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就遇到了一個繞不開的、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中國向何處去?面對又富又強、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強，中國有一大批知識分子痛感自己的國家落后了，萬事不如人。一些人救國心切，喊出了打倒中國一切舊東西、全盤西化的口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漸漸地也有不少知識分子認識到，要想把西方的那一套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來是行不通的，何況西方也不是一切都好，甚至有很多壞東西。民國初年議會的鬧劇更使人感到洋辦法的“水土不服”，中國只有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才能真正救自己。今天又有人提出以西方多黨議會民主為標本的憲政問題來，實際上是這場爭論在新時代的繼續。
清末風雨飄搖，西風東漸，人們深感不變是不可能的。1896年孫家鼐在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的奏折中主張：“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用意很清楚，那就是要維護滿清政權的正統。所以，如果把“體”理解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肯定應該批判。但現在時代不同了，皇帝已經消失一百多年了。如果不是把“體”理解為中國的政統，而是道統，即中國幾千年來的優秀文化、道德、風俗和治國理政理念，包括近百年來摸索、積累的所有好的東西，那么，這句話還是有積極意義的。中心思想是：一切以我為主，吸收國內外一切好的東西壯大自己。我們學外國的好東西，是為我所用，不是把“我”變成“他”。漢唐氣象之所以宏大，是善于拿來為我所用，厚植自己。我們有些人往往不看重自己的好東西，以為只有西方才有真理，其實西方歷來也有不少學者重視東方。梁啟超在1920年發表的《歐游心影錄》一書中記載，大哲學家蒲咤羅對他說：“一個國民，最要緊的是把本國文化發揮光大，因為他總有他的特質，把他的特質和他人的特質化合，自然會產生出第三種更好的特質來。中國著實可愛可敬，我們祖宗裹塊鹿皮、拿把刀在野林里打獵的時候，你們已不知出了幾多哲人了。我近來讀些譯本的中國哲學書，覺得他精深博大。望中國人不要失掉這份家當。”這位西方哲人的睿智之言，值得我們今天回味。
一
1.中國共產黨是博采眾長、以我為主的楷模。中國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國共產黨應時代大潮而生，并不是偶然的，是中國人民為了避免亡國滅種的危險，經過清末民初的種種探索和碰壁之后，經受了“老師(帝國主義國家)怎么總是打學生”的慘痛反思之后，看到了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黑暗之后，受到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鼓舞，才走上了一條新路。今天有人說，中國當時若走改良的道路多好啊，那是對歷史缺乏了解。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等等都是有獻身精神的大知識分子，他們走這條路是一時沖動嗎?中國共產黨自建立至今92年了，既沒有全盤“蘇化”，也拒絕全盤“西化”，倒是有點像前面那位法國哲人說的，把自己的特質與別人的特質化合，“產生出第三種更好的特質來”。試問：清朝時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嗎?歐美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嗎?中國今天有，那是有別于專制和西方議會的適合中國的更好的東西，雖然西方不肯承認這一點。用我們的辦法，60多年前，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近30多年來，西方承認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為什么就不能繼續不斷改進和完善，用它來創造新的奇跡呢?
