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論精神解放的辯證法

　　精神解放的唯物辯證法前提

　　1937年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對物質與精神之間的關系作出了精辟的論述。他指出：“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1]

　　物質決定精神是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堅持唯物論就要反對唯心論。早在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提出了一個論斷：“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2]其目的就是要洗刷唯心精神。因此，“必須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出現，才能完成爭取群眾戰勝敵人的任務。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3]11年以后，1941年毛澤東在為《農村調查》寫的序言中重申了上述論斷。他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4]又過去20年，1961年毛澤東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指出：“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這個方法是可取的。”[5]

　　可見，提倡調查研究，洗刷唯心精神，堅持唯物論，這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但是，僅僅堅持唯物論是不夠的，毛澤東還始終堅持辯證法，反對機械論。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開展革命斗爭，敵強我弱是中國革命的基本態勢。在這種情勢下，很容易使人產生悲觀情緒。當年在井岡山，有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甚至中共中央寫給紅軍第四軍前敵委員會的信中，也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作出了過于悲觀的估計?？谷諔馉帟r期又有“亡國論”、“唯武器論”，有人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所有這些悲觀論調，究其思想根源，不僅在于離開唯物論陷入唯心論，而且還在于離開辯證法陷入機械論。

　　正如毛澤東所說：“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因此，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采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6]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問題，得出了與悲觀論者完全不同的結論。他從當時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一基本事實出發，全面分析了中國的政治形勢，透過現象看實質，詳細考察了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及其相互作用，從而得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結論。他從抗日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一場決死戰爭這一基本事實出發，深入研究了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分別說明了戰爭雙方各自的特點、長處和短處，充分闡釋了這些特點在特定的時代和國際條件下的比賽和變化，從而得出“中國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結論。在批駁“唯武器論”時，他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7]這里所說的“人心的對比”就包括精神的作用。

　　毛澤東特別強調發揮人的“自覺的能動性”。他說：“一切根據和符合于客觀事實的思想是正確的思想，一切根據于正確思想的做或行動是正確的行動。我們必須發揚這樣的思想和行動，必須發揚這種自覺的能動性。”[8]在評估戰爭結果時，他說：“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于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決定于這些;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9]

　　物質精神兩手抓，這是中國革命的一條基本經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曾經把整風和生產比喻為車之兩輪。他說：“整風是前進的精神基礎，生產是前進的物質基礎，我們黨學會整風和生產是從不自覺到自覺的。”“因此，沒有整風和生產這兩個環子，革命的車輪就不能向前推進，黨就不能前進了!”[10]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在注重物質基礎的同時，仍然十分重視精神的作用。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到：“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兩者都是精神作用。”[11]他還談到：“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也是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12]

　　1963年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一文中，從認識論角度對物質與精神之間的辯證關系作了進一步論述。他指出，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這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飛躍現象。人的認識過程中第一個階段，即由物質到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的階段。這時，精神、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劃、辦法)是否正確，是否合乎實際還沒有得到證明。然后進入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即由精神到物質、由思想到存在的階段。這就是把第一階段得到的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檢驗。一般說來，成功的就是正確的，失敗的就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13]

　　精神解放至關重要

　　人不但有肉體，而且有精神。精神解放對于人來說至關重要。當年在井岡山，毛澤東就揭示了一種現象：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究其原因，不在于他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改善，而在于他們的精神得到了解放。

　　在井岡山，艱苦的生活，頻繁的戰斗，造成不斷的減員，能夠為紅軍提供兵員補充的相當多一部分是敵軍俘虜。俘虜兵到紅軍不久就要打仗，甚至領兵打仗。紅軍靠什么來改變俘虜兵?靠什么來穩定自己的隊伍?首先靠政治訓練和政治教育。紅軍通過政治教育使士兵懂得，為什么打仗為誰打仗。為了保證政治教育的深入有效，紅軍建立了一整套組織制度：連、營、團都有士兵委員會，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建立黨代表制度，黨代表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擔任黨的支部書記;建立各級共產黨組織，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營、團、軍有黨委。毛澤東說：“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還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14]

