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作為一種世界市場危機理論

　　一、導 言

　　本文將全球化和危機視為資本主義內在固有的趨勢，并試圖通過應用和發展馬克思的世界市場危機理論使二者之間的關系理論化。根據馬克思首次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年)(以下簡稱《大綱》)中所制訂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計劃”(以下簡稱“計劃”)，他將在最后一本單獨的書，即“后半部分”(第四冊：國家;第五冊：國際貿易;第六冊：世界市場危機)的第六冊書中，討論作為一種世界市場危機理論的危機問題。然而，馬克思之后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學者還沒有對馬克思“計劃”的后半部分予以足夠的重視，特別是第六冊書，它不過還只是一個嘗試性的簡述而已。實際上，在始自19世紀末期的關于馬克思危機理論的辯論歷史中，馬克思所計劃的最后一本關于世界市場危機的書，在任何重大的闡釋如消費不足論、比例失調論或利潤率下降論中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現有的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往往被表述為“一國”危機論，從而邊緣化危機的全球維度，無視學者間的激烈爭論。事實上，即使面對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即最典型的世界市場危機，大部分有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例如杜梅尼爾(Duménil )、列維( Lévy )、謝克(Shaikh )、莫恩(Mohun )以及克利曼(Kliman )，仍然堅持以“一國”的模式，尤其是美國，作為他們的分析單元。

　　馬克思本人是將世界市場危機理論作為其整個一生著作的結論或尾聲來計劃的，但它為什么會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歷史中被長久地邊緣化或者遺忘呢?這似乎與下列情況相關。第一，當馬克思在1861—1863年間準備《資本論》手稿時，許多學者推測，他寫完《大綱》后放棄了1857—1858年的“計劃”。換言之，據說是馬克思自己放棄了寫作一本關于世界市場危機理論的專著的計劃。第二，那些關于馬克思是否堅持、改變或者放棄了“計劃”的矛盾性闡釋，大都同意這一觀點，即不能在與《資本論》同一高度的抽象層面(“原理”的層面)上將馬克思的世界市場危機思想理論化，但必須在一個更具體的抽象層面(“階段論”或者“實證分析”)的層面上進行描述：將競爭、國家和國際貿易都考慮在內。第三，確實有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從來沒有改變過他的“計劃”，并認為可以在與《資本論》同一高度的抽象層面上或者在《資本論》范疇 “邏輯演進”的原理層面上構建馬克思的世界市場危機理論，但即使是這部分人中的大多數，也都沒有將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擴展到“計劃”的“后半部分”，沒有將國家、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等問題考慮進去。相反，他們往往在“計劃”的“前半部分”一開始，就停止了這項探索，而僅僅引入了競爭和信用問題。

　　本文認為，當馬克思在1861—1863年間準備《資本論》手稿時，他確實改變了1857—1858年的最初“計劃”，然而，本文同樣認為，馬克思并沒有完全放棄他的原初計劃，尤其是他將關于世界市場危機的書定位為“計劃”的結論部分的設想。本文試圖根據散見于《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馬克思的討論，尤其是他本人關于1857年危機的分析，重構馬克思的世界市場危機理論，以此來支持上述假設。第二部分將考察馬克思的“計劃”，重點是它的“后半部分”和世界市場危機范疇。為了表明馬克思自己總是在世界市場危機的范式內來討論現實危機的，第三部分將重新研究馬克思本人關于1857年危機的分析。第四部分試圖通過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的第3部分與第5部分關于利潤率下降和現實資本與貨幣資本的矛盾的討論擴展到全球范圍，以及明確考察“計劃”的“后半部分”的范疇，使馬克思的世界市場危機思想理論化。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計劃的后半部分與世界市場危機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計劃的后半部分

　　馬克思的“計劃”最初制訂于1857—1858年的《大綱》中，發表于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并被收錄于《資本論》及書信手稿的各種版本中，直到《資本論》第1卷出版，還有一些變化和修改。收錄于《大綱》中的“計劃”之一，內容如下：

　　顯然，應當這樣來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于一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面所闡述的意義上。(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并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范疇。資本、雇傭勞動、土地所有制。它們的相互關系。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人的)。(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國外移民。(4)生產的國際關系。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5)世界市場和危機。

