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1.
一、最根本的社會動亂之源
二、人民的生存權高于一切
三、用“軟刀子”剝奪老百姓生存權的形形色色
四、警訊：社會動亂因素在積累，事物正在起變化
五、“看得見的動亂”來自“看不見的動亂”
六、以房地產投機為例看“看不見的動亂”如何制造“看得見的動亂”
七、認識論的混亂掩護“看不見的動亂”
八、結論
一、最根本的社會動亂之源
夫“亂”者，無序也。說自然界的無序，靜態的往往說是“零亂”、“散亂”、“雜亂”、“亂七八糟”，動態的則是“紊亂”、“混亂”、“亂套”。至于人類社會呢?“亂”者，社會秩序失控也。只對少數人的失控是“擾亂”;人數多了是“騷亂”;再多就是“動亂”──到了“最高級”，那就是“天下大亂、地覆天翻”。
要問社會為何有亂，答案可以無窮無盡，從貪心不足到神經病發作都可能成為解釋。但社會動亂以至天下大亂就不同了。那得有相當多數甚至整個社會的大部分都參與、至少不極力阻止才辦得到。幾個神經病、流氓團伙、幫會組織之類能夠造出擾亂、騷亂，但造不出動亂。倒不是說他們沒那個念頭，而是說他們沒那個能量。“非不為也，實不能也”──當大多數人渴望安定時，個把人再上竄下跳煽風點火也無濟于事。一部《河觴》煽得動大群學生書生上街，但煽不動大批工人農民上街。大草原碰上“星星之火”，后果取決于大環境：大雨傾盆時是一種結果，風干物燥時又是一種結果。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纯粗袊迩隁v史便可知，沒有一個朝代不立法保護私有財產的，沒有一個朝代不竭盡全力維持社會秩序的，但沒有一個朝代能“江山永固”、“萬壽無疆”、逃脫滅亡的命運的。除了外敵入侵，所有朝代都毫無例外亡于內亂。(而外敵入侵又往往是國家內亂傷筋動骨的結果，二者相輔相成。)
然而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老百姓其實是最能忍的。看看流傳了千百年的這些民諺就夠了：“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得過且過”、“好死不如賴活著”、“心字頭上一把刀──忍”、“屈死不告狀”……只要日子還過得下去，中國人往往寧可受窮也不愿造反。挺而走險的總是少數。中國歷史上幾乎從來沒有宗教戰爭。對于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而言，只要還過得去，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有多大關系?
這就很發人深思了：為什么中國所有朝代都幾乎毫無例外地被這些最能忍的老百姓所推翻?為什么最能忍的人民卻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那么多造反紀錄?
答案很簡單：正因為中國老百姓能忍，歷代王朝末日的統治者們反而不知天高地厚，得寸進尺，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橫征暴斂，敲骨吸髓，不堆上“壓垮駱馱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罷休。而凡事總有限度。中國老百姓再能忍也有限度。“物極必反”。一旦超過了老百姓的容忍極限，就必然走向反面，從忍耐變成造反，從“逆來順受”變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那么中國老百姓的容忍極限是什么?一句話：生存權。對普通中國老百姓來說，往往是貧窮能忍，不平能忍，吃虧能忍，壓迫能忍，歧視能忍，屈辱能忍，但如果連生存權也要被剝奪，那就只剩下了“忍無可忍”：反正活不下去了，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拼死一搏。也就是說，老百姓的生存權是社會安定的底限。過此底限，社會必亂。危害老百姓的生存權是最根本的社會動亂之源。
二、人民的生存權高于一切
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里有這樣一段問答：
──問：如果美國人民問到共產黨為什么作戰，我該怎樣回答呢?
──答：因為蔣介石要屠殺中國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須自衛。這是美國人民所能夠理解的。
魯迅說：“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我之所謂生存，并不是茍活;所謂溫飽，并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茍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
上個世紀末，中國政府經常如此回答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指責：“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生存權是最大的人權”。
太對了。“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生存權是最大的人權”。“人民要生存就必須自衛”。站在蔣介石的立場上看，“自衛”是“非法”。而站在人民生存的立場上看，人民的生存權比那個“非法”更重要。膽敢危害人民的生存權，“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這就是最高的和最后的是非標準。也就是說，人民的生存權高于一切。保護人民的生存權是一切想長治久安生存下去的政府最核心和最本質的差事，是衡量其性質和政績最后標準。愿意保護并善于保護人民生存權的政權才是負責的政權。不能有效保護人民生存權的政權是失職的政權。蓄意剝奪人民生存權的政權是反動的政權，是制造動亂、自取滅亡的政權。這就是歷史規律。
“主流精英”們吹捧《物權法》時說，中國歷史上那么多造反，皆因中國人不懂得尊重私有產權、法制不健全。只要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不會動亂，等等等等。換句話說，只要有《物權法》就能讓私有制深入人心，歷史就可以改寫了。一部《物權法》就有如此神通，就能改變歷史規律，簡直太神奇了?？上а娇上?，中國歷史上那么多皇帝宰相簡直個個笨蛋，寧可王朝覆滅也不肯制定一部《物權法》，否則中國歷史上哪會有那么多動亂造反，哪里會死那么多人?
可惜這種神話般的胡說八道代替不了歷史事實。看看中國歷史就知道，決定社會是安定還是動亂的真正因素從來不是什么法制不法制，物權不物權，而是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在老百姓的生存權面前一切都必須讓位。雖不能說中國歷史上動亂的起因全是老百姓的生存權被剝奪，但可以說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必引發動亂。一旦當大多數人的生存權受到威脅時，再神圣的法律也一文不值。那時就不是法制不法制的問題，而是“造反有理”的問題。
噢，別，別，“造反有理”這四個字太刺激了，簡直讓“主流精英”們五雷轟頂，有的要暴跳，有的要咆哮，有的要冷嘲，有的要暈倒。為了他們可憐的神經，且不說有理無理──反正有理也好，有罪也罷，那不過是站在不同的立場對同一件事所用的不同描述語言而已。套用一下張維迎的邏輯。他不是說“學術觀點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講的是事物的因果關系”嗎?搬到這里就成了“中國歷史揭示的因果關系”：“如果”無限制地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那么”就會“動亂造反”(至于有理無理則取決于你的階級立場)。這就是客觀規律，一個中國五千年歷史反復證明過的客觀規律：百姓如水，君王如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傷害老百姓的生存權即在制造水之不穩。傷害愈深，風浪愈大。傷到極限即民不聊生，那就是官逼民反，王朝末日，驚濤駭浪，房傾舟覆。總而言之一句話：老百姓的生存權即天下之安定。生存權越大，天下越安;生存權越小，天下越危;生存權完了，天下必亂。
“主流精英”們宣稱只要用一紙《物權法》確立“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能杜絕造反、改變這歷史規律。這令人想起俄羅斯人關于葉卡捷琳娜女皇的一個傳說：“河水啊，停止流動吧!這是女王的命令。”──一樣的專橫跋扈，一樣的愚蠢無知。就憑這些狗屁不通的“理論”，就足以證明這些所謂“主流精英”不僅政治上混蛋，歷史常識為零，而且根本就是一群為了謀私什么彌天大謊都敢撒的學術騙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個起碼的道理，唐太宗懂得，封建社會的明君懂得，中國歷代的有識之士懂得，而號稱“代表先進文明”的“主流精英”們偏偏一竅不通還不懂裝懂。
不是老有人愛說什么“木桶短板理論”嗎?用它來描述社會動亂規律倒正合適：社會動亂的反面就是社會的安定。社會的安定度不是取決于誰“最長”──最成功，而是取決于誰“最短”──最不成功，取決于“弱勢群體”的生存權。“主流精英”們從來如同賭場老板，只引導人們注意賭場里極個別的得手幸運兒，竭力避免讓人們注意絕大多數的賠本倒霉蛋。然而要關注社會的動亂與安定就必須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關注成功者命運，而是關注不成功者的命運。道理很簡單：成功者總是少數，不成功者總是多數。社會的安定與否不取決于少數人怎么想怎么辦，而取決于多數人怎么想怎么辦，取決于民心的向背：民心思治則天下治，民心思變則天下變，民心思亂則天下亂，民心思反則天下反。如此而已。如果最弱勢的群體的生存權都有了起碼的保障，則社會必安，不守規矩去犯罪的只會是少數、個別的“分子”而非“群體”，得不到同情，得不到認同，失道寡助，再折騰也翻不起大浪。反之，如果“弱勢群體”的生存權受到損害，那因生活所迫挺而走險的人數必增，社會的安定度必降。生存權受到的損害越大、受害人數越多，走上違法謀生之路的人就越多，社會的安定度受到的破壞越大，社會就越不穩。如同房子，最要害的地方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層建筑如何閃閃發光，而是默默無聞承受了全部壓力的最底層的地基是否穩固，是否還吃得消壓力;是內部的承力結構是否牢固，是否還撐得住受力。如果只看表面裝飾而不管底層地基與內在結構的狀況，那就是本末倒置。
三、用“軟刀子”剝奪老百姓生存權的形形色色
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乃最根本的社會動亂之源。但“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并不意味著只象南京大屠殺那樣用“硬刀子”直接殺人，用“軟刀子”照樣能間接殺人。用“硬刀子”殺人是殺，用“軟刀子”殺人也是殺。直接殺也好，間接殺也好，只要是搞得老百姓活不下去，那么就效果一樣，本質相同。二者區別僅僅是用“硬刀子”剝奪生存權是“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立竿見影”;用“軟刀子”剝奪生存權是“殺人不見血”、“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多了個“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而已。
生存權包括人身安全、物質上的生存權以及精神上的生存權。傷害其中任何一項即傷害生存權。
魯迅給生存權的定義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教育屬于生存權中的“發展權”，不僅僅是自身的發展權，而且是整個民族的發展權。危害老百姓受教育的權利即危害老百姓的生存權。
“主流精英”們每日每時都在用“軟刀子”從物質上、精神上剝奪老百姓生存權，也就是說每日每時都在間接殺人：
──“下崗”、“買斷工齡”、強迫征地、制造失地難民──用斷人生計的方式剝奪數千萬老工人、數億農民的生存權。
──“醫療產業化”導致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小病變大病，大病變絕癥──用疾病的方式剝奪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權。
──有毒有害食品藥品充斥市場。環境污染愈演愈烈──用縱容公然下毒的方式剝奪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權。(張維迎堅決反對政府監管醫藥，特地把政府的藥品管制當成“管制失敗的具體事例”──張維迎：《中國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出了“齊二藥”毒藥事件后張維迎仍然裝聾作啞，拒不認錯。)
──“教育產業化”導致無數普通人家上不起學，為上學家破人亡──用毀滅下一代發展權的方式的剝奪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權。
──“取消社會福利”，導致老弱病殘貧病交加而生不如死──用落井下石的方式剝奪喪失勞動能力者的生存權。
──鼓吹“精英至上”，剝奪“弱勢群體”的一切尊嚴，使之處于毫無希望、毫無未來的“茍活”地位。魯迅說：“茍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弱勢群體”因悲觀絕望、精神失常而自殺者不計其數，世界第一，遠遠超過“精英”們整天一把鼻涕一把淚、刁聲浪氣沒完沒了地拼命控訴的“文革”、“反右”等歷次政治運動時期(不乏下崗工人買斷工齡后夫妻雙雙自盡、希冀減少家庭開支、讓子女靠那少得可憐的買斷工齡的錢得以活命的例子)──用毀滅希望的方式剝奪“弱勢群體”的生存權。
──西方人認為貓有九命，生命力最頑強。但生命力再頑強也經不起憂郁之傷，遂有諺語：“憂郁殺死了貓”。在“主流精英”多年的把持下，中國整個社會道德敗壞，精神沉淪，人與人的關系日益冷酷無情。人們的精神境界日益空虛苦悶，郁郁而亡者日眾。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尚可以說是“氣死人不償命”，而因精神因素大規模致死則是──用“精神謀殺”的方式剝奪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權。
──喪失了一切的“弱勢群體”最后能指望的就是親情。而“主流精英”們卻連這最后的一絲希望也不放過，冒出李銀河那樣的老虔婆公然鼓吹“換妻”、“一夜情”、“性自由”──用大規模破壞家庭穩定、毀滅親情、制造孤獨凄涼的方式剝奪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權。
……
再看看這些事實：
──長沙下崗工人陳洪問曰：“在‘就業無望，上班無崗，下崗無錢，低保無緣，社保無份，官埸無人，情埸無妻’的情況下，不跑‘摩的’我吃什么?”
