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普世價值”的爭論所體現的深層政治意蘊表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未松懈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它的本質目的是促使世界各國的社會制度趨同于資本主義制度。一些人鼓吹的西方“普世價值”根本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企圖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引入西方“民主化”陷阱。這種錯誤思潮對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文化軟實力建設中的統領作用，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和破壞，必須堅決抵制。
一、關于“普世價值”的相關研究
在目前國內學術界對“普世價值”的爭論中，有部分學者提出價值絕對論，認為存在時空上絕對永恒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人權和民主等理念就屬于這個范疇。大多數學者則認可“價值相對論”，認為不存在所謂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等理念都有階級性、歷史性、區域性，“不同種群、國家的利益需求千差萬別，根本不可能產生對誰都適用的‘普遍價值’”。還有一種折衷觀點，既反對簡單地把西方價值當作“普世價值”，又反對把中國特色與人類的“普遍價值”格格不入。
實際上，“普世價值”概念遮蔽了價值問題的復雜性,具有把人們對價值的認識導入誤區的作用。價值與真理的根本不同在于真理總是一元的，而價值常是多元的。主體之間的差異決定了價值的各異性、特殊性和多元化。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但人又是具體的、歷史的，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不可能有適用于一切時代和一切人的“普世價值”。把西方文明等同于“普世價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價值，這是把西方文明的特殊價值“普世化”了。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適用的、永恒的價值，西方鼓吹的“普世價值”本質上只是西方的價值觀。
在“普世價值”問題上，西方學者中以下幾種觀點很有影響。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鼓吹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后勝利，美國模式是“人類普世價值和最終統治形式”。另一位美國政治學者薩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認為，在新的世界中，沖突的根源主要將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冷戰后的主要國際沖突都來自不同文明或文化交接的斷層地帶。這一觀點強調沖突多樣化以及各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性。而且，他把中國所代表的儒教文明視為對西方文明的一種威脅。德國學者孔漢思則倡導“全球倫理”，即在各種文化之間“通約”，求得“普世價值”。孔漢思1990年提出的通過對話建立世界普遍倫理的設想，試圖在世界的多元沖突中尋求某種普遍的、可供沖突各方共同遵循的東西。
美國政府把“普世價值”作為其一直以來的對外戰略之一，奧巴馬執政后，認為比軍事實力甚至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實力，提出用“巧實力”實行美國的對外戰略，用美國的模式改造世界，包括人權、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美國2010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首度闡明現政府對美國安全利益的界定，即“安全、繁榮、普世價值、合作性的國際秩序”，其不可或缺的理念就是讓美國的文化、政策或價值觀念具有吸引力，使別的國家模仿、理解、認同美國在國際社會的主張，以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在國內和全世界尊重普世價值觀”作為一項重要的“美國的持久利益”。美國推行的“新帝國主義論”主張利用實力優勢，憑借軍事強力，用美國價值觀來改造世界，向其他國家輸出所謂的民主和自由，企圖建立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伊拉克戰爭和“拉美陷阱”就是美國推廣所謂“普世”的“現代社會價值和制度”所造成的惡劣后果。
二、“普世價值”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作用
美國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實際上是為其推行霸權主義尋找借口，最終目的是確立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通過對美國“普世價值”歷史淵源的梳理，尤其是其當前對外戰略中所實行的雙重標準，可以發現，美國所要實現的是“全球美國化”，而不是美國一直宣稱的所謂“全球民主化”。
1.美國確立“普世價值”戰略的歷史淵源。二戰以后，美國在國家博弈中，為了取得優勢，從自由貿易走向保護主義。隨著美國的逐步強大，為了尋求世界霸權，美國又由保護主義走向自由貿易。20世紀80年代，為了擴大已經取得的霸權，美國把“普世價值”作為思想武器，用來爭奪全球文化領導權，力圖把全球納入以其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完成推行全球化的戰略部署。冷戰結束以后，美國為了維護其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戰略框架，即維護安全、拓展經濟和推進民主同時推進。為適應這一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需要，人權進一步成為美國在全球推行民主戰略的重要工具之一。新保守主義者認為“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可以推廣到全球，強調意識形態在外交中的作用，試圖通過“民主化”進程來創建一個“自由世界”。在小布什第一任期里，美國政府把推行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的戰略優先置于美國價值觀的普世性和優越性之上，開始強調不僅要通過美國的榜樣，而且關鍵是要通過美國的力量，來重新塑造國際秩序。“9·11”事件的發生令美國產生了強烈的威脅感，宣告主要依靠“硬實力”戰略的失敗，使得小布什在第二任期回歸到對“普世價值”等“軟實力”的重視，即通過在全球推廣美國民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推進民主改革，以減少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2008年奧巴馬執政后，采取的是通過建設更廣泛聯盟的方式，希望“通過榜樣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樣”來推進“普世價值”。
