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并非自然生成，具有極端的人為性。綜觀社會發展史，市場只是一類手段，根本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識形態。早期，市場的邏輯是交換的邏輯。市場作為經濟的附屬長期內嵌于社會。近代以來，市場的邏輯是資本的邏輯，獨立的市場成為“撒旦的磨坊”。所謂“市場化”就是任由市場調節，任由資本主導，任由磨坊碾碎一切美好。19世紀30年代后方才形成的市場經濟到20世紀30年代隨著金本位制的崩潰而崩潰，市場經濟先于計劃經濟失敗。當今所謂市場經濟都是“偽市場經濟”，實際是“混合經濟”。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市場的邏輯是國際壟斷資本的邏輯。所謂“市場化改革”實際就是讓后進國家放棄經濟調控主權，任由跨國壟斷資本在本國擴張與囂張。
金融資本是市場經濟崩潰的主要推手
市場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變遷高度契合。資本主義經歷了商業資本、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三個歷史階段。在產業資本主導的經濟體制下，勞資雙方處于一個“共同體”——生產企業之中，有著共同創造與分享價值的牽連，因此尚有對話和解(如何創造與分享價值)的余地。“福特主義”就是勞資和解、俱榮俱損的杰作。“福特主義”盛行時期也是美國資本主義最富有活力、生命力與吸引力時期。
但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導階段，“福特主義”為“摩根主義”所取代，由于經濟結構出現顯著變化，金融資本成為萬能的壟斷者，壟斷者為無盡的貪婪所驅使，積極謀求利潤而不是創造價值，而且總是盡可能多地獲取甚或獨占利潤，哪怕“于乞丐缽中取食”，打劫那些貧弱窮困的國家。
更為重要的是，產業資本謀求的是相對穩定與秩序，因為組織、生產、銷售商品需要相對穩定的市場。金融資本卻越來越厭惡穩定與秩序，就像細菌厭惡真空一樣，金融資本越來越習慣利用甚或制造市場動蕩，在“做多”或“做空”中賺取利潤。“金融市場是通過制造恐慌來進行統治的”。金融投機造成風險不斷累積，后果必然是金融危機，經濟動蕩。產業資本成就的中產階層，隨著金融資本的持續掠奪而不斷萎縮，導致兩極分化、階級對立。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相互激蕩，如此市場經濟必然走向崩潰與毀滅。
金本位制崩潰是市場經濟崩潰的主要標志
我們可以從方方面面來論證或描述市場經濟的崩潰與毀滅，但是市場經濟的崩潰與毀滅是以金本位制崩潰為標志。
“金銀天生不是貨幣，但是貨幣天生是金銀”。世界經濟的演繹與國際貿易的發展最終選擇了黃金作為世界貨幣，而且有且只有黃金真正充當世界貨幣。以黃金為本位的國際貨幣匯率，才能排除國家干預與操縱。如此，只有建立在金本位制上的經濟體制才能稱得上是合格的、真正的市場經濟。“金本位制是自發調節市場體系的衛士”。金本位以及由“黃金輸送點”確立匯率的自動調節機制是市場體系的核心、市場經濟的關鍵。
金本位制是一種自動導向機制，是經濟自由主義“不可動搖的信念的開端。沒有它的話，市場體系就不可能運轉”。然而，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遇重挫，在1929年大危機的打擊下最終解體。在1929年大危機沖擊之下，當時世界兩個最重要的國家——英國(于1931年9月)與美國(于1933年6月)先后放棄金本位制，標志金本位制在一國乃至國際的崩潰。1944年由“布雷頓森林體系”所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名義上稱“金匯兌本位制”，實際已經不再是金本位制，至多只是金本位的殘余。然而，就是這么一丁點殘余，到1971年也無法維系，“尼克松沖擊”結束了“雙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徹底埋葬了金本位制。著名經濟學家，《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一書的作者卡爾·波蘭尼堅定地認為：“金本位制的最終失敗代表了市場經濟的最終失敗。”
靠信用貨幣只能建立“偽市場經濟”
金本位崩潰后，取而代之的是信用貨幣。由于信用貨幣每時每刻都處在管理當局(中央銀行)的監管(操縱)之中，因此用信用貨幣潤滑的世界經濟本質上已經不再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市場體系的“三個信條——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自動調節的金本位制和國際自由貿易——合為一個整體。……三個要素，要么全有，要么全無”。繼簽證制度限制人員跨國流動(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喪失)之后，各國普遍成立中央銀行以強化貨幣管理(自動調節的貨幣體制徹底消失)，以及在主要經濟體成立商務部或外貿部管理對外貿易(國際自由貿易名存實亡)，如此市場體系的“三個信條”逐一告破。因此，依照卡爾·波蘭尼的邏輯，那么今天的所謂“市場經濟”都不是貨真價實的市場經濟，抑或都是“偽市場經濟”。