某警察答曰：“我管你吃什么!”
人大某“精英”答曰：“你就不配活著!”(明目張膽直截了當否定人家的生存權!)
“主流經濟學家”們答曰：“這是優勝劣汰，客觀規律!”
另一“精英”更是早有“名言”：“誰讓你出生在中國?”
──2007年1月4日CCTV《焦點訪談》播出關于湖南省漢壽縣棉紡廠原團委副書記李紅杰的報道后有人就此寫了篇文章，題目：“改革，如何讓老百姓少受些損失?”──天啊，不是要“用鄧小平思想指導改革”嗎?不是說改革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嗎?怎么改來改去改得人們只求“讓老百姓少受些損失”就謝天謝地了?就算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代價”，那也該有個頭啊!折騰了幾十年，卻成了“摸不完的石頭、過不完的河，當不完的代價、改不完的革”──這一切該如何解釋?
──下崗工人們悲訴：“難道我們近三十年的努力工作換回的就是被工廠掃地出門?難道我們拿了多年的低工資不是為國家做了貢獻?為什么就不能讓我們工作了幾十年而又沒有多少技能的下崗工人不再在貧困線上掙扎呢?看在我們把最寶貴的青春無私的奉獻給了國家，為什么國家不能替我們交養老金呢?”
再看看“主流精英”的“標準答案”：“從頭再來”。
真是“說得輕巧，吃根燈草”、“站著說話不腰疼”。讓“工作了幾十年而又沒有多少技能”、接近享受退休權利的下崗工人跟年青人一樣去拼體力、拼技能、拼學習能力，這不是硬逼著人家做力不從心的事又是什么?至于讓人家靠經商生存則簡直等同于問：“何不食肉糜?”：美國政府統計數字：90%新創業的買賣存活不過三年。所以聯邦政府規定的資助貸款標準為生存三年以上。小商業在美國這樣商品經濟發達商業知識普及國家的命運尚且如此，中國呢?下崗工人中有經商條件的人占多少?成功率是多大?下崗工人中能長期靠這個來“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人的比例有多大?
拿破侖說：“一切不道德事情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做不能勝任的事情。”那么強迫別人“去做不能勝任的事情”呢?豈不比“最不道德”更不道德、超不道德、進入了“卑鄙”的層次?而強迫“工作了幾十年而又沒有多少技能”的下崗工人“去做不能勝任的事情”、“從頭再來”的“主流精英”們呢?不折不扣就是天下最卑鄙無恥的人形狗畜生。
(回顧總結，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凡是為共和國的建立、建設和強大而作出了貢獻和犧牲的所有中國人，其生存權全部遭到了“主流精英”們的傷害：
──老工人、農民：“下崗”、“失地”、取消福利，直接從物質上剝奪生存權;
──老干部、老軍人：無孔不入否定中國跟革命的一切歷史，引導青年一代漠視、嘲諷他們的經歷，蓄意制造失落感，制造精神苦悶，用精神謀殺的方式剝奪生存權;
──退休工程技術人員、教師：削減、凍結其退休待遇，無視其生存，讓他們陷入貧困潦倒，貶低他們當年自力更生條件下所做的一切，從物質上和精神上對其生存權進行雙重圍剿。
“主流精英”如此這般，一是為打擊報復、反攻倒算一切為建立共和國實實在在默默奉獻過的有功之臣，二是要給社會樹立反面樣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有機會時不貪污，講奉獻，這就是下場。三是要證明搞自然科學干實事的沒出路，搞工程技術從事物質生產的決沒好下場，只有學他們當“精英”專門玩玄的“勞心者治人”、專門高高在上支配別人的才無后顧之憂。)
四、警訊：社會動亂因素在積累，事物正在起變化
想想燒開水的情況：只要把水壺架在火上，火不撤又足夠旺，水就遲早要開：先是水響，接著冒泡。響聲越來越大、泡越冒越多，預示著快開鍋了。只要繼續燒火，那沸騰是必然的事。不愿沸騰又不肯撤火，那就只剩下一著：封進高壓鍋，靠高壓強行制止沸騰。但這僅僅是權宜之計，只能暫時有效。的確，高壓之下水的沸點是會提高，可以暫時延緩沸騰，但不可能消滅沸騰，因為火還在燒，而可施加的壓力不可能無窮大。一旦壓力超過容器的承受極限，隨之而來的就不止是沸騰，而是爆炸了。只要“主流精英”們讓少數人進天堂、多數人下地獄的掠奪式“改革”之火不撤，那民怨沸騰是免不了的。他們憑借“話語權”拼命施加高壓，不準人們聽見“水響”、看見“冒泡”，以為這就能制止沸騰了。實際呢?這是在“維護安定”，還是制造定時炸彈?
中國社會現在呢?沒有沸騰，但不是沒有警訊，已然聽得見“水響”、看得見“冒泡”了?？纯?ldquo;群體事件”是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纯垂娸浾撝髁鲗?ldquo;群體事件”、對暴富者、對反抗強制征地、強制拆遷者、城管人員的態度?？纯慈缦滦侣剺祟}：“社會矛盾新警號：‘無直接利益沖突’苗頭出現”。再看看退伍軍人崔英杰傷城管致死案發后公眾的反應。的確，崔英杰犯了罪。如果這種罪發生在毛澤東時代，公眾輿論無疑會一邊倒地對罪犯恨之入骨，堅決擁護嚴辦，絕少會有人同情之。但現在呢?盡管從法律上說罪的性質沒變，仍屬于反抗公務人員執行公務致死案，但今天人們的反應卻大不相同，同情者大有人在。為什么?因為處于崔英杰同樣地位的人太多了。不是他們“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放著其他正當的謀生之道不干偏要違規，而實在是生活所迫，走投無路，舍此找不到其他生存之道。而城管們呢?早在老百姓眼里從國家公務人員變成了如狼似虎的“城管鬼子兵”。人心的向背(以及潛在的軍心的向背)由此可見一斑。這種變化從何而來?那得問“精英”：一邊是“市容市規”，一邊是最弱勢者的生存權。人家的取舍是寧要表面光(主要功能是讓“精英”外資滿意、夸耀“政績”)，不要“弱勢群體”的生存權：“我管你吃什么!”──你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不管，我就管一條：餓死也不準壞我的規矩：“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代表“先進文明”，代表來代表去“先進”得倒退了八百多年，跑到宋代的朱熹那兒見鬼去了──噢，不，“接軌”去了。多“先進”啊!)
