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群眾路線：習仲勛新聞宣傳思想之魂
習仲勛同志在其長達76年的革命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拓寬了我國新聞宣傳工作的理論視野。無論在哪個工作崗位，他都會時刻強調脫離群眾的危險性，而新聞宣傳工作更是如此。
新聞宣傳工作要以人民群眾為本
在習仲勛看來，會做群眾工作是黨政干部的基本素質和品格，也是新聞記者采訪和辦報的基本功。
1946年4月，《邊區群眾報》創刊6周年，出滿百期。作為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為之書寫了熱情洋溢的賀信：“這個報紙是陜甘寧邊區群眾公認的好報紙……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讀容易懂，并且說出了邊區群眾要說的話，講出了邊區群眾要知道的事情。這就是為群眾服務，當得起‘群眾報’這個光榮的稱號。它過去是這樣做的，今后還要這樣做。”
1951年3月，習仲勛在西北區報紙工作會議上指出：報紙工作和新聞工作，目前存在的共同缺點，主要是群眾性不夠，所以，完全有必要增強報紙的群眾性。
怎樣才能實現報紙的群眾化呢?習仲勛認為，首先必須使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方法群眾化。他明確提出了“新聞工作就是群眾工作，新聞工作者就是群眾工作者”的思想。具體而言，就是編輯人員要輪流到群眾中去，記者要經常到群眾中去;在某些農村、工廠、學校中多聯系，多了解，多熟悉;到處都要交幾個知心朋友，特別是要同工人、農民多交朋友;慢慢熟悉起來，地方多了，朋友多了，記者和編輯就成為社會活動家了。只有這樣，記者和編輯才有可能寫出好的報道和評論，報紙才能辦好，才能培養出群眾愛戴的名記者、名編輯。
這些新聞觀念集中體現了我們黨的群眾觀，它來源于習仲勛在革命生涯中一直忠實地踐行著黨的群眾路線，堅持人民至上的優良作風。1945年底，就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不久的習仲勛在布置1946年陜甘寧邊區的任務時，告誡同志們“永遠不要脫離群眾”。1948年6月3日在出席新解放的黃龍分區干部會議上，他又說：“只有一心一意地為人民服務，才會有力量，才會有辦法。”
高度重視黨對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權
無論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代，習仲勛一直高度重視我們黨對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權。
上世紀30年代初，陜甘邊區特委在習仲勛等同志的領導下，創辦了特委機關報《布爾塞維克》。除此之外，習仲勛還領導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創辦了不定期刊物《紅色西北》。這兩份油印小報，對革命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起到了極大的宣傳鼓舞作用。
全面抗戰爆發后，時任關中分區區委書記的習仲勛和關中分委于1940年4月創辦了中共關中分委機關報《關中報》。該報在1944年10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上被譽為邊區地方報紙的模范。
1951年，習仲勛在西北區報紙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寫任何文章，只能遵循黨的統一方針，違背黨的統一方針，就不會有好的結果，我們必須牢記。”
習仲勛的新聞宣傳思想和實踐雄辯地證明，黨管新聞宣傳，掌控其領導權和主導權，永遠是一條鮮明的底線。所以，十八大報告指出“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和主導權，堅持正確導向”。管導向，即是一種價值引領。要牢固樹立底線意識，千萬不能觸碰。當下，利益多元，思想多元，交融交鋒無處不在，要防止底線意識的麻痹和松懈，更要防止別有用心之人明里破壞底線以實現其暗中奪權之實。當然，有必要不斷創新和發展黨對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方式，創新新聞宣傳載體技術，把握新聞宣傳規律，增強文化建設本領。
注意黨報黨刊的學習教育作用
1941年6月下旬，德國法西斯統治集團向社會主義蘇聯發動侵略戰爭。陜甘寧邊區第二師范師生對這一重大國際政治事件認識不一。6月27日，習仲勛帶領《關中報》主編胡炎騎馬趕到學校，為學校師生作專場時事報告。兼任二師校長的習仲勛每周都要來一次學校，為學生做時事宣傳報告，鼓勵學生攻堅克難。1946年，他為中共西北局刊物《黨內通訊》撰寫發刊詞，指出黨的報刊“是黨內學習與教育的武器”。
1948年1月8日，正在考察途中的習仲勛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信的最后一段特別寫道：關于救災問題，報紙要多寫文章和通訊……篇幅盡量維持四版，滿足干部要求。請卓然同志(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長)盡最大力量辦好報紙。
新聞宣傳的教育引導力從何而來?它體現在報道的真實性、針對性、指導性、服務性和正能量等諸多元素上。這是新聞宣傳產生教育引導力的汩汩源泉。習仲勛說：“報紙的指導作用，決定于文章的內容……每篇文章都應有一定的作用，寫前要估計這個作用，寫后要檢查這個作用，如果沒有起到預期的作用，就要研究、改進。”改革開放初期，他曾對新華社的編輯業務工作提了五點希望，第一點就是“真”。我們今天一再強調反對虛假新聞，提高報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道理就在于此。
為今天的“走轉改”樹立標桿
習仲勛一生對真與善的追求堅定而熾烈，其新聞宣傳思想也體現出明確而強烈的真善追求。這主要表現其直面事情真相的求真態度。
1943年2月，剛上任綏德地委書記的習仲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進行社會調查，進而提出“為52萬群眾服務”的要求。1961年4月初至8月底，習仲勛奔赴河南省長葛縣開展長達5個月的調查研究，親自撰寫報告給中央，為從根本上糾正1958年以來黨內流行的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等“五風”錯誤提供了客觀依據。
深入基層、文風樸實在革命戰爭年代早就提倡。當年，作為西北局后方工作的主持者，習仲勛三次致電黨中央和毛澤東痛批“左”禍，其文風樸實無華，開門見山，有的放矢。習仲勛不僅寫公文做報告如此，還曾多次親自為報刊撰寫“干貨”十足、情真意切、內容豐富的時文。如他早年做綏德地委書記時，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說：“我們不要以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實不然，新的創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尋。”受習仲勛影響，夫人齊心也經常以一個鄉或村為單位進行重點調研，總結經驗給報社投稿，成為《群眾日報》的特約通訊員。只有“短實新”，才能心貼群眾，壯大主流思想輿論。習仲勛同志的新聞宣傳思想，為我們當下的“走轉改”活動樹立了學習的標桿。
在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之際，我們共同研讀其新聞宣傳思想的當代價值，對進一步做好黨的輿論引導工作、堅定“走轉改”的新聞實踐之路、扎實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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