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邏輯與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結構變化

　　一、資本邏輯與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結構變化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和深化，資本關系在我國得以確立并不斷膨脹，資本固有的邏輯開始發生作用并逐步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思考和探討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結構出現的巨大變化，就不能無視資本關系的確立和資本固有邏輯的作用。不無遺憾的是，這方面的研究至今極為薄弱，不改變這種狀況，就難以體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

　　1.資本和資本邏輯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首先是一種“生產關系”。資本作為一種生產關系，實質上是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歷史地看，資本關系的建立以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彼此分離為前提，資本必然要消滅勞動者的生產資料。但是，要進行現實的生產勞動，就必須把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在一起，僅有“物”的要素，而沒有“人”的要素，并不能形成現實的生產勞動。在此意義上，資本不過是實現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的一種社會形式，資本一方面購買各種物的要素即“死勞動”，另一方面購買人的要素即“活的勞動”，兩個方面的結合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從勞動者即工人方面看，他不過是資本家出錢雇來的勞動力，不過是一種“活”的商品。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時代的特點是，對工人本身來說，勞動力是歸他所有的一種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勞動具有雇傭勞動的形式。”(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8頁。)資本雇傭勞動的目的在于實現價值增值，即獲得利潤(現象形態)或剩余價值(本質形態)。資本固然也生產使用價值，而且它必須生產使用價值。

　　“資本邏輯”可謂當下學界的熱門話題，但資本邏輯究竟是什么，則見仁見智。基于馬克思對資本的分析，我們把“資本邏輯”概括如下：(1)“價值增值”邏輯，即資本盡其所能地追求剩余價值和利潤的最大化。此乃資本的鐵律。利潤是資本的命脈，沒有利潤，資本就失去了生命的源泉。正是受利潤的驅動，資本才得以存在和不斷發展壯大。(2)“剝削勞動”邏輯，即資本無所不用其極地榨取勞動者的剩余勞動。資本要增值自身，最大限度地獲得利潤或剩余價值，就必須“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頁。)。(3)“擴張和滲透”邏輯，即資本對價值增值的追求是沒有邊界和限度的。不能實現價值的增值，資本將失去其生命活力，將無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為了追求價值增值，資本勢必“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頁。)。這就是說，資本為了增值自身，會竭盡全力地向它所能到達的一切領域侵蝕和蔓延，把逐利的觸角伸展到它所能觸及的各個地方，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把一切都變成它逐利的工具。

　　2.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

　　工人階級結構，指的是工人階級內部的“階層構成”及各階層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工人階級結構變化既是指“構成階層”的變化，也是指“階層關系”的變化，其最終結果就是工人階級不同組成部分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條件的變化。

　　以“構成階層”的變化為例。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近30年中，我國工人階級內部按照“身份”的不同，可劃分為“工人”和“干部”兩個階層;按就職單位的不同，可劃分為國營單位職工和集體單位職工兩個階層。從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起，我國工人階級內部結構開始悄然發生變化。到20世紀90年代，按照工人就職企業所有制性質的不同，我國工人階級明顯地分化為國有企業工人、集體企業工人、三資企業工人、私營企業工人和鄉鎮企業工人等五個基本階層;按其社會地位和身份的不同，我國工人階級則分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企業經理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城市普通工人階層、農民工階層、下崗失業工人階層等六大階層(有時我們把城市普通工人階層、農民工階層和下崗失業階層統一起來稱為普通工人階層。)。就本文的要旨而言，需要弄清楚的是：如何認識我國工人階級內部結構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發生的這種變化與資本邏輯之間的關系。

　　3.資本邏輯在工人階級結構變化中的作用

　　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是我國社會的一場整體性轉型和變革。其中，市場法則在經濟運行中的基礎地位的確立和資本關系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的確立，無疑最為引人注目，也最受社會爭議。資本關系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的整體變革和轉型，資本邏輯對于我國社會整體結構的變化包括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這些資本力量在推動中國生產力的擴張與發展的同時，也必然塑造著中國的社會結構。”(魯品越：《資本邏輯與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趨向》，《哲學研究》2006年第12期。)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工人階級結構發生的變化和分化，既是市場經濟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產物，更是資本邏輯在社會各個層面和方面逐步展開的必然結果。

