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西方中心”歷史的終結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地緣政治變局，險象環生。先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不久美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單邊主義破產，并從世界霸權的寶座上迅速跌落，緊接著就是制造出金融海嘯，殃及全球，由此進一步引發全球地緣政治危機。近年來隨著世界形勢的演進腳步加快，使人有瞬息萬變之感。令世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西方(美歐)衰落的趨勢更加突出，世界多極化趨勢迅猛發展，中華復興的歷史趨勢，更加不可阻擋。中國自黨的十八大以后，短短半年時間，外交和內政已經呈現出一系列嶄新氣象。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夢”的提出和闡發更加有效地凝聚人心，中華復興的偉大進程正在各種嚴峻的內外考驗中穩步地向前推進，成為全球地緣政治平衡、穩定與維護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世界變局這種大趨勢，從根本上說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基本矛盾高度激化的結果。無數事實證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世界變局不是緩解而是大大激化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特別是金融海嘯暴露出的不僅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度危機與不可持續，而且是西方文明的深度危機及其霸權的不可持續。“西邊的太陽就要落山了”，這已經是一個連西方政要和學界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和面對的事實。分析研究乃至推動“西方中心”歷史的終結，就是推進中華復興和世界變局，是時代賦予學者的重大使命，具有難以估量的重大意義。

　　一、“西方中心”的歷史終結已成為國際共識

　　亞洲特別是東亞，不僅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而且一直到18世紀，中國在文明發展和積累、經濟總量、政治治理和社會秩序等方面都大大領先于西方國家。人類文明發展是不平衡的，全球地緣政治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近代以來，西方國家主要靠暴力掠奪而崛起，漸漸后來居上。其中的真相和訣竅被當代偉大的西方學者、德國經濟學家貢德·弗蘭克在其經濟學名著《白銀資本》中揭破。這本著作雄辯地論證了：現代世界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而直到公元19世紀以前，中國不僅是東亞朝貢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所以“歐洲特殊論不過是一種勝利者的神話和十足的種族主義神話”。他指出，這一切的原因，在于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在世界市場具有異乎尋常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除印度以外世界其它地區都望塵莫及的。與此相聯系，所謂中國自鄭和下西洋于1433年終止之后退出海上貿易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中國的出口商品和中國商人依然支配著中國海地區的貿易，從而為至今影響巨大的海外華人社群奠定了基礎。實際上，與大量的歷史神話相反，在亞洲，包括印度洋，歐洲人從未擁有或控制過超過10%的海上貿易，在南中國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國海歐洲人則根本毋庸置喙。因此，所謂中國和亞洲其它地區的民間制度和公共-國家制度由于某種原因比歐洲“低劣”等說法，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只是到了1500年以后的300年里，西方依靠美洲奴隸們用無數生命開采的“無成本”的大量貴金屬，“歐洲用他的美洲貨幣購得一張乘坐亞洲經濟列車的客票”，經過三個世紀的努力才逐漸改變了長期在東西方貿易中的依附地位。“如果沒有亞洲的經濟，歐洲哪兒都去不成!從世界經濟角度看，就是原地徘徊!它也許只能通過大西洋‘三角貿易’來找出路，而這個三角貿易區與亞洲的各個經濟體相比，既小又窮。”(1)((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頁)

　　實際上，正是在亞洲主要是東亞和中國長期領跑經濟全球化和做出無數歷史貢獻的基礎上，西方得以經過三四百年的海外擴張、工商業和教育科技文化等全方位的努力，到19世紀實現了全球霸權，西方文明也發展到了頂峰。20世紀的百年西方總體上是在曲折中衰落，接下去的21世紀就是亞洲重建其歷史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的進程。所以，弗蘭克將英文版書名定為《Reorient：Global Ecomomy in the Asian Age (全球經濟重新走向東方-亞洲)》。

　　隨著19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終形成，西方文明達到頂峰，統治全球，也就是西方衰落的歷史起點，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就是一個顯著的標志。從那以后，一方面是殖民地危機深化和西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另一方面，對西方文明衰落的思考，中國的學者幾乎與西方同時起步。在這方面，辜鴻銘先生以其大量驚世駭俗的深刻見解享譽世界，他的有關著作特別是抨擊西方文明的思想言論，特別是在歐洲(以德國為最)，享有無可企及的崇高聲譽。第一次世界大戰擊碎了戊戌變法前后中國某些進步思想家對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眾所周知，在這方面梁啟超、梁漱溟等許多中國學者都發表過許多反思的言論。正是在這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18年，著名德國學者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著作《西方文明的沒落》出版，風靡世界。以后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乃至進入五十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際上都籠罩在史無前例的世界經濟危機、風起云涌的全球階級斗爭和轟轟烈烈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恐怖的陰影”之中。歷史證明，對于社會主義國家這一新生事物來說，武力鎮壓(1918-1921年西方國家對蘇維埃俄國的武裝干涉)失敗了，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的入侵不僅失敗了，而且促進了蘇聯崛起為世界超級大國。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獨霸全球，集體淪為帝國主義國家，到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崛起，世界分裂成東西方兩個體系，對峙長達半個世紀。20世紀后半葉的世界歷史，充滿玄機，各種紛亂復雜的現象，長期掩蓋著歷史的真相。特別是戰后西方消費社會的興起，緊接著又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涌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更在全球范圍內將歷史上對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對西方文明的批判，幾乎完全淹沒。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則主要是在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全球碰壁，引起普遍的反思和批判浪潮，這種情況才逐漸發生改變。水落石出，也隨著世界變局的迅猛演進，世界范圍內對西方資本主義及其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也達到了世無前例的廣度和深度。

