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貧困或者貧富分化，是個千古難題。我們之所以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今天仍無法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只是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存在著一個尚未被充分揭露的基礎性錯誤：它的稀缺性假設是根本不合實際的。這個錯誤完全掩蓋了生產過剩的真相。只有回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正確基礎上，從與稀缺性假設針鋒相對的雙約束假設出發，才能合乎邏輯地推出“生產過剩→失業→貧困”因果關系鏈，把千古難題還原為簡單問題。
關鍵詞：貧困 稀缺性假設 雙約束假設 生產過剩
一、現實的困境
從2011年9月開始，“占領華爾街”的抗議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席卷全球。而在此前，法國和西班牙已經開始了類似的占領抗議，英國發生了倫敦的街頭騷亂。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分化擴大的現實使一大批年輕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滿挫折與不滿。這樣的狀況彰顯出一個冷峻的事實：貧困，這個人類社會的千古難題，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當代，仍未得到有效解決。對此，目前在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恐怕難辭其咎。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理想的市場經濟是一個能夠自動實現均衡的經濟體制，即所有物品和勞務都能按照市場價格自愿地以貨幣形式進行交換，有關各方都能從社會上可供利用的資源中獲取最大的利益。因此，貧困問題根本無法放入這樣“完美”的分析框架中進行討論，更遑論得到解決。對于這一點，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其實都很清楚。
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在其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承認：“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并不能答好這類倫理的和規范性的問題：我們的市場收入(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應該有多少份額轉移給貧困家庭。這是一個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問題。”[1]
又如，另一部著名經濟學教科書的作者、哈佛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2011年11月在遭到部分學生罷課抗議后，也對這些學生表示理解，說自己非常支持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但眼下，“我們還不知道最有效的辦法是什么”。[2]
隨著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在西方世界蔚然成風，在2012年1月底舉行的冬季達沃斯論壇(世界經濟論壇)的一次活動中，來自華爾街的著名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也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對經濟學無法解釋貧富差距問題表示了遺憾，承認“我們善于創造一系列單位來衡量貧富差距的程度，但卻沒有一套理論或是分析方法，來解釋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3]
以上情形充分說明：對于貧富分化這一千古難題，直到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都無法解釋問題的成因，更無法拿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因此，我們只有另辟蹊徑，從根本上改變尋找解決方案的方向，才有可能在人的平等、尊嚴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建立一種能夠徹底解決問題的、比資本主義更優越的新制度。
要改變尋找解決方案的方向，可能意味著要顛覆傳統的、主流的理論框架。在這方面，中國經濟學界有著某種獨特的優越性，因為我們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框架：一種是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中國逐漸扎下根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種是改革開放后引進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但這種優越性也是一柄雙刃劍，在西方主流經濟學面對問題明顯無力招架的今天，如果志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無法拿出針對現實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案，那么中國經濟學界的羞辱將更甚于外國同行，況且現實已經令我們十分難堪了。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援引的貧富分布數據，在美國，頂層20%的平均收入是底層20%的8.4倍;英國為7.2倍;德國為4.3倍;而在中國，這一數字高達12.2倍![4]也就是說，在貧富分化問題上，中國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
然而希望之光已經出現。程恩富教授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2007年提出了一個“資源和需要雙約束假設”。[5]本文將論證，從這一假設出發，我們就可以推翻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為解決貧困、失業等經濟難題開辟新的理論空間。
