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應劍橋大學之邀，發表一年一度的馬歇爾講座，他利用這一機會系統地闡述了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的總結以及對華盛頓共識的反思。2009年，北大出版社把林的講座以《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為題出版了專集。這時，林已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有了很多到世界各地考察的機會。他發現，很多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中國在發展、改革中解決的問題相似，中國的經驗可以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但主流經濟學界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驗卻知之甚少，還有很多誤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又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解讀中國經》一書。2000年諾獎獲得者赫克曼評價說：“這本書向很多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的信條提出了挑戰，并解釋了在現實中照搬這些原理是如何對許多轉型國家造成災難性后果的。”
2009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概念。2012年，他又出版了《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一書，新結構經濟學正式以相對完整的理論形態出現在世人面前。
“新結構經濟學”新在何處？
林毅夫教授認為，他所創立的“新結構經濟學”，是整個發展經濟學中正在興起的第三波思潮。第一波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的“結構經濟學”。當時的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所以貧窮落后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先進的現代化資本密集型大產業，其原因則是市場失靈，依靠市場的自發力量，無法將資源配置到現代化的產業中。他們主張用進口替代的戰略，以政府主導，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現代化的資本、技術密集型大產業。但實踐的結果并不成功。
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經濟界反思結構主義政策的失敗，催生了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當時主流的看法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經濟發展緩慢是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對市場過多的干預導致資源錯配，尋租、腐敗橫行。因此，新自由主義主張以休克療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激進改革措施在內的“華盛頓共識”來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但全面推行“華盛頓共識”結果導致了更加嚴重的失敗，發展中國家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增長率普遍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機發生的頻率也高于前一個時期。有些經濟學家因此把推行華盛頓共識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稱為是發展中國家“遺失的二十年”。
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針對的就是這兩波的理論誤區。新結構經濟學有三個基本要素：首先，在經濟發展的任何特定階段，要素稟賦的結構是相對給定的。這一稟賦結構決定了其最優的產業結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市場基礎設施。其次，經濟發展不是簡單的窮和富兩個階段，而是分布在從低收入傳統農業經濟到高收入現代工業化經濟的連續頻譜之上。每一階段產業結構和基礎設施升級的目標，并不必然是發達國家現有的產業和基礎設施，而是由稟賦結構決定。第三，在每一個發展階段上，市場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業的行為不是社會最優的，政府在市場基礎設施改進方面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
很明顯，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并不是對“華盛頓共識”的絕對否定，而是對華盛頓共識的一種揚棄——兩者都承認市場價格是資源配置的基礎，但新結構經濟學比華盛頓共識更看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林毅夫認為發展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不同規模的產業積聚和升級，而這一過程中所需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信息的收集和升級初級階段企業所面臨的外部性，都必須由政府提供或者提供一定的補償。與舊結構經濟學不同的是，林毅夫認為這里的企業是符合比較優勢的，故而這里的補償不是對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無底洞式的無效投入，而是一種“助推火箭”式的幫助。
“新結構經濟學”的出現意味著什么？
關于新結構經濟學，我的看法是，新結構經濟學其實并不是特別“新”，而是想在原來的“結構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之間走一條中庸之道。事實上，自從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以來，關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一直是經濟學界關注的重點，這是“結構經濟學”產生的大背景。而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滯漲則使得經濟學界開始反思政府作用，理性預期革命引領宏觀經濟學回到了新古典主義的道路，關于經濟增長的政策主張變成了“華盛頓共識”里的自由開放和私有化。但山水輪流轉，2008年的金融危機又讓人們想起了政府的重要性，林毅夫在新結構經濟學中強調了政府的作用，正是希望在既有經濟模型中加入政府這一變量，從而引發經濟學的變革。
不過，盡管我認為不必過于高估“新結構經濟學”的學術價值，但我仍然認為，新結構經濟學的提出，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這很可能意味著經濟學界開始出現“中國學派”。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其實就是對中國晚近三十多年經濟發展和改革過程的描述與總結。比如不能偏離比較優勢太遠，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的改革。而中國各級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種種招商引資政策和基礎設施的投入，也正是新結構經濟學中關于政府介入的最佳詮釋。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之迅速，規模之宏大，對世界經濟影響之深刻，是任何現成的西方經濟學理論所不能解釋的，中國經濟未來的繼續發展，也是任何現成的西方經濟學理論所不能引領的，歷史和現實都要求必須要有經濟學的“中國學派”。如果說，當年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說”滿足了鼎盛時期的英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李斯特的“國家主義經濟學”滿足了趕超時期的德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那么目前蓄勢待發的“中國學派”，就應該既能夠合理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成就，又能夠領航未來中國的發展與改革。“中國學派”本身可以包容很多流派，觀點也不必完全一致，但有一點應該是共同的，那就是這一學派是以中國經驗作為主要的理論素材，目的是為了探尋最適合中國經濟發展道路。
在創立經濟學的中國學派的過程中，韓德強、左大培、楊帆等非主流經濟學“三劍客”，可以說是先驅者，他們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開始的對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持續批判，起到了為“中國學派”的誕生廓清道路的作用，而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是迄今為止經濟學的“中國學派”最完整的理論成果，也是“中國學派”的破冰之作。
創立經濟學的“中國學派”，是一次新的萬里長征，新結構經濟學的出現僅僅是個開始，期待更多的有志于中華民族復興的經濟學家加入到創立經濟學的“中國學派”的宏大工程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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