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應邀訪問中國，先后在一些研究機構和高校作講演和進行座談。在這期間以及前后其他一些場合中，他對中國發展道路講了一些好話，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贊賞。于是，人們似乎看到，他已不再是那個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發言人，不再是那個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共產主義已經死亡的著名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書的作者，不再是那個一貫敵視中國的西方右翼思想家。實際上，我們對其思想作全面的分析便會發現，其研究和評說中國發展道路的根本意圖在于，力圖扭轉中國模式的前進航向，使中國的發展道路向資本主義靠攏。他企圖借助研究的成果，一方面通過對中國“說教”，說服中國人扭轉當今的前進方向，在他的思想導引下自覺地改旗易幟;另一方面通過向美國“獻策”，幫助美國政要認清掌控中國發展道路趨向的重要性。福山之所以要著力研究中國道路，之所以要論證中國道路是不值得效仿和不可持續的，之所以要對中國道路提出激烈的批評，就是為了在中國真正強大起來之前更主動地把中國“接納”進“西方資本主義的大家庭”，讓中國淪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附庸。
中國的經濟體制變了，政治體制必然選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
蘇東劇變和冷戰結束后，福山拋出了共產主義已經失敗的“歷史終結論”。可是，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給世界帶來了新的氣象，證明人類歷史并未以西方自由民主為進化的終點。由此，近年來福山始終致力于“用一個特殊的方式來看待中國”，即“重要的是我們要具體思考，什么方面的中國特色是我們要保留的，什么方面又是要融入世界潮流的，把這兩點結合起來，才能與世界和平共處”。不難發現，福山這種“特殊方式”的研究理路背后的政治動機是明確的，就是要中國扭轉當下的發展航向。
福山在北京的一次演講結束時講了這么一段富有煽動性的話：“隨著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就需要面對中國在政治上將起什么樣的作用去發展、去參與這種建設性的國際機制，從而促進國際間的合作與發展。所以，關于這個問題，我沒有這樣的智慧來提供答案，我想以提問的方式結束我的演講。”在此，福山的“提問方式”，無疑指向的是中國道路究竟走向何處，中國下一步究竟如何發展。盡管這表面上是他對中國道路研究的所有論述中“自謙”式的學術提問，要中國聽眾就此做出思考，但實際上這是有著明確的立場和觀點的政治設問，旨在讓中國聽眾接受他的觀點。
福山對在場的學者明確地說，中國必須改變目前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必須改變目前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他看來，這種判斷的充分依據是：中國的經濟體制已經改變了，政治體制也須隨之改變。“我想問的是，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富裕，社會變得越來越復雜，你是否看到了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經濟體制中的開放是否也將擴展到政治體制當中?”那么，中國究竟向哪一方向改變?他這樣說道：“人類進程是否具有一種方向性，如果是，這個方向是什么?很多年來，馬克思給出的答案是，我們的發展方向是共產主義。時至今日，我認為很少還有人堅信這樣的‘烏托邦’。我認為，在民主和市場經濟之外，任何新社會模式將代表下一階段還不明了。”他的意思是，馬克思所指出的共產主義道路中國不能再走了，因為共產主義只是個烏托邦，現在已很少有人相信了，中國正確的選擇是向“民主和市場經濟”，即向西方資本主義靠攏，除了這條道路別無選擇。
福山在這次演講中強調，中國在巨大的經濟增長后，必然會產生民主的訴求，從而必然會建立起如西方那樣的政治體制。他說：“真正的問題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富裕，人們對民主責任是否會產生更高更多的要求。我認為這種更多更高的需求是一定會出現的。”他具體分析了造成這一結果的四種因素：一是教育，人們有越來越強的愿望接受更好的教育，會越來越少地認為政府對于很多事情的判斷永遠是對的;二是中產階級的增長，一旦進入中產階級的地位和狀態，人們就會要求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保護他們的生活水平;三是人們對善治和清正廉潔的渴望;四是人們對平等、尊嚴和公正的要求的不斷提高。在他看來，這四種愿望的出現，表明建立西方式的民主體制已勢在必然。
在北京的另一次演講中，他進一步說明，希望中國建立的西方式民主體制，并不是由于這種體制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性，而是這種體制確實符合國家利益。他說：“放眼未來，我認為民主與法治將仍然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我這樣講并不是因為我認為民主與法治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性，而是因為我認為，這些制度之所以被采納，正是因為它們最終促進了采納其制度的國家的利益的發展。如果中國更多地采納民主和法治，我想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中國采納民主與法治的原因只能是因為這些制度有利于中國的發展，而不會是因為這些制度的內在價值觀和理念。”
金融危機并不代表美國制度面臨危機？
面對美國爆發金融危機造成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懷疑，不愿意向它看齊，福山進行了如下理論辯護：“我想證實一下我的觀點，我確實認為資本主義的體制已經證實了自己的優越性。……成功的資本主義都是在一定的政治體制下運作的。……由于里根、布什政府等經濟保守主義的盛行，鐘擺可能向右的更多一點，往自由市場偏的更多一點，這就導致了華爾街泡沫破裂的問題。那么，現在就是想讓鐘擺往回擺一點，這實際上是一種體制內的調整，而不是體制的根本改變。”他的意思是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無法否定，現在美國等西方政府強化了國家調控，這并不是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的下一步，盡管可能國家調控的比例也比較大，但這并不妨礙它往資本主義道路上走。