　　上述“計劃”顯然表明，馬克思最初打算直接將世界市場與危機聯系起來，并將這一關系設定為“計劃”的結論。同樣，根據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給庫格曼的信中提到的后期“計劃”，他設想，由國家、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危機組成的“計劃”的“后半部分”能夠并且應該在“已經提供的基礎上”寫作：也就是說，作為由資本、土地所有制和雇傭勞動組成的“前半部分”的“邏輯演進”或具體化。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本應該堅持和發展馬克思的上述思想。然而，現存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理論，包括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斯大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都傾向于將馬克思“計劃”的“后半部分”視為一種不同質的抽象層面上的對象，即“階段論”或“實證分析”，而不是“前半部分”的“邏輯演進”目標。結果，在現存的關于現代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馬克思“計劃”的“后半部分”的理論意義已經被邊緣化了。

　　在將馬克思“計劃”的“后半部分”降格為“階段論”或“實證分析”對象方面，宇野派(Unoists)與斯大林主義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沒有什么區別。實際上，宇野弘藏(Uno Kozo)本人主張，國家或國際關系理論，包括與非資本主義領域的交流，是外在于“原理”的，因此應該在“階段論”的抽象層面上進行研究。他還斷言，馬克思的“計劃”是有問題的，因為它混淆了“原理”與“階段論”的區分。然而，考慮到這一事實，即馬克思本人甚至曾在他最成熟的著作《資本論》的第1卷第22章《工資的國民差異》中，在“原理”的抽象層面上將世界市場中剩余價值規律的改變理論化，宇野弘藏的上述說法顯然是毫無根據的。

　　(二)馬克思的世界市場概念與國際價值理論

　　雖然馬克思在他的許多著作中經常使用“世界市場”概念，但他并沒有給它下過一個明確的定義。因此關于這個概念的矛盾性解釋是：一些人認為它與多個國家市場或國民經濟的總和相同，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是一個涵蓋國內和國際流通的復雜整體，不同于國內市場的簡單相加。與此問題相關，一些人認為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民族經濟，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是作為世界市場的一種抽象的資本主義社會。

　　然而，仔細斟酌馬克思《大綱》中的下列句子：“最后，世界市場。資產階級社會越出國家的界限。” “世界市場不僅是同存在于國內市場以外的一切外國市場相聯系的國內市場，而且同時也是作為本國市場的構成部分的一切外國市場的國內市場。”或者《資本論》第1卷第22章《工資的國民差異》中的下述話語：“以各個國家作為組成部分的世界市場”這些陳述表明，馬克思不僅將世界市場視為國民經濟的一個簡單總和，而且視為一個獨立的實體。馬克思并沒有將國民經濟設想為自發地運動的實體，或者將其置于《資本論》的抽象層面上。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特征既是“全球的”，又是“民族的”，這集中體現在國家形式上。作為一個全球體系的資本主義概念，并不局限于馬克思早期或中期的著作，比如《共產黨宣言》、《德意志意識形態》或《大綱》中，它在馬克思成熟時期的著作尤其是《資本論》中仍然很重要。馬克思的思想與宇野弘藏的或木下悅二(Kinoshita)的不同，在他們那里，資本主義被視為民族國家形式內部的自給自足。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作為世界市場抽象的一般市場理論，其國民經濟沒有邊界。

　　以國內勞動力市場為中介，馬克思在國內流通和國際流通的層面上具體化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他將世界市場設想為一個復雜的整體，既包括國內市場，也包括國與國之間的國際市場。馬克思同樣假設，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基本范疇，比如價值和抽象勞動，只有在世界市場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它們的全部意義。“但是，這一點只有在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因此，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

　　如果說世界市場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存在的，那么國際價值概念同樣有它的社會現實，即超越國民勞動或國家之間價值關系的交換比率的“世界勞動”。“到目前為止，個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務能夠有其使用價值，正是由于它們在世界市場上對其他人是有用的，并且只要全球所需要的抽象人類勞動的量凝結在其中，它們就能轉化為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8章中假設了世界市場上利潤率的多民族共存，但同時承認，世界市場并非一個固定不變的實體，而是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日趨擴展和深化。

　　馬克思是否認為利潤率均等化的范圍可以擴展到超出一國經濟的世界市場，這一點并不清楚。關于馬克思主義國際價值理論的絕大多數觀點認為：利潤率均等化只能在一國經濟范圍內起作用;多種不同的利潤率并存于世界市場;基于利潤率國際均等化的國際生產價格在世界市場上是無法確定的;只有國際市場價值才能在世界市場上起作用。相反，亨利克·格羅斯曼(Henryk Grossmann)卻將利潤率的國民差異視為達到平衡之前的狀態，它使國家資本的國際運動以及國家利潤率的國際均等化趨勢成為必然，從而導致作為平衡狀態的國際生產價格的形成以及相關的國際價值轉移。

