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實質上也是個優化配置資源的問題，普選之所以是民粹的游戲，癥結在且只在于：自由競爭只能是限定系統內的自由競爭，如系統無限開放，沒有具體的范疇與范圍，連信息對稱都不可能，何有均衡？自由絕非毫無邊際的為自由而自由，而是向著均衡的自由，向著在限定系統內最優化配置資源的自由。要超越西方話語體系，當務之急是理論研究在技術上必須返本歸源，回歸基礎研究。
——題記
西方話語體系的漏洞
中共中央機關刊《求是》2013年第11期刊發題為《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困局》的文章，對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論和實踐提出質疑甚至否定。這是非常需要學術勇氣的，因為西方民主在國際輿論場已形成話語霸權，不容置疑，充其量也只是所謂“最不壞”的“否定之肯定”。該文對西方民主政治提出了諸多有現實感的質疑及有啟發性的批評，如“政客不負責任的承諾”、“不斷降低的投票率”，“德性被排擠出政治生活”、“制造對立和分裂”。但西方民主政治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種惡果，它陷入了什么困局，如何走出困局，似乎仍需要更深的分析。
西方話語體系包含非常好的要素，典型如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概念，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另一點也毫無疑問，那就是：雖然也經西方學人一代接一代的完善，西方話語體系仍存在嚴重的矛盾甚至明顯的漏洞，典型亦如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概念，平等、民主和自由的確是人的重要追求，但人并不追求抽象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人性的指向首先在于人比人的優越感，《舊制度與大革命》作者托克維爾一句話點破：“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頗有影響的心理學家埃里希?弗洛姆曾提出“逃避自由”的論述，也可謂一針見血，絕大多數人確實在逃避自由。被奉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曾明確寫道：“盡管這會產生一種約束力，使他隨之失去自由，然而，人們認為，這使大人物變成眾人羨慕的客觀物件，并補償了因追求這種地位而必定要經歷的種種辛苦、焦慮和對各種欲望的克制;為了取得它，寧可永遠失去一切閑暇、舒適和無憂無慮的保證。”如果肯定人性的指向在于人比人的優越感，整個西方話語體系可能都得推倒重來。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偉大之處，列寧曾評論說：“凡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的地方(商品交換商品)，馬克思都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普選是民粹的游戲
正因為概念與理念存在明顯漏洞，西方民主在工具和操作上也陷入誤區。這一點最集中而鮮明地表現在“普選”上，所謂普選，即公民普遍參加國家代表機關的選舉，不僅是當前的世界潮流，而且還成了自由民主的標簽：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自由民主，只需要看一條，即是否實行了全民普選。但實質上，普選不過是民粹的游戲！這看起來冒天下之大不韙，但道理再簡單不過。
可從一個司空見慣的生活現象談起，時下幾乎人手一臺手機，隨時聯絡每一位親朋好友，但查閱通信記錄能輕易發現：每個姓名及號碼的往來次數大不一樣，有的頻繁互動，有的偶爾互動;有的稀落互動。決定因素首先是親情與利益，但存在親情與利益關系的人也不一定經?；?，原因可能更在于“我”本有限，時間極其有限，精力極其有限，“我”也只能進行極其有限的真誠互動，其次只能一般交往，再次只能應付甚至客套乃至“忽悠”。即便最純粹的真誠待人者，也不可能做到一視同仁。真誠互動之所以有限，是因為真誠互動需要時間和精力的投入及消耗，用經濟學的術語講，存在交易費用。
這正是普選不靠譜的原因!毫無疑問，選舉活動屬于交易，是投票人與候選人之間的交易，候選人要獲得投票人的認同乃至選票，就需要展示自己的理念及能力，更需要讓候選人理解自己的理念及能力，即克服候選人與自己之間存在的認識差距，這就是交易。既然是交易，由于“我”本有限，像別的任何理性交易一樣，理性選舉也必定有限，只能在一定范疇和范圍內進行，絕對不能一窩蜂。如果一窩蜂，投票人或許想理性地投票，但由于時間和精力有限，難以對候選人作出認真研究，甚至對候選人的信息也難辨真假，很容易作出非理性投票;候選人或許也理性地拉票，但更因為時間和精力有限，難以對投票人作出細致的解釋，而且還必須考慮及應對競爭對手的作為，更容易作出非理性拉票。兩相迭加和激蕩，一窩蜂的選舉幾乎不可能理性，而極其可能淪為一場煞是熱鬧、充滿做作甚至“劣幣驅逐良幣”的民粹游戲!這并非危言聳聽，在以貨幣作為選票的純經濟市場選舉中，屢見不鮮。
為什么“劣幣”能夠“自由”驅逐“良幣”