　　實際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再次由經濟滯漲而走向政治衰落，與蘇聯衰落和中國文革幾乎同時發生，這其中“中美蘇”大三角之間的關系和東西方政治上相互的影響，其內在的深刻聯系和機理，仍有待歷史深入研究和揭露。而繼斯賓格勒之后，對世界歷史特別是人類文明史真相的反思，在西方學術界又重新開始，并形成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一些敏感的西方學者重新起步，以《白銀資本》為代表的使一大批探索世界歷史真相的著作在西方陸續問世，本質上是世界格局演變的學術思想反映，形成一種真正的西方學術前沿。在當前世界形勢下，這類具有的地緣政治敏感性的重大課題愈來愈引起廣泛關注，特別是引起中國學政兩界高層的關注。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于2012年2月出版，之前在2011年向國家社科基金辦送審過程中慘遭兩位專家“槍斃”，引起爭議，被勒令修改并延期結項。但是出版后，時任國資委主任的王勇同志慧眼識珠，將該書列入國資委干部用書，本人被告知后當即捐獻一百本。這件戲劇性的小事，實為當前學術界和意識形態領域激烈斗爭及其趨勢的一個反映：封殺不僅沒用(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夢》即將出版)，且有許多跡象表明，高級干部重視地緣政治已成趨勢。近年來在中國地緣政治研究日益引起全社會重視，正方興未艾，表現出可喜的勢頭。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地緣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和政治學家福山“歷史終結論”相繼出現，絕非偶然。后者雖然荒謬，卻真實地反映了西方國際壟斷資本對世界政治形勢的誤判;前者則是作者在蘇東劇變引起兩極世界格局傾覆背景下承擔的美國國防部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的成果。這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具有重要的全球地緣政治影響。而對于有色人種而言，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特別是“文明沖突論”所包含的種族對決的地緣政治含義，特別兇險。對于“歷史終結論”，福山在前些年已經承認判斷錯誤，歷史還在繼續，沒有終結;對于“文明沖突”論，亨廷頓在其生前最后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論述，表明其對西方的前途充滿悲觀，內心毫無勝算。(2)(參見鄭彪：《“文明沖突”論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5期)其實這兩個曾一度風靡世界的理論，其本質都是近現代以來的西方霸權經過百年衰落之后，終于瀕于崩解的意識形態反映：后者是難以割舍的西方霸權意識的海市蜃樓;前者是對西方霸權前景瀕于絕望而訴諸種族對決的毫無勝算的戰略構想。其大的歷史背景，都是西方霸權的歷史終結，意識形態上則是百多年以來無所不在的 “西方中心”論的歷史終結。

　　二、當前的全球危機表明，不僅是資本主義制度破產，而且是西方文明破產

　　一些人會說：從列寧提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著名論斷和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出版以來，這是一個一百年來世界多次爭論過的老問題，只不過現在又提出來一次，沒什么結果。還有人說：不能低估資本主義自我修復的能力，世界資本主義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諸如此類。這種話連美國人自己都不相信，約瑟夫·奈有時候會說些自己都不大相信的話，例如說美國現在的軟實力仍可以打九十分，他給中國打六十分。但是，須知奈作為政治學教授，主要是一個意識形態專家，而不是一個地緣政治學家。而對美國政治有重要影響的，恰恰是，歷來都是一流的地緣政治學家。所以，我們寧愿聽聽美國頂尖的地緣政治學家是怎么說的。布熱津斯基在其最新著作《戰略遠見 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2012年出版)一書中，認為美國必須立即實施復興計劃，否則美國至多還能撐十幾年。其實美國早就在靠借債強撐，早已經在“財政懸崖”上掙扎，已經愈來愈撐不下去。這一點連一般觀察家都看得出來。2008年美國搞出金融海嘯，引發世界經濟危機，殃及全球，包括西方各國也深陷其中，至今尚無希望走出危機。布熱津斯基承認，美歐國家失去了統治權，美國社會從上到下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為什么會如此?金融海嘯以來，充斥西方報刊的觀點認為：這場金融海嘯表明，不僅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破產，也是西方文明的破產。對此，可謂東西方已有共識，只是還不夠普遍，特別是在中國，還有必要做一些論證。