　　本文贊同格羅斯曼的解釋，并且認為，國家利潤率在世界范圍內的均等化趨勢以及相關的國際生產價格的形成，正如同多樣的或“許多國家”的趨勢一樣，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內在固有的趨勢。實際上，馬克思并沒有將作為結果的國際平均利潤率和國際生產價格形成的趨勢排除在外。“產業資本家總是面對著世界市場，并其把他自己的成本價格不僅同國內的市場價格相比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場價格相比較，同時必須經常這樣做。”

　　(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計劃與世界市場危機

　　馬克思在《大綱》中強調，世界市場是資本主義矛盾全面運作的場所，但他同時卻將資本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視為“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 ：“世界市場構成末篇：在末篇中，生產以及它的每一個要素都被設定為總體，但是同時一切矛盾都展開了。”

　　正如上述出自“計劃”的引文所表明的，馬克思曾想以一本關于世界市場的書來結束他的偉大“計劃”。實際上，在《大綱》中，世界市場危機的視角，或者全球觀點，從一開始，也就是從其前言《巴師夏和凱里》起就至關重要。青年馬克思的世界觀被概述為這一主題:“世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危機-世界革命”，它在《共產黨宣言》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是如此清楚明顯，在《大綱》中依舊明確如下：“在世界市場上，單個人與一切人發生聯系，但同時這種聯系又不以單個人為轉移，這種情況甚至發展到這樣的高度，以致這種聯系的形成同時已經包含著超越它自身的條件。”在發表于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同樣明確地提到了“世界市場危機”這一概念：“這就是世界市場危機中稱作貨幣危機的特殊時刻……19世紀的商業危機，特別是1825年和1836年的大危機……而是使資產階級生產過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發出來的世界市場大風暴。”

　　“世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危機-世界革命”的主題，對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共產黨宣言》和《德意志意識形態》至關重要，它不僅是持續的，而且還借助于價值理論獲得了發展。這一主題在馬克思成熟時期的著作《大綱》中被具體化為關于1857—1858年危機的實證研究。事實是，馬克思僅僅在《大綱》中“計劃”的第一個版本中明確地提到了“世界市場危機”，并將其定位為六冊計劃的最后一錘定音的書。在馬克思稍晚于上述材料而寫的書信(1857—1858年)中，以及發表于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前言中提到的“計劃”的一個變化的版本中，“計劃”的最后一本書僅僅被稱為“世界市場”，而非“世界市場危機”。難道這意味著馬克思放棄或者改變了他的原初計劃，即將危機作為世界市場危機理論化以及將他所設想的關于危機的書作為最后一錘定音的書的計劃?并非如此!正如吉原泰助(Yoshihara)所言，這“僅僅是一種簡化或縮略的表述”。實際上，在《大綱》之后，馬克思仍然是從全球視角來探討作為世界市場危機的當代現實危機的。請注意下述出自《剩余價值理論》的引文：“在世界市場危機中，資產階級生產的矛盾和對立暴露得很明顯。……資本主義生產最復雜的現象——世界市場危機……世界市場危機必須看做是資產階級經濟一切矛盾的現實的綜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

　　在《資本論》第1卷第15章《機器和大工業》以及第25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中，馬克思同樣強調，大工業需要創造并開拓世界市場，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世界市場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預先就充分地對當代世界市場危機進行了深入分析，根據他的最初“計劃”，這屬于“資本一般”或“前半部分”，盡管他最初打算在“后半部分”的最后一本結束性的書中討論世界市場危機。實際上，以“資本一般”和“許多資本”(‘many capitals’)的嚴格區分為特征，馬克思改變了他原來的計劃，這顯示于1857—1858年的《大綱》中，以及當他結束后來的1861—1863年手稿寫作時在《資本論》中對競爭、信用和“資本一般”的重要討論當中。因此，馬克思能夠在《資本論》中將危機理論充分地具體化。

　　然而，宇野派卻將馬克思“計劃”的上述變化解釋為對“計劃”本身的放棄，并且認為：第一，危機理論的“原理”部分被納入了“前半部分”，也就是《資本論》中;第二，與危機理論相對應的“計劃”的“后半部分”，不是關于危機的“原理”理論，而是關于危機的“階段論”或“實證分析”。對宇野派來說，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正如《資本論》中所呈現的，本身是足夠完整的，因此不需要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宇野派拒絕在《資本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危機理論的嘗試，而不是像本文所做的那樣，通過《資本論》的基本范疇的“邏輯演進”去構建一種世界市場危機理論。實際上，宇野派的一個代表人物大內秀明(Ouchi Hideaki)斷言，“危機”部分最終被從原來計劃的關于“世界市場危機”的最后一本書中分離出來，并且在寫作1861—1863年《資本論》手稿之后被納入到“計劃”的“前半部分”，這一“事實”正體現了如下“事實”，即馬克思拋棄了“世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危機-世界革命”的主題，并且將危機定位為“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產業再循環的一個階段”，而不是將其與世界革命聯系起來。

