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烏：毛主義是革命政治的最后形式

　原標題：巴迪烏：飽和的工人階級一般認同

　　2006年10月16日，星期一

　　2006年2月，阿蘭·巴迪烏在參加華盛頓大學的會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可能嗎?"時，做了這次訪談。這次訪談是受一家西雅圖的報紙委托做的，首次對不了解巴迪烏的讀者做出了簡要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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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我想問問您，從六十年代中期直到今天，您政治和知識上的軌跡是如何演變的？自那以后，您關于革命政治、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的觀點又是怎樣變化的？

　　巴迪烏：在我從事政治活動的頭些年里，有兩件決定性的事件。第一件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反對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戰爭的斗爭。在這次政治斗爭中，我知道了政治信念并非一個大多數人的問題。因為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之初，我們實際上是反對戰爭的那極少數人。這對我而言是個教訓;當你認為某件事是必要的，是正確的，你就必須去做它，而不管大多數人是怎么看的。

　　第二次事件則是68年五月事件。在68年五月風暴中，我知道了我們不得不在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系。我們不能做那些僅僅是政黨社團等等的中介要做的事。我們必須直接經歷與政治的關系。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我對毛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興趣是這樣一個政治信念，即在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建立直接聯系。

　　如果你愿意，我將其概括為以下兩個偉大的教訓：今天，我的信念是，政治行動必須是一個過程，一個原則的、信念的，而非大多數人的過程。所以，這是一個實踐的層面。第二個偉大的教訓則是，必需建立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的直接聯系。

　　這是起點，主體的起點。在政治領域中，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馬克思主義、文化大革命、毛主義等等--都從屬于主體的信念，就是你必須在實踐上去直接參與政治，去組織，去同他人一道，去找到一條使原則存在下去的道路。

　　問：您的忠誠觀是什么？

　　巴迪烏：答案已經包含在第一個回答中了。對我而言，忠誠是忠誠于那些構成我們政治主體性的偉大事件。或許這可以上溯到很早以前，因為在二戰期間，我父親參加了反納粹抵抗組織。當然，在戰爭期間，他并沒有向我透露任何東西;這是性命攸關的事。但在戰后，我知道了他曾是一名抵抗者，知道了他真正地經歷了反納粹的抵抗。所以，我的忠誠也是忠誠于自己的父親。戰爭一開始，罕有人在抵抗;兩三年后，抵抗的人就多了。這也是教訓，如果你喜歡，也可以說這個教訓來自我父親。

　　一般來說，我忠誠于兩個偉大的事件：反對殖民戰爭的行動，以及六八年的五月事件及其結果。不只是類似于六八年五月這樣的事件，也是其造成的結果。忠誠是個實踐的事;你必須去組織一些事，去做一些事。這是忠誠的現實。

　　問：您曾說過存在一個斷裂，說過當今政治的總問題是十分晦暗不明的。并且，您曾寫道，我們必須思考一種沒有政黨的政治。在"階級-政黨"試驗飽和之后，接下來是什么？

　　巴迪烏：我想，忠誠實際上并未完結，套用我的術語，有時它飽和了。存在著一種飽和;你不能在你最初忠誠的領域找到任何新的東西。在這種情形下，許多人會說，"它結束了"。實際上，一系列政治都會有一個起點，也會有一個終點，一個以飽和為其形式的終點。飽和并不是一個殘酷的斷裂，它毋寧意味著越來越難在忠誠的領域找到新東西。

　　自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革命政治在它的傳統架構中，也就是在階級斗爭、政黨、無產階級專政等等中，越來越趨于飽和。所以我們必須找到某種像"忠誠于忠誠本身"的東西，這不是一種簡單的忠誠。

　　對我們這一代來說，一方面，是認為"當今政治領域中，什么都是不可能的;"反動勢力太猖獗了"。這是當今法國許多人的態度;這是飽和的消極解釋。當忠誠飽和時，你會有一個選擇。第一種可能是，說它已經結束了。

