量對比發生逆轉的，說到底就是毛澤東的游擊戰爭理論和土地革命理論，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將陸地戰爭的機動靈活發揮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而土地革命理論則把廣袤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農民最有效地組織起來，從而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是從這個意義上，施密特指出：毛澤東的偉大，在于他開天辟地地制定了“大地法”。毛澤東并不僅是像列寧那樣，用中心—外圍的世界視野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關系”，毛澤東更以“弱國可以打敗強國”、“中國一定可以趕上和超過美國”的革命，倒轉了五百年來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地緣政治結構。
然而毛澤東深知，數千年的積習，五百年“西風壓倒東風”的歷史，絕不可能因為一個人、一場革命而最終改變，而且這場革命空前艱巨復雜，并必然包含著諸多失誤、挫折和災難，但正是因為毛澤東面對失敗的不屈不撓，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漫長的革命”已經真正開始并不可逆轉。
毛澤東當然希望，自己青年時代“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愿能夠在他身后得以繼續，因此，他寄希望于造就“一代新人”。1965年，在一首叫做《七律·洪都》的詩中，他曾豪情萬丈地寫道：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擊楫至今傳。
聞雞久聽南天雨，立馬曾揮北地鞭。
鬢雪飛來成廢料，彩云長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處處鮮。
今天看來，毛澤東的事業是否已經失敗，這是任何人都不敢輕易斷言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蘇聯瓦解之后，中國的紅旗依然沒有倒下，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毛澤東造就“一代新人”的期盼沒有完全落空，即“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受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和培養。因此，如果這些中國人沒有徹底失敗，毛澤東就沒有真正失敗;如果新一代年輕人能夠在失敗中善于總結歷史并堅持斗爭，毛澤東的事業就依然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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