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本來是一個傳統的哲學范疇的命題。把“普世價值”命題引入政治領域，是和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兩種思想斗爭此消彼長密切聯系的。盡管在不同歷史時期，這兩種思想和兩種政治制度圍繞“普世價值”爭論的指稱不同，但爭論的實質內容是相近或相似的。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不久，圍繞著如何看待和建設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問題，列寧就與考茨基等人就“一般民主”、“純粹民主”等觀點進行過激烈的爭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新思維”，就有“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等主張，最終政權被葬送。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經濟全球化趨勢進一步加強，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力圖把西方民主作為“普世價值”，作為向外輸出價值觀和干涉別國內政的 理論依據。一些西方學者也加以配合，提出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全球取得了最終勝利，宣稱“意識形態”終結，認為西方政治確立的民主思想和民 主制度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普遍認同的“普世價值”。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也存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新問題、新矛盾。 中國的民主政治究竟如何總結經驗、如何進一步發展前進，不同的人從各自的利益出發提出了不同的主張和訴求。是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還是遵循所謂的“普 世價值”的標準和方法，成為爭論的焦點。尤其是2008年以后，“普世價值”論與“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論等圍繞中國政治理念、政治制度進行了多種闡述。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明白民主究竟是否具有“普世價值”、“普世價值”論究竟主張什么。

　　國內兩種主要觀點

　　當前，國內關于民主是否具有“普世價值”的觀點，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兩類：

　　一類認為民主具有“普世價值”，實踐中就是要走西方民主之路，實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具體而言，這類觀點認為，“包括民主在內的‘人權’、‘自由’等是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說明它們在這個地球上具有普世性，是一種普世價值。 “民主就是民主，既不需像過去那樣劃分階級，也未必需要像今天這樣特別強調民族或國別。”在當代世界，民主沒有東方西方之分、階級之分，只有真假之分、多 少之分、有無之分。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其現實表現是英美式民主。英美民主是人類唯一優秀的政治文明成果。

　　持這類觀點的人認為，“民主就意味著政黨輪替，民主就意味著領導權的開放競爭。”中國如果撇開普世民主、拒絕英美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謂“協商 民主”，“就是用‘中國特殊論’抵制民主進中國。”他們進而認為，“中國當前價值觀落后的實質就是不能認同普遍人類價值。”“與普世價值為敵就是與自己為 敵”，“拒絕普世價值，如同自拒人類”。如果“否定普世價值，拒絕民主自由，實質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義性質，否定民主革命”。

　　另一類觀點承認相對的“普世價值”，反對把西方民主制度作為唯一的政治模式。

　　這類觀點認為，沒有絕對的普世價值，只有相對的“普世價值”。那種所謂的適用于所有人、所有時間、所有地點，不以任何條件為轉移的、必然性的 “普世價值”，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普世價值只能是一種有限度的價值統一。”西方國家對“普世價值”作出了貢獻，如民主、自由、人權等，中國也有自己的貢 獻，如“仁愛”、“和諧”等。換句話說，“普世價值”的標準不應該是具體哪個國家規定的。所以，我們應該警惕，“西方在承認普世價值存在的同時，也想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推行這種所謂的‘普世價值’。”

　　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辨析

　　如何看待民主具有“普世價值”的觀點，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

　　總體上，“普世價值”是在理念上把某些國家、民族的價值或某些國家、民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價值當作人類普遍永恒的價值追求，具有明顯的先驗論色彩，是一個歷史唯心主義的命題。它相信存在著超越時空的、普遍而永恒的價值體系或制度規范。從歷史發展來看，“普世價值”論是帶有強烈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特征的思想，是西方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征之一。

　　其一，在方法論上，認為民主具有“普世價值”，割裂了民主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割裂的是事物的一般性和個別性、普遍性與特殊性。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辯證統一，沒有脫離特殊性的一般性，也沒有脫離一般性的特殊性。主張民主具有“普世價值”，只看到了民主的一般性，并且把一般性抽象出來，認為一般性和普遍性是民主的全部和實質，從而陷入了形而上的認識論陷阱。

　　這就是說，主張民主具有“普世價值”的錯誤在于，把民主的一般性與特殊性割裂、對立起來，認為存在著脫離特殊性的、脫離具體歷史發展的民主的一 般性。作為與“獨裁”、“專制”相對立的政治主張和制度，民主承認廣大人民群眾平等享有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是國家的主人，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獨斷國家 政權，這是共性。然而，人類不同的發展階段，對于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不論民主的表現形式還是民主的實際內涵并不一樣。我們承認，民主思想在資產階級反抗封建專制的過程中曾經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階級性始終是民主的主要屬性。“普世價值”論只講民主的共性，不講民主的特殊性，不講它們之間的辯證關系，說 明了這類觀點的局限性。