　　根據紅軍的經驗，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又指出：“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15]這里所強調的仍然是實現精神解放對于士兵、對于軍隊的極端重要性。

　　一個士兵和一支軍隊需要精神解放，一國人民和一個政黨也需要精神解放。毛澤東曾經把五四運動視為中國人民的一次思想解放，把延安整風視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一次精神解放。五四運動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同時也是反對封建文化的革命運動。它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向統治中國長達數千年之久的封建主義文化展開了前所未有的猛烈進攻。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閑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丑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16]

　　毛澤東還指出，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說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對于中國的現狀，對于中國的歷史，對于外國事物，還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在這種形式主義方法影響下，五四運動后來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科學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這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但是，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發生偏向，違反馬克思主義，發展了洋八股、洋教條，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也就是新八股、新教條主義，這是形式主義向“左”的發展。“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形式主義的束縛。”[17]“所以我們要在黨內發動一個啟蒙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間解放出來，號召同志們對于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加以抵制。”[18]

　　精神解放不可能一勞永逸，而是一個需要不斷推進的過程。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發表題為《學習和時局》的講演，其中提倡放下包袱開動機器，就是繼續推進精神解放。他說：“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有許多的東西，只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為我們的包袱，成為我們的負擔..所以，檢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來，使自己的精神獲得解放，實在是聯系群眾和少犯錯誤的必要前提之一。”[19]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多次談到精神解放這個問題。針對當時黨內普遍存在的山頭主義傾向，毛澤東說：“我們要承認有山頭，不承認也不行，承認以后要照顧各個部分，各個集團，各個歷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問題。如果他們的精神上被石頭壓著，有些石頭還是我們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們就要替他們解開。凡是他們精神上壓著的石頭，不論是大石頭，中石頭，小石頭，我們都要替他們解開。是我們的手放上去的石頭，就要用我們的手解下來，使得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發揚積極性。這樣，才能夠很好地團結全黨、團結全國人民走向勝利。”[20]他還說：“我們的壓力很大，要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從束縛手足的精神壓迫下解放出來，是不容易的。”“我們要提倡想各種問題，多思多想，開動機器，開動腦筋，還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輕裝前進。”[21]

　　精神準備不可缺少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結論時，還特別強調一個問題，這就是精神準備，即作好對付困難的精神準備。當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已經看見了勝利的曙光，但是，國內政治形勢卻暗潮涌動。毛澤東在分析國內形勢時說：“《論聯合政府》報告的原稿上有‘兩三年中將是中國情況大變化的關鍵’這樣一句話，在發表時刪去了。刪去這句話，不是因為說得不對，而是不說為好。但是我們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應付大事變。”[22]當時，有些同志希望毛澤東講一些困難，也有些同志希望毛澤東講一點光明。毛澤東雖然也講了光明，但是他更強調的是困難。他講的困難有十七條：第一條，準備挨外國人的罵;第二條，準備挨國內反動派的罵;第三條，準備被敵人占去幾大塊根據地;第四條，準備被敵人消滅若干萬軍隊;第五條，偽軍歡迎蔣介石;第六條，爆發內戰;第七條，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第十七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23]他說：“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干部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24]