　　“‘計劃’放棄論”的發起人格羅斯曼認為，當馬克思在寫作1861—1863年《資本論》手稿時，他已經徹底放棄了1857—1858年《大綱》中的“計劃”。根據格羅斯曼的論述，馬克思之所以放棄了《大綱》的六冊計劃，是因為他意識到原來的“計劃”僅僅是從“材料”而不是“理解”的角度來構思和列舉的，因而是不成熟的。然而，格羅斯曼或宇野派的“‘計劃’放棄論”顯然是對馬克思實際所寫內容的誤讀。尤其是，格羅斯曼斷言馬克思1857—1858年的六冊計劃是從“材料”的角度構思和列舉的，完全無視這一明顯事實，即“計劃”是被作為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收錄到了馬克思著作中最顯著的辯證闡述——《大綱》的《導言》中的。正如久留間鮫造(Kuruma Samezo)所指出的，從馬克思的觀點看，“危機只有在一切矛盾都展開之后的最后時刻才能被系統地解釋，而不是在任何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的調查的中間階段。”

　　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如金成九(Kim Seong-Gu),他們堅持的是“‘計劃’不變論”，往往過分強調《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所呈現的馬克思危機理論的不完整性或其抽象層面。優先考慮這一事實，即馬克思原來打算在其“計劃”最后的第六冊書中全面闡述危機理論，他們斷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呈現的危機理論遠離了其真正意義上的危機理論，因為它是在“資本一般”的框架中被理論化的，而那是一種太高的抽象層面，以致無法成為一種危機理論。然而，這種“‘計劃’不變論”也是站不住腳的。首先，應該指出的是，《資本論》及其手稿已經包括了工業循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以及世界市場危機超出“資本一般”的邊界以外的機制，如“許多資本”間的競爭、信貸、外匯匯率、中央銀行，等等。危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化既不能將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看作是在《資本論》中所呈現的、已經完成了的，同時也不能認為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構建應幾乎從零開始。相反，馬克思主義世界市場危機理論應該通過對建立于馬克思“計劃”的“前半部分”基礎上的“后半部分”的主要范疇的具體化，尤其是通過將馬克思危機理論的主要原理應用于涉及世界市場危機的“計劃”的“后半部分”來構建。這種構建應當遵循馬克思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演進”的特定方法，同時模仿并發展馬克思本人關于當代現實危機的分析。

　　三、馬克思關于世界市場危機的分析：1857年危機

　　馬克思試圖在1857—1858年的“計劃”中將其危機理論作為一種世界市場危機理論，正是基于這一事實，即1857—1858年的危機是一次典型的世界市場危機。馬克思還在《大綱》中預言，1857—1858年危機的到來將導致一場新的革命，就像1848年危機之后接著就爆發了1848年革命一樣。

　　馬克思仔細地追蹤著1857—1858年危機的進展，并撰寫了非常詳細的筆記，特別是關于玉米價格變化的統計數據的摘錄，出口額和進口額等等。這些筆記，被稱為《1857—1858年危機卷》，由三個筆記本組成：(1)1857年的法蘭西;(2)1857年危機;(3)商業危機。它們很快將被作為MEGA2的第三部分第14卷發表出來。根據高岡(Tamaoka )等人的觀點，馬克思的《1857—1858年危機卷》主要是由出自如《經濟學家》這樣的期刊的摘錄和片段組成的，幾乎沒有馬克思自己的話，因此，其出版將不可能會展現任何新的關于馬克思危機理論的未探索的方面。然而，《1857—1858年危機卷》不僅表明馬克思賦予了1857—1858年危機巨大的重要性，而且顯示了馬克思是如何明智地從世界市場危機的視角來審視這一危機的。實際上，《危機卷》不僅是馬克思在此期間為《紐約論壇報》所撰寫的文章，而且是對《大綱》中危機問題的理論化。只要瀏覽一下《1857—1858年危機卷》的主要內容，就足以看出，馬克思不僅在他對1857—1858年危機的具體分析中保持著一種真正的全球視角，而且也很細致地分析了現實經濟的具體數據，如棉花、絲綢的價格，進出口額以及匯率。