　　于此，馬克思主義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馬克思曾指出：“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復，它就是一個 合理的抽象。不過，這個一般，或者說，經過比較而抽出來的共同點，本身就是有許多組成部分的、分為不同規定的東西。其中有些屬于一切時代，另一些是幾個時 代共有的”。“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為有了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 部智慧，就在于忘記這種差別。”這是看待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科學的方法。按照這種方法，我們可以看出，民主具有一般性，這個一般就是把不同類型的民主的共同 點抽象出來，如民主都有選舉、監督等一樣。但是，即使這些民主的一般本身也是有許多組成部分的、分為不同規定的東西，如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等。因此，古希臘的民主不同于資產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不同于無產階級的民主，構成民主發展的恰恰是這些不同于民主一般性的民主的差異性。

　　其二，認為民主具有“普世價值”的觀點，往往脫離各國實踐談抽象的價值，忽視了民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忽視了不同民主、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階段上的不同。對歷史上各種具體的民主制度的共同性進行科學抽象，形成民主的一般性，是人們把握這種政治制度的科學方法，但這并不是一個價值判斷。這種抽象便于我們整體認識歷史上形成的不同形式的民主的本質，便于把民主制度與其他政治制度相區別。然而，我們不能因此把民主看作脫離各國歷史實踐的抽象價值。 相反，只能把民主放在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放在具體的社會生產關系中，認真考察各種類型民主的差異性。只有這樣，才能科學認識不同歷史時期的民主、不同類 型的民主及其功能。就觀念形態而言，無論民主以什么樣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這一“民主”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而這種條件本身 又以歷史為前提，因此，從來沒有什么“普世”的民主觀或民主制度。

　　其三，認為民主具有“普世價值”的觀點，具有“先驗論”特點。它是從一個先驗的永恒不變的原則出發分析現實世界，具有歷史唯心主義的主要特征。 相反，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原則不是分析事物的出發點，而恰恰是分析事物的結果。認為民主具有“普世價值”的觀點認為人類有一個先驗的價值，用先驗的原則、 價值來分析、衡量現實世界，分析各國政治制度。“人性論”往往是一些人用來論證“普世價值”存在的理論依據。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而不是從現實的生產關系 出發，企圖得出不同國家和民族都適用的具體政治道路和政治制度，顯然是荒謬的。即便在西方，這種思想也受到越來越多學者和民眾的批評和質疑。

　　審慎對待民主具有“普世價值”觀點

　　民主是否具有“普世價值”作為一個學術命題，不妨研究。然而，如果把它作為國家政治發展的指導思想，結果只會把中國引向西方政治發展道路。

　　從歷史發展角度看，“普世價值”是西方觀念史發展的產物，帶有濃厚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特征，被西方自由主義所繼承和不斷闡發。“普世價值”理論本 身也很龐雜，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理論家強調的內容和重點不盡相同，沒有統一的認識。認為民主具有“普世價值”的各種主張本身，往往也是相互沖突、不能自洽 的，本身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理論。

　　近代以來，“普世價值”論經常被西方統治者利用，成為對外輸出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主要工具。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就指 出：“普世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是19世紀以來西方為擴大對非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統治作辯護的理論。在這個意義上，“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 會的意識形態”。這一語道破了西方社會鼓吹“普世價值”的真實意圖。

　　國內一些人極力鼓吹“普世價值”，其意圖也在于認識到了此理論的上述功能。他們提出民主具有“普世價值”的主張往往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因為 “普世價值”不講界限、不講差異、不講情境、不講條件，只講抽象的普遍原則，極易導致教條主義和政治極端主義。用這種理論衡量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自覺不 自覺地把西方民主當作自然規律一樣塞進中國，產生“洋教條”。當中國的民主發展同這種“普世價值”主張不一致時，他們不是認為關于“普世價值”的理念存在 問題，而是認為中國的民主實踐有問題;當中國決心不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兩院制，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之 路時，就抱怨中國的民主實踐沒有按照他們的理論來進行，要求中國的政治實踐生硬地去適應他們的理論。用這種理論指導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必然使中國走上西方 民主道路，達到一些敵對勢力“西化”中國的目的。

　　跳出“普世價值”誤區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也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在成立之始，中國共產黨就把領導全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爭得民主作為自己的歷史 使命;在全國執政后，中國共產黨引領全國各族人民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民主政治制度，為中國民主發展提供了制度基礎;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提出“沒有 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把民主建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可否認，我國還存在一些政治制度不完善，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要求、人民當家作主、民主參與愿望不相適應的地方。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要在堅持 完善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礎上，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不斷推進政 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各項制度和機制、程序，使我國政治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的要求，使人民當家作主得到更好的落實和體現。

　　總之，我們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人權。當然，我們一定要借鑒人類社會包括西方國家在發展民主政治上的一些有益做法，但決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我們在宣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時候，一定要跳出“普世價值”的誤區，如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的：“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分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而反對用西方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作為衡量、評價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標準和尺度。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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