波蘭尼有關“市場經濟失敗”的論述，得到了當今西方權威經濟學家的充分佐證。依照西方規范的學術觀點，當今主要西方發達國家，名義上實行市場經濟，實際上搞的是“混合經濟”，即同時發揮市場調節、政府干預的混合作用。
保羅·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教科書(當今世界最暢銷的經濟學教科書，以四十多種語言在全球銷售超過400萬冊)中反復宣揚：現代國家的經濟應該是兩個部分組成的“混合經濟”，即一個是自由市場中的私人經濟部門，另一個是國家管理的公共經濟部門，一個健康的現代國家經濟應該是市場價格機制和國家經濟干預的有機結合。經濟自由主義者執迷自由市場調節，上世紀70年代趁世界經濟之亂與國際秩序之危，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市場經濟復辟運動”——新自由主義運動，試圖在英美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恢復所謂真正的市場經濟，結果無不以金融或經濟大危機的失敗而告終。
指令性計劃的失敗不等于計劃的失敗
中國新自由主義者所執著的“市場化改革”，最主要理由是計劃經濟已經失敗。自由主義者的邏輯是：蘇聯的失敗是蘇聯經濟的失敗，蘇聯經濟的失敗是指令性計劃的失敗，指令性計劃的失敗是計劃的失敗，而計劃的失敗是市場的勝利，由此結論，蘇聯的失敗是市場的勝利。
其實，指令性計劃只是蘇聯模式中一種因子，多重復雜的因素導致蘇聯的失敗，因此蘇聯的失敗顯然不能等同于指令性計劃的失敗，因為計劃包括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戰略性計劃、策略性計劃，即便在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日本、法國等都在頻繁使用計劃，因此指令性計劃的失敗不能等同于計劃的失敗;經濟調節手段并非只有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還有重要的社會參與，政府干預的也不僅僅只有計劃，還有稅收、獎懲等多種措施。
一個國家在市場調節、政府干預、社會參與當中依照程度的不同，可以制定出多種多樣的經濟政策，因此即便有“計劃的失敗”也不能等同于“市場的勝利”。市場經濟先于計劃經濟失敗，準確地說，“自由市場經濟”先于“指令性計劃經濟”失敗，正是在市場經濟失敗后，才有國家選擇計劃經濟或調整經濟組織方式。蘇聯的計劃經濟恰恰是在美歐的市場經濟失敗的前提下孕育而生的。
世人由于受輿論、學術甚或政治的誤導，錯誤地認為1991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是計劃經濟的失敗，其實那至多只是指令性計劃經濟的失敗。即便如此，市場經濟或嚴謹地講，自由市場經濟先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失敗。因此，以“市場化改革”建立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不能成立的。舉國動員，費盡周折，成本高昂，建立的是一個早就失敗了的、抑或虛幻不存在的“市場經濟”體制。
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
中國經濟自由主義的擁躉們，至今仍頑固堅持對市場的迷信與崇拜，積極推進“市場化改革”。照搬西方早就過了氣的自由主義陳詞濫調，在中國大肆兜售。好像國際根本就沒有發生什么金融經濟危機，好像西方根本沒有發生風起云涌的階級抗爭運動，好像整個世界對自由主義的反思與他們無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執迷于“市場化改革”，要么是以己昏昏豈可使人昭昭，豈可使國家走向繁榮光明?要么明知根本就不存在所謂市場經濟，依然搞所謂“市場化改革”，如此豈不是別有用心?
所謂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將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實際是將市場當成目的，當成信仰，當成意識形態。其實，關于計劃和市場的問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就做了清晰表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顯然，小平同志只是將市場作為一種經濟手段，而且決不是唯一的手段。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唯一形式。過分強調哪一種手段。甚至把市場調節當作一種意識形態，如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最終都會難逃失敗的命運。自由主義者個人身敗名裂是小，國家民族損失則難以估量。因此，在美國自由資本主義日薄西山之際，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試圖借助美國的昏黃路燈，來找尋中國民族崛起的出路，只會使尋找者雙眼昏花、國家與民族誤入歧途或落入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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