　　馬克思的世界市場危機概念絕不是其未來研究計劃的一個嘗試性的簡述，而是其核心概念之一，是當他面對作為即將到來的世界革命之預兆的第一次現實的世界市場危機的爆發時，通過嚴格的、系統的研究與分析構建的。事實上，馬克思在其1857年11月到1858年2月間為《紐約論壇報》所撰寫的文章中，將1857—1858年危機設想為一種世界市場危機。在《資本論》第2卷第16章《可變資本的周轉》中，馬克思同樣將1857—1858年危機理解為一種世界市場危機。

　　馬克思分析世界市場危機的主要原理，最充分地體現在收錄于《資本論》第3卷第30章《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I》中的關于1857年危機的如下段落中，在那里馬克思非常明晰地概括了世界市場危機的內在機理，分析了早于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爆發150多年的1857年危機。

　　1857年，美國爆發了危機。于是金從英國流到美國。但是美國物價的漲風一停止，危機接著就在英國發生了。金又由美國流到英國。英國和大陸之間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在普遍危機的時刻，支付差額對每個國家來說，至少對每個商業發達的國家來說，都是逆差，不過，這種情況，總是像排炮一樣，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這些國家里發生;并且，在一個國家比如在英國爆發的危機，會把這個支付期限的序列壓縮到一個非常短的期間內。這時就會清楚地看到，這一切國家同時出口過剩(也就是生產過剩)和進口過剩(也就是貿易過剩)，物價在一切國家上漲，信用在一切國家過渡膨脹。接著就在一切國家發生同樣的崩潰。于是金流出的現象會在一切國家依次發生。這個現象的普遍性恰好證明：1.金的流出只是危機的現象，而不是危機的原因;2.金的流出在不同各國發生的順序只是表明，什么時候會輪到這些國家算總賬，什么時候會輪到這些國家發生危機，并且什么時候危機的潛在要素會輪到在這些國家內爆發。

　　對馬克思來說，國際黃金走勢以及相關的外匯匯率的變化在現實危機的實現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已被馬克思對其所進行的非常審慎的分析所證明，特別是在《資本論》第3卷第35章《貴金屬和匯兌率》中。同時，馬克思認為在1857—1858年危機中至關重要的國際黃金走勢問題，意味著危機的理論化永遠不能在“資本一般”的層面上充分地進行，或者，即使在“計劃”的“前半部分”可以，但在邏輯上最終應該進一步發展到“計劃”的“后半部分”最后第六冊書的“世界市場危機”的層面上。事實上，黃金的國際走勢問題，甚至不能在危機的“原理”層面上提出，因為它假定的是單一國家市場。

　　四、通過拓展馬克思的世界市場理論構建一種全球危機理論

　　盡管世界市場危機概念在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中具有核心意義，但現存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只有一少部分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在這方面，布倫納(Brenner)是例外。雖然布倫納2006年的著作中沒有明確地提到馬克思的世界市場危機理論，但它卻成功地意識到了后者的主要構成要素。這表現如下：對由利潤率下降造成的國際生產過剩所介導的危機的國際擴展的分析;對國際支付和外匯匯率變化的分析;對金融化和隨之而來的泡沫以及作為利潤率下降的反應的崩潰的解釋。

　　隨著自2007—2009年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危機的不斷加深，馬克思世界市場危機概念的重要意義，開始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如伊萬諾娃(Ivanova)、杰索普(Jessop)和村岡俊三(Muraoka)。然而，伊萬諾娃除了強調現有文獻中已經討論過很多的當前危機中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全球失衡外，并沒有提到馬克思的世界市場危機概念。同樣，盡管杰索普注意到了馬克思世界市場危機概念在解釋當前危機中的至關重要性，但他的理論化是不充分的，因為他是從馬克思關于貨幣功能的討論，即一種僅僅是危機的可能性的理論，跳躍到了對現實的世界市場危機的解釋。村岡俊三2009年的著作是根據馬克思主義世界市場危機理論對當前危機的一個全面解釋，但在以下幾個方面也同樣是有爭議的。第一，村岡俊三追隨宇野派，將利潤率下降的原因確定為資本的絕對生產過剩：利潤壓縮是由于繁榮時期最后階段工資的快速上漲。這是有問題的。盡管村岡俊三試圖在資本的過度積累以及相關的世界范圍內的利潤率下降方面使馬克思主義世界市場危機理論具體化是對的。但對馬克思來說，通常是由于資本有機構成上升引起利潤率下降，從而導致資本的過度積累，而由于工資上漲導致利潤壓縮則是例外。第二，村岡俊三認為，與馬克思時代的世界市場危機相比，當前全球危機的顯著特點在于其作為全球化后果的“全球同步危機”的形式，而不是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述的如“凌空射擊”一般。這在理論和經驗方面也是有爭議的。正如下面所討論的，許多民族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內在固有的趨勢。如果這種多樣性不顧全球化的發展繼續維持自身，那么世界市場危機將還會采取“凌空射擊”的形式，而不是村岡俊三所描述的“全球同步危機”的形式。事實上，1997—1998年的東亞危機、當前的2007—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以及最近的歐元區危機，這些全球化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危機，已經以“凌空射擊”而不是“全球同步危機”的形式在發展和延伸。