　　第二種可能則是：在特定事件的幫助下--諸如今天發生在南美的事件--你會發現我稱之為"忠誠于忠誠"的東西。嚴格地說，"忠誠于忠誠"不是延續，也不是純粹的斷裂。我們必須發現某些新東西。我昨天所說的"在外部，能看到許多內部不可見的東西"，僅僅只是一條用以找到新東西的法則。

　　問：請允許我對"某些新的東西"向您做進一步追問：政黨政治飽和之后，如今又當如何？

　　巴迪烏：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清楚的，討論也就結束了。你必須將其找出，因為它并不清楚。今天，我們有從政治實踐觀而來的一系列實驗。我們不得不接受大量的經驗。我們缺乏一片統一的領域--這不只是指第三國際這樣的組織，也是指在概念上沒有統一的領域。所以你必須接受地方性的實驗;我們必須去做關于所有這些的集體工作。我們必須找到--在哲學概念、經濟學概念和歷史學概念的幫助下--新的綜合。

　　我認為，相較于二十世紀，我們的處境十分類似于十九世紀。如果你喜歡，也可以這樣打個比方：離馬克思比列寧更近。列寧實際上是革命政治這個新概念的思想家，其理念是：我們能勝利，革命是種可能。這確實不是今天的處境，今天，革命的理念自我隱蔽了。但是我們能像馬克思那樣--它是一個隱喻，一種比方。你必須思考大量的群眾經驗、哲學指導、新研究等等。你必須像馬克思本人那樣做這些事。

　　就當下資本主義的殘酷性而言，今天的處境也類似于十九世紀。它并不完全新鮮，如在十九世紀的英格蘭，資本主義通過其針對窮人的法律等等，也具有令人顫粟的殘酷性。今天，資本主義是暴力和玩世不恭的，這十分像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則被革命行動限制住了。

　　今天，資本家們無所畏懼。他們正處于原始積累的階段，這種情況具有真正的殘酷性。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今天的工作是要找到一個新的綜合，一個新的組織形式，像我們十九世紀的前輩那樣。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說，在政治領域像我們的祖父，而非父親那樣。

　　問：我想問問您當下全球狀況，以及造成這種狀況與美國有什么關系，美國僅僅只是全球統治網中的特殊節點（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論），抑或美國正扮演著列寧意義上的傳統帝國主義國家的角色？

　　巴迪烏：我并不完全認同奈格里。這是個十分復雜的理論問題，但簡單說兩句，我想奈格里的看法太體系了。最終導致"帝國"也成為了一個體系。奈格里常常將其信念寄于體系之中，這體系也為革命政治學或解放政治學提供了資源。奈格里的信念總是認為在系統中存在著為革命政治或者解放政治創造新事物的資源。他總是堅信資本主義的強力同時即是大眾的創造力。這是同一現象的兩面：一面是壓迫，另一面則是解放，二者處于一個統一體中。它不能說是黑格爾意義上的辯證統一，但仍可說是一個統一體。所以，事件在奈格里那里是不必要的;因為在解放運動中仍有某種結構性的東西。

　　我不會用這種方法看待當今的處境;這不是我的信念。這里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討論這個問題，因為它太技術化了。但奈格里學說的一個結論是：政治領域的一個大問題是運動的問題。誠然，運動是十分重要的。但如今現實的問題并不是運動和國家之間的關系。現實的問題是，政黨之后，什么才是組織的新形式?說得更通俗點，什么才是新的政治紀律?

　　人民，一無所有--沒有權力，沒有金錢，沒有媒體--唯有他們的紀律，這是人民得以強大的可能。馬克思列寧主義界定了人民紀律的最初形式，那就是工會和政黨。它們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歸根結蒂，這都是人民紀律的形式，是現實行動的可能。今天，我們不可能寄希望于這種形式還會持續下去。現實處境是，在人民的陣營中，我們沒有紀律，所以我們十分脆弱。事實上，今天的最佳處境是，國家實際上并沒有被反動派所掌握，例如，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所處的情況。但這并不能完全改變今天的處境;這是一個機會，地方性的機會，僅此而已。它是某種東西，但不是解決方案。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問題的答案將由新形式的人民陣營的內部紀律所發明。在政黨形式的成功--也是失敗--之后，這將終結人民陣營的長期軟弱。