　　從那時起，每到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或緊要關頭，毛澤東都反復強調要作好精神準備。日本投降前夕，1945年8月4日，毛澤東在軍內通電中指示：“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準備精神的與實力的條件對付將來內戰危險..”;[25]8月11日，毛澤東在黨內指示中又指出：“但各地對蔣介石絕對不應存在任何幻想，必須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騙，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危險應有必要的精神準備..”;[26]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發表講演，題目是《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他指出：“蔣介石要發動全國規模的內戰，他的方針已經定了，我們對此要有準備。全國性的內戰不論哪一天爆發，我們都要準備好。早一點，明天早上就打吧，我們也在準備著。”[27]8月26日，毛澤東在去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前兩天，又在黨內通知中指示：“總之，我黨面前困難甚多，不可忽視，全黨同志必須作充分的精神準備。”[28]重慶談判后，毛澤東不斷提醒全黨全軍和解放區人民，隨時作好粉碎蔣介石進攻的精神準備。在解放戰爭中，毛澤東多次強調，準備對付最困難的情況，以最充分的精神準備爭取全國的勝利。即使在解放戰爭快要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談到準備和南京政府談判時仍然指出：“我們既然允許談判，就要準備在談判成功以后許多麻煩事情的到來，就要準備一副清醒的頭腦去對付對方采用孫行者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興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們精神上有了充分的準備，我們就可以戰勝任何興妖作怪的孫行者。”[29]

　　面對勝利，設想困難，以充分的精神準備去應付非常困難非常復雜的局面，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熟的表現。1945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所作的題為《時局問題及其他》的報告中，總結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深刻地闡述了精神準備對于革命勝利的重要意義。他說：“同志們!我們奮斗了24年，革命還沒有勝利，這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太大了。國家太大就出現一個革命的長期性。國家太大了敵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沒有勝利，北伐戰爭沒有勝利，國內戰爭沒有勝利，抗日戰爭也還沒有勝利?，F在到了這樣的時候，就是有可能勝利。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有100多萬黨員，這就是要勝利的條件。從客觀條件(國際條件、國內條件)來說，有勝利的可能，但是還要有主觀的條件。主觀條件是什么?就是我們要不要勝利，我們思想上有沒有準備，這是很重要的。大革命時期是怎樣失敗的?客觀原因是帝國主義力量強大，主觀原因是我們沒有精神準備，思想糊涂，政策錯誤，就失敗了。內戰時期也差不多是這樣，白區工作、蘇區工作都沒有取得勝利，客觀條件是由于帝國主義力量太大，國民黨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條是我們黨在政治上還非常幼稚，精神準備不夠。”他還說：“這幾年全黨的工作中有一個整風，就是要在思想上準備勝利，很快我們黨要開七大，也是在思想上準備勝利，準備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勝利。客觀條件有了勝利的可能性，我們現在要加緊主觀條件的準備。”[30]

　　1945年8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的講演中又一次闡述了上述思想。他說：“蔣介石要堅持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方針，我黨曾經及時地指明了這一點。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以前、七次代表大會中間和七次代表大會以后，我們曾經進行了相當充分的工作，喚起人民對于內戰危險的注意，使全國人民、我們的黨員和軍隊，早有精神準備。這一點很重要，有這一點和沒有這一點是大不相同的。1927年的時候，我黨還是幼年的黨，對于蔣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襲擊毫無精神準備，以致人民已經取得的勝利果實跟著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長期的災難，光明的中國變成了黑暗的中國。這一次不同了，我黨已經有了三次革命的豐富經驗，黨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經大大提高了。黨中央再三再四地講明內戰危險，使全國人民、全黨同志和黨所領導的軍隊，都處于有準備的狀態中。”[31]

　　新中國成立后，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時候再一次回顧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他說：“中國和俄國的歷史經驗證明：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要有一個成熟的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我們常說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的時候是幼年的黨，從主要意義上來說，就是指我們黨在同資產階級聯盟的時候，沒有看到資產階級會叛變革命，而且也沒有做好應付這種叛變的準備。”[32]

　　參考文獻：

　　[1][2][3][14]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6;109;112;65-66.

　　[4][16][17][18][19]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1;831-832;832;827;947.

　　[5][11][12][13][32]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2;124-125;133;321;110.

　　[6][7][8][9][15]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7;469;477;478;511.

　　[10][20][21][22][23][24][25][26][30]毛澤東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社，1996.339;345-346;377、398;385;353;392;453;456;255-256、257.

　　[27][28][29][30][31]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4;1155;1436;1126.

　　作者簡介：邱守娟，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理事。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2期，摘自2013年第2期《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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