2.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應該是實際而非理念。有人宣揚說，中國今天已矛盾尖銳，民怨沸騰，如果不趕緊像他們主張的那樣走西方多黨議會民主道路，中國馬上就要崩潰了。說這話的人是生活在中國嗎?我們不否認中國今天面臨分配不公、貪污腐敗、一些干部作風不良、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污染、食品不安全等等嚴重問題，但這些都是前進中的問題。我們的態度是正視它們，努力解決它們。但解決是要有個過程的，需要大家盡心盡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社會上一些丑惡現象，如貪污腐敗，是可以遏制而無法根除的，它的存在同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的歷史一樣長。有人說，只有搞西方多黨議會民主才能消除腐敗，只要睜開眼睛看看今天的西方和其他一些民主國家，例如印度，那里的腐敗肯定比中國厲害得多。去年印度人民為了反腐敗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街頭抗議，結果最后落到議會里去討論一個草案，至今沒有結果。可以預見，即使議會里通過了一個什么決議，社會上也不會有大的變化。
現在反而一些外國人看問題要比國內有些人客觀。美國《大西洋》月刊6月6日網站發表一篇文章，題為《什么放緩?民調展現一個樂觀、向前發展的中國》，提到外國人搞的兩個民調：第一份是美國皮尤研究中心5月底公布的報告，它調查了39個國家，結果88%的中國人對本國經濟感到樂觀，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第二份是西班牙電話公司和《金融時報》所做的調查，對象是27個國家18至30歲的青年人，結果93%的中國青年認為自己國家的好日子還在前頭。相比之下，81%的日本人認為前途不妙。
有些人思考問題只從理念出發，認定西方民主是唯一真理，只要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改得像他們希望的那樣或改得像美國一樣，他們就認為一切都黑暗無光。真希望這些人早上也到公園里去跟那些唱歌跳舞的老人聊聊，跟搬出棚戶區的人談談，跟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創業者交換交換意見，那樣他們的看法或許才會公正一點。如果僅從理論上來爭論一黨制(其實我們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好，還是西方多黨議會民主制好，就好象辯論荔枝好還是蘋果好，是永遠討論不清的。只有比較一下各國的實際情況，才會得出切實的看法。還需要提醒的是，2000多年前的亞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師柏拉圖就認為：基于不同的正義理念就有不同的政權類型。要想全世界政體一律，那是做不到的。
二
1.西方的多黨議會民主制正面臨嚴峻考驗。一些西方國家一直要全世界都相信，只有西方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他們有權把西方的民主強加給別人。這種本身就很不民主的做法有時被稱作“白人的責任”，有時被稱作“上帝的意志”。西方給非洲的難民送一點糧食，也先要這些國家答應實行西方的民主。非洲國家許多是部落統治，有部落民主，也許有人認為這很落后，但那是當地的辦法，改不改是當地人的事。但西方人說不行，你們必須馬上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其結果是原來的制度及辦法不用了，新的制度及辦法又無法真正實行，因而導致社會動亂和兵變頻頻。等到這些國家鬧得不可開交，西方人便聳聳肩說：“你們太落后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就是他們親自上馬用武力推行西方民主的實例，結果怎么樣呢?那些國家死了那么多人，現在還在爆炸不斷，是誰造成的呢?又有誰能把發動戰爭的人送到國際法庭去接受“反人類罪”的審判呢?
再看看西方發達國家自身的民主吧。西方很多知識分子指出它現在至少有三大毛病：一是金權政治，沒有錢你能競選嗎;二是政黨惡斗，每個政黨都以上臺執政為最高目標，精力都消磨在內斗之中;三是只顧眼前，每個政黨都向選民許諾好處，最后只能靠借債(向外國借和向子孫后代借)來維持高福利。這種現實使人思考一個深層次的問題：一人一票就一定能選出最好的領導人嗎?每個投票的人都是理性的嗎?“我”選出來的那個人能真正代表“我”嗎?這是蘊含在民主選舉中的內在難題。現在有西方人士指出，美國選出來的領導人缺乏中國領導人經歷過的長時間的工作磨練和人品考察，這話有沒有道理呢?