　　問：哲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變遷：它曾經包括，后來又排除了數學。在同輩人中，您幾乎是唯一一個把數學包括到哲學中的人。您也曾說您的目標是政治和數學的一個新契合。除了可以解釋您自己與數學的關系的一切傳記的、偶然的因素，在今天，數學與政治又有什么關系？為什么您如今會期望，如您所言的"政治與數學的一個新契合"？

　　巴迪烏：從哲學上講，新紀律的政治問題也是一個新邏輯的問題。一個新邏輯的問題也常常是哲學和數學之間關系的問題。因為數學是演繹的、形式理性的范式;不是經驗理性，不是具體理性，而是形式理性的范式。在政黨政治學中，其邏輯范式就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它的矛盾理論。在整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主義的發展史中，矛盾論是其邏輯框架的心臟。在我的信念中，它也結束了。正是出于與前述政黨同樣的原因，黑格爾意義上的辯證邏輯在今天已經飽和了。我們不能再簡單地使用矛盾范式。當然，矛盾仍然存在，這不是個關于事實的問題。但對于一個新紀律的定義而言，我們不能直接使用矛盾邏輯;我們必須找到另一個范式。

　　就我而言，數學本身不是范式，但在政治領域，且最終在所有新的人類經驗領域中，它是找到一種新的邏輯范式的可能。(如你所知，馬克思自己就對數學很感興趣。他有一些關于微積分的長手稿;那是他自學的結果。)

　　在尋找新的邏輯范式的過程中，我們能從數學中學到一些東西。所以我運用數學，不只是家學淵源或柏拉圖式的模仿使然;它是一個現實的必要。

　　問：在最近出版的《陣地》雜志中，在一份對您后毛主義的評論中，布魯諾·波斯提爾斯套用了您寫過的話，"對我而言，毛主義最終坐實了：在有效政治的實際空間中，而不只是在政治哲學中，最不妥協的形式主義與最激進的主體主義之間可以系上一個緊緊的結。"但在您自己的哲學中，這個結似乎被松開了。毫不妥協的形式主義在您的哲學中更凸顯。

　　巴迪烏：我想，對布魯諾·波斯提爾斯的討論是關于哲學與政治之間區別的。激進的主體性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在我提及毛主義時，我就提及了政治。哲學并不是政治，波斯提爾斯，或其他某些人，可能并不清楚這點。當然，哲學上的形式主義--權且使用這個詞--能有助于在政治領域開創某些可能性。但它并不是政治解決;政治解決從不能在哲學框架內被找到。所以，在哲學領域內，我同意我們能找到一個能適應激進的主體性的形式主義。但我們不能在那里找到激進主體性本身，因為激進主體性是一個行動的問題，戰斗的問題;最終，它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毛主義的問題，激進的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在哲學領域，我們必須找到概念框架--如果你喜歡，也可以說是形式主義--那是一個用以滿足激進主體性的可能性的思想設置。所以哲學或多或少都與政治相互兼容，但它從不能取代政治。哲學與政治二者并非一個統一體;反倒是，哲學形式主義與激進主體性之間具有某些兼容性。我認為，在波斯提爾斯的解釋中，存在著某些類似于政治和哲學之間循環的東西，那全然不是我所謂的二者的關聯。

　　概言之，后毛主義就是：我對后毛主義的解釋是，毛主義是指在經典列寧主義框架中的最后經驗。毛主義并不是對列寧主義的亦步亦趨;它是一個創造性的發展，但它也是革命政治的最后形式，在革命政治領域中的最后嘗試。那以后，這個框架本身已經飽和了。倘若我們擁有了某種后毛主義的東西，是因為毛主義本身已經是個飽和的領域了。我們能夠解釋毛澤東的工作，解釋文化大革命，那都非常有趣，但我們不能忘記，它與其說是一個起點，毋寧說是某個終點。但是，一個終點也是某種新的東西。它是終點的開始，是終點的新事物。盡管那之后，這個領域就飽和了。所以，后毛主義是個非常重要的東西。我們正處于諸如后馬克思主義，后列寧主義之中。