崔英杰犯法是在捍衛自己的生存權情況下犯的法。而與崔英杰處境相似的人又多的是。他們同情崔英杰實際是為自己的生存權而吶喊，在保衛“老百姓生存權高于一切”的最高原則。“存在決定意識”，社會存在相同，意識必然相同。“精英”們說老百姓的不滿情緒是因為“仇富”、“嫉妒別人的成功”，客氣一點的也只說是因為“仇腐”，好象大家的不滿僅僅是出于見義勇為主持正義。錯。真正犯眾怒的是“精英”們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權為自己牟取暴利。好比你到醫院做闌尾，后來卻發現醫生竟然乘機偷偷割了自己的腎拿去賣發了大財，那你憤慨不憤慨?如果你的這種憤慨被說成是“仇富”、“嫉妒別人的成功”、“自己沒本事卻敵視成功的人”，那你會做何感想?所謂“仇富”其實也是同樣道理。其實質是老百姓要反抗自己的生存權被剝奪。即使是在為“弱勢群體”呼吁，實質也是在同時捍衛自己的生存權，否則下一個犧牲品就將是自己。
公眾對崔英杰的同情多于敵視本身就準確地傳遞了一個信息：量變在引起質變，事物正在起變化。因為無視老百姓的生存權，法律法規在人們心目中的份量在降低。這再一次證明生存權是老百姓判斷一切是非曲直的最高標準。當老百姓的生存權長期受到嚴重損害，社會矛盾就必然遵循“量變引起質變”的規律，向積累、深化、激化的方向發展。當社會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公眾認同的是非曲直標準就要變，挑戰現行社會秩序者不但不受排斥，反而會被逐步視為可以理解、值得同情、情有可原、英雄正義直至“替天行道”。一旦到了這個程度，問題的性質就全變了，“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時法制再健全也沒用，必全成廢紙，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王朝末日景況便要歷歷在目了。
五、“看得見的動亂”來自“看不見的動亂”
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必將導致社會動亂。這種動亂是有形的動亂，看得見的動亂，“硬件”式動亂。在這種動亂背后起決定作用的是無形的動亂，看不見的動亂，“軟件”式動亂，即意識形態、政治目標、政治決策層面的“隱形動亂”。奪老百姓的生存權的情況為什么會大規模發生?為什么能成氣候?為什么能變成決策?全是這看不見的“軟動亂”制造出來的。沒有這“看不見的動亂”，大規模剝奪老百姓生存權這種事根本就不可思議、不可接受、不可能發生，更不可能持續。經濟上“看不見的手”操縱看得見的經濟活動;社會上“看不見的動亂”在制造看得見的動亂。真正的大規模社會動亂不是煽動出來的，而是制造出來的。沒有“看不見的動亂”，就沒有“看得見的動亂”。要消滅“看得見的動亂”，就必須先消滅“看不見的動亂”。“欲破山中賊，先破心中賊”，“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對制造“看得見的動亂”貢獻最大的“看不見的動亂”主要有哪些?
第一亂：根本目標大篡改，犧牲人民生存權
改革不是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權加富裕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手段只能服從目的而不能妨害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權高于一切。任何政府的任何舉措都不能違背這個根本宗旨，改革也不例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后達到共同富裕”是個“先富還是后富”的問題，是“大富還是小康”的問題，還不違背改革的根本宗旨。但“主流經濟學家”們卻篡改了“改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這個最要害的本質，把改革說成了目的，鼓吹“改革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為改革而改革”、“一切為了改革”、“為改革而犧牲一切”。結果：“改革代價論”，以“改革”的名義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權。
厲以寧說：“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讓少數人為多數人犧牲是正義。讓多數人為少數人犧牲是卑鄙。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權讓少數人發橫財則是罪大惡極。厲以寧的這番“高論”，西方的政客說不出來，中國歷代的“明君”說不出來，任何稍有良知的學者更是想都想不出來。而號稱“代表人民”、“代表先進文明”、“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主流經濟學家”厲以寧們毫無顧忌就說出來了，赤裸裸連褲子都不稀罕穿。如此明目張膽，如此厚顏無恥，其卑劣之無與倫比完全有資格列入“吉尼斯世界大全”，作為最不要臉的“精英警句”載入史冊。
再看“主流精英”們蔑視老百姓的生存權的另一個例子：張維迎說改革以來干部的地位下降最大，因為過去只有干部才有電話，才可以坐軟臥，而現在他們在這些方面不再能唯我獨尊了，所以委屈大大的，比工人農民的地位下降程度更大。顯然在他看來，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的生存權的重要性還不如干部的電話和軟臥待遇。可見老百姓的生存權在“主流精英”心目中究竟值幾文。
厲以寧張維迎們就這樣徹底顛倒了“老百姓的生存權加富裕”同“改革”這個“目標與手段”的根本主從關系，徹底歪曲了改革的根本目標，徹底顛倒了是非曲直的根本標準，徹底篡改了改革的性質，由此把“老百姓的生存權高于一切”變成了“改革高于一切”;把“為老百姓的富裕而改革”變成了“為改革而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權”;把“富裕不富裕”的問題變成了“生存不生存”的問題;把“改革”變成了“以改革的名義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權讓少數人發橫財”的瘋狂搶劫，把改革變成了他們趁火打劫的的權術工具，隨心所欲揮舞“改革”大棒，“挾改革令天下”，為非作歹，無惡不做。中國社會一切階層都被他們以“改革”的名義玩弄于股掌之上。這是不折不扣最卑鄙的理論教唆犯罪，是中國“看不見的動亂”的罪惡之源。
為了“改革”犧牲一切，犧牲一切只為“改革”──到底誰為誰?
先是下崗工人、失地農民?，F在輪到中小學教員和大學畢業生們面對下崗失業、嘗到生存權朝不保夕的滋味。下一步呢?那么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張維迎的“在中國，教育水平已成為決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個農村大學生可以使一家人脫貧”的美麗神話如同肥皂泡一樣破滅，靠教育改變命運的美夢破滅，盲目瘋狂不惜工本的大學潮誓必降溫，“擴招”泡沫碎裂，盲目上馬的一大批大學恐怕也要賣不出去了。那時就該輪到若干以“精英”自栩的大學教授們嘗嘗生存權被剝奪的滋味了。按照張維迎的縮權“理論”，政府除了向老百姓要錢什么也不管，政府機構可有可無，那還要那么多公務員干什么?那時是不是該輪到干部們大批“下崗”了?
“犧牲別人的生存權謀私利”是一場危險的游戲。認可了就墮落了，開始了就收不住了：要害不在于具體每次誰當犧牲品，而在于開了這個先例，確立了這個原則：“以‘改革’的名義犧牲一部分人的生存權換取另一部分人的私利”。這就放出了一個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魔鬼──既然能吃掉別人，也就能吃掉自己;被犧牲掉的人既然能是他，也就能是你。這次是工人，下次是農民，然后呢?還停得住嗎?每次都是“一部分”，加起來就是全體，到頭來遲早自己也會被吞噬。以損人的心理開始，以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就是規律。
“精英”們衡量“改革”措施的標準早已不是老百姓的生存權，而是“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沒有超過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本來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全體共同富裕”的“富裕不富裕”的問題，居然變成了“老百姓能承受不能承受”的“壓榨極限”的問題?？梢娝麄冴P心的不是能給老百姓帶來什么好處，而是還能從老百姓身上再榨出多少油水而不至于激起民變。換句話說，他們的“改革”實際是對老百姓的忍耐極限試驗，對社會的結構強度破壞性試驗，不找出“壓垮駱馱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罷休。如此“改革指導思想”，社會焉得不亂?這不是在教唆用“看不見的動亂”制造“看得見的動亂”又是什么?
第二亂：“基本理論”是破爛──“過期作廢腐爛變質”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一說“市場經濟”，“主流經濟學家”們馬上拉出了一大堆清單：“市場原則”、“讓市場自己調整自己”、“市場本身糾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糾正市場的毛病更為有效”、“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總而言之一切放任自流，政府什么也別管，最好連政府都取消。如此“市場經濟”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是最原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曰“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按“主流經濟學家”們畫出的美麗藍圖，只要建立起如此“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一切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這根本就是彌天大謊。
所謂“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之類理論根本就是“過期變質”的破爛，早在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后就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拋棄了。在那之前它的確風光無限。今天“精英”們的“窮是因為懶”、“窮是因為沒本事”、“窮是因為素質低”、“你就不配活著”之類口頭禪早在那個時代就非常流行了──所以今天的“精英”想宣布版權都沒資格。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發生后美國胡佛政府仍然堅持“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府不應干預市場”，不折不扣照著張維迎的原則辦事：“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結果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許多美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產生了懷疑，開始討論是不是該走蘇聯人的路子。于是有了凱恩斯理論的時髦，有了羅斯福的新政，政府建立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對個人的基本生存權提供保證，等于把自由競爭的“優勝劣汰”跟人的生存權分離開來，淘汰企業不淘汰人命。也就是說“自由資本主義”不再絕對自由，而是有了限制和條件。它實際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加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有了點“社會資本主義”的味道。雖然羅斯福被不少鐵桿“純資本主義擁護者”斥為“社會主義者”，但事實是從那以后西方國家再也沒有中斷過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和干預，也不再有那種“絕對”的、“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說白了就是絕對的、無限制的“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競爭就有勝負。成功者生存，失敗者呢?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往社會一推了事，自生自滅去。但“生存權高于一切”的規律在哪兒都要起作用。當大批人的生存權受到威脅時，社會不管，必生動亂。怎么辦?當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解決辦法是：侵略別人去。“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污泥，污泥干著急”。通過對外侵略擴張，把內部的矛盾轉嫁給它人，一切代價最后都落實到殖民地人民頭上：你失業了?失去土地了?生存權沒著落了?好辦，到殖民地去，搶他們的土地，搶他們的財寶，搶他們的好東西，剝奪他們的生存權，你的生存權不就保住了?一切不就全解決了?于是皆大歡喜──除了那些被滅絕被掠奪喪失了生存權的殖民地人民。這就是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以盛行的關鍵。翻翻歷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不帶有兩重性：對內講法制，對外講侵略;對內講民主，對外講專制。只講其對內法制民主的一面、隱瞞其對外侵略專制的一面就是歪曲歷史。《大國崛起》說“荷蘭是靠當‘海上馬車夫’發的家”，這是典型的“隱惡揚善”、歪曲歷史，故意只展示人家對歐洲“自家人”的那一副面孔，隱瞞了人家對殖民地國家的另一副面孔。當年的荷蘭對殖民地國家充當的可不是什么“海上馬車夫”，而是不折不扣的“屠夫”。想想鄭成功是從誰手里收復的臺灣。想想當年是誰在印尼對華人進行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想想歷史上是誰為了占有“丁香之國”的產權而把全部居民斬盡殺絕。想想是誰第一個從印地安人手里攫取了紐約曼哈頓島。想想是誰第一個從土著居民手里搶奪了南非。編寫《大國崛起》的“精英”們只告訴中國人人家“海上馬車夫”的這一面，隱瞞了到處侵略擴張的“屠夫”的那一面。號稱“精英”，人品還不如婊子：婊子會拿了錢陪笑，但不會挨了刀還陪笑。而這些“精英”呢?挨了刀還要恬著臉陪著笑去舔“屠夫”的腚，人品比婊子不知賤了幾萬倍。
“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存在著尚未被征服的殖民地可供侵略、內部矛盾能夠轉嫁出去的條件下才能繼續運轉。一旦世界被瓜分完畢、不能再毫無阻礙地對外轉嫁矛盾，這個把戲就玩不下去了，就只能強行把矛盾轉嫁給同類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只能造成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矛盾激化。當有“弱肉”可獵時，狼與狼之間可以大體上相安無事。一旦無“弱肉”可獵，狼吃狼就不可避免。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象征著世界上最后一個主要農業國被資本主義國家征服，象征著世界已被資本主義國家瓜分完畢。從此之后資本主義國家“一致對外”共同侵略非資本主義的農業國家的時代結束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大打出手的時代到來了，狼跟狼共同吃羊的情況少了，狼吃狼的情況多了。人類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世界大戰。但自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標志世界被瓜分完畢后才14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才11年就爆發了前所未有的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導致了德國納粹黨的上臺，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自從美國羅斯福的新政開始標志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拋棄了“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采取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相結合的新體系后，自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再也沒發生新的世界大戰，再也沒出現1929年那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從那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就“內外有別”了，對內實際搞的是“社會資本主義”，而對外喊的卻是“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簡單回顧一下歷史：歐洲國家自推行“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后便個個如同抽了瘋，滿世界亂竄搞擴張，急星火燎要把內部社會矛盾轉嫁出去。轉嫁不出去，結果就是內部社會危機、社會動亂。也就是說“不傷人，必自傷”。當世界還沒被瓜分完畢、還有地方可侵略擴張時這個體系還能順利運轉;一旦世界瓜分完畢、再也不能輕而易舉對外轉嫁矛盾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立刻全面激化，爆發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戰，爆發了史無前例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于是如下主張得到了普遍認同：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游戲規則要改一改了。如果不能保證自由競爭失敗者的生存權，整個社會都要遭殃。所以政府必須干預，稅富濟貧，建立起碼的生存權保障體系，讓整個社會得以安寧。這樣做不是從單純的資本贏利的角度看問題，而是從整個社會的生存角度看問題，故名之曰“社會主義”。從此“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退出了歷史舞臺，隨之而去的是新的世界大戰和1929年那樣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正反兩面的事例無不說明了一條：“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害無窮。就是它導致了無數殖民地國家的滅亡，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導致了世界經濟大蕭條，導致了無數社會動亂。一旦拋棄了“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采取了“社會資本主義”，這一切就沒有再重演。這一切難道是偶然的嗎?