　　從馬克思的世界市場危機理論看，大多數現有的探討全球化與危機之間因果關系的激進模式，如吉爾斯(Gills)，是值得懷疑的，因為他們優先考慮全球化與危機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或者，換句話說，“全球化?危機”，在從全球化到危機的因果關系與從危機到全球化的反向關系[作為(國家應對)危機的結果的全球化的加速或減速]之間搖擺不定：換句話說，即博拉尼(Karl Polanyi.)所謂的“雙向運動”。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世界市場危機理論強調，全球化與危機之間的這種“雙向運動”是更深的、內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資本積累的矛盾動力學過程的表面現象。顯而易見的是，馬克思主義世界市場危機理論與現存的激進模式的一般看法不同，它從階段論的視角將全球化設想為資本主義歷史中的一個新的“劃時代的階段”。

表1：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計劃與世界市場危機理論 

　　　如表1中所概括，從利潤率下降趨勢到世界市場危機的邏輯演進的主要構成元素與馬克思《資本論》三卷本中的主要范疇是相匹配的。這表明，世界市場危機可以被解釋為以不斷的具體化或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演進”為特征的馬克思主義危機觀理論化的最終結論。表1是馬克思在“資本一般”的層面上構建世界市場危機理論的計劃的一個延續，其在《資本論》第3卷和《剩余價值理論》中顯示如下：“我們在這一章中研究的各種現象要得到充分闡明，必須以信用制度和世界市場上的競爭為前提，因為一般說來，世界市場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和生活環境。但資本主義生產的這些比較具體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資本的一般性質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說明;不過這樣的說明不在本書計劃之內，而屬于本書一個可能的續篇的內容。”“在這些危機中綜合起來的各個因素，必然在資產階級經濟的每一個領域中出現并得以展開。我們越是深入地研究這種經濟，一方面，這個矛盾的各個新的規定就必然被闡明，另一方面，這個矛盾的比較抽象的形式會再現在并包含在比較具體的形式中這一點，也必然得到證明。”

　　馬克思的系統的、辯證的方法不同于其他危機理論，如杰索普，從貨幣的功能，即“危機的可能性”跳躍到世界市場危機，或如一些日本學者所嘗試的那樣，以世界市場危機理論替代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即再生產的“危機的可能性的發展”。事實上，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強調，應當將危機的可能性與危機的實際發生區分開來，并指出他關于再生產公式的討論僅僅表明“危機的可能性的發展”。

　　如表1所示，馬克思資本范疇向世界市場危機理論的“邏輯演進”，不應該止步于思想實驗，而應當進一步用于解釋當前的2007—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為此，應該以如下四個要素的具體化作為起點：(1)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與現實資本的過度積累;(2)現實資本與貨幣資本之間的矛盾，“金融化”;(3)國家對危機的應對;(4)各國之間的矛盾與全球失衡。

　　(一)現實資本過度積累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

　　在《資本論》第3卷第15章《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開》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利潤率下降導致危機的情形如下：“就總資本的增殖率，即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因為資本的增殖時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目的)來說，利潤率的下降會延緩新的獨立資本的形成，從而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還促進生產過剩、投機、危機和資本過剩。”考慮到這一事實，即馬克思曾明確地將危機與利潤率下降關聯起來，邁克爾·克拉克特最近關于馬克思從來沒有用這些術語解釋過危機的斷言簡直是毫無根據的。為了將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具體化為世界市場危機理論，有必要將關于利潤率下降規律的實證分析從國家層面擴展到全球范圍。為此任務，布倫納通過對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利潤率趨勢的實證研究，顯示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長期衰退背后利潤率下降的全球趨勢。克利曼通過對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盈利情況的估算，表明了利潤率下降的全球趨勢同樣先于2007—200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以李民騏(Li Minqi)、羅伯茨(Roberts )等人為例的嘗試，他們試圖通過匯總國民經濟核算與國家資本存量的數據，估算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利潤率”。根據羅伯茨的研究，“世界利潤率”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至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特別是七大工業國的利潤率]稍稍恢復之前顯示為長期的下降趨勢，然后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和2007—2009年全球危機爆發之前的整個時期再次下降。

