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文風問題不僅是一個人的語言風格問題，而且與文化、民族、國家的未來密切相關。當前，不良文風已經嚴重阻礙了學術研究和思想理論的健康發展。本期關注集中討論了當前學術界的文風問題，對其中存在的癥候——“洋八股”、“華而不實”、“大而空”等進行了批判性的審視。
文風問題反映的是思想貧乏的問題
◎ 賀紹俊
跟風是我們社會的一個頑疾，很多問題都可以歸結到跟風上。今天我們談文風，千萬不要把它搞成一個跟風的事情。
首先，不要把文風當成一種形式主義的東西來對待，以為從形式上改變就可以了。文風問題看上去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表現，其實背后所反映的是思想貧乏的問題，只是這種思想的貧乏用形式主義的東西掩蓋了。反過來，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又會遏制思想的創新。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體現在文風上就是黨八股、學八股。黨八股、學八股遏制了思想的創新，一些很有思想活力的學者，就因為陷入到這種文風的陷阱中，思想也慢慢被腐蝕。黨八股、學八股是當前日益僵化的學術體制種下的果實。生活在這樣一種學術體制下，就不得不變得學八股起來，因為不這樣做，就得不到相應的利益，例如，在大學里，如果不發表這樣的論文就不能評職稱，這是很切實的利益問題，是生存問題。但是從主觀來反省的話，我們為什么很輕易地跟著這樣一種文風走、跟著這種學八股走呢?是因為我們缺乏一種充滿生命力的思想，思想貧乏，只能用形式主義的東西掩蓋。所以在討論文風問題時，要反省主觀上的原因。文風問題揭示出我們的學術缺乏生機勃勃的思想，真正有活力的思想是任何一種八股都阻止不住的。糾正文風一定不要糾纏于形式，特別不要止于形式。說到底，假如真的有思想的話，形式不過是一個載體而已;假如沒思想，就會被形式所統領。應該說，學術界不少人是相當喜歡學八股的，因為有了學八股，沒有思想，或者說不必去費勁地思想，仍能在現在的學術體制下活得相當滋潤。
還必須強調，文風問題是一個常態問題，會不斷出現。舊的文風問題解決了，慢慢地又會滋長出新的文風問題。因為我們是用文字寫文章，而文字是規范語言的一種工具，它將語言規范化，規范的語言才能流傳得更久遠和廣泛，才有利于交流。但文字在規范語言的過程中又會逐漸走向模式化，變成八股的東西。當健康的文風逐漸蛻變成八股式的文風，就會貽害學術，遏制思想，這時候當然要批判和否定這種文風，但不能因為反對這種文風就把過去所有文章一概否定。革命的方式往往就是這種結果。這是有教訓的。包括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一種革命的方式，當然這種革命方式是當時社會形勢和時代背景所決定的。當時封建文化勢力太強，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不得不采用革命的方式。但即使如此，仍然留下了后遺癥，因為在新文化運動中，完全是以決絕的態度對待文言文，這樣一來，文言文的精華轉移到白話文中的渠道就中斷了，這是很大的遺憾。
(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所)
文風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學術體制的問題
◎ 孟繁華
文風問題由來已久。毛澤東對文風問題講得比較多，主要是在上世紀40年代前后。其背景應該和王明有關，這些從第三國際回來的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具體情況不怎么了解，回來之后亂講話。另一方面，毛澤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知識分子的文風并不完全接受。知識分子當時的痛苦、迷茫、個人主義，講個性、婚姻自由等，在毛澤東看來，老百姓根本聽不懂他們在說什么。他因此認為，知識分子的情感方式、文風、思想方式都要轉變。怎么實現這個轉變?就是走向民間。后來，知識分子到了民間之后，情感方式、話語方式都發生了轉變，有了《白毛女》、《小二黑結婚》等這樣一些作品，把整個文學藝術的話語方式全部轉變了過來。那個時候的文學藝術，對實現民族的全員動員所起到的作用，今天無論怎么估價都不過分。
當前文風問題的形成，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現在培養的碩士、博士越來越多，但規定要求碩士研究生必須在核心期刊發一篇文章、博士研究生必須在核心期刊發兩篇文章才有資格開題。這是惡化文風的學術體制上的誤導。現在的學術雜志很多，每年發表的文章不計其數，但大多是學術垃圾，包括最重要的學術雜志，專業的、真正有價值的、能夠提出一些看法的、并且閱讀時讓人感到賞心悅目的文章越來越少。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所)
缺乏獨立的思考和思想導致浮躁的文風