編寫《大國崛起》的“精英”們號稱“歷史權威”，但面對五千年的中國史，卻總結不出“人民的生存權高于一切”;面對三百多年的殖民史、兩次世界大戰、一次世界經濟大蕭條、那么多的殺戮、那么多的滅絕、那么多的動亂，那么多的苦難，卻總結不出“‘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破壞性無窮”。他們“總結”出了什么“歷史規律”?靠“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魚腸子的方法”之類雕蟲小技，在加上混個“海上馬車夫”，便可以“大國崛起”。再就是弄一堆外國風景、名人雕塑、著名建筑的影像之類剪剪貼貼，加上幾句解說詞，再來點電腦合成圖象，向對外國風光感到好奇的人們賣弄“歷史花絮”。真正關鍵的歷史規律他們一個也總結不出來。直是要多淺薄有多淺薄，要多低能有多低能。就這還恬著臉自稱“精英”，而且還是“世界一流大學”的“精英”。真令人懷疑他們的臉皮是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夠刀槍不入，水火兼防，否則何以如此無恥?
至于張維迎之類的“主流經濟學家”，其問題就不僅僅是淺薄低能兼無恥了。張維迎英國牛津留學生活了好幾年，又是專門研究經濟的。他不可能不了解西方資本家國家的真實情況，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歷史條件已不復存在，早已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拋棄了;不可能不知道現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際實行的是資本主義摻點社會主義因素的混合制度;不可能不知道西方國家政府經濟的管制體系已經非常成熟、嚴格、嚴密，沒有一個國家在“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害有多大，連世界大戰都造得出來，更不用說在中國一國之內造出社會動亂了;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絕不可能靠對外侵略擴張來轉移內部矛盾，一旦在中國推行“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社會矛盾必將全部在內部積累、內部爆發，最終必然導致中國社會大動亂。他明明知道這一切，但仍然不遺余力把“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早已在西方國家“過期作廢”的毒性極其強烈的“經濟理論”強加給中國，仍然拼命鼓吹“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這只能有一個解釋：蓄意。蓄意利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造成社會動亂”這一鐵的規律，在中國制造出社會動亂來。
這順便解釋了“主流經濟學家”們為什么那么積極消滅中國現存的社會福利制度：惟恐中國社會矛盾激化得不夠快不夠深不夠徹底。所以厲以寧說：“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所以張五常說：“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制度。”這一切都完全符合“用‘看不見的動亂’制造‘看得見的動亂’”這個總目標。
這也同時讓人理解了“精英”們為什么那么熱衷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借口“全球化”、“國際接軌”，千方百計幫助外資控制中國經濟，從中國榨取驚人的利潤──向中國轉嫁外國社會的矛盾，進一步加速中國社會矛盾激化。
簡單打個比方：“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象個化工廠，一運轉起來就產生大量產品──利潤，同時也大量產生有毒垃圾──社會矛盾。一個國家采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如同在自己家里安了座毒工廠，得到了產品的同時也必然得到毒垃圾。如果任憑毒垃圾在家里積累，那就是把自己家變成了毒氣室，自己消滅自己。起先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從別處找塊地方──殖民地，好把毒垃圾堆到那里去。產品歸自己，毒品送別人;利潤留給自己，社會矛盾轉嫁它人。只要世界上還找得到新的地方把毒垃圾甩出去，這套體系就還能運轉自如。但到后來可供堆放毒垃圾的地方都被占滿了(殖民地都被占完了，沒地方轉移內部矛盾了)，這條路就走不通了，再照舊運轉就毒著自己了。于是化工廠的主人們就要求別人的化工廠停產，把自己生產的毒垃圾傾倒到人家的地盤去。別人當然不干。大家都想“以鄰為壑”，犧牲別人保全自己，結果大打出手。打到后來參與打斗的方方面面總算都打明白了：打不是辦法，根本的出路是改革工藝，考慮如何避免產生有毒垃圾，而不是如何搶奪垃圾場。這就需要政府干預，不再“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而是對工藝流程實行管制，控制污染排放，即控制社會矛盾的積累激化。世界便這樣磕磕碰碰地混到了今天。
而“主流經濟學家”們呢?硬逼著中國采取人家已經淘汰的舊工藝(“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照老樣子制造毒垃圾。他們明明知道這種做法早已被證明是自取滅亡，別人早已認識到，早已淘汰了;明明知道中國連象別人那樣對外堆放毒垃圾的場地都沒有(無法靠向殖民地轉移內部矛盾解決社會問題)，卻仍然告訴中國人說這是唯一取得產品(利潤)的辦法，而且宣布毒垃圾在家內積累不要緊，不過是“改革代價”。他們一方面把別人不要的有毒工藝硬塞給中國，一方面要消滅中國僅有的一切減緩毒劑的設施(福利制度)，同時還想方設法把別人產生的毒垃圾引到中國這所屋子來(讓外資控制中國經濟)。所有這一切只能有一個解釋：蓄意的理論誤導，預謀的戰略下毒，存心要用“看不見的動亂”制造“看得見的動亂”，毀滅中國社會。
第三亂：顛倒歷史“去中國化”，意識形態反攻倒算
“主流精英”們系統地否定了中國的一切，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切：不管是毛澤東還是雷鋒、黃繼光、董存瑞、狼牙山五壯士、劉胡蘭;不管是建立中國共產黨還是建立新中國，不管是土地革命、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抗美援朝、自衛反擊戰;不管是“兩彈一星”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他們一律冷嘲熱諷，統統一筆勾銷。不僅如此，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民族英雄們也個個在劫難逃：“中國文化太軟弱，應該否定傳統文化”、“中國文化導致漢奸多”、“中國人窩里反是文化劣根性”、“岳飛倒下去，秦檜站起來”、“客觀公正評價李鴻章、袁世凱和汪精衛”、“孔子不如章子怡”、“儒學是偽宗教”、“道教、佛教都不值得提”、“中國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謀略家”、“中醫是偽科學”、“專家建議重構中國形象標志，稱龍在西方形象不好”……叫他們一形容，有著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在外國人面前簡直一無可取之處：沒有一個堪與外國匹敵的領袖人物，沒有一個站得住腳的民族英雄，沒有任何值得中國人驕傲自豪的東西，只有民族劣等、文化劣等：“我們這個文化的列車，帶著巨大的慣性，載著我們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風馳電掣地駛向終點”;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唯一的光明”：“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國什么都不禁，獨獨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體。中國就知道穿衣服。給思想穿衣服”、“西方鞭撻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我們歌頌自己的光明，結果帶來千年的黑暗”、“殖民主義統治的歷史是一個文明輸入和文明擴展的歷史”、“創造了我們沿海文明地帶的歷史”、“西方的歷史是一部改惡從善的歷史。中國的歷史則是一部改善從惡的歷史”、“這樣的民族，他不興盛誰興盛;這樣的民族，他不統治世界，誰能統治世界”……總之他們徹底顛倒了中國的一切，就差公然宣布中國不配存在、應該給人家當殖民地了。
要問這種自我丑化、自我矮化、自我妖魔化中國的一切的宣傳教育的效果如何?且看下列新聞標題：
──上海三成中學生想做外國人──專家主張讓上海成新特別行政區
──上海人不說中文說英語──上海著名商業街淮海中路品牌進行調整只要洋品牌，不要中國品牌。
──漢語知識競賽，洋人勝過了中國人!!──清華給美國培養工程師，北大給美國培養老婆
──許多上海女人都認為，自己就是為外國男人而生的。──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國內坐標，只在乎國際坐標。
──上海精神病發病率二十年翻了五倍──上海指定從小學圣經
──西方宗教節日在中國越來越流行──中國基督徒人數已經超過一億
──二十年內，中國有可能變成基督教國家……
在中國，西方文化影響日盛，中國文化影響日微。在這種情況下大喊大叫“大國崛起”，滑稽不滑稽?世界上有不認同本民族科技文化只盲目崇拜別人文化、一邊“文化沉淪”、“道德沉論”一邊真正崛起的大國嗎?