　　從理論上講，資本邏輯在當代中國的展開，是資本促使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分離”和“再結合”的過程，這一過程直接推動著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和分化。從現實看，自20世紀80年代起，外國資本開始進入中國。外資在技術、經驗、管理和國家政策等方面所具有的優勢條件和地位，使其迅速獲得豐厚的利潤回報。這對國內的資本因素產生了極強的示范效應，各種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從社會縫隙中悄然生長起來，原有的國營和集體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外資(三資)企業、私營企業等各種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不斷涌現。在全民“經商潮”和“下海潮”的沖擊與牽引下，工人階級開始向不同的企業分流，由此導致其內部結構的變化和分化。

　　例如：工人階級中原來的干部階層分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和企業經理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指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中行使行政管理職權的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員，他們主要從事整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宏觀管理;而企業經理階層，則是企業中作為非資產所有者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及部分作為部門負責人的基層管理人員，他們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主要職責是輔助資本所有者管理企業，實現資本的價值增值。又如：由于知識和技術在組織社會生產中的作用日益明顯，那些具有專業特色和技術特長的人才，其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迅速上升，由此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他們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人，作為具有特殊才能的腦力勞動者，在各種類型的資本企業中從事各種專業性工作和科學技術工作。再如：在資本的吸引下，從中國的農民中分化出一大批勞動者，他們由農村走進城市，進入各類資本企業，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部分，這就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新元素——農民工階層，他們是從事各產業工作的農業戶籍勞動者。

　　二、資本邏輯與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結構“畸化”

　　總體而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產物，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內部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處于動態的不斷調整和相互適應的過程中。不能否認這種結構的生成和變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積極的重要影響。但同樣不容否認這種變化也具有其歷史的暫時性和局限性，它對我國工人階級健康發展與勞動者解放事業產生了極大的阻礙作用和消極影響。我們把后一方面的問題歸結為工人階級結構的“畸化”現象，在此進行重點揭示與分析。工人階級結構，指的是工人階級內部的“階層構成”及各階層之間的“相互關系”。與此相應，工人階級結構的所謂“畸化”，特指在工人階級內部的某些階層中出現的不健康因素和在某些“階層關系”中出現的扭曲與畸變現象。

　　1.資本邏輯與腐敗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行政腐敗問題備受社會關注，成為黨和政府始終高度重視和不斷努力解決的重大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頁。)黨的十八大報告再次強調：“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人民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頁。)

　　從現實情況看，無視懲治腐敗的一系列措施所發揮的實際作用有失公允，但前“腐”后繼的現象始終得不到根除，也是事實。問題的癥結似乎聚焦在對滋生腐敗根源的診斷上。筆者并不否認腐敗產生原因的多樣性，但是在此要強調的是：“權錢交易”、資本在利潤的驅使下對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不擇手段的拉攏和腐蝕，是引發腐敗的深層原因。“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1頁。)資本在國內國際擴張過程中，會想盡一切辦法尋求與政權結合，通過賄賂政府官員與權力結盟，以此尋求權力的庇護和支持，從而獲取高額利潤，在最短時間里最大限度地實現價值增值。資本邏輯與政治腐敗之間的關聯，也為當今學者所認同。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腐敗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權力和財富的交換，在一個積累財富機會較多，而獲得政治權力較少的社會中，腐敗的主要形式是用前者去交換后者(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50頁。)。正是在資本邏輯的作用下，部分政府官員經不起威逼利誘，被資本俘獲，變為某些資本獲取非法利益的工具。他們不惜損害公共利益，腐化墮落，致使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大幅下降。從工人階級結構方面看，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中一小部分人的蛻化變質，既是發生在工人階級內部某一階層身上的局部質變，也引起了與其他階層(特別是底層勞動者階層)關系的扭曲和畸變。 

　　2.資本邏輯與失業問題

　　在我國，工人的下崗失業問題需要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論。20世紀90年代，公有制企業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為解決自身活力不足問題，大力推行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規范破產、兼并重組等改革措施，范圍波及全國各地，致使大批城鎮國有、集體企業工人下崗失業，1998年-2001年達到最高峰。就此而言，工人的下崗失業是一個企業轉制和經濟政策問題。今天，企業改革繼續向縱深推進，公有企業職工下崗失業高潮也已經過去，但城鎮就業形勢卻依然十分嚴峻，而且呈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原公有企業中下崗工人的生活和再就業問題尚在解決中，各種非公企業中新的失業人群又在不斷出現，就業問題一直是擺在各級政府和社會面前的一道難題。我們不禁要問：造成工人下崗失業的原因，難道僅僅在于公有制企業的改制舉措嗎?