他在接受《文匯報》訪談時說道：“金融危機改變的是某一特定的資本主義模式，即更加強調好的監管，尤其是要將不受監管的金融部門納入其中。這方面的確發生了變化。但是，資本主義本身同市場經濟、保護私人產權不完全相同;我至今認為，市場經濟、保護私人產權這些東西和危機前一樣仍舊是正確的。”在這里，他強調金融危機確實使資本主義改變了一些東西，但資本主義的核心內容是不會改變的，這些核心內容正是中國所應當效仿的。
歷史是否會以“現代自由民主和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告終？
福山在《歷史又重新開啟了嗎?》一文中強調：“十多年前，我提出了‘歷史的終結論’的論斷。所謂‘歷史的終結’，不是指歷史事件停滯不前，而是那種被理解為‘人類社會通過不同的政府形式不斷進化’的歷史以‘現代自由民主和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告終。盡管有‘9·11’以來的諸多事件，我仍然認為‘歷史的終結’的假說是成立的。以美國和其他發達民主國家為代表的現代性是全球政治的支配力量，體現西方自由與平等原則的制度仍會繼續在全世界推廣。”他在這里明言，盡管“9·11”事件以來世界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是他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中所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仍然是正確的，中國必然被裹挾到這一歷史潮流之中。為此，他在這篇文章中反復強調：“西方的制度就像科學方法一樣，雖然是在西方發現的，但是卻具有普適性。”“這一現代化的潛在邏輯表明，西方價值不只是西方基督教傳統的一個隨意的文化分支，確實也體現了一個更為世界性的過程。”
在題為《未來是誰的?》文章中，福山明確地說：“目前，至少在原則上，全球對于自由主義民主的合法性存在廣泛的共識。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話來說：‘盡管民主制度還不能普遍適用，也無法被普遍接受，但民主治理已經被世界輿論廣泛認同。’在那些已經達到物質足夠繁榮的國家，大多數公民會自認為歸屬于中產階級之列，這樣的國家廣泛地接納了民主治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高度發展與穩定民主之間存在內在聯系。”他認為，比較特殊的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他們拒絕自由主義民主發展，是由于他們“坐擁石油”。但對于中國的未來發展而言，這“不會成為一個替代方案”，中國早晚得走上西方資本主義這一道路。
在《政治體制新潮流?》一文中，福山那種迫切希望中國從速改變自己的政治制度的情緒更是溢于言表：“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希望中國在富起來的同時向民主轉型，而且希望中國在實力強大到足以構成戰略和政治威脅前經歷這一轉型。”為此，他告誡美國政府，只有把美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處理好，充分展現美國模式的優勢，才能產生足夠的吸引力及時地把中國吸引過來。但歷史必將證明，這只能是一場黃粱美夢。
西方資本主義體現了人類的“普世價值”？
福山用以論證中國模式必然向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根據，或者說，他用以說服中國人民必須改變目前的前進方向而應向西方資本主義看齊的主要理由，就是西方資本主義體現了人類的所謂“普世價值”。福山說“我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識形態”、“在民主和市場經濟之外，任何新社會模式將代表下一階段還不明了”、“現代民主是基督教對人類尊嚴闡述的一個世俗版本，基于它們所建立起來的制度也證實對非西方國家有作用且可實施”、“我確實相信和認為存在一種趨勢，即民主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增強的趨勢”、“民主究竟是一種普世價值，還是僅僅對西方國家具有文化特殊性。我認為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我確實認為資本主義的體制已經證實了自己的優越性”、“我至今認為，市場經濟、保護私人產權這些東西和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前一樣仍舊是正確的”、“以美國和其他發達民主國家為代表的現代性是全球政治的支配力量，體現西方自由與平等原則的制度仍會繼續在全世界推廣”、“西方的制度就像科學方法一樣，雖然是在西方發現的，但是卻具有普適性”、“西方價值不只是西方基督教傳統的一個隨意的文化分支，確實也體現了一個更為世界性的過程”、“至少在原則上，全球對于自由主義民主的合法性存在廣泛的共識”等等，這些都表明，福山對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信心十足，其自由主義的本質昭然若揭。
福山認為，只有資本主義才有自由、民主、法治、市場經濟等，所以，他所提出的“自由民主理念”、“民主與法治”、“現代民主”等，就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為理論和實踐模板的，實際上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贊揚和肯定。問題在于，如何說明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具有無限的優越性?我們發現，福山在這里用的還是曾經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書中使用過的老方法。福山在這本書中向人們傳遞了這樣一個所謂的“福音”：自由民主的理念已無可匹敵，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它即將成為全人類的制度。然而，這一著作出版后不久，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就揭露，福山的“福音”是安置在可疑的充滿悖論的根據之上。
德里達揭露福山采用了一種“奇怪辯護狀的整個論證方式”，即通過“頻道干擾”一方面把存在于資本主義自由世界中的“惡”、“殘酷無情的東西”千方百計地“懸置”起來，強調“這些經驗的事實的累積決不會改變人類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這一理想的方向”，另一方面又把“福音”從事實的層面轉移到理想的層面，即當他的“福音”明顯與現實大相抵觸、不能自圓其說之時，就把此“福音”說成是一種“起規范作用的、超歷史的理想”，也就是說并非已經實現而只是將要實現的“理想”。不言而喻，福山當年所使用的方法，與當今在中國的說教如出一轍，德里達淋漓盡致的剖析深刻揭露了這種手段的拙劣與荒謬!