30%的上海青年人不想當中國人，便出現了成立“上海特區”的要求。照此發展趨勢，再過若干年，不想當中國人的上海青年人會不會過半?那時上海“精英”會不會要求“上海獨立”?那時是允許國土分裂還是動用武力鎮壓?那時能避免動亂嗎?
如果中國成了基督教國家，那共產黨不下臺也得下臺了吧?不管下臺不下臺，中國政治舞臺要大亂了吧?政治舞臺一旦大亂，社會呢?
在黎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比例是多少?在“歐洲的火藥庫”巴爾干，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比例是多少?如果中國成了基督教國家，那象在黎巴嫩、巴爾干等地基督徒和穆斯林沖突不斷的局面會不會在中國的新疆、寧夏、甘肅、青海等地區也出現?如果在中國領土上也來上個黎巴嫩、巴爾干，中國即便想不動亂，豈可得乎?
未來是青年的。在青年心目中顛倒了今天，就是顛覆了二十年之后的社會。在教科書上顛倒歷史，就是安放了延期二十年爆炸的“動亂定時炸彈”。“臺獨”不就是通過修改歷史教科書爭奪了青年一代而成的氣候嗎?
二十年后的“看得見的動亂”已經被“精英”們在今天的教科書上、各種宣傳媒體上鋪天蓋地的“看不見的動亂”決定了。
第四亂：處心積慮耍權術，逃避責任打混戰“漢芯造假”該誰負責?“齊二藥”毒藥事件呢?國有資產流失呢?當年的“運十”下馬呢?該負責的都有哪些人?誰拍的板?誰起草的文件?誰提出的建議?誰拒絕撥款導致“運十”最后下馬?應由誰來面對歷史?改革以來的種種具體措施都是誰負的責任?從“工人下崗”、“買斷工齡”、“國有企業改制”、“出賣國有企業”、“市場換技術”、“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等等決策到出賣“徐工”、“西軸”等等一個個的具體項目，都是哪些人決定的?都有哪些文件?都有哪些人提建議?都有哪些人起草文件?都有哪些人拍板?誰最后簽發的?都有哪些人經手?這些人現在都在哪里?如果出了問題，究竟該由誰來負責?怎么負責?“出沒出問題”如何判斷?還是根本就不判斷，根本就不負責?出賣國有資產的收入都進了哪些人的帳戶?有帳沒有?中國外匯儲備上萬億美元，人民幣每升值1%就意味著中國僅外匯儲備一項就遭受了百億美元的損失。這個損失誰拍板報銷?這又是誰的主意?提出這樣的主張的根據是什么?這樣的損失靠什么來補償?補償不了，該誰負責?……
不用問，所有這些全是無頭案，真正具體該負責的人保險一個也找不到。這正是充滿“中國特色”的當代最罕見的荒唐事。幾千萬工人說下班崗就下崗了;幾萬億國有資產說沒就沒了。那么多人的命運，那么多家庭的痛苦，那么巨額的財富，隨隨便便就支配了，而且這一切發生之后居然找不到一個人來負責!甚至連相關負責的人名都不敢公開，讓你想罵人都不知道該罵誰，當然更無從追究責任。
環顧歷史，凡成大事者必賞罰分明。而要賞罰分明必責任分明。責任不清，如何賞罰?賞罰不明，焉得不敗?
──毛澤東審批文件，同意就是同意：“照辦”、“照發”;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要敢于反潮流”──一句話，敢作敢當，絕不推卸責任。
──美國國會的“決策責任制”：誰的提案就用誰的名字命名，投贊成票的、投反對票的全部記錄在案，公布于眾。這一切既是榮譽，也是責任：你的主張，別想賴賬。議員競選時往往要給選民一份清單：我投票贊成過哪些法案，反對哪些法案，如何捍衛了你的利益，請你投我一票，云云。不過即使沒這樣的信，該議員的投票記錄照樣有賬可查，贊成了什么、反對了什么都休想隱瞞，任憑選民“秋后算帳”。
──前蘇聯總參謀長謝.馬.什捷緬科的回憶錄《戰爭年代的總參謀部》中有這樣一段記敘：
“我記得曾經有人把附有很多簽名的文件送到最高統帥部。最高統帥嚴厲地批評了他們，他認為這樣的行動是單一首長或軍事委員會不愿意對所作的決定承擔責任，更壞一點說，是他們對自己的意見是否正確缺乏信心。他說：‘他們搜集了簽名，為的是說服他們自己和我們。’”
“最高統帥要求所有送到最高統帥部的文件都有司令員和參謀長簽名，特別重要的文件(例如，每日總結匯報和戰役計劃)應由三人簽名，即除前兩人外，再加上軍事委員。”
斯大林嚴格執行“決策責任制”是有道理的。國家命運，無數人的生死，容不得視同兒戲，容不得推卸責任，容不得責任不清。勝了，必須有人獲得勛章;敗了，必須有人上軍事法庭。不如此，不能贏得戰爭。
“主流精英”們對改革那么虔誠，把改革說得那么崇高，那么重要，那么希望改革成功，那么他們對改革起碼該有點嚴肅認真的態度吧?起碼得有點責任心吧?起碼得有個責任制吧擔點責任吧?那么改革的責任制何在?改革以來的一切具體措施的責任人究竟都是誰?為什么改革改了幾十年，連個起碼的責任制都沒有?對這幾十年的那么多重大措施，為什么連個責任人的名單都不敢公布?這就叫“嚴肅認真”?這就叫“負責任”?
“主流精英”們狡辯說，這叫“摸著石頭過河”，誰也不知道該怎么改，摸索和失誤難免。
又是撒謊。既然“摸著石頭過河”，那就是承認自己也心中無數。既然心中無數，那就該群策群力，發動群眾拿主意。即使錯，也是大家共同承擔責任。特別涉及多數人生存權的事，尤其應該慎之又慎，充分論證，充分論證，充分辯論，要聽取當事工人的意見，要先在小范圍實驗。沒試驗定型的客機能賣票運客嗎?沒經過充分驗證的改革措施能貿然大規模推行嗎?然而實際上哪項措施是經過群眾充分討論的?“下崗”?“出賣國企”?“買斷工齡”?“房地產投機”?“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這么多如此重大的措施，什么充分論證也沒有，什么不同意見也不聽，不管三七二十一，稀里嘩拉一下子就全面鋪開了，處理過程有如軍事行動，根本不經過人代會辯論，少數人神神秘秘一紙文件就決定了一切。既然如此專斷，那就該對自己的行為負全部責任，起碼應該把有關責任人的名字公布于眾，讓大家都知道這是誰干的。但實際情況是既要專斷，又不敢負責，連名字都不敢露。這說明“精英”們從一開始就沒安好心眼，如同詐騙犯罪，從一開始就蓄意坑人，從一開始就處心積慮逃避責任，所以從一開始就把一切具體措施都搞得鬼鬼祟祟，決不露出真名。“改革”被他們搞成了充滿陰謀詭計見不得人的勾當，搞了幾十年連個負責的都沒有，把天捅塌了也沒人擔當。這樣的“改革”才是真正存心制造動亂的“搗漿糊”。
吳敬璉當了幾十年的“吳市場”，到頭來卻不得不公開承認自己這個“市場權威”對市場經濟原來一竅不通：“有好市場經濟和壞市場經濟，以前沒認識到”。輕輕一句話就把一切責任賴了個精光，而且還要精神抖擻繼續賴下去。古人云：“老而不死謂之賊”。吳敬璉、厲以寧這群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把持改革幾十年，卻還厚著臉皮不讓位，難道他們比國家領袖還特殊?改革改了幾十年，黨的主席換了，政府首腦換了，政府官員換了，什么人都換了，唯獨這一群“主流經濟學家”照樣死皮賴臉霸住自己的高位不放，仍然整天指手畫腳喋喋不休。什么都管，但又什么負責都不肯負。就憑這群蓄意制造混亂推卸責任的學術無賴把持改革，中國社會豈能不亂?
第五亂：“打左燈向右轉”，流氓“精英”流氓手腕
魯迅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主流精英”們在這點上倒是老實得可愛，直言不諱要口是心非，直言不諱要兩面三刀，直言不諱要當流氓。茅于軾專門“介紹經驗”，如何用“鬼畫符”蒙混過關：“因為當時搞傳統經濟學的學者多半不懂數學，一看數學符號就頭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數學的文章容易通過檢查，從網眼里漏出來。”賀衛方“諄諄教導”說：“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張維迎就更肆無忌憚了：“改革過程中很多話是不能說透的”、“許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說”、“打左燈向右轉”。
“能做不能說”、“打左燈向右轉”──這些不打自招一語道破了“主流精英”們本性，給出了一面“照妖鏡”：對“主流精英”，不能看他們“說了什么”，而要看他們“做了什么”，特別還要再加上一條：看他們“從來不說什么”。
“主流精英”們“從來不說”什么呢?
──他們“從來不說”老百姓的生存權。
──他們“從來不說”國家的經濟安全。(張維迎：“在全球化條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我覺得沒有經濟安全問題。”)
──他們“從來不說”毛澤東的歷史功勛，“從來不說”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從來不說”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從來不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
這一點也不奇怪。對一個國家的創始人恨之入骨的人，能喜歡他創建的這個國家嗎?喜歡一個國家的人，能對這個國家的創始人人咬牙切齒嗎?仇恨這個國家的人，能為這個國家的利益著想嗎?不為這個國家利益著想、念念不忘毀滅這個國家的人，可信嗎?可靠嗎?可用嗎?
