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以為票決或多數(shù)決等同于唯一可行的民主決策規(guī)則，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肯尼斯·阿羅(Kenneth JArrow)早已證明，只有在非常罕見的條件下(如只有兩種可能的選項時)，票決才能產(chǎn)生一個公正、平等、合理的決策。而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需要決策的問題涉及許多方面，處理每個方面都可能有許多選項(如新醫(yī)改)，單靠多數(shù)決根本不可能產(chǎn)生公正、平等、合理的決策。[1]更何況，這已經(jīng)假設(shè)所有人的偏好強度相當(dāng)。如果對票決參與者的偏好強度加以分殊，票決就更不可能產(chǎn)生公正、平等、合理的決策了。[2]
即使不在偏好集結(jié)(preference aggregation)的精確性上糾纏，與多元模式下的多數(shù)決相比，共識模式下的共識決也具有諸多優(yōu)勢。多數(shù)決與共識決都假定決策主體之間在備選方案上存在分歧，但消除分歧的方式不同。多數(shù)決消除分歧的方式是通過投票揭示哪個方案獲得多數(shù)人的認(rèn)可，并把那個方案確定為最終方案。共識決的方式是通過反復(fù)的協(xié)商、協(xié)調(diào)、協(xié)議，比較不同方案的優(yōu)劣，揚長避短，合成（synthesize）一個新的方案作為最終方案。這也就是說，多數(shù)決是零和游戲（zero sum game），有贏家、有輸家；共識決是正和游戲（positivesum game），各方都是贏家。兩者在游戲規(guī)則上的不同導(dǎo)致兩種游戲的玩法大相徑庭：
共識決是集體本位，尋求好的集體方案;多數(shù)決是個體本位，只求集結(jié)個人偏好。
共識決相信可以找到各方都愿意接受的新方案;多數(shù)決認(rèn)為只能在現(xiàn)有方案中決出各方都必須接受的方案。
在共識決下，各方聚焦與政策相關(guān)的議題;在多數(shù)決下，各方更關(guān)心得票多少，精力投向爭取足夠支持票，而不是問題本身。
共識決鼓勵合作，即使有分歧也不會導(dǎo)致分裂;多數(shù)決鼓勵競爭，各方傾向縱橫捭闔，形成派系。
共識決注重對話(dialogue)、注重商議(deliberation)，各方都需深入討論各種方案里各種選項的優(yōu)劣;多數(shù)決注重辯論(debate)、鼓勵各方盡量隱瞞自己的底線，盡量為自己的方案辯護，妨礙有效溝通。
共識決鼓勵各方為支持自己的方案提供論證、為反對其他的方案提供論據(jù)，鼓勵說理，鼓勵傾聽，反對為反對而反對;多數(shù)決鼓勵各方相互攻訐，因為打敗對手方案是自己成為贏家的前提。
共識決鼓勵各方向中間靠攏，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合成方案;多數(shù)決鼓勵各方策略性地采取極端立場，以便爭取有利于自己的最終妥協(xié)。
在共識決下，少數(shù)派的意見會被吸納;在多數(shù)決下，只有等到下一輪決策時，少數(shù)派才可能(僅僅是可能)讓自己的意見得到重視。
共識決可以處理錯綜復(fù)雜的政策議題，考慮眾多選項的各種組合搭配;多數(shù)決往往需要把復(fù)雜的問題簡化為兩者必居其一的選擇。
共識決是多輪游戲;多數(shù)決是一錘子買賣。
在共識決下，扎實的論據(jù)、有說服力的論證、令人同情的呼吁都可能改變?nèi)藗兊目捶ǎ垢鞣椒制缈s小、收斂;在多數(shù)決下，各方傾向固執(zhí)己見。
共識決的結(jié)果包含了原有各種方案里好的部分，揚棄了壞的部分;多數(shù)決的結(jié)果包含了贏家方案里壞的部分，舍棄了輸家方案中好的部分。
共識決有利于決策主體間保持良好的合作關(guān)系;多數(shù)決可能傷害彼此之間的情感，妨礙各方在下一輪決策中形成合作關(guān)系，造成惡性循環(huán)。
共識決作出決策比較費時，但比較容易順利執(zhí)行，因為決策是在綜合各方意見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大家都是贏家;多數(shù)決作出決策比較迅速，但執(zhí)行時可能受到輸家有意無意地阻撓，甚至破壞。
由此可見，共識決比多數(shù)決更能體現(xiàn)民主精神。實際上，整個商議民主理論都可用來解釋共識決的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相對于多數(shù)決的優(yōu)越性。[3] 在實踐中，共識決也被廣泛運用。例如，議會制下的內(nèi)閣在決策時幾乎從來不用多數(shù)決，而采取共識決的方式。[4]歐盟的正式?jīng)Q策規(guī)則是多數(shù)決，但真正起作用的是非正式規(guī)則，即共識決。有研究發(fā)現(xiàn)，歐盟超過80%的決策是使用共識決作出的。[5] 一項對北歐國家丹麥的研究發(fā)現(xiàn)，該國政策制定的機制更接近共識決，而不是多數(shù)決，雖然后者才是法定的決策規(guī)則。[6]此外，還有一大批國際組織采用共識決作為其決策規(guī)則。[7]
綜上所述，以新醫(yī)改決策過程為代表的中國中央決策模式是一種頗具特色的“共識型”決策。
(本文摘自王紹光、樊鵬著：《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這是國內(nèi)首部解讀中國政府決策模式的著作)
注釋：
[1] Kenneth J·Arrow,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New York,Wiley,1963.
[2] Charles M·Harvey, “ Aggregation of Individuals Preference Intensities into Social Preference Intensity,”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vol.16,no.1,January 1999,pp.65-79
[3] John Gastil，Democracy in Small Groups: Participation，Decision Making，and Communication,Philadelphia,New Society，1993; John Gastil and Peter Levine，eds，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andbook: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Civic Engage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an Francisco，CA,Jossey Bass，2005; Christian List，“Deliberation and Agreement，” in Shawn W·Rosenberg，ed，Deliberation，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Can the People Gover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6481; John Dryzek，“Theory，Evidence and the Tasks of Deliberation，” in Shawn W·Rosenberg，ed.，Deliberation，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Can the People Govern?,2007,pp.237-250
[4]參見新西蘭政府公布的“Principles of Cabinet Decision Making，”http://www.cabinetmanual.cabinetoffice.govt.nz/5.11;Mark Schacter and Phillip Haid，Cabinet DecisionMaking in Canada: Lessons and Practices，Institute On Governance，Ottawa，Canada，April 1999.
[5] Dorothee Heisenberg，“The Institution of ‘Consensus’ in the European Union: Formal versus Inform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Council，”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no.44 (2005)，pp.65–90
[6] Henning Jrgensen，Consensus，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in Denmark ,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2
[7] Richard H·Steinberg，“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2 ,Spring 2002,pp.33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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