　　首先，這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破產。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的歷史時刻，馬克思的《資本論》(1867年出版)已經在理論上宣告并在政治上預言了資本主義制度制度的必然滅亡;列寧的《帝國主義論》(1906年出版)再次得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的歷史結論。一百多年來世界歷史的發展，從兩次世界大戰到冷戰再到20世紀90年代的世界變局和美國單邊主義的窮兵黷武，乃至2008年金融海嘯引發的就其深刻性而言是史無前例的這場世界經濟危機，歷史盡管經歷了長期曲折，仍然再次證明了馬克思、列寧的科學預見。2008年以后，這已經成為東西方許多國家的共識，法國總統薩科奇已經樂于手持《資本論》與記者拍照，連羅馬天主教廷都承認，馬克思是對的。20世紀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持續生存和發展的秘密，不過是由于理論上凱恩斯主義借鑒了馬克思主義，而實踐上羅斯福新政和發達國家的福利社會政策為資本主義制度注入了大劑量的社會主義因素(借鑒了蘇聯和中國，至少受到重要啟發)，而大范圍高強度的國家干預不僅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周期變形，更重要的是避免了西方國家發生革命，延長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壽命，且一度(大約二三十年左右)增強了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文明的“軟實力”。所以，歷史的真相是社會主義國家演變資本主義國家在先，而美國(西方)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實際上是從20世紀的歷史中悟出來的，是從馬克思那里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功實踐中學來的，而用以演變社會主義國家于后。然而，歷史的曲折復雜和發展的不平衡性，竟使得西方國家以所謂軟實力和軍備競賽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一整套地緣政治詭計，歪打正著地贏得了對蘇聯的冷戰。(3)(參見拙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有關章節，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歷史證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不過是壟斷資本在國際國內兩方面的政治反攻和經濟上的倒算以及新形勢下的掠奪，進入新世紀以來已經遭到全球性破產。隨著此后經濟全球化的新發展和全球政治覺醒，世界經濟政治重心持續加速東移，無論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喬姆斯基等西方左翼學者，還是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這樣的美國右翼思想家，實際上都認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進入其瓦解的最后階段。布熱津斯基對美國的現狀和前景極其憂慮，并毫不掩飾其對美國極少數最高層權貴極度自私和毫無遠見的強烈不滿。(4)(參見(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洪漫、于卉芹、何衛寧譯，新華出版社2012年版)

　　其次，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行機制也已經破產。原本，16世紀以來的西方國家不過是靠對外發動殖民戰爭，實行海外擴張，掠奪全球資源和壓榨殖民地勞動，實行“血與火”的資本原始積累起家，同時也是靠在掠奪南美洲和非洲的金銀暴富之后，“歐洲用它的美洲貨幣購得一張乘坐亞洲經濟列車的客票”，經過三個世紀的努力才逐漸改變了其在東西方貿易中的依附地位，建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攫取世界霸權的。(5)(參見(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頁)這三幾百年期間，西方國家在暴富的基礎上，也進一步發展了教育科學，完成了文明和政治制度的改造。在帝國主義殖民體系條件下，西方國家主要靠發動侵略戰爭和制定不平等條約來維持國際分工，強行鎖定與殖民地國家的關系和利益，靠派遣總督和少量軍隊以及扶植殖民地國家政府的賣國勢力和反動政權來協助其實現利益。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世界體系的暴力控制被迫轉換為政治強權和地緣政治控制下的國際規則控制，主要是國際法、世貿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知識產權法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三位一體)和聯合國體制等等，以此鎖定與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分工(性質相同)和自身利益：你要加入嗎?先交買路錢，再簽賣身契，迫使發展中國家采取門戶開放政策，國際壟斷資本便可以長驅直入，肆意剝削勞動，擴大市場，掠奪資源，實行地緣政治控制。當然，這期間發展中國家也會得到低度發展和高度腐敗，以及發達國家總體上的經濟空心化和政治依附化。這個過程也就是世界經濟在美元霸權下的金融全球化、經濟虛擬化和世界財富掠奪轉移的現代化和出神入化了。這一切都伴隨著西方文化重建全球話語霸權(原本西方在殖民地時代建立起來的話語霸權已經在20世紀被打破，八九十年代以來又重新建立)，媒體轟炸配合文化軟實力的大力輸出(背景是一些東方國家不再輸出革命，自己也“告別革命”，甚至“埋葬共產主義”)，大規模持續幾十年的全球化洗腦與高度政治滲透、大規模收買精英相結合。即使這樣搞，也無法完全阻止某些發展中國家如中國總體上的上升趨勢，于是在設置各種地緣政治圈套、障礙，包括不斷設置新的國際議題，諸如生態問題、地球變暖(地球氣候到底是變暖還是變冷，西方科學家自己還沒完全整明白)、炭幣等等。當這些伎倆愈來愈被發展中國家識破，愈來愈不管用的時候，于是圖窮匕見，最原始的殖民主義時期的戰爭手段就登場了，包括核戰爭威脅等等。其實當代條件下，全球地緣政治戰爭的立體戰爭，包括經濟戰、貿易戰、金融戰、心理戰、信息戰、生物戰，等等，早就在進行，且在不斷升級，都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運行機制破產的表現和結果，包括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最新機制如“中美國”之類，愈來愈遭到反對和抵制，愈來愈玩不下去了。