　　其實，馬克思關于“相對過剩人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必然產物的論斷，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工人下崗失業問題的重要方法。在他看來，“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8頁。)馬克思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揭示了資本邏輯與工人階級內部下崗失業階層存在的必然聯系。

　　以此來看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部分工人下崗失業問題，就不僅僅是一個公有制企業轉制問題，而是資本不斷擴張和資本邏輯強勢作用的必然產物，并且作為資本運行的伴生物，下崗失業階層將長期存在。因為，資本總是根據自身發展周期與盈利需要隨時“天經地義”地增加或裁減工人;同時，各種資本在競爭中遭遇破產或失敗，抑或為逐利而轉產也往往導致大量工人下崗失業。從工人階級結構方面看，下崗失業階層的存在極大地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地位，嚴重損害了工人階級的利益，挫傷了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情感，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3.資本邏輯與異化問題

　　(1)資本邏輯造成了普通工人發展的片面化。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的片面發展，馬克思有大量描述：資本主義生產“把工人變成畸形物，它壓抑工人的多種多樣的生產志趣和生產才能，人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國人們為了得到牲畜的毛皮或油脂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樣”(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7頁。)。這是因為，即使在大機器生產為勞動者的解放奠定了物質技術基礎的情況下，工人也并沒能擺脫繁重的體力勞動。相反，“機器勞動極度地損害了神經系統，同時它又壓抑肌肉的多方面運動，奪去身體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甚至減輕勞動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為機器不是使工人擺脫勞動，而是使工人的勞動毫無內容。”(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6-487頁。)為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資本總是在生產的物質條件上動腦筋，絞盡腦汁地節約物質條件，“這種節約的范圍包括：使工人擠在一個狹窄的有害健康的場所，用資本家的話來說，這叫作節約建筑物;把危險的機器塞進同一些場所而不安裝安全設備;對于那些按其性質來說有害健康的生產過程，或對于像采礦業中那樣有危險的生產過程，不采取任何預防措施，等等。”(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頁。)但是，因為工人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生產過程中度過的，所以，生產過程的條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動生活過程的條件，是工人的生活條件，這些生活條件的節約，只能是提高利潤率的方法，而不是改善工人階級生產資料的方法，工人并沒能從中得到任何好處。相反，與生產條件的節約相伴生的卻是工人階級的過度勞動和片面化。

　　在我國的資本企業中，上述情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變，因為資本的本性和固有邏輯是不會改變的。只要有資本，資本邏輯就會起作用，工人的片面化就不可避免。資本對利潤的瘋狂追逐，使得工人的工資在各種借口下被壓低，工人勞動時間被莫名其妙地延長，工人淪為機器的附屬物，基本的健康和安全得不到保障，成為資本攫取利潤的犧牲品。

　　(2)資本邏輯造成了普通工人的貧困化。兩極分化和工人階級的貧困化，是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必然產物。因為，資本追逐利潤，就是在剝削工人的剩余勞動，就是在“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頁。)，其結果必然是：在一極是資本家的財富的積累，在另一極則是工人階級的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3-744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個階層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其中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從整體上和絕對量上看，毫無疑問是提高了。然而，從整個社會看，人們的收入差距卻在不斷拉大，其中普通工人的收入水平相對地在不斷下降，有時候甚至是絕對下降。究其原因，資本和資本邏輯的作用難逃干系。據統計，我國企業利潤占GDP的比重在過去幾年中由19%上升到31.3%(孫立平：《當前中國的貧富格局》，《團結》2011年第2期。)，而勞動報酬在我國GDP中所占比重卻連續22年下降，從1983年的57%降至2005年的37%，近年來才開始有所回升，其中2007年占到39.7%。在一些外資企業或外向型企業中，工人工資長期以來增長緩慢。據央行2009年6月發布的一組調查數據顯示，廣東東莞農民工最低工資標準1994年為350元/月，到2008年增至770元/月，年均增長速度不足5%，2008年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武玉芳：《我國社會轉型期預防和緩解日益發展的勞資沖突路徑研究》，《工會論壇》2011年第1期。)。而富士康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營業額高達4207億元，利潤年逾200億元，2009年通過壓縮勞工成本使其凈利潤達到3962萬美元。與此同時，在員工數量相比2008年增加9.7%的情況下，人工成本總額卻從2008年的6.72億美元減少至4.85億美元，成本總額支出同比減少28%，人均成本更是同比減少了34%。一年間僅在員工成本上就節省了1.87億美元(王曉林、林風：《島內熱議富士康加薪30%》，《環球時報》2010年6月3日。)。目前，中國工人中的低收入者和下崗失業人員生活在最低生活線上，形成日益突出的城市貧困群體。

