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一生，是爭取人民主權、捍衛人民主權的一生。在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權的純潔性，成為毛澤東思考和不斷探索的一個重大問題。
當革命勝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時候，毛澤東就提出要吸取“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的歷史教訓，他語重心長地說：“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他在總結歷史經驗包括我們黨的經驗時，總是把失敗同驕傲聯系起來，這是因為驕傲就必然突出個人的作用，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取得政權以后如果驕傲了，就會享樂腐化，驕奢淫逸，這樣的話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他要求全黨牢記李自成失敗和我們黨自身的歷史教訓，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回答來訪的民主人士黃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興也浡，其亡也忽”的歷史周期率問題時，他滿懷信心地回答：“我們已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黨即將在全國執政的嚴峻考驗，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要高度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全會還根據毛澤東提議規定了六條：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并列。這表明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把黨執政后反腐蝕的問題提到了全黨面前。
但是，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要防止腐化變質的警示，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即不幸言中。進城之后，由于黨所處的環境和地位的變化，在部分黨員干部中迅速滋長了居功驕傲、貪圖享受，有的甚至走上了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犯罪道路。這種情況，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和深刻憂慮，認為這是一場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爭，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與前途的一件大事。毛澤東決心通過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斗爭，懲治和克服黨內已經滋生起來的腐敗現象，有力地抵制資產階級對黨和人民政權的腐蝕。這是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后自覺地抵制和克服資產階級對黨的腐蝕、保持共產黨人廉政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實踐。
20世紀50年代中期，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開始大力兜售“和平演變”戰略，企圖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從而達到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這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早舉起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的旗幟。從這時起，毛澤東把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反腐蝕”方針同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緊密地結合起來。他針對西方把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提出要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任務;他指明領導人很重要，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強調領導權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他用“懶、饞、占、貪、變”五個字總結干部蛻化變質的軌跡，采取各種措施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他指明革命時期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由于國內外種種原因，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說明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被演變的社會基礎。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就其出發點來說，是希望億萬群眾得到鍛煉，增強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防止人民江山改變顏色。正如鄧小平所說：“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由于對形勢估計過于嚴重和采取錯誤的方法，導致不幸的結果，這是歷史的悲劇。雖然在探索中曾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但毛澤東對此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覺。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永遠是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對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反對西化、分化的陰謀和反腐敗的斗爭，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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