如果說福山用以論證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具有無比優越性、中國的發展道路必須以此為楷模的主要手法是完全重復他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書中的老套套，倒也有些冤枉了他。福山在此提出了這樣一個論點：一個國家富裕起來了，它的政治制度必然應當是西方式的制度，即使它現在還不是，它也馬上會向這一方向改變。這一論點似乎是別出心裁、獨樹一幟的。
經濟發展了，國家富裕了，其政治制度就應當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這是一種什么邏輯?福山所制造出來的這種邏輯聯系，既沒有理論依據又經不起事實的檢驗。
在理論層面，德里達認為，“福山在這里將自由民主制度規定為一種實際存在的現實事物，而在那里則又將它規定為一種純粹的理想。這一事件時而是現實，時而又是現實的預兆”，“福山狼狽不堪地在兩種不可調和的話語之間猶豫不決，搖擺不定”。
而在實踐層面，如果把經濟發展理解成是一種生產力的提高，那么確實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必然需要相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與之相適應，但這種生產關系絕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筑。這是因為，不能籠統地說生活富裕，而必須要問主要是哪些人富裕。如果像美國那樣主要是少數金融寡頭和壟斷資產階級富裕，那么與這種富裕相適應的必然是美國目前的政治制度，正是這種政治制度首先確保了這部分人的富裕。但是，在經濟危機中成千上萬的人“向華爾街進軍”、“向華爾街抗議”說明，目前美國多數人并沒有像少數人那樣“公平地”過著富裕的生活，同時美國目前的政治制度并不能保證絕大多數人真正富裕起來。相反，如果所說的富裕是指“共同富裕”，是絕大多數而不是少數人的富裕，那么與這種富裕相適應的政治制度決不是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中國富裕起來了，中國努力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處于這種富裕生活中的中國人民決不允許如福山所說的那樣必然去追求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
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根本思想保證
福山研究和評說中國發展道路的過程，就是在做希望中國改旗易幟的“美夢”，本質上則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金融資本集團固守冷戰思維、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政治迷夢。應當說，福山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全部研究與評說的實質與用心是不加掩飾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問題在于，他的這番言論竟然在中國還有一定市場，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這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福山的夢囈提醒我們，西方資產階級政要和右翼理論家無時不在致力于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扭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航向，這說明在當今中國必須提高防范西方資產階級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的警惕性，強化意識形態工作是何等重要。
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背景下，中國之所以沒有走封閉僵化的老路、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之所以實現了社會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之所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和諧穩定發展巨大成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始終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始終堅持改革開放，在蘇東劇變后嚴峻的國際環境中走出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換來的。
中國道路的歷史實踐證明，歷史永遠不會終結，所終結的只能是那種關于歷史終結的陳舊觀念，以及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單線性發展”模式。由此，我們更加真切地領悟到，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須臾不可動搖，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是奮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的根本思想保證。與福山們的政治迷夢相對照，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廓清了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沒有任何一個夢想像“中國夢”那樣具有最大限度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而凝聚人心的偉力。對此，詹姆遜在回應“歷史終結論”時的分析是深刻的：“我們今天比馬克思或列寧的那個時代離這個目標(社會主義)要近得多。”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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