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崛起、復興等政治經濟話語的萌興和確立，在文化上向傳統價值回歸的勢頭也愈發興盛了。比如漢服熱、國學熱和儒家憲政主義思想的抬頭，比如各類以官方的或民間的名義舉辦的祭黃帝和祭孔儀式，再比如一些社會活動家和民意代表在大力推動將孔子誕辰日定為教師節，把孟子誕辰日定為中國的母親節(取“孟母三遷”之意)以替代西方的母親節等等。
這些舉動的目的大抵是尋找可以將全民族凝聚起來的價值紐帶，出發點不可謂不好，但是其中強烈的漢民族中心主義色彩很可能妨害目的的實現，甚至產生反作用。因為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便包括民族問題和與民族隔閡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邊疆分離主義傾向。
鑒于此，我們需要一種更具統合作用的政治文化和民族敘事。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只花，共同構成中華民族。何謂民族?根據民族主義理論，民族是由地域、文化、語言、宗教等因素共同決定的人類共同體。何謂中華民族?費孝通先生的概括是這個概念的經典表達：“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
數千年中，在中國的疆域內生活著不同的民族單位，各自產生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和語言，信仰不同的宗教。這些民族處于持續的交往中，“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從政治上，王朝的版圖歷經變化，中央王朝通過貿易、和親、締約、戰爭等方式，逐步將邊疆納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到了清朝，中國呈現的是一個多民族帝國的姿態，但并未形成統一的民族認同。
中華民族的概念是20世紀初才出現的，是中國應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和主動學習西方民族主義知識的產物。正是列強的欺壓，使得中國疆域內的各民族感受到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和團結起來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迫切需要。正如清朝末年一位滿族知識分子所說，“國興則同受其福，國忘則俱蒙其禍”，中國各民族“利害相共，禍福相依，斷無利于此而害于彼之理”。
因此，與西方民族主義思想首先將民族視為一個文化實體的思路不同，中華民族一開始便是作為一個政治的和歷史的概念提出來的。朝鮮、日本、越南等都屬于所謂的“儒家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而在新疆和西藏占主導地位的分別為伊斯蘭文化和佛教文化，但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被納入中華民族的范疇，原因正在于此。
從理論到實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直到1949年才完成，對于一個個普通的中國人而言，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意識也是建國后才真正逐步確立起來的。這個過程仍然是政治的：通過土地改革、廢除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等平等政治的實踐，各族人民才切實地體會到融入作為政治共同體的中國的感覺;也只有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才會有“翻身農奴把歌唱”，才有可能出現庫爾班大叔執意要騎著毛驢上北京的感人故事。
我們可以將費孝通先生的論述向前推進一步：作為一個自覺實體的中華民族是在中國近現代的革命歷史中產生的。這里的革命是雙重的，既包括以民族獨立為目標的民主主義革命，也包括以實現平等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反過來說，離開了中國革命的歷史，中華民族就無法被敘述，甚至這個概念本身都不能成立了。
中華民族的理論構建是超越了民族主義理論的，中國的民族問題也是民族主義的知識所無法解釋的。但近幾十年來，歷史虛無主義盛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采取了極端的去政治化的立場重構歷史記憶，將中國革命污名化。國家出于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需要以及其他目標，容忍甚至迎合了這一立場。于是，中華民族的敘述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危機，給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之類的民族主義可乘之機，成了分離主義勢力援引的最重要的理論資源。而官方由于主動解除了理論武裝，導致了在面對問題時缺乏自信，只能回到蒼白的維穩邏輯上去。一些希望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人也采取了去政治化的立場，一提到民族和傳統，就離不開孔孟之道，表現出對歷史的認識和對未來的想象都極度匱乏。
突破這一危機的途徑并不難尋，那便是誠實地面對歷史，珍視中華民族在漫長的中國革命歷程中確立起來的主體性，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反對一切美化侵略和壓迫以及丑化革命和抗爭的偽歷史敘述，以此確立中華民族敘述的根基。非此，中華民族的概念便無以立足，遑論民族的崛起或復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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