二、基本假設上的較量
自從歐幾里得在其名著《幾何原本》中構建出一個近乎完美的邏輯體系以來，學術界逐漸形成一個共識：任何借助邏輯推理建立的理論體系都必須以一組基本假設(公理)為基礎，在這個體系中，除基本假設以外的每一個結論都可用基本假設通過形式邏輯推導出來，但基本假設本身是不證自明的。基本假設是一個理論體系所涉領域中無數實踐經驗的總結，不能在過去和現在的經驗中找到反例。如果在未來的經驗中出現反例，整個理論體系將被證偽。例如愛因斯坦提出的狹義相對論，其中一個基本假設是“光速是宇宙中的最高速度”，如果將來發現了比光速更高的速度，這個理論的根基就動搖了。
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看上去似乎是一個非常數學化的理論體系，但只要我們以公理化邏輯體系的基本要求去衡量，馬上就會露出許多破綻。例如已有很多文獻說明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在現實世界中的反例俯拾即是。本文要說的是，它的另一個基本假設(稀缺性假設)中的問題其實更為致命。
稀缺性假設是說，我們只有有限的資源，卻要滿足無限的欲望。這種說法似乎與我們的生活經驗相符，以至于有的經濟學教科書能夠底氣十足地反問：“一個簡單的智力實驗可以證明這點：假如所有社會成員都被要求開出他們在無限收入下所想購買的物品和服務的清單，你認為這些清單還會有結尾嗎?”[6]由稀缺性假設揭示的“有限的資源-無限的欲望”這一對無法回避的矛盾，決定了整個社會的生產和消費的模式只能是一種“有限-無限”的模式。這個模式的含義就是，我們這個社會只能生產出有限的消費品(包括服務，下同)，但人們想要占有和消費的消費品卻是無限的。
這樣的稀缺性假設，以及在這個假設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學，目前仍在全世界大學的經濟學課堂上作為主流知識傳授著，很少有人能看出這種主流知識中其實包含著一個很低級的思維誤區。
揭示這個誤區只需捅破一層紙：“資源”是屬于客觀范疇的事物，而“欲望”則屬于主觀范疇。如此一來，思維誤區的破綻就很明顯了：屬于對立范疇的事物怎么能直接比較呢？知道只有同質的事物相比較才有意義，這是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學術訓練的學者們應有的基本素質。至于西方主流經濟學，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在基礎上就埋藏著邏輯混亂，所以毫不奇怪，接下來的許多荒謬觀點——例如認為不同商品的效用是可以比較的——居然也被主流學者糊里糊涂地笑納了。
只有在同質的基礎上進行比較，我們才有可能正確地反映客觀現實。例如在生產和消費方面，如果兩邊都限定在主觀范疇，用生產欲望與消費欲望相比，我們就會看到，其實人們的生產欲望也是無限的。大躍進年代的大煉鋼鐵和放高產衛星，正是這種無限生產欲望的反映。生產和消費的欲望都是無限的，哪有什么稀缺性?
接下來的問題是，假如把生產和消費兩方面都限制在客觀范疇進行比較，結果是什么?因為“能力”這個范疇是客觀的，我們就用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進行比較。有限的資源決定了生產能力必然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的問題是，人的消費能力能不能無限擴張?下面我們就來解決這個問題。
由常識可知，消費能力的擴張有三大制約因素：生理約束、時間約束和預算（收入）約束。
生理約束最容易理解，正如中國古代的一句格言所說的“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廣廈千間，夜眠八尺”，對任何一種消費品而言，消費過程中的生理約束都是顯而易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效用遞減原理也是以承認消費中的生理約束為前提的。就是說，由于存在生理約束，人們對每一種消費品的消費能力都是有限的。那么，我們是否有能力消費無限多種消費品?我們可以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已經掌握的正確知識來回答這個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早已注意到，消費活動與生產活動一樣，都是需要耗費時間的。[7]但西方主流經濟學界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事實的理論含義。
薩繆爾森、諾德豪斯合著的著名教科書《經濟學》，在談到時間的替代(trade-off)問題時，這樣說道：“以時間的稀缺性這一重要事實為例，人們可用于從事不同活動的時間是有限的。”[8]兩位作者同樣沒有意識到，這個重要事實足以顛覆主流經濟學的根基。
由貝克爾的觀點，任何消費品的消費過程都需要耗費一定時間;由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的觀點，人們從事消費活動的時間是有限的。于是，合乎邏輯的結論只有一個：人們不可能消費無限多種消費品，即消費能力有一個不可逾越的時間約束。
因此，在消費能力面臨的三大約束中，生理約束和時間約束是硬約束，其自然規定性決定了這兩種約束是無法通過主觀意志或制度變革從根本上突破的。預算約束其實是一種制度性約束。在貧富分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預算約束是現實中普遍存在的貧困和消費不足現象的直接原因，但不是限制消費能力無限擴張的硬約束。即使每個人都有無限的收入，或者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都擺脫了預算約束，由于前兩個硬約束的存在，消費能力仍然是有限的。
至此，我們完全證明了“消費能力不可能無限擴張”這個命題。或者說，我們通過“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這對客觀范疇的比較，發現真實世界的生產與消費的模式是“有限－有限”，而不是由稀缺性假設推導出來的“有限－無限”。