事例一：從“民主”問題看“主流精英”們如何“打左燈向右轉”。
“主流精英”們最喜歡的口號一是“民主”二是“學術”，聽起來似乎沁人心脾。但實際上呢?在“主流精英”手里，“學術”早就成了“權術”，成了他們專門整人的工具。改革既然涉及了整個社會，涉及了全體中國人的命運，那就屬于政治，屬于全體中國人的事。而“主流精英”們硬說改革是“學術問題”，是只有他們這些“主流精英”才有資格過問的問題。就這一下子，不僅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發言權給槍斃了，而且剝奪了他們的一切政治權力，把他們變成了任“精英”宰割的魚肉，而且連爭辯的機會都沒有。輕輕松松一句“學術問題”，就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政治迫害，就實現了前所未有“精英專制”。明明是極端的“精英”獨裁，還要號稱“民主”──“打左燈向右轉”。
“民主”與“學術”都是“主流精英”的權術工具。“民主”是他們奪權的工具;“學術”是他們獨裁的工具。權力沒到手時必定講“民主”，權力到手后必定講“學術”。只要一看“主流精英”們吆喝什么就知道他們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吆喝“民主”，那就是權還沒到手，正急著奪權;鼓吹“學術”，那就是權力到手了，正急著獨裁。
明白了這點，就不難理解“主流精英”們的種種作為了：平時口口聲聲喊“民主”，一碰上具體問題，“民主”就變成了“不爭論”、“你不懂。等你學會了再來說”、“我不跟無恥的人辯論”、“不許上訪”、“不許告狀”、“不許惡意討薪”、“不許以自殺要挾”……一邊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一邊大罵“民粹主義”──“精英”作主是“民主”，老百姓作主是“民粹”。民主可以，但只限于“精英”。名為“民主”，實為“主民”。“主流精英”把持了“話語權”的地方，任何不同意見發表得了嗎?半點不同意見也容不得。──“主流精英”們的“民主”如同那個怕老婆的笑話中的潑婦：意見一致時聽別人的，意見不一致時聽自己的。
“主流精英”們開口閉口毛澤東時代“不民主”。但就是那個“不民主”的時代，司空見慣的普遍實踐是“發動群眾”、“放下包袱、開動機器”、“群策群力”、“發揚軍事民主”、“發揚民主”、開“諸葛亮會”……而如今大講“民主”的“主流精英”們當道的地方，這一切還有絲毫蹤影嗎?
最愛喊民主，最不民主──“打左燈向右轉”。
事例二：從改革指導思想上看“精英”們如何“打左燈向右轉”：
──“打左燈”：“用鄧小平理論指導改革”：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64頁
──“向右轉”：
厲以寧：“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將基尼系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嚴重了”。
蕭灼基：“我國雖然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警戒線，但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甚微。”
茅于軾：“收入差距擴大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張維迎：“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
林毅夫：“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
……事例三：其他“打左燈向右轉”的典型例子：
──口口聲聲講人權，急急忙忙鬧物權：講人權卻不講老百姓的生存權。講人權卻公然主張把老百姓的生存權當成“改革代價”。講人權卻“見物不見人”，不急著為保護多數人的生存權立法，卻急著為保護少數人的物權立法。人代會還沒開，就宣布要“確保通過《物權法》”。還沒付諸表決，結果就已經出來了。三月份開會，一月底了還不公布修改后的《物權法》新草案，明擺著在耍弄權術，不讓公眾有時間發現問題，不讓與會代表有機會熟悉了解，以便強行通過《物權法》。
──又要“程序正義”，又要“寬容不規范”：遵守“程序正義”是照章辦事，“寬容不規范”是不按章程辦事。又要“程序正義”，又要“寬容不規范”，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
──指鹿為馬，賊喊捉賊，把制造看不見的動亂說成“改革”，把抵制這種動亂說成“破壞安定團結”。
──“人代會”變“官代會”，“共產黨”變“物權黨”。
……“主流精英”們的目標見不得人，理論不成體系，哲學庸俗膚淺，辦事不擇手段，手法卑鄙無恥，說話語無倫次。讓這樣一伙學術流氓、權術“精英”、政治騙子把持改革決策權，社會豈有不亂之理?
六、以房地產投機為例看“看不見的動亂”如何制造“看得見的動亂”
先看看這三則報道：人民網北京2006年4月4日訊：據國土資源部網站消息，“十五”期間全國耕地凈減9240萬畝，人均降為1.4畝。這“意味著10年間，中國耕地減少了1.2億畝;意味著‘十一五’期間全國要保證1.2億公頃(18億畝)的耕地保有量，我們只有3000萬畝可減耕地的余地”。(換句話說，離危險警戒線的距離本來是1.5，一家伙已經用掉了1.2，只剩下個零頭0.3。也就是說，80%的儲備都用光了，只剩下了20%。)“‘我們的耕地已經退到了危急時刻，不能再退了!’一位長期關注土地問題的老同志大聲疾呼。”
2006年09月11日。國土資源部：我國耕地保護形勢十分嚴峻，目前人均耕地面積已下降到1.4畝。
2007年01月26日。農業部新聞發言人薛亮25日表示，2007年我國的糧食生產面臨著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必須對糧食問題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給予清醒的認識，不可能依靠進口糧食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
這就是中國的國情。13億人口。國土雖大，可耕地面積和適宜生存的可居住地面積比例并不大。而且“不可能依靠進口糧食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
這些現實決定了一個根本原則：既然可耕地資源相對貧乏，既然“不可能依靠進口糧食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那么要保護全體中國人的生存權，就必須保護農業，就必須保護起碼的可耕地面積。
“主流經濟學家”鼓吹房地產GDP理論，煽動房地產投機狂潮，結果是房屋價格一路攀升，大規模毀地蓋房。
如果房地產投機發生在人跡罕至的沙漠戈壁倒也罷了，可它偏偏只發生在中國最缺乏的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專搶可耕地和風景秀麗的好地方的土地，專搶農民的飯碗。
房地產每征用一塊耕地就意味著傷害了三部分人的生存權：靠耕地生存的農民的生存權，這些農民后代的生存權，以及全體中國人的長遠生存權。
大城市附近的農田基本是菜地，收入一般不低。這意味著居住其上的農民及其后代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生存權。一旦地被征，這塊土地上的生存權鏈條從此就打住，農民的后代將不能再指望靠地生存了。這一代的農民呢?本來的謀生手段沒了，換來的是不知經過多少道折扣的“土地補償”，一則極其有限，二則不斷貶值。不斷增值的土地變成了不斷貶值的鈔票，對付不斷上漲的生活費用，農民靠它能茍延殘喘幾年?從此必須另覓生路。找不到，就意味著生存權就受到了傷害。而目前中國就業市場的形勢使大多數失地農民只能靠賣苦力賣血汗為生，只有年輕力壯的人有機會，老弱病殘者幾乎沒有機會。下崗工人好歹有低保維持“茍活”，失地農民連這點救命稻草都沒有，失去了土地就一無所有：“做工沒有崗，種田沒有地，低保沒有份”，成為新的社會難民。下崗工人幾千萬，農民則有好幾億。房地產擴張的地盤越大，意味著失去土地的農民越多，生存權受到危害的人越多，“貢獻”出來的社會不安定因素也越多。
中國可耕地面積已經減少到極其危險的程度，“主流經濟學家”茅于軾卻鼓吹消滅農業：“保護是必要的，但是要保護的是農民而不是農業”、“許多人思想還沒有轉過彎來，還在為糧食問題和保護耕地過分擔憂。這種擔憂某種程度上妨礙了我國的工業化過程”、“糧食應該部分依靠國際市場，適當進口，即使達到消費量的10%～15%也不足慮?，F在日本進口糧食就達到60%以上。”
農業，保障十三億人口生存權的生命線，在“主流經濟學家”茅于軾眼里竟然如此無足輕重，輕輕松松一句話就要消滅，就要拿去換房地產的暴利。十三億人的生存權在他眼里算回事嗎?如果有點起碼的嚴謹，起碼的常識，怎么敢如此輕率照搬照抄日本的例子?1億人口的日本靠進口糧食過日子行得通，因為有人養，也養得起;13億人口的中國靠進口糧食過日子就行不通，因為不會有人養，也養不起。否則何來“誰來養活中國”的“中國威脅論”?拿整個民族的生存如此不當回事，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可怕不可怕?可恨不可恨?(至于鼓吹土地私有就更是存心制造動亂了。說私有，該歸誰所有?中國歷史五千年，每寸土地都不知轉過多少次手了，“物歸原主”，誰是真正“合法”的“主”?就憑這條就能打得你死我活。當真搞土地私有化，立竿見影就是社會大動亂。現在全國人均可耕地才1.4畝，強勢集團憑借財力勢力一下子就能制造高度土地集中。而中國歷史上土地高度集中的時候就是社會動亂的時候。“主流經濟學家”們出這種餿主意，明擺著就是要制造動亂。)
房地產投機導致房屋價格一路攀升，直接危害了城市中低收入的居民的生存權──衣食住行之“住”難道不屬于人的基本生存權嗎?