　　問：一些左翼人士訴諸直接民主以應對全球新自由主義，有時歸于斯賓諾莎的概念"諸眾"，有時則聚在無政府主義的麾下。但您似乎是在竭力批判民主。您能解釋一下您對民主的批判么？

　　巴迪烏：民主的問題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國家形式的問題。這是經典的、當代的界定。存在著許多政府，且你必須說它們中的一些是民主的，一些是專制的，等等。這是一般的定義，小布什的定義，說到底也是今天大多數人的定義。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即使選舉等等。

　　民主的第二種可能的定義，則是在政治中，通過行動去實現的民主。在這點上，哈特和奈格里的觀點是，民主是運動的創造性。這是一個生機論的概念：民主是運動的自發性，也是運動的創造能力。從根本上說，奈格里的概念始終停留在國家和運動的傳統對抗中。

　　我們一方面把民主定義為國家的形式，另一方面，民主則作為集體運動的內在決斷。但我認為，國家和運動的傳統對抗已經飽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國家壓迫或強權體制與運動的創造性對立起來。這是一個民主的舊概念，而不是新概念。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新概念，它位于形式民主(即作為國家形式的民主)與具體民主(即人民運動的民主)的對立之外。而奈格里則始終停留在這種傳統的對抗里面，只不過是用不同的名詞：帝國對應國家，諸眾對應運動。但新名詞并不是新事物。

　　問：我想問問關于認同的政治的問題，它可以被歸結為這個論題：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否則壓迫（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同性戀歧視等）就會持續下去--被壓迫者，這種政治認同是您頗為批評的。

　　巴迪烏：政治進程的問題常常是個超越于各種認同的問題。兩難的是，問題在于找到一個普遍認同、非認同的認同，超越于一切認同的認同。在馬克思那里，"無產階級"就是這類名號。在《1844年手稿》中，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的本性將是普遍的。它不是一種認同。它毋寧是一個非認同的認同;是人類本身。這就是為什么對于馬克思而言，工人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因為工人階級是普遍的，而不只是一個純粹的認同。也許工人階級的功能已經飽和了。我們不能僅以一系列認同去代替飽和的工人階級一般認同。我想，我們必須找到能整合各種身份的政治上的決斷，它的原則是超越認同的。在沒有工人階級的情況下，這么做是非常困難的。沒有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聯系，因為工人階級本身就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聯系。工人階級的特殊性在于，它處于一個獨特的位置;只有它才是普遍的。就馬克思而言，問題的解決在于那樣一種人的群體，它并不確鑿地是認同，它超越認同。

　　我們也得這樣做，但也許不是這么處理。我們不能說，今天這個群體是一般群體，或這個群體的解放也是我們所有人的解放。所以我們必須去發現某種更形式的東西。為什么是形式的?因為它更少標記一個群體的獨特性。它是一個各種原則之間的聯系，是一個新紀律的形式主義與社會領域的所有認同之間的聯系。它是一個我們至今仍未解決的問題。

　　馬克思對問題的解決是個奇跡：你找到的這個群體，也是一般的群體。它是個超乎尋常的發明。這個馬克思主義發明的歷史，就它具體的政治決斷而言，與其說是一般群體的歷史，即工人階級本身的歷史，毋寧說是這個群體在政治組織中被代表的歷史：即政黨的歷史。現在的危機是代表的危機，也是一般群體這個理念的危機。

　　當你發現一個解放政治的系列已經結束時，就有一個選擇：你可以在同一個政治領域繼續下去，或是找到對忠誠的忠誠。在此，同樣的是，如果作為一般群體的工人階級的理念已經飽和了，你就會有這樣一個選擇，即認為存在的只是各種認同，并且最好的可能就是某些認同類型起來反抗;或者，我們就必須找到某種更普遍、更一般的東西。但也許具有代表性的一般群體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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