◎ 王能憲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禮義之邦考辯》，是為去年底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的“中華文化21世紀國際論壇”第七次國際會議提交的一篇論文。這個文章談什么呢?就是“禮義之邦”很多人用錯了，寫成了“禮儀之邦”。古籍中沒有一處使用“禮儀之邦”的。“義”和“儀”天壤之別，但多年來就這樣莫名其妙地錯著。到百度查，輸入“禮義之邦”，莫名其妙地跳出一行字：“你要查的是不是禮儀之邦”。而且“禮義之邦”這個詞條下面大概是70萬條檢索項，其中大部分是“禮儀之邦”。而輸入“禮儀之邦”，檢索項高達600多萬項。可以說，全社會幾乎都把這個東西弄錯了，從學者的學術論著到報刊網絡，各種媒體都寫成了“禮儀之邦”。我在很多場合提出過這個問題，有一次在全國政協一個座談會上我也就這一問題做了發言。當時北大的金開誠老師也在場，我曾提出這個問題向他請教。他也認為“禮儀之邦”肯定是錯的。在墨爾本的會上，我簡單把我文章的觀點說了說，引起了強烈反響。中華文化研究會許嘉璐會長說，你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也認為我的考證是對的。為什么想到這個文章呢?我想這就是一個學風和文風的問題。導致這樣一種浮躁的文風，就是缺乏獨立的思考、獨立的思想。連想都不去想，就這么你錯我錯，大家跟著錯。這樣一個詞語的誤用，也是一個時代風氣的折射。
文風的問題，與黨風、政風、學風、會風乃至民風緊密相連，相互影響。一些領導干部，離開稿子就講不了話，這里面也有一個文風、學風的問題。現在的領導干部許多都是博士，但不愿自己去獨立思考，去寫稿子。因此，黨中央重視文風問題，有很深刻、很重要的意義。
什么樣的文風是好的文風?第一點就是實事求是，講真話。假話肯定是大家所討厭的，套話、空話沒有意義。第二點就是獨立思考，有真知灼見，人云亦云的東西也是大家所討厭的。
(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
文風的一大問題是對西方話語缺少批判意識
◎ 陳 瑜
文風問題，某種意義上也是個人話語風格和信仰的體現。鄧正來有一本書，其中一篇文章和文風、學術意識有關，那篇文章對現在法學界學術話語大批量復制西方的現狀進行了深入分析。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和長久以來我們所持的西方中心主義有很大關聯。我們習慣以西方的定義來把握我們的現實，把西方社會及其話語當成一種理想引進和信奉，其實也為別人的話語霸權扮演了共謀角色。這一切都源于我們對西方范式缺少批判意識。
對西方的模仿滲透到我們學術的各個領域，比如在音樂研究方面，我們想和西方學者對話，想通過對話獲得西方的經驗，從而借鑒他們的方法，同時也希望把我們的一些成就介紹給他們，讓他們認識我們。只不過，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我們可以看到，互相的輸出是不平衡的，大部分學者在積極使用西方的觀念方法，但是我們能提供給西方學界什么樣的借鑒?或者說如何讓他們來更多地認識中國、認識中國的音樂文化?這方面是有缺失的。我們應該對這個問題有所覺察和警醒。特別是當我們已經發現，西方學者對我們的問題并不像我們之前想象的那么了解，他們的理論不一定適合我們的社會現實的時候，我們更應該抓住機遇，凸現中國自己的聲音。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評論》雜志社)
改進文風的前提是恢復文化自信
◎ 祝東力
文風問題，是橫跨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政治史的一個問題，而且周期性不斷地出現。比如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時也是白話文運動，胡適、陳獨秀都很尖銳地提出過文風問題;然后是延安時期的毛澤東，一直到今天，中央最近提出的八項規定，其中有兩條都直接和文風有關，像開短會、講短話，力戒空話、套話等。這個話題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周期性地出現，特別是在我們黨內，這也從一個方面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重視理論的黨，一個由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的黨，我們很難設想美國共和黨、民主黨，日本自民黨，能這樣尖銳地提出改進文風的問題。
文風問題非常重要，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研究。我們查閱資料，在期刊雜志上，標題中包含“文風”的文章，粗略估算，80%是研究古典文學的，比如說晚唐政治與文風，15%是講新聞行業的文風問題，還有5%談論的是其他內容，真正從理論上深入討論文風問題的幾乎沒有。這么一個橫跨面廣泛、周期性出現的重要問題，我們恰恰缺少研究，這也反應了我們學術界在文風、學風上確實有嚴重的問題。