“主流經濟學家”們于是幸災樂禍了：房屋價格高漲是“看不見的手”作用的結果，是因為供不應求。要想抑制房價，就必須大量蓋房，就必須大量征地，就必須犧牲農業，就必須犧牲失地農民的生存權。否則就必須承受高房價，就必須犧牲城市居民的生存權。也就是說你反正得犧牲掉一個：失地農民，或者城市居民。難怪張維迎對中國政府抑制房價的舉措冷嘲熱諷：“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姿態。既然老百姓抱怨房價，那么我就針對房價制訂一套政策，表明我關心群眾，就夠了。至于能不能解決問題，根本沒有認真考慮。”“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這么快，政府還要收緊土地供應，房價怎么能不漲?如果你擔心老百姓買不起房，就應該拿出更多的地來，更多的錢來，專門建廉租房給窮人住。想通過限制富人買房來幫助窮人買房是不可能的。這其實是有些政府部門在推卸責任;推卸責任的同時，又想擴大權力。而且制訂政策的官員還要揣摩上面的意圖，而上面對房地產市場的具體情況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終的決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亂的信息基礎上，以致于漏洞百出，南轅北轍。”
房價問題當真走進了死胡同，當真無可奈何了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要沖破“主流經濟學家”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供求理論”的思想牢籠，癥結立刻迎刃而解。
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供求規律理論”，房價暴漲是因為供需不平衡，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徹底放開政府管制，放棄土地管制，讓市場自己調節供求，靠高房價、高利潤刺激房地產投機，大量蓋房，造成供過于求，價格就自然下降了。這聽起來似乎天衣無縫，然而具體到中國的情況卻是不折不扣生搬硬套，徹頭徹尾的脫離實際。
第一，“供求規律”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不受任何制約的，而只能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有具體制約的。只適用于有限的產品、有限的幅度、有限的條件;只適用于供求能夠達到平衡的產品，不適用于供求不可能達到平衡的產品。具體到中國的條件，可耕地的供應就不是無限的，而房產需求相對于可耕地的潛力而言卻可以是無限的。這樣的“供求平衡”如何實現?實現不了，按照“供求規律”，房價只能漲破天，只能靠高價格抑制需求，讓不夠有錢的人沒地方住。(按這個邏輯，中國真是前途渺茫：誰讓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呢?只好犧牲農業，犧牲農民的生存權，犧牲城市中低收入的生存權來茍延一時了。)
第二，“價值規律”不是萬能的。社會不能靠“供求規律”自動調整一切。與人民基本生存息息相關的產品就不能全靠“供求規律”自動調整一切。生存需要片刻也離不開的產品，如果盲目照搬照抄“供求規律”公式，機械地按照價格暴漲──刺激供應增長──抑制價格回落的自然循環來調整，非造成社會動亂不可。中國歷史上這種例子還少嗎?荒年造成糧食短缺，價格飛漲，有錢人囤積居奇，窮人無錢買糧──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供求規律”公式，解決辦法就是等──糧食價格高漲，自然刺激種田的多種糧，刺激供應上升，糧價自然會回落──理論上確是無懈可擊，實際上呢?糧價高，買不起，窮人等得起嗎?等，就是死。結果呢?──搶：“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哎呀呀，這不是違犯《物權法》嗎?這不是動亂嗎?這不是造反嗎?這不是……對不起，這就是歷史規律：老百姓的生存權高于一切，高于你那個“靠價值規律自動調整一切”，高于你那個《物權法》。不懂這個，就叫“脫離實際”，就叫“紙上談兵”，就叫“想當然”。
第三，“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是完全脫離實際的胡說八道。一旦涉及民生必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決不敢置之不理。天旱缺水，美國洛杉磯規定在家里洗車違法，要洗車必須到到洗車店(使用循環水);波士頓規定不準用水管澆花園，只準用手一桶一桶提水(人為壓縮需求)。再緊張則宣布“緊急狀態”，實行配給制，全面干涉供求關系。也就是說，在人民生存權受到威脅時，“市場供求規律”必須讓位。
根據這三條，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必須正確認識房屋這種商品的性質。它有兩重性：一部分屬于生活必需，屬于生存權這個基本權利。而超出的部分則屬于奢侈品，因為那部分并非生存必需。問題的性質是是否允許為富人的奢侈空間犧牲掉窮人的生存空間。
第二，必須正確認識“供求規律”的適用范圍。當與老百姓的生存權矛盾時，必須讓位。當生存必需品的價格超過老百姓的負擔能力時就必須跳出“靠價值規律自我調節”來解決問題供求矛盾的公式。
第三，不存在“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的原則。當涉及老百姓的生存權時，涉及國家利益時，政府必須管制。
就憑這三條，要徹底解決中國房價暴漲問題一點不難。方法一：實行“居住空間配額制”。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標準個人居住空間配額”。實際占有(擁有、租賃)的居住空間符合標準的，免稅。超過部分實行高額累進征稅：超標一倍，按一次方收稅;兩倍，按平方收稅;三倍，按立方收稅;四倍，按四次方收稅，依此類推。同樣，對機關和公司實行“辦公空間配額制”，控制濫用空間。
實際居住空間低于配額的，根據情況適當給予某種優惠補償。房地產商占有的未出售空間(不管建成與否)超過允許的周轉期即不得免稅，懲罰其囤積居奇。必要時予以征收，廉價出租窮人。
根據：老百姓的生存權高于一切。一定范圍內的居住空間屬于生活必需，屬于老百姓的生存權。政府必須保證老百姓享受得起最基本的居住空間。房地產投機是有錢人利用自己的優勢，人為制造虛假需求，哄抬物價。高房價傷及普通市民的生存權。毀地搞房地產傷及農民的生存權。中國的可耕地必須保護，不可能靠無限制犧牲可耕地來滿足房地產，不可能靠供求規律自動調節房屋價格。結論：必須加強政府管制，壓縮被少數人炒做人為制造的虛假的、非生存必須的居住空間的需求，確保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必須。當生活必需品價格超過老百姓的負擔能力時仍然置之不理，仍然靠價值規律自我調節一切就等于用價格剝奪老百姓獲得這些必需品的權利，就等于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根據老百姓的生存權高于一切的原則，此時必須打破“價值規律”的框框，對這些生活必需品實行配給。即使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在戰爭年代照樣實行配額制，照樣不拘泥于“市場規則”。具體到中國的情況，既然不能靠無限供應可耕地來解決住房供求矛盾，那就必須利用配額制來保障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就不能容許強勢集團為自己的奢侈擠占老百姓的生存權而不付代價。這樣做不傷害任何人的生存權，只抑制了“強勢集團”持強凌弱、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權牟取暴利。
要實行居住空間配額制，就必須建立全國統一的個人居住空間數據庫，把全國所有人的實際房地產占有資料及變動情況及時全部記錄在案，一個死角不留。凡用弄虛作假者一經查出立即沒收房產，廉價租給窮人。
嫌配額低嗎?嫌擠嗎?嫌錢多了燒得慌嗎?想學石崇王愷斗富擺闊嗎?好辦。到臺灣海峽填海造地去。有錢盡管往里填。保你填多少歸你用多少，蓋“阿房宮”都沒問題。有能耐把整個臺灣海峽都填平了才好呢，那就為解決臺灣問題立大功了，名利雙收。要不就到戈壁灘或騰格里大沙漠蓋房子去，那兒占地不算配額。如此這般才算真有錢，才算跟“土財主”劃清了界限，才算有真本事。
方法二：房價與地租分離。嚴格講，中國只有租房，沒有買房，因為土地歸國家所有，賣房不賣土地。既然土地所有權不變，那房價實際是兩部分：建筑成本加土地租金。建筑本身在不斷折舊貶值，房價上漲，漲的是土地租金。土地既然歸國家所有，租金上漲也應該是國家得益，用以補償失地農民和社會福利。而實際情況呢?房屋買賣時“土地使用費”一次性付清，等于一次付了幾十年的租金。幾十年的租金一次交齊，幾十年的飯一頓吃光。天下有這種道理嗎?而交的錢國家能拿到多少?全變成了房地產商的利潤，老百姓的負擔。這樣做只有利于投機倒把，有利于貪污受賄：如果由房屋的最終用戶按通常交租方式逐年逐月直接交給國家，那當初負責審批土地的官員想貪污就沒那么方便了，也沒法一個人獨吞。房地產商投機倒把就不那么容易了。既然土地使用費不包括在房價里，真正的房屋建筑本身是隨著時間而貶值，再想炒做借口就不那么足了：你說賣出的輛汽車的價格會隨著時間而越來越高，人們信嗎?即使土地價格不斷上漲，好處也歸國家所得，讓國家源源不斷從土地得利，足以補償失地農民的損失。
方法三：如果仍不能抑制房地產投機，則當機立斷，取締房地產投機。房地產投機本來就不是什么“先進生產力”，純粹是少數人“犧牲老百姓生存權牟取暴利”的“人命買賣”，對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一旦危急社會安定，當然應該取締。事關國家命運之際任何政府都有權采取斷然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政府干得更絕：公司利潤稅：100%，即全部沒收。富人所得稅：97.5%，不折不扣的“共產主義”。最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尚能如此，中國政府為什么不能?