　　(3)資本邏輯造成了普通工人的邊緣化。隨著資本關系在我國的確立，這種情況的出現就是勢所必然的事情。在資本與勞動力、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對抗中，勞動力所有者的地位在迅速下降，而資本所有者的地位卻在日漸勢強。從工人階級內部情況看，企業經理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因他們在資本增值中的作用相對較大，所以其經濟收益和社會地位都呈向上變動的趨勢。與此不同，城市普通工人即原國有、集體企業的產業工人則呈向下變動的趨勢，他們“在改革開放后從轟轟烈烈的社會舞臺上回歸到真實但又似乎太過寂寞的位置”(黃旭東：《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結構變化與和諧社會構建》，《貴州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至于農民工階層，他們所處的地位則更低，一直是城市邊緣群體的代名詞。處于社會最底層、生活最不穩定、權益最無保障。不能不指出的是，普通工人的邊緣化，同社會主義的制度設計和價值理念是嚴重脫節的。

　　三、在利用資本與限制資本之間

　　1.工人階級結構變化嚴重影響社會和諧

　　國家發展需要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然而，目前存在的干群矛盾、勞資矛盾和貧富矛盾這三大突出矛盾，嚴重威脅著我國社會的和諧穩定。這三大矛盾反映在工人階級結構內部，則表現為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同其他工人階層之間的矛盾，受資本雇傭的普通工人與同樣受資本雇傭的專業技術人員和企業管理者階層之間的矛盾，以及工人階級內部處于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不同群體之間因收入差距擴大而形成的矛盾。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這些矛盾的滋生和升級無不與資本邏輯對我國社會的影響和對工人階級結構的作用有密切關系。從上述分析看，權錢交易導致政治腐敗，這是引發干群矛盾的重要原因;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壓迫和剝削必然引起工人階級的不滿和反抗，這是引發勞資矛盾的根本原因;而貧富兩極分化作為資本邏輯運行的必然結果，則是造成貧富矛盾的主要原因。這一切都導致了工人階級內部結構的畸化和變形，造成工人階級各個階層之間關系的扭曲和緊張，不利于工人階級的健康發展，不利于我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2.資本和資本邏輯的兩面性

　　我們應歷史地辯證地看待資本和資本邏輯。資本在其產生和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中，一方面迅速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又使人類社會陷入種種災難和危機中不能自拔。馬克思把資本的前一種作用稱作資本的“文明面”，把后一種作用稱作資本的“經濟學悖論”。他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不可否認，資本的這種創造力和對人類文明的推動作用，即使從今天來看也并未過時，資本邏輯仍不失為發展生產力的有效手段。正因為如此，撥亂反正后的中國對內進行改革，對外實行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引進資本，發展資本，以實現強國富民的百年夢想。各種資本，無論是私人資本，還是社會資本，抑或是外國資本，都應成為我們促進經濟發展、創造社會財富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們必須時刻牢記馬克思的警句，“資本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5頁。)，資本和資本邏輯的擴張，勢必陷社會于種種困局，使人類在種種“文明災難”和社會病痛中苦苦掙扎。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經濟衰退、環境惡化、官場腐敗，無不留下資本作案的印記。”(王峰明：《“一個活生生的矛盾”——馬克思論資本的文明面及其悖論》，《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不言而喻，資本和資本邏輯導致我國工人階級結構中出現“畸化”因素，正是資本作為“一個活生生的矛盾”的體現，正是資本帶給我們的“文明病”或“文明災難”。

　　3.節制資本與工人階級結構的合理化

　　工人階級是我們黨的階級基礎，也是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力軍。我們要密切關注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高度重視并及時而有效地矯正工人階級結構變化中的不利因素。為此，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資本和資本邏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清楚地認識資本和資本邏輯的“兩面性”，以此為基礎，在伸張資本邏輯與節制資本邏輯之間尋求平衡。其實，我們在“市場經濟”前面冠以“社會主義”這一限定詞，就已經表明了對資本邏輯所持的既限制又利用的基本立場。我們要借助于資本所具有的文明性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同時又要時刻警惕資本所具有的種種破壞力，把資本對利潤的追求和對工人階級的剝削限制在一定范圍內。