在我國過去的經濟實踐中，大躍進時期曾出現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的錯誤，根本原因在于當時人們混淆了主觀與客觀的界限，誤以為欲望有多大能力也會有多大。現在我們看到，西方主流經濟學從稀缺性假設到生產和消費的“有限-無限”模式，走的也是欲望有多大能力也會有多大的路子。大躍進時期的錯誤我們早已糾正，但西方主流經濟學同一檔次的低級錯誤至今仍未被充分認識。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主流經濟學家在這么長的時間里對如此低級的錯誤習焉不察?這可能是因為人們在認識客觀世界的時候，會經常遭遇誤導性干擾。上面我們已經嚴格論證了消費能力有限，但“無限欲望”論也不完全是捕風捉影。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確實有一種物品，人們不但有占有它的無限欲望，也有能力實現無限占有。這種物品就是貨幣。貨幣是一般等價物，不是具體的消費品，所以只能被占有而不能被消費。正是對貨幣的無限欲望，而不是對消費品的無限欲望，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驅動力，使得資本主義生產規模呈現無限擴張的趨勢。也正是生產規模無限擴張的趨勢與有限消費能力的矛盾，最終使得經濟危機不可避免。這本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基本常識。對貨幣的欲望與對一般消費品的欲望，二者雖有本質區別，但也容易混淆，學者們一不留神就會掉進稀缺性假設的思維誤區而不能自拔。
繞開誤區就能看得很清楚，現實中生產與消費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設臆造出來的“有限-無限”，而是“有限-有限”。換句話說，建立在不合實際的稀缺性假設基礎上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其實只是一種與現實世界隔膜很深的學問，它研究的基本上都是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東西。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也有類似的發現：“看不見的手之所以看不見，是因為這只手并不存在。現在很少有人會認為，銀行經理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時，也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福祉。”[9]
脫離實際的學問必然是無用的學問，因此我們每天都能在財經媒體的報道中看到，西方主流經濟學不但對解決貧困這樣的千古難題無能為力，對迫在眉睫的經濟復蘇問題也同樣一籌莫展。
實際上，無論在什么社會發展階段，生產和消費的真實模式都只能是“有限-有限”。這本來不是什么復雜問題，而只是個常識問題。這個常識就是：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論是生產能力還是消費能力，都是有限的。另一個常識是：在主觀對客觀的認識過程中，在探索真理的過程中，常常會出現謬誤。謬誤就是對客觀事物的歪曲的、錯誤的反映，是與真理相對立的一個范疇。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認識論中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讓西方主流經濟學對號入座。
揭露謬誤之后再看程恩富教授提出的“資源和需要雙約束假設”，才會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這個假設與稀缺性假設針鋒相對，指出在一定時期內資源和需要都是有約束的。顯然，這樣的假設在實踐中是找不到反例的，是真正符合實際的假設，正好可以作為生產和消費的“有限-有限”模式的邏輯前提。以這樣符合實際的基本假設為基礎建立的經濟學，才有可能成為一種有用的理論。
三、生產過剩→失業→貧困
前面說過，消費能力的生理、時間約束屬于具有自然規定性的硬約束，適用于所有社會經濟制度。預算約束則是一種制度性約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按曾在西方世界風起云涌的“占領運動”的說法就是“99%”——直接感受到的主要約束。貧富分化的現實，使得廣大人民群眾消費能力的擴張還遠未觸及生理、時間約束時就被預算約束束縛住了，生產能力的擴張還遠未觸及資源約束時就被消費能力束縛住了。其實這個問題馬克思早有論述：“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10]這個“絕對的消費能力”的界限就是由上述“硬約束”造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處可見的相對過剩現象——商品滯銷與消費不足共存——則是由制度性約束造成的。
如果不考慮在預算約束下極難擴張的消費能力，生產能力本可以通過采用更先進的技術和更有效率的生產組織方式輕易地實現大幅擴張。這種狀況，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出的“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擴大。”[11]就是說，在“有限-有限”模式基礎上進一步考察現代市場經濟，就會發現由于有擴張難易程度的明顯差別，經濟中一直存在生產能力大于消費能力的傾向。換言之，社會生產和消費的“有限-有限”模式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更為準確的實際呈現，是“大-小”模式。生產能力大于消費能力，二者的差距就是生產過剩。簡而言之就是：
生產能力>消費能力→生產過剩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生產技術不斷更新換代，生產組織的效率越來越高，生產能力大于消費能力不僅是經濟運行的常態，而且兩者的差距會變得越來越大。
現在，我們通過雙約束假設→“有限-有限”模式→“大-小”模式，解釋了生產過剩現象何以成為現代經濟的常態，實現了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無縫對接。在經濟思想史上，對生產過剩研究最為深入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反，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則通過稀缺性假設→“有限-無限”模式，把人們引入完全無視現代經濟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生產過剩現象的死胡同。也就是說，以對生產過剩的認識為標志，我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前者直面現實，后者掩蓋真相。