　　最后，這一切都標志著近代以來統治世界的西方文明的破產。西方文明以美國文明為典型代表，據說最具軟實力，其本質也最虛偽。美國新教文化形式上尊崇上帝，其實這個上帝就是美國人自己，這是美國新教和與此相聯系的“美國信念”的要義。所以美國文明最自私，最實用，是現代實用主義的老家。美國因此不承認道德，所謂清教徒的美德，諸如勤奮、誠信、守時等等，都是因為這些品質能帶來經濟上的利益，所以才稱其為美德。否則，美德就毫無意義，“就是一種浪費”。(富蘭克林語)在幾千萬印第安人尸骨堆上建立的美國，其所以需要基督教新教，不是為了安撫印第安人的亡魂，而是為了維持美國人內心的安寧，因為在美國新教看來，印第安人不是人，他們只是近似于人的動物。其實這個觀念涵蓋了一切有色人種，例如為美國早期開發做出巨大貢獻的華人，其實都一樣，所以盡管《排華法案》相當殘酷和血腥，但美國社會接受起來毫無困難。即使在今天，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仍公然宣稱：“21世紀是作為宗教時代開始的”，美國國旗“等于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十字架”，“美國將自己的國家重新定義為‘十字軍之國’。”進入21世紀，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即種族對決論及其指導下的美國全球戰略和外交政策，已經將西方幾百年來在全球推行的弱肉強食的文化發展到極致，也將人類社會帶上了懸崖。如今，2008年美國大選前夕，布熱津斯基坦承：“美國到處都彌漫著一種恐懼的文化”。(6)((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布蘭克·斯考夫洛夫特著，姚蕓竹譯：《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這一切不僅剝去了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最后一塊遮羞布，也將一個時期以來彌漫全球的一切和平主義、綏靖主義思潮和對美國一切不切實際的幼稚幻想擊得粉碎。

　　墻倒不在眾人推。西方的崛起和沒落，書寫的只是世界近現代史。西方的沒落和霸權垮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西方中心”歷史的終結，都是咎由自取，與其他國家無關。美國才兩百年歷史，從沒有做全球霸主的經驗，更不懂得人類社會歷史的辯證法，以往半個世紀它只是西方霸主，突然做起全球霸主很不適應，小布什總統的窮兵黷武終于迫使美國霸權走下神壇。基辛格承認，中美“雙方都沒有同整個世界體系打交道的經驗”(7)(參見“中國人會走自己的路”——基辛格與施密特漢堡峰會同臺論中國，《參考消息》2012年12月4日)，一下子變得很謙虛。他還說，世界權力重心向東轉移，“不是中國人的過錯，而是我們自己的過錯。如果中國努力取得和平發展，而我們不做出同樣的努力，那么西方就會像歷史先例一樣永遠衰落，我們不能因此責怪他們。所以我們不管奉行什么樣的外交政策，一個關鍵是要有出色的國內表現，還有就是要有一個讓別國與我們合作的國際構想。”(8)(同上)

　　雖然墻倒不在眾人推，但是一旦眾人齊心合力來推一堵衰朽的墻，其全球地緣政治結果可想而知。美國終于認識到單邊主義行不通，不但“贏家”不可能通吃，搞得不好眼看要成為輸家，于是需要與別國合作了。從根本上說，美國的合作無非是緩兵自救，并無誠意，而且已經為時太晚，美國大廈將傾，無力回天，在進入21世紀以來席卷全球的政治覺醒浪潮面前，美國只有恐懼，這也是布熱津斯基所說“美國上下彌漫著恐怖的文化”的一個全球地緣政治背景。這一點，亞洲的不少有識之士早有預見，最近連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也在說，美國的個人主義走向極端，其公民社會已瀕于崩潰。(9)((美)佩姬·努南：《一個政治家的友好建議》《華爾街日報》2013年4月6日)

　　(二0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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