在同封建主義和宗教權威長期抗爭之后形成的今天的西方議會民主，是歷史的進步，幾百年來它大大發展了經濟，同時也造了不少孽(殖民地、黑奴、兩次世界大戰，等等)，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它更暴露了許多弊病，目前正在受到嚴峻的考驗，西方國家要想搞點改革看來很難。希望這些國家會有所改進，不要搞不下去，如果哪天搞不下去了，希特勒式的人物就會登場了，這是世界人民不愿看到的。
2.民主與集中是對立的統一，缺一不可。西方國家批評中國不民主。這么說是不對的。我們有民主，我們的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這種制度在中國的實踐證明效果很好，是克敵制勝、化解難題的法寶。中國發展到今天，凡是民主集中制實行得好的時期，發展就快，社會就和諧;凡是實行得不好的時期，就會帶來失誤和災難。只要尊重歷史的人，都會承認這一點。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中國共產黨更牢記這一點，并已制定章程保證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實施。
民主與集中是對立的統一，不能只講民主不講集中，反之亦然。今天西方一些國家口口聲聲講民主，似乎到了議會里就可以通過正確的提案。實際上議會往往是清談館，真正能“集中”的是幕后的權勢集團。美國攻打伊拉克是幕后早就作出的決定，到議會里沒怎么討論，戰爭就發動了。
我們講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作決定之前，先要廣泛征求人民群眾意見，讓大家講透了，再作集中。但集中之后，要雷厲風行地貫徹執行，不能愛實行就實行，不愛實行就不實行。實踐證明這個辦法好。西方也有人士指出，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中國人認識快、決策快、行動快，讓西方望洋興嘆。
看看當前的形勢，世界已進入了一個很不確定的時代，大家普遍有一種感覺：舊秩序動搖了，新秩序還沒建立起來。面對金融與經濟危機、生態危機、核危機、恐怖主義、互聯網難題……在這種時候，哪個國家認識快、決策快、行動快，哪個國家就搶得先機，搶占有利地位。中國很有希望，我們不要把自己的優勢丟了，把寶貝丟了。
3.越南面臨的形勢值得我們警惕。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受挫之后，西方國家把推廣“民主”的重點放在“軟實力”上，他們養著一批各國的所謂“民主人士”，用各種滲透的方式施加壓力。互聯網就是重要武器之一，而攻擊一黨制則是他們的戰略重點。亞洲時報網站5月30日刊登渥太華大學一位兼職法律教授和律師的文章說：“最近出現的要求結束越南一黨專政的請愿書，有理由希望他們取得成功。該請愿書由當地學者起草，針對的是目前越共正在進行的修憲運動。”文章說，美國的短期目標是“在人權和民主等核心價值觀上(向越南)妥協，以快速發展一個抗衡中國的戰略伙伴。在長期目標中，美國將支持越南人民終有一天奪回對國家的控制權，并把美國視為跨越太平洋的民主燈塔。”美國想干什么，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最近美國學者鼓吹對中國打“涼戰”，即經濟上盡可能利用中國，生意是一定要做的;同時，他們要搞“民主同盟”，以壓促變。如果他們能用軟的手段改變中國，則是“一本萬利”的好買賣。臺灣的民進黨要員曾不無得意地說：“我們上街喊喊叫叫，就把政權拿過來了。”這是美國教給他們的辦法。美國做夢都希望用這個辦法在中國大陸也能成功。對此，一切善良的、富有正義感的人們不能不有所警惕。
最近，89歲高齡的李光耀先生在接受美國兩位知名學者采訪時說：“美國人相信他們的思想具有普遍性——人人言論自由的至高無上性。但實際上美國人的思想并不是這樣——從來不是。美國之所以長期取得成功，不是因為這些思想與原則，而是因為特殊的地緣政治所帶來的財富：豐富的資源和大量的移民，來自歐洲的大量資本和技術，以及讓美國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沖突分隔開來的兩大海洋。”在談到美國認為新加坡獨裁時，他的回答是：“(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聽從他們有關我們應該如何治理的建議。我們不能讓別人拿我們的生活做試驗。他們的想法是理論，未經證實的理論。”
三
1.如何看待歷史和歷史人物。按照有些人的說法，中國近百年來壓根兒走錯了路，在這段歷史中的偉大人物都得否定。這種態度有點可笑。也許某些人頭腦中所謂的“正確道路”非常美妙，合乎正義，可是歷史的進程并沒有聽你們的!再說，你們今天可以這樣發表如此高論，也是歷史進程提供了舞臺和條件，并不是你們個人有多大能耐。