　　盡管利潤率下降能夠直接導致危機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應該強調的是，不經任何中介而從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中推導出危機，并不是馬克思在其整個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中所表明的意思。在這方面，所謂的“主流馬克思主義者”，如格羅斯曼 、保羅·馬蒂克( Paul Mattick)或 馬里奧·剛果(Mario Cogoy)，他們將危機與利潤率下降趨勢直接關聯起來，就馬克思的文本而言是不正確的。我們需要的是具體化，或從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到世界市場危機理論的“邏輯演進”，當然，這是以利潤率下降為基礎和中心的。

　　(二)“金融化”

　　馬克思認為，國家之間邊界的放松以及金融的增長將加快世界市場的發展。他在《大綱》中預測，信貸和金融將以世界規模發展，從而擴大和深化世界市場。在《資本論》第2卷的第一手稿中，馬克思還說，由世界市場調節和加速的資本的過度積累，以及由信貸調節和加速的商品向貨幣轉化的預先確認(pre-validation)，將最終導致世界市場危機。

　　最近，一些評論家指出，由于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無論是關于利潤率下降還是關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主要是根據現實的經濟危機構建的，因此它對于解釋當前以金融為核心方面的2007—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從根本上來說是有限的。然而，考慮到馬克思強調，實際的危機或危機的現實性，只有在競爭、信貸和金融這些要素被明確地并全面地納入進來之后，才能夠得到解釋，那些認為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低估了金融方面的慣常指責是毫無根據的。馬克思如是說：“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馬克思下面的話甚至似乎預見到了在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中發揮顯著作用的金融衍生物，如MBS, CDO, 和CDS。“……在銀行家的觀念中，比如債券可以表現為商品，……隨著生息資本和信用制度的發展，一切資本好像都會增加一倍，有時甚至增加兩倍，因為有各種方式使同一資本，甚至同一債權在各種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

　　考慮到馬克思關于貨幣和金融在危機中作用的豐富而深入的分析，一些學者如貝洛菲奧雷(Bellofiore)或摩斯利(Moseley)，認為凱恩斯(Keynes)或明斯基(Minsky)在解釋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上比馬克思更重要顯然是毫無根據的。馬克思危機理論的特點，并不在于它忽視了現實危機中的金融環節，而是它明確將其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關聯起來了。

　　(三)國家對危機的應對

　　馬克思敏銳地意識到了資產階級國家，尤其是中央銀行，在引發以及應對危機方面的作用。在《資本論》第3卷第35章《貴金屬和匯兌率》中，馬克思說：“中央銀行是信用制度的樞紐。而金屬準備又是銀行的樞紐。”他列舉了金屬儲備的功能：“1.作為國際支付的儲備金，一句話，作為世界貨幣的準備金;2.作為時而擴大時而收縮的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3.……作為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的準備金。”馬克思還討論了金屬儲備不同功能之間的矛盾：“無論何時，當金和銀也不得不作為銀行券轉換的準備金時，這些不同的功能將會形成危險的沖突。”馬克思認為，中央銀行的信貸供應盡管可以使危機的到來延遲一段時間，但也無法阻止其來臨：“這個銀行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增加信用貨幣就會緩和恐慌，但通過收縮信用貨幣就會加劇恐慌。……這已由所謂國家銀行停止兌現的辦法所證明。而且每當遇到緊急情況，這個辦法總是杯作為唯一的救急手段來使用。”馬克思指出，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制造信用貨幣來緩解危機的強度，到目前為止其信譽是不可質疑的，但是那樣它將會削弱貨幣的價值。150年前，馬克思就預測到了美國聯邦儲蓄銀行在2007—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期間的定量寬松政策，這是很了不起的。

　　伴隨著2007—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中“國家的衰退”，在斯大林主義體制覆滅之后受到質疑的各種各樣的凱恩斯主義，或者甚至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提法，似乎在進步人士中得以復興。然而，馬克思世界市場危機的具體化，需要的不是凱恩斯主義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命題，而是馬克思國家理論的具體化，尤其是擴展和綜合“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集中”的理論以及“外部國家”論：即“計劃”“后半部分”的國家。此外，關于資產階級國家對2007—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的應對的分析，包括緊縮政策和資產階級關系在國家引導下的重組，也很重要。