張三在杏花村開酒店，由于酒好味醇，生意熱火朝天，遠近聞名，牧童遙指。李四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也到杏花村開酒店，雖沒有好酒，也根本不知道弄酒，純粹是眼紅張三大把賺錢。但李四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應該在哪些方面發揮，不僅選定一個交通更加便利的位置，而且把自己的酒店裝修得十分排場。張三一開始沒在意，認為自己的酒是真家伙，對方都沒弄過酒，還想叫板不成?更何況自己在這里經營多年，有穩定的客戶。但客流量不客氣，馬上就有了下降。這正常不過，李四的酒店新開張，多了一重信息干擾。盡管不知道李四的酒怎么樣，一部分本地客人肯定要去嘗嘗鮮，外地客人可能更要一睹為快，因為這里的裝修更排場。甚至村口的牧童也受到信息干擾，由于沒喝過，不知道哪家的酒更好,不能隨便指了。張三還算精明，立即作出調整，也大搞裝修。但心里還是有些別扭，覺得這是做表面文章，甚至時不時一聲嘆息：這世道怎么啦?李四則另一種心態，雖也重視把酒弄得醇正些，但拿手好戲是做表面文章，看到張三也大搞裝修，他更在包裝上狠下功夫，在村口樹起廣告牌，標榜“杏花村正宗”，還賄賂牧童一些好處，以至牧童再也不指了，有客人問起，就眼神往廣告牌上一飛。張三得知，暈倒……
事情就這樣越攪越復雜，一個仿冒做酒的攪得一個真做酒的沒法子安心做酒了!原本一個酒的競爭，卻導致包裝、裝修、廣告乃至賄賂的競爭。誰是受益者呢?毫無疑問，仿冒做酒的李四!誰是受害者呢?張三當然深受其害，原本有真家伙，現在卻不得不隨李四起舞，大搞歪門邪道。但最大的受害者還不是張三，而就是廣大消費者，包裝、裝修和廣告是需要成本的，賄賂更是需要銀子，資源已發生嚴重錯配，這一切最后都攤給了消費者。甚至整個社會的風氣受到毒化，一個個學習李四好榜樣，都不務正業了。
政治普選為什么“橫行”
可誰能說李四的不是呢?盡管干的是仿冒做酒的勾當，但他并沒有強買強賣，而是市場普選出來的王者。但毫無疑問，李四是個不折不扣的投機分子，如沒有張三的祖傳好酒在先，李四會開酒店嗎?不僅不會開酒店，李四甚至都不會到杏花村來。說白了，李四就是張三的寄生蟲!有人辯解：李四刺激張三搞裝修和廣告，帶動了服務業，不也是貢獻?有人聲張：不要恐懼李四，經過一定的時間檢驗，市場會作出公正的判斷，真酒就是真酒，仿冒就是仿冒。這都有一定的道理，如允許相應時長的博弈，真的一定戰勝假的，正如有名言提到，最高明的騙子也不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所有人。但在特定的時間區域，假的完全可能戰勝真的。由于現實情勢的復雜和殘酷，所允許的時長往往極其有限，假的更有可能戰勝真的——張三不就被李四“逐”得都睡不好覺了么?
就像當前風靡全球的市場經濟是一窩蜂的自由競爭一樣，當前風行全球的全民普選也是一窩蜂的自由競爭，其實都是偽自由主義，區別是在于：全民普選大多關于政治，結果難以檢驗，公說公的好，婆說婆的好。但貨幣投票的市場選舉中，不僅結果容易檢驗，更重要的是，再選舉無時無刻都在進行，不像政治普選多年一遇。拿杏花村開酒店來說，李四大肆投機，一時間“驅逐”張三，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注目”，信息逐步得到對稱，顧客會重新發現真金，通過再選舉把形勢扳過來，張三重新為王。
選舉實質上也是個優化配置資源的問題，普選之所以是民粹的游戲，癥結在且只在于：自由競爭只能是限定系統內的自由競爭，如系統無限開放，沒有具體的范疇與范圍，連信息對稱都不可能，何有均衡？自由絕非毫無邊際的為自由而自由，而是向著均衡的自由，向著在限定系統內最優化配置資源的自由。
憑什么橫蹈滄海
“滄海橫蹈，方顯英雄本色。”問題是憑什么橫蹈滄海，事實已經表明，一般意義上的物議不僅“蹈”不了海，更沒法縱“橫”，反倒招致更大的非議，甚至貽笑大方。要避免掉入西方的“話語陷阱”，甚至希望實現對西方話語體系的超越，當務之急是理論研究在技術上必須返本歸源，回歸基礎研究，正如劉奇葆同志所呼吁的：“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關鍵是要加強基礎研究，打牢學術根基。沒有扎實深入的基礎研究作支撐，學術的影響力和生命力就難以持久?？v觀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基礎領域的重大發現和突破往往孕育著新的學術變革，不僅能催生新的研究領域、思想觀點，而且會極大改變學術的概念范疇、話語系統。”如真的能夠返本開新，超越西方話語體系也并非不可能，誠如毛澤東青年時談到的：“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張，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曀皆開，則沛乎不可御矣!”
(本文作者系外交和國際關系智庫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注目禮理論體系創建人，主體論證來自作者運用注目禮理論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長篇論述《“黨制”紅旗迎風飄揚——返本歸源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普世價值》，以上個人觀點不代表機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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