什么是文風?粗略地下一個定義，就是行文的一種作風。文風不是風格，因為風格無所謂優劣，風格是“二十四品”，雄渾、淡泊都是風格，無所謂高下，但作風有高下優劣。從歷史上講，五四白話文運動第一次正面提出文風問題，像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講文學八事，第一個“需言之有物”，第二個“不模仿古人”，第四個“不作無病之呻吟”，都是講文風問題。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大清亡了，科舉制也早廢了，原來承載文言的社會群體，也就是士大夫階層已經消失了，這時候文言成了一種語言僵尸，但是它在書面語言領域仍然占據霸主地位，這不正常。而這個時候，知識分子已經換代，從士大夫階層轉換成留學生群體，以他們為主體形成新型的現代知識分子，在語言上一定要變革。但是，這個以留學生為主體的知識分子群體，在白話取代文言之后，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就是洋八股，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里特別強調“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一方面，他是針對五四以來啟蒙運動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針對第三國際的洋教條對中國革命的干擾。毛澤東第一次談文風問題，是在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上，“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六屆六中全會主要針對王明，王明回國對抗戰工作形成了很大干擾。所以，當時的文風問題也是和黨的領導權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從延安整風開始，奠定了一種新的文體，可以叫做毛澤東文體。多年前《讀書》雜志上刊登過龔育之寫的一篇文章《毛與胡適》，說胡適講過，共產黨里面寫白話文最好的就是毛澤東。我們今天讀毛選，那些文章還是那么生動活潑、酣暢淋漓。這一文體影響了幾代知識分子，按李澤厚在《中國近代思想史》里的說法，至少三代：從抗戰初期登上歷史舞臺的“三八式的一代”，到四五十年代“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紅衛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澤東文體的影響。但是，這種文體經過幾十年發展演變，也出現了程式化、泡沫化的現象，最極端的表現就是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大字報的特點是以勢壓人、盛氣凌人，重立場、重結論，輕事實、輕邏輯。這種文風到“文革”后期已經讓大家深惡痛絕，所以“文革”結束后的文風呈現出一股清新之氣。但是，80年代后期，文學研究、文藝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文學科領域，又開始出現一種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續到今天。一些著名的、影響大的學者，往往也是洋八股習氣嚴重。其中的原因，主要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失敗，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嚴重喪失。我們寫文章的時候，其實心目當中總是或隱或顯有一個范文、一個樣板，而一些學者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歐洲學者、美國學者。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條，洋教條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喪失。所以，要改進我們的文風，首先的一個前提，就是要恢復我們的文化自信。
經常看到內地一些電視臺的娛樂節目主持人用閩南腔說話，為什么呢?因為大家認為這樣才夠范兒，如果用本地的口語主持時尚娛樂節目，似乎會非常搞笑。學術領域也一樣，為什么要洋腔洋調呢?就是因為似乎那樣才是學術，特別是因為談論的問題是從歐美照抄照搬過來的，言說的對象也是所謂國際學術界。似乎純正的漢語就不是學術。許多當代藝術作品，根本沒什么思想、創意，但一定要弄得神秘莫測，讓大家看不懂，這就是《反對黨八股》里說的：“裝腔作勢，借以嚇人”。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文風反映價值標準
◎ 盧燕娟
文風問題包含一個深層問題：它是一個民族在某個時代選擇什么樣的價值標準來建構自己的文化知識譜系。
具體到近一百年的中國現代歷史，文風問題背后有一個很重要的關系始終存在著，我們一直在處理，但一直沒處理好，這個關系就是西方文明價值體系和中國本土生活經驗的關系。比如說延安整風，當時有一個很切實的需要，就是要擺脫不接中國地氣的蘇共的遙控，把問題的關注點放在中國本土的經驗中，放在中國自己的問題上。由此需要重建一套知識文化的價值譜系，把曾經具有一種先驗的優越地位的、西方的、蘇聯的、洋的東西，放在一個相對次級的地位，把中國本土的問題放到價值的更高級地位。進一步，在中國的本土經驗和本土問題中，又提出了要為中國的老百姓所喜聞樂見，把政治上一直處于無權、經濟上一直處于被剝削的人們的問題放到一個更高級的地位，其實這就是一個整體利益格局的重構，影響并呈現為一個文化知識譜系價值的重建。
今天的文風問題，可以回溯到80年代，在空間坐標上，又把西方的、洋的重新確立成一個更高級的文化標準。而且在時間的縱向坐標上，確立了一個進化論式的價值觀：時間上越往后的越是先進的。這也導致我們一度把學術論文等以寫的讓廣大人民看不懂為好，以充斥各種各樣的時髦理論詞匯為好。因此，文風問題不僅是個人趣味或者個人評判的問題，還是社會關系怎么去重構的問題。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有樸實的思想才有樸實的文風