那么，生產過剩與前面提出的貧困問題有什么關系呢?有不少學者受到稀缺性假設的影響，以為貧困的原因是生產不足，所以要解決貧困問題先要“做大蛋糕”。問題是，現代社會的蛋糕已經比中世紀大了不知多少倍，為什么貧困現象仍不能根除?如果從生產過剩的角度看這些問題，我們會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釋。
從生產過剩的角度看，現代市場經濟的病根正是生產過剩，而目前的市場經濟制度中偏偏缺乏妥善解決生產過剩問題的機制。主流經濟學完全無視生產過剩現象的存在，當然既不可能正確地提出問題，更不可能找到解決問題辦法。生產過剩問題不解決，那么生產能力越大，問題就越嚴重，最后必然導致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是生產過剩的終極表現形式。在過去信息技術比較落后的時代，在沒達到危機程度時，生產過剩往往表現為產品的大量積壓，甚至經常發生類似“倒牛奶”那樣聳人聽聞的事件。現在信息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產品大量積壓甚至不得不銷毀的事情比以前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生產能力閑置的普遍化，即產能過剩。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產能過剩的一種特殊形式：失業，即勞動力閑置。主流經濟學對失業問題多有論述，但無一切中肯綮，原因在于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對。生產過剩才是失業的真正原因。在這方面，恩格斯早有論述：“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12]
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針對失業和貧困現象常常用兩套不同的措施來處理。失業率上升時，政府可能會出臺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進行調控以促進就業。應對貧困現象，則主要靠政府財政上的二次分配制度，再以民間的慈善事業為補充。這種情況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失業與貧困是兩個獨立的問題。實際上略加分析便知：一個人如果失業了，沒了收入來源，必然陷入貧困。反之，如果一個社會能夠保證每個人都能找到工作，而且收入足夠過上小康生活，貧困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失業與貧困構成一對因果關系，完整的因果關系鏈是這樣的：
生產過剩→失業→貧困
就是說，在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中，貧困的最終原因是生產過剩，而不是生產不足——這是學者們最容易出錯的地方，一出錯就會陷入關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無謂爭論。實際上，這個問題在思想史上也是早就有人認識到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傅立葉說過：“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13]
于是，消除貧困不能指望“分蛋糕”的辦法——這辦法西方發達國家嘗試過，高稅收高福利，治標不治本。治本的辦法必須直指病根，科學合理地解決生產過剩問題。如上所述，所謂生產過剩，就是生產能力大于消費能力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相當用一大桶水倒滿一只小桶，應該是很容易解決的。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只要用雙約束假設代替稀缺性假設，從資源稀缺的角度轉換到生產過剩的角度來觀察經濟現象，我們就能把一個千古難題轉變為一個簡單問題，從而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肯定是存在的。這個結論，相當于數學中的存在性定理。從我們過去的實踐中已經可以看到，計劃經濟確實是解決貧困問題的一個有效辦法，雖然在今天看來，這個辦法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那么除了這個舊辦法是否還有其他辦法?如果要對這個問題作否定的回答，就必須證明生產過剩問題解決辦法是獨一無二的(類似于數學中的唯一性定理)。從直覺上看，這個唯一性定理不可能成立，因為用一大桶水倒滿一只小桶應該有無數多種辦法。在這無數多種辦法中找到最理想的一種，即最優化，才是我們要面對的真問題。
四、結語
生產過剩是社會生產能力大于消費能力的必然結果，是社會經濟運行的常態。從常識上說，生產能力大于消費能力，對于人類社會本來應該是個有利因素。假如是相反的情況，即生產能力小于消費能力，那我們的社會就真的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了。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用一個低級的思維誤區把人們引入歧途，從而看不到現實世界生產過剩的真相，誤導了一代又一代學者。不過，任何以障眼法掩蓋真相的企圖都只能是欲蓋彌彰。正如我們在本文看到的，生產過剩在不被主流理論承認的情況下只好以扭曲、變態的方式頑強地展示它的存在，成為令人頭痛的失業、貧困乃至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生產過剩從有利因素淪為罪魁禍首，正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杰作”。只有徹底拋棄這種錯誤的經濟學，回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正確基礎上，以雙約束假設為邏輯起點構建新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把罪魁禍首重新還原為有利因素，進而開辟經濟理論研究和經濟制度變革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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