　　首先，在所有制問題上，必須切實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決定著產品的分配和消費，決定著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和社會地位。只有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保證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主體地位;只有保證生產資料為工人階級所掌握，才能對資本力量形成有效制衡。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是要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使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并對其他經濟成分有效施加影響力、輻射力與帶動力;就是要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使國有經濟引領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引導私人資本、社會資本和外國資本沿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這是增強駕馭資本能力，從根本上抑制資本對工人的盤剝，矯正普通工人階層發展片面化、貧困化、邊緣化的傾向，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經濟基礎與制度保證。

　　其次，在分配領域，要在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下，注重各個分配環節的公平性。要使工人階級結構趨于合理化，就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一是要注重初次分配公平。針對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首要的問題是要建立合理的初次收入分配機制，逐步提高勞動者初次分配在GDP中所占比例;要建立勞動者收入保障機制，尤其是建立最低工資增長機制，堅決查處、打擊企業變相降低工人工資與拖欠工資的行為，維護工人的基本權益。二是再分配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目前我國的再分配體系還遠遠不夠完善，其調節分配不公以及保護弱者的功能遠未發揮，甚至出現了“反向調節”。比如在社會保障方面，城市高收入群體的各種保險金較為充足，保障程度較高，而普通工人的保險金卻嚴重不足，保障程度也較低。因此，必須加強再分配體系的“正向調節”功能，使其真正起到保障貧弱、調節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的作用。為此，必須“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本書編寫組：《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37頁。);必須合理規劃財政收支，真正使多收入者多納稅，使工人和農民中的弱勢群體保有基本的生存發展權力。三是要調整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收入分配秩序混亂是導致工人階級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引發階層矛盾和沖突的重要因素。理順收入分配關系，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必須對收入分配領域的現存法律、規章重新進行審查清理，根據現實需要或存、或廢、或修、或訂;必須切實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清理各種不正當與不規范收入，在各類行業和企業之間建立起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再次，在處理勞資關系方面，必須堅定不移地站在勞動者立場上，切實維護他們的各項權益。一般而言，在資本與勞動者的利益博弈中，勞動者往往處于下風。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資本家明顯處于強勢地位，勞動者則處于弱勢地位。因此，增強勞動者與資本對抗的力量，維護工人的權利，就成為抑制資本，矯正工人階級結構，消除工人階級片面化、貧困化和邊緣化的又一重要途徑。為此，要加快建立并不斷完善勞動法律法規體系，使勞動者在同強勢資本抗爭時有法可依;要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普遍建立工會組織，并使其真正成為代表工人利益與資本進行博弈的組織保障。同時，要理性看待與合理估價資本的社會功能和歷史作用，使之回歸正常的社會位置，不再給予資本過多的優惠與特權，不再人為強化資本的地位與作用;特別是，要給資本以強力約束，要在發揮資本文明作用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克服其消極作用和影響。

　　最后，要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規范資本運行，防止和杜絕資本對政權的腐蝕。面對資本和資本邏輯的強力作用，避免權錢交易，防止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腐化變質，保證工人階級肌體的純潔性，保持工人階級結構的合理性和健康發展，無外乎是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如何有效規范和約束資本運行，其二是如何有效監督和制約權力運作。相較而言，解決后一個問題更為重要。為此，我們需要進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如盡快建立起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運行機制，使權力運作程序化、公開化、透明化。此外，民主制度建設、監督制度建設、打擊行賄與受賄制度建設等都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我國目前情況而言，建立起獨立高效的監督機構和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則是重中之重。

　　總之，我們討論和分析工人階級結構問題，評判其合理與否，無非是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這種結構是否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二是這種結構是否體現社會公平與正義。從整個社會結構看，我們還遠未建成“橄欖形”的現代社會結構，而從工人階級結構方面看，也仍然存在一系列需要調整和解決的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在此期間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定了我們將長期與資本處于并存和競爭之中，資本邏輯將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手段。這提示我們：必須不斷提高駕馭資本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抑制資本邏輯對社會生活的擠壓和沖擊，使之在一個合理的區間與軌道上運行。在工人階級結構方面，我們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避免資本邏輯對工人階級結構的過度侵蝕，保持工人階級整體的健康發展，以保證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參考文獻：

　　[1] 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下)，錢乘旦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

　　[2] 亨利·喬治：《進步與貧困》，吳良健、王翼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3] 王峰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與當代社會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4] 沈原：《市場、階級與社會——轉型社會學的關鍵議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5] 邁克爾·布若威：《制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李榮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

　　(作者簡介：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