◎ 王 磊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延安整風，再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我們的文化其實經歷了一個從不自信到自信的過程。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種自信又開始瓦解。
今天的文風是學風的體現，而今天的學風又是當代文化界、文藝界以及知識界思想狀況的一個反映。我們今天的思想狀況，學術、學科體制等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是新時期以來重新向歐美看、與西方“接軌”的結果。這種文化上的不自信、言必談西方的思想狀況，直接導致學風和文風上的一些不良現象。比如追求學術論文在形式、方法和概念上的“華麗”;過分強調所謂學術規范，且規范的標準是清一色的歐美標準;這就致使“學院八股”、“洋八股”盛行，也導致從學院體制中學習出來的青年學者和博士碩士們迷失在學術八股中，沒有自覺的反思意識和問題意識。今天談學風問題對年輕的學者非常有意義。提給年輕學者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怎樣面對現實生活以及現實的文藝、文化現象中出現的一些真問題，以及怎么去解決這些問題。如果一種思想觀念是沖著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去的，那么這種思想意識、思想觀念一定是樸實的，假如我們用樸實的思想觀念去做文章、去論證問題，那么文風一定也是樸實的。能不能發現問題，能不能拋開那些華麗的概念和形式去考察和解決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文化自信和學術自信的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微博等公共領域的言說方式值得探究
◎ 趙志勇
說到文風問題，我反而感覺現在的文風跟上世紀90年代比已經好很多了。其所以有這種感覺，可能是因為我經常看微博的緣故，像微博那樣的東西寫的都挺清楚的。90年代我們的文風是很糟糕的。我印象最深的，上研究生時開學第一天去見導師，導師的第一句話就說：這三年不要讀中國人寫的書。后來三年，讀的絕大多數是那種翻譯腔的文章。當時不光我自己，身邊的很多同學也一樣，大家之所以去讀某本書，不是因為那本書和那個理論對自己的生活構成什么相關性，而是因為大家都在讀。我們去深造求學，但我們并不確定自己所思考的這些問題、所讀的這些書，跟個人的生活經驗、跟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什么關系。現在的年輕人比那時候要強，一些年輕學生有非常強的自覺意識，自我認知比較清晰。今天如果一個老師在課堂上跟學生講言不及義的話，學生大概會直接把這個老師的課刪除掉。從這個角度看，我對當下的文風問題較為樂觀。
從微博普及之后，我們開始有一個新的公共領域，這個公共領域里大家言說的方式值得探究。微博上，大家說話都特別直接，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直接表達意見。以往我們的社會沒有提供這樣可以不加掩飾地表達自我的平臺。可能中國人都比較含蓄，現實生活中我們很少會直接地表達否定他人的負面意見。但微博上不一樣，如果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會直接告訴你：你寫的都是垃圾。因此微博給了我一個非常有趣的閱讀經驗。
(作者單位：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
如何做是解決文風問題的關鍵
◎ 李云雷
文風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我們可以用各種理論寫不同的論文，但我們怎么能寫出自己的論文?真正觸動你的，自己最想寫的，跟你的生命有關系的學術，才是最重要的。對于個人來說，不論是搞學術還是寫文學作品，最獨特的才是最重要的。通過自己的眼光發現新的問題，通過跟別人不一樣的人生體驗、社會經驗提出新的問題，在這個基礎上，有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思考，新的文風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磨煉出來的。
上世紀80年代我們引進了各種理論，從尼采、薩特一直到后現代主義，但是這些理論沒經歷跟中國問題結合的過程，這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失職”。許多知識分子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的發言對象是精英知識分子，不用像50—70年代那樣與大眾對話。還有一個原因是，80年代中期以后我們的學院體制慢慢建立、逐漸強化，學院化的生產造成了現在的很多問題。
對我們現在來說，反思文風問題不只是反思現狀，也不只是反思別人，主要是解決我們該如何做的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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