2.美國“普世價值”對外戰略的雙重標準。美國一方面把包裝起來的“普世價值”當作外交工具，無視當今世界多元價值觀并存的現實，篤信自己的價值觀可以凌駕于其他價值觀之上，不擇手段地向全球輸出其價值觀，以達到謀取本國私利和成為全球霸主的目的。更加惡劣的是，美國經常采用雙重標準，用“普世價值”打壓戰略競爭對手來維護本國的私利。比如，在面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政治動蕩時，美國對利比亞、敘利亞和對巴林、也門采取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當利比亞、敘利亞爆發國內沖突時，美國不僅幫助反對派提供各種武器裝備，還鼓動其他西方國家對利比亞、敘利亞發動直接打擊，這種親自上陣的模式已經不止一次在世界上演，其背后的動因無非是美國的全球戰略，顯然不是用“普世價值”的理念能解釋的。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巴林爆發反政府示威活動后，美國雖然暫時停止了對其軍售，但時隔一年就重新恢復了對巴林的武器出售。雖然美國一再表示，所售武器是幫助巴林政府提高對外防御能力，而不是用于控制民眾，但事實上，巴林是美國第五艦隊基地所在地，對于美國的戰略地位極其重要，這才是美國恢復軍售的根本原因。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也門，當統治也門長達三十多年的總統薩利赫四面楚歌之時，美國并沒有打出“普世價值”這張牌，反而表現得格外謹慎，甚至有些猶豫不決。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也門作為美國的反恐前線，多年來美國政府對薩利赫一直持支持態度，這才是決定美國行為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美國在中東的各種行為，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維護自己在中東的利益。
3.美國“普世價值”對外戰略中的人權攻勢。近年來，美國不斷發布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報告，并借此向中國施加壓力，其目的無非是為推廣“普世價值”對外戰略打開局面。針對美國發布人權報告對中國社會產生的負面作用，中國政府也開始一改往日沉默的態度，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應對，其中最為有效的措施就是發布美國人權方面的報告，以此來深刻揭露美國的別有用心。針對2011年4月8日美國發表的《2010年國別人權報告》對我國人權狀況的指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年4月10日發表《2010年美國的人權紀錄》，其中所列舉的一系列事實表明，美國自身的人權紀錄十分糟糕，沒有資格冒充世界“人權法官”。中國發布的《2012年美國的人權記錄》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在生命與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經濟和社會權利、種族歧視、婦女和兒童權益、侵犯他國人權等六個方面，均存在著嚴重的人權問題。其中所列舉的美國持槍犯罪威脅公民安全、監聽公民通信、拍攝并播放侮辱伊斯蘭教電影等事實，使世人對美國人權狀況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顯然，美國無視自身存在的嚴重人權問題，卻熱衷于推行所謂“人權外交”，這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和“普世價值”問題上實行雙重標準的偽善面目，以及借口人權和“普世價值”推行霸權主義的不良圖謀，將人權作為丑化別國形象和謀取自己戰略利益的政治工具的實質。
4.美國“普世價值”對外戰略的階級功用。在當今世界依然存在階級對立與國家利益至上的情況下，“普世價值”根本不具備“普遍的現實性”。馬克思曾指出，任何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當前資產階級仍是國際社會的統治階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也是為資產階級利益與需要服務的，而這些冠冕堂皇的口號只能成為大國侵犯小國、強國欺壓弱國的借口。美國為了對全球進行思想和政治滲透，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等幌子，組織所謂“持不同政見者”搞街頭政治，通過“顏色革命”推翻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政權，甚至打著推廣“普世價值”的幌子直接通過武力來達到目的。這就是“普世價值”的功用。冷戰之后，美國在烏克蘭、格魯吉亞等中亞國家策動“顏色革命”，并以武力為其大中東計劃掃平道路，借口人權問題、民主問題、西藏問題干涉我國內政。這些事實證明，脫離實際、抽象地談論“普世價值”是沒有意義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平等、博愛等抽象的價值理念只有與特定的國家和民族等主體相結合，通過具體的實現方式，才能真正產生具體的價值。
三、美國推廣“普世價值”的途徑
當前，美國采取“軟實力”的方式把推廣“普世價值”納入其全球戰略，使“普世價值”的推廣成為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主要表現形式和自由主義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1.從全球化到美國化。全球化，意味著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實際上就是世界統一大市場逐漸形成的過程。在美國看來，在具有中心與邊緣權力結構的全球化時代，獲得話語霸權的國家才能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居于主導地位，成為規則的制定者，并為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廣提供便利條件，最終實現政治全球化。因此，美國在繼續強化軍事、經濟競爭的前提下，又把意識形態、文化以至核心價值觀的競爭提到了重要的戰略高度，全球化在“普世價值”的掩蓋下很大程度美國化了。從經濟一體化到文化同質化再到政治“民主”化，這正是美國所謂“全球現代化”的途徑。