　　(四)多國之間的矛盾與全球失衡

　　構建馬克思主義世界市場危機理論的另一個重要步驟，是引入國家的多樣性或“許多國家”‘的矛盾的環節。最近關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爭論中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從許多資本的競爭邏輯中推導出許多國家的現實，特別是許多國家的地緣政治競爭。這一爭論理所當然地建立在這樣的方法論假設基礎之上，即正如“許多資本”層面能夠與“資本一般”層面區分開來一樣，“許多國家”‘層面也能夠與“國家一般”‘層面區分開來。然而，最近關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爭論是有問題的，因為過分強調了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或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的重要性，而對馬克思“后半部分”的范疇卻考慮不足。最薄弱的一點是，他們缺乏馬克思世界市場危機的范疇。而我們需要的是，將世界市場危機的范疇與許多國家的矛盾或地緣政治競爭聯系或整合起來。換句話說，我們需要從馬克思“計劃”“后半部分”的國家范疇推導出許多國家的必然性，尤其是“外部國家”，然后使其進一步“在邏輯上發展”到世界市場危機理論。

　　在馬克思價值理論的基礎上發展馬克思主義外匯理論并將其與世界市場危機理論聯系起來是很重要的。事實上，布倫納、麥克納利(McNally)、拉帕維查斯(Lapavitsas)試圖在危機的分析中引入外匯機制。例如，布倫納試圖解釋20世紀70年代后全球經濟危機的發展，強調利潤率下降與外匯匯率浮動之間的關系。麥克納利也指出，1971年以后向匯率浮動制度的轉變是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以及危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拉帕維查斯也在尋求歐元區危機的原因，尤其是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在歐元區“外圍”國家的債務增加中，如希臘，以及這些國家的國際支付赤字的增加，是因為其“出口競爭力”的降低，這本身源自生產力發展的國際不平衡，并因歐元固定的外匯制度而加劇了。

　　凱恩斯經濟學，包括明斯基經濟學，大多固定在“一國論”的框架內，并且在使全球生產和全球金融之間的共生關系與矛盾理論化方面存在困難。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世界市場危機理論具有另一個優點，即它將資本主義生產的全球化視為當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全球治理”的最近響應，如20國集團(G20)，或“三駕馬車”(ECB-EU-IMF)，也需要從馬克思主義世界市場危機理論加以分析。

　　五、結論

　　諸多進步人士認為，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是由20世紀80年代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導致的。他們還主張以全球化的社會或國家控制——換句話說，一種凱恩斯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轉向——作為對當前危機的治療。然而，早在全球化話語流行之前的19世紀中期，周期性的工業危機已是常見現象。馬克思考察了當時的周期性工業危機，并證明它們與資本主義的任何特定形式無關，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自身的內在矛盾造成的。此外，馬克思把當時的危機定義為一種世界市場危機，并將關于世界市場危機的具體分析設定為其“計劃”的“后半部分”的最終任務。然而，馬克思之后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把“后半部分”降低到了“階段論”或“實證分析”的層面，而不是在理論上考察和發展它。我們從理論家之間關于消費不足、比例失調和利潤率下降的辯論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歷史，不是作為對馬克思世界市場危機范疇的具體化展開的，而是試圖在馬克思“計劃”的“前半部分”，甚或它的一部分，《資本論》的抽象層面上推導出危機的必然性。然而，本文表明，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性不能在《資本論》的抽象層面上被充分地理論化，并認為，建基于“前半部分”范疇的向“后半部分”的“邏輯演進”具有必然性，最終以世界市場危機結束。此外，本文重新考察了馬克思世界市場危機范疇在其“計劃”中的理論地位，并借鑒他本人關于1857年危機的分析，重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市場危機理論的主要內容。最后，在重構馬克思世界市場危機理論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了對當前的2007—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的一種解釋。它可以被解釋為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結果，表現為資本的過度積累，并由于世界范圍內生產和消費之間，以及現實資本和貨幣資本之間的多元決定的矛盾而加重。沒有什么比馬克思的世界市場危機理論與2007—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更相關的了，這表明馬克思的中心論點“世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危機-世界革命”具有迫切的現實性，完全超越了各種各樣的“一國論”改良主義方案。當然，本文所嘗試的馬克思主義世界市場危機理論的重構仍然處于假設的層面。在以后的著作中，它應該被更具體地理論化，并被應用于對歷史上和當前的世界市場危機的分析。(注釋略)(劉海靜 譯)

　　(作者：韓國國立慶尚大學經濟學教授;譯者：中央編譯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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