歷史確實有很多偶然性，但一連串的偶然性便形成了必然性，并不是某個人可以隨意更改的。偉大的人物可以在歷史上發揮一己的主觀能動性，或做對了，或做錯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他也脫離不開當時、當地的客觀環境。越是偉大的人物，越是會在身后留下巨大的、長久的爭論。看歷史，主要還是要看大的結果;看歷史人物，主要還是看他的事功，看他是否讓最廣大的人民得到好處，是否推動了歷史的前進。這里包含著一個常識：如果把一個人的優點集中起來宣揚，他就是一個圣人;如果把他的缺點和錯誤集中起來批判，他就是一個惡魔。
西方總結搞垮蘇聯的心理戰有兩個要點：一是全盤否定蘇聯領導人;二是進而否定這些領導人走過的歷史。這兩點做到了，蘇聯就徹底垮了。當然，蘇聯的解體有其內部的原因，這里就不細說了。
2.既要高瞻遠矚又要腳踏實地。人類的文明只有幾千年，資本主義的西方文明史也才500年，望天地之悠悠，誰也別太驕傲。千萬不要以為只有自己掌握了絕對真理，別人就都得聽我的。人民如何當家作主?國家怎么治理?應該允許各國根據各自的情況自行探索，不要強加于人。西方國家認為自己的多黨議會民主好，大可在自己的國內去實踐和改進，別人并不干涉。而別人要走自己的路，西方國家也不要干涉。
社會是復雜的，人心是難測的。民主不等于民粹主義。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理性的，都有缺陷，西方人說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西方社會學家甚至很消極地提出：“根據常識，可知這些難治、幼稚的人，個人獨行則為盜賊，相聚成群則成暴民。基于人根本難治，統治必須非常嚴格。”(約翰·麥克里蘭：《西方政治思想史》第218頁)所以，他們的政治理念是：“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需要一個絕對而具備正當性的主權中心。”(同上，第320頁)我們的理念是積極的，我們講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重要的是相信人民，教育人民，引導人民。哪個國家在這方面做得好，做得有效，哪個國家就興旺發達，幸福安定。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正當性方面受西方的批評久矣，令他們無奈的是越批評中國越強大。西方也有不少人在事實面前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看法。例如，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5月16日發表哈佛大學教授諾亞·費爾德曼的文章《不可阻擋的和不可移動的對象——美國真的可能與中國開戰嗎?》，文中說：“我們還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共產黨。中國領導層已經不再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務實，并且決心要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他們謀求通過持續的經濟增長，有規律的權力交接，和一種嘗試性的政府問責形式來維護合法性。”這是他的觀察。其實說到主義，我們堅持共產主義并不含糊。打個比方，譬如走路，向哪個方向走，這就是主義，我們的方向是消滅人剝削人，大家平等、自由地過好日子，但這是長遠目標;接下來的問題是怎么走?我現在站在哪里?遇到什么障礙?該如何解決?這就是具體的政策。政策隨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但方向不變。
世界上還有好多明白人。例如，阿聯酋前議員娜杰拉·阿瓦迪2012年11月14日在《海灣新聞報》上撰文說：“在將近200年的時間里，衡量一個國家進步的標準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今天，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觀念。”
我們既要高瞻遠矚，又要腳踏實地。今天的世界有趨同性，每個國家負責任的領導人都面臨類似的問題：大家要吃飯，因而要保證就業，因而要發展經濟，因而要保持穩定，因而要合理分配以照顧各方利益，因而要公正處理矛盾和糾紛，同時要同外國保持雙方可以接受的關系……社會就是在處理和解決這些看來日常和瑣碎的事務中前進的。不要幻想動不動就徹底革命，推倒重來。那樣的變革，老百姓承受的損失太大，也決不會答應。與其構想宏大藍圖，不如親身參加幾次村委會選舉，積累一些解決問題的實際經驗。我們也不愿意甘心當別人的試驗品，最后讓別人看笑話。蘇聯的殷鑒不遠，我們也決不會重蹈覆轍。
(作者：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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