2.以硬實力為后盾，以“軟實力”為手段。美國為了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通過強大的物質和軍事保障，在“普世價值”的旗幟下推廣自由主義和美式民主，迫使各國采用美國式的民主制度，這是美國重要的“軟實力”。美國擁有傳播“普世價值”的物質基礎保障，包括語言、有線電視網絡、計算機互聯網、對所支持國家的經濟援助等。有了這些基本實力的保障，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就可以通過開展強勢文化戰來傳播“普世價值”，具體推行途徑有：利用現代傳媒進行長期的、全球規模的廣播宣傳，宣傳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通過非政府組織、民間基金會的推廣，以文化交流為掩飾進行文化滲透;通過國際貿易中對文化商品的輸出，并通過全球貿易的文化“配售”傳播美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通過有線電視網和計算機互聯網建立全球各種媒體網絡，進行媒體外交;通過大眾消費文化進行公共傳播等政治社會化渠道，對外推行其民主制度和政治價值。
四、美國推廣“普世價值”的實質
近年來，美國依靠其所推廣的“普世價值”，屢次在對外政策中獲得主動，并以此向其他國家施加壓力，“普世價值”已經成為美國政府在全球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利器”。美國推廣“普世價值”的實質，并不在于“普世價值”本身，更多的情況下，是把這種意識形態當作一種標準，對世界其他國家加以衡量，并且作為一種工具，甚至是手段，用于強力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1.推廣“普世價值”是美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獨占話語霸權的表現。西方文明在人類現代文明成果中正處于主導優勢甚至處于強勢支配地位，所以在政治上乃至全球政治發展問題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張與聲音占了主流，導致在“普世價值”的爭論中表現為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發展道路上有著不同的理解、認同和實踐向度。美國堅持把自己的主流意識形態標榜為“普世價值”向全球推廣，“普世價值”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核心，無視文化具有多樣性，價值具有歷史性和階級性，讓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上，為美國無視民族國家主權及在全球實施霸權提供理論辯護。這種追求自身國家戰略利益的霸權行為，卻被冠以維護國際正義的行為。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政黨制度的多黨制、三權分立的政體形式和領導人的普選制才算是民主，而實際上，代議制只是實現民主的方式之一，如果把代議制與民主劃等號，就等于把民主模式之一的美式民主等同于全部的民主，這是用具體取代一般。這既混淆了視聽，更容易讓人們對民主的認識片面化，即在討論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時，只考慮社會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識形態的民主問題，并未把國家或社會的民主觀念問題、人們的民主行為與作風問題、國家賦予民眾的民主權利問題全面地納入討論范圍，其結果只能是以偏概全。在美國所提倡的“普世價值”的背后，隱藏的是維護階級利益的狹隘心態。美國宣揚“普世價值”的用心，并不是在乎“民主、自由、人權”本身，它在乎的只是“民主、自由、人權”背后的美式政治制度。
2.“普世價值”是美國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工具。“普世價值”是美國文化“傲慢與偏見”的最新版本。美國把自己的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加以推廣，把非本國文化看作是“普世價值”的對立面，極易導致極端民族主義的泛濫。首先，美國鼓吹“普世價值”是為了壓制戰略競爭對手制造輿論氛圍，然后通過輸出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對它所不認同的文明和價值觀進行打壓，并輔以武力打擊、政治顛覆、外交封鎖、經濟制裁等手段來推進它的“普世價值”。其做法并不是讓其他國家順利走上經濟社會發展的康莊大道，而是要削弱這些國家最高權力體系的主導能力，以強化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控制。由美國在全球推廣民主化進程的實踐，可以看出，作為美國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戰略工具，“普世價值”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效，表現為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將其霸權行徑美化為維護人類正義的行為、削弱它所針對國家的最高權力主導能力、通過“顏色革命”扶植傀儡上臺等方面。
3.宣揚“普世價值”是美國為推翻包括我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手段。美國針對中國推銷“普世價值”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引入資本主義的既有軌道，對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進行顛覆，終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體系。這也是當前西方敵對勢力利用意識形態價值觀對我國進行滲透，實施西化分化圖謀的集中表現。蘇東劇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教訓。戈爾巴喬夫拋棄了蘇共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為并不存在的“高于一切”的“全人類共同利益”搖旗吶喊，解除了蘇共的思想武裝，迎合了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在其頌揚的所謂“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指導下，蘇聯逐漸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放棄了蘇共的領導，最終走上了一條亡黨亡國的不歸路。
我們要揭露西方宣揚“普世價值”的政治用心，這與我們要充分肯定人類文明進步的積極成果，通過國際合作和文化交流達成一定范圍的價值共識，并不矛盾。
(作者：遼寧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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