采取這些法子，除非中國人多得象進了高峰期的地鐵，人人擠成了照片，連女人大肚子的地方都騰不出來，否則只要生得出來，就不怕沒地方住。“房價傷民”的問題必迎刃而解，根本就不成其為問題。
如果按照“主流精英”的“理論”，“不折不扣”遵照“市場規律”“價值法則”辦事，“在價格面前人人平等”，那就只能要么犧牲農業，犧牲農民，犧牲中國人生存權，要么犧牲城市市民的居住生存權。非此即彼，除走向動亂別無出路。“看得見的動亂”就是這樣被“看不見的動亂”制造出來的。
七、認識論的混亂掩護“看不見的動亂”
回顧回顧“精英”們的“改革軌跡”：
“改革”、“搞活”、“先富起來”──“全民經商”(來錢最快最容易)──后果：走私、假冒偽劣、房地產投機，行賄受賄，貪污腐化成風。──“精英”對策：不聞不問，拍手叫好：“松綁”、“腐敗是一種次優選擇”。──后果：“劣幣驅逐良幣”“逆向淘汰”。規規矩矩、不能造假、不能漏稅、不能給回扣的國有企業吃不消了：產品賣不掉，人才被挖墻角，資金周轉困難，無錢更新設備研發新品、企業全面虧損。──“精英”對策：消滅國企，賣光了事：“冰棍論”、“吐痰論”、“靚女先嫁論”……──后果：大批工人“下崗”，生存權被剝奪。──精英對策：活該!“改革代價論”。“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誰讓你們生在中國?”──房地產投機導致導致房價狂漲、大批失地農民生存權受損害──“精英”對策：犧牲農業，保房地產。──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引起人民強烈不滿──“精英”對策：“政府縮權”。“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私有化”。“政治改革”。“民主化”。“多黨制”。共產黨下臺了事。
……毛澤東曾說過，王明等教條主義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飯，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大意)。
“主流精英”們呢?似乎根本不知道人是要生存的，人的生存權是等不起的。工人下了崗，農民失了地，仍然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一天都中斷不得，更不可能等個十年八載，等著“精英”們兌現“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的許諾。然而這么實實在在的東西，人命關天的東西，在“精英”們的心目中根本就一文不值。幾千萬工人、幾億農民的生存權，輕輕松松一句話就抹殺了：“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農業這么重要的整整一個行業，隨隨便便就一刀砍了：“保護是必要的，但是要保護的是農民而不是農業”、“糧食應該部分依靠國際市場，適當進口”。中國這么大個國家的政府功能，滿不在乎就給端掉了：“政府縮權”“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鞋不合適，就剁掉腳趾頭。吃飯噎著了，就禁止吃飯。頭疼腦熱，就砍掉腦袋。人病了，拉出去燒死(當年日本鬼子的行徑)?？傊^疼醫頭，腳疼醫腳，只管眼前，不計后果，草菅人命，拿國事當兒戲。
為什么“主流精英”們能如此狂妄，敢如此胡作非為?因為他們身居高位，把持了改革的“話語權”和“決策參與權”。為什么他們能身居高位?因為人們認為他們是“專家”、“學者”、“內行”、“精英”。為什么人們認為他們是“精英”?因為人家有文憑，有論文，有洋人的賞識，有“精英”們的認同。
翻翻“主流精英”們的履歷可以發現：第一，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學文的出身，沒有理工背景，沒有系統的自然科學基本規律的嚴格培訓，沒有嚴密的數理邏輯思維訓練。讓這樣的人接受“客觀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現代社會是個大系統工程、是個復雜有機的整體、必須從全局角度看問題”等等常識就比較費勁。第二，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典型的“家門──學校門──機關門(研究所門)”的“三門人物”，長期生活在脫離社會實際的環境中，幾乎沒有長期基層工作的經歷，幾乎沒有跟各種不同類型社會階層人物長期、平等打交道的經歷。這樣的人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往往停留在文字上、文件上、報告上、論文上、新聞報道上和道聽途說上，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只有間接認識，缺乏直接認識;只有抽象認識，缺乏感性認識。要讓他們對社會實際、對人間疾苦有真實的感受就非常不容易。第三，他們的成功都是個人的成功，靠的是文憑、論文和某某權威人士的欣賞，尤其是洋人的賞識，沒有一個人的成功是實踐的成功，沒有一個人是靠理論聯系實際解決了具體的實際社會問題出的名。要問他們究竟解決過什么實際問題，哪些社會問題在他們沒來之前總也解決不了，而他們一來便藥到病除，保險一個也找不出來。換句話說，他們的成功靠的不是實踐，而是“理論”;不是通過實踐證明自己，而是利用“理論”“裝扮”自己。對他們來說，沒有實踐可以，沒有“理論”不行。
中國歷史早已證明，如此脫離實際的人物大權在握最可怕。想想中國歷代玩弄宮廷政治篡位弄權的宦官奸佞，無不高高在上脫離實際，對客觀規律一竅不通卻偏要獨斷一切，無知而權重，量小而心毒，辦事無能，害人有術，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尤其是那些所謂的“理論家”，當其“理論”與實際脫節時不是修正自己的“理論”以符合實際，而是硬逼著現實世界去“迎湊”其“理論”，即使犧牲整個世界都在所不惜。
“主流精英”亦不例外。他們的個人的經歷、教育背景和功成名就都與實踐沒什么關系，全靠個人奮斗和少數“精英”的賞識，與集體協作無關，與互相配合無關，與科學作風無關，與客觀實踐無關，與群眾認同無關，與社會效果無關，所以他們心目中只有理論，沒有實踐。對他們來說，真理不是來自實踐，而是來自書本，來自教條，來自“精英”，不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所以他們主張“文憑決定一切”，“‘理論’決定一切”，“‘精英’決定一切”，“‘精英’統治世界”。所以他們輕視實際、脫離實際、不切實際;搞改革來只認理論、不顧實際。在他們心目中，什么實踐，什么人民生存權，什么國家利益，都不過是自己論文中的一個符號，只要自己需要，可以一筆勾銷。在他們看來，抹掉幾千萬幾億人的性命沒什么了不起，那才是“理性人”“經濟人”的本色。因為他們是“精英”，是高人一等的活神仙，由他們統治中國理所當然。而他們要保住自己的高位和權力繼續混下去，就必須證明自己代表真理，就必須建立并維持這樣的神話：真理來自文憑，來自論文，來自其他“精英”的認可，而與客觀實踐無關。
皇帝為了能當得成皇帝，必須證明自己是“真命天子”。“主流精英”為了實現“‘精英’統治一切”，必須證明“‘精英’代表真理”、“‘精英’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精英’高于一切”。
──“主流精英”們為什么那么恨毛澤東?為什么那么無孔不入不擇手段地妖魔化毛澤東?因為毛澤東主張：“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按照毛澤東的認識論，真理只能來自實踐，“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唯一標準”。要證明自己掌握了真理，就必須拿出實實在在的經得起實踐檢驗、經得起人民認同的東西來。按照這樣的標準，那些只有書本知識、沒有實踐經驗、沒有經過實踐檢驗、什么實的東西都沒有，光靠文憑、“理論”教條和權威的賞識等等“虛”玩藝的“主流精英”們根本就沒有資格被稱為“學者”、“專家”、“經濟學家”、“精英”，更沒有資格把持“話語權”和改革決策參與權。如果按照毛澤東的主張，把他們的一切主張都拿到社會實踐中接受檢驗和群眾的鑒定，那他們玩弄的一切陰謀詭計必定立刻暴露無遺，他們立刻就會身敗名裂。所以他們才如此仇恨毛澤東，如此拼命詆毀毛澤東。這并非僅僅因為舊怨，更重要的是現實的私利。
──“主流精英”們為什么要修改教科書，刪掉毛澤東的一切?因為只要人們知道毛澤東的歷史，就會知道“土包子”能戰勝“洋包子”，就能知道“實踐出真知”，就能知道真理要經過實踐的檢驗，就能知道“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就能知道光靠文憑、理論文章和少數“精英”的認可不代表有真理，就不會盲目迷信“精英”的信口開河，“‘精英’代表真理”、“‘精英’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精英’高于一切”的神話立刻不攻自破。
──“主流精英”們為什么要修改教科書，刪掉雷鋒、董存瑞、黃繼光、狼牙山五壯士，要詆毀劉胡蘭，要徹抹去歷史書上一切非“精英”的英雄形象?因為那些人不是“精英”。承認他們就等于否認了“‘精英’創造歷史”;尊重他們就等于否認了“‘精英’高于一切”。
──“主流精英”們為什么要徹底修改教科書，“用文明史來代替階級斗爭史，用社會生活的變化來代替王朝體系的演變，用文明來代替暴力，用千百萬普通人生活的演變來代替少數帝王將相的歷史”?因為如果人們知道了歷代王朝的興亡，了解了歷次農民起義，就可能承認“人民的生存權高于一切”的歷史規律，那“精英高于一切”的主張就危險了。最保險的辦法是徹底刪除，讓你從教科書上根本看不到什么階級斗爭，看不到歷次農民起義，自然也就不那么容易認同“人民的生存權高于一切”的歷史規律。
──為什么用“文明史來代替階級斗爭史，用社會生活的變化來代替王朝體系的演變”，最合乎“主流精英”的胃口?因為這是他們大顯身手發揮“文明的沖突”的機會，可以滔滔不絕講述西方文明如何高級，中華文明如何“低劣”，“主流精英”們從西方文明照搬照抄來的“理論”如何偉大，壟斷了如此“真理”的“主流精英”們如何神圣不可侵犯，他們那套“改革措施”如何絕對正確，所以千萬不能懷疑他們在用“看不見的動亂”制造“看得見的動亂”……
──為什么“主流精英”們那么熱衷于“合資”、“外資”，不管中國需要不需要，自己能干不能干，連牙膏肥皂洗衣粉之類也一古腦全甩給外資?因為他們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一貫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玩虛的頭頭是道，來實的一竅不通，碰到具體問題立刻出乖露丑，洋相百出。他們的訣竅是只說空話，不辦實事。但實事總得有人做，如果讓別人做好了，那對他們的地位又是威脅。對策：全包給外資，讓外國人做去。寧可讓外資占盡便宜，也決不讓中國人自己處理。這樣便能確保“精英”們永遠“不犯錯誤”，永遠“一貫正確”，永遠高高在上。代價：中國經濟“繁榮而不富裕”──中國的表面繁榮實際全靠外資撐著，利益大頭全讓外資拿了，“摩根士丹利說全球化中國僅僅得到了一點面包屑”。──“精英”們為了自己的地位利益，就是這樣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性命，任何國家利益。
“主流精英”之所以橫行一時，靠的是中國人在認識論的混亂，放棄了毛澤東的認識論，放棄了“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原則，單憑文憑、論文和“精英”間的互相吹捧就認可了“精英”代表真理，認可了他們是“專家”、“學者”、“經濟學家”，讓他們篡奪了“話語權”和改革決策參與權，獲得了制造“看不見的動亂”的機會。
認識論的混亂掩護了“看不見的動亂”。認識論決不僅僅是個單純的哲學問題，而關系著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
八、結論雖然不是學術論文，但不妨再借用一次張維迎公式：“學術觀點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講的是事物的因果關系”，在這里再“如果……，那么……”地“因果關系”一番。
──“如果”中國政府不愿意垮臺，“那么”就必須防止一切動亂。
──“如果”要防止一切動亂，“那么”就絕不能違反“人民的生存權高于一切”這一歷史法則。
──“如果”要保護人民的生存權，“那么”就必須嚴厲鎮壓“看不見的動亂”，就必須明確：以任何名義剝奪人民生存權的言行均屬于“看不見的動亂”。
──“如果”要鎮壓“看不見的動亂”，“那么”就必須堅持毛澤東的認識論：真理來自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又：贊同犧牲人民生存權的人可能是蓄意煽動“看不見的動亂”，也有可能屬于無意。那么如何區分呢?容易。查經濟來源。經濟清白、偶爾為之的，是認識問題。拿了外國“基金會”的錢、拿了利益集團的錢的，就是蓄意，就是制造“看不見的動亂”的罪魁禍首，不折不扣的十惡不赦，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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