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里人?”在人際交往中，這個問題出現的頻率是很高的，這反映了地域認同感的存在。地域認同感包含著相輔相成的兩面，一面是對家鄉(人)的高度認同，另一面是對其他地域(以及那里的人)的貶抑，這造就了包裹在很多地方身上正反兩面的雙重神話。此類神話的受害者，以河南人為甚。
族群也是制造認同與歧視的基本單元。在以族群關系為表象的沖突時不時成為“事件”的大背景下，此類神話顯得尤為敏感，比如大眾話語中將街頭的團伙式扒竊和暴力傾向與某個特定族群直接掛鉤。
不同的地域和族群具有歷史形成的獨特性，每個人正是這種歷史獨特性的產物。一位在山區生活的人士曾給出這樣的觀察：就算你把一群山羊和一群綿羊強行圈在一起，結果還是山羊跟山羊在一塊呆著，綿羊跟綿羊在一塊呆著。無論喜歡與否，我們都得接受社會是由“山羊”和“綿羊”組成的。承認人與人的差異，就必須接受由差異而引起隔閡的存在。
1957年，為了讓阿肯色州小石城的9名黑人學生進入白人學校上學，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派出了陸軍空降兵維持秩序，“小石城事件”也成為美國種族關系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對此，漢娜·阿倫特曾寫過《關于“小石城事件”的反思》一文。就具體的分析和建議而言，此文已經過時了，但文中對歧視問題所做的理論區分仍具有現實意義。
阿倫特區分了政治、社會和私人這三個領域。她認為，真正的平等只能在政治領域中實現，也只有在政治中，平等才應該成為目標。而在社會領域，差異恰是社會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人們根據不同的特質聚合在一起，同時構成對其他群體的歧視。美國人口構成復雜，不同人群聚合在一起的標準包括“職業、收入、種族來源”等;歐洲國家的人口構成相對單一，但同樣存在依據“階級來源、教育、儀度”等標準的聚合。
如果徹底取消歧視，也就是要消滅人的差異，那么自由結社就不復存在，社會也就不存在了。阿倫特甚至提出，正如平等是不可讓渡的政治權利，歧視也是一項不可分割的社會權利。于是，實際且正當的目標不是完全消除歧視，而是把歧視控制在社會領域。
在族群關系方面，如今的美國與阿倫特發布這些論述的時代已經天壤之別，種族歧視成了絕對的政治上的不正確，任何白人都竭力避免沾染種族歧視的色彩。美國還對黑人等弱勢群體采取了諸多的補充性措施，在教育、就業等方面予以照顧，以至于“反向歧視”成為新的議題。一些黑人精英開始表達對此類行為的反對，認為這些措施是建立在黑人矮人一等的假設之上的。
中國人口構成上的復雜性與美國相似，故而我們可以參考阿倫特的理論對中國的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反思。
首先，中國的地域歧視是一個純粹的社會領域內的問題，事實上也不像公共討論中所呈現出來的那樣嚴重，比如，對河南人的“歧視”并不構成真正的歧視。有兩個標準可以用來衡量，一是河南人純粹地因為地域原因而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案例幾乎不存在，二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自如地與河南人談論所謂的歧視問題，交流跟河南人有關的段子，很少會有河南人將此視為冒犯。但在美國，白人絕不會當著黑人的面使用Nigger(對黑人的蔑稱)一類的詞語。所以，若干年前河南官方開展的“為河南人正名”的行動，是注定沒有收效的，事實上也毫無必要。
其次，族群間的歧視包括但不限于社會層面。中國也施行一些針對少數族群的優惠措施，包括教育、某些特定崗位的工作機會以及在生育政策方面的差異性規定。有一些措施是由法律形式加以確認的，可以認定為是政治權利方面的差別。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國的歷史語境中，種族問題和階級問題曾是重合的，美國對黑人的政策優惠是出于對殖民主義歷史罪惡的補償，這與中國的情況很不相同，少數族群的人民歷史上也遭受過苦難，但這個苦難不是作為多數族群的漢族施加的，而是源于少數族群內部的階級問題。
在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政治壓倒了族群隔閡，族群之間的關系以互助友愛為總基調，而且那時候也不存在生育政策導致的生育權利差異問題。可是隨著情勢的變化，權利差異凸顯出來，加上固有的社會層面的歧視與隔閡，導致了少數族群和多數族群兩方面的不滿。這里也需要改革，改革的目標無疑應當是政治權利的拉平，將扶持性的措施控制在社會領域。
此外，還應該注意的是，族群間的歧視與隔閡雖然現實存在，但遠不至于導致暴烈的對抗。此類“事件”的動因不但要從內部尋找，而應該將其視為一個國際政治的問題，并循著這個方向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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