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廣：關于共產主義大目標

　　對“共產主義”的理解通常都是錯誤的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共產主義的奮斗目標是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或各取所需)”的原則;按需分配是共產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共產主義社會區別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標志。人們認為這是馬克思的主張。

　　但許多人認為按需分配是無法實現的，因為在未來，人們的勞動仍然可能存在差別，差別需要得到承認，勞動也仍然會是謀生手段，雖然不僅僅是謀生手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再高，需要的滿足也是相對的，因為人們的需要不斷發展，需要沒有止境，而資源是有限的，新產品是有限的;我們也找不到確切的根據，說共產主義社會商品經濟肯定消失，到那時，供求關系也不見得簡單穩定，經濟發展也仍需物質動力，而只要存在商品交換，就不可能在整體上實行按需分配。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按需分配是可以實現或相對實現的，現實的世界已經有了不少按需分配的因素。現在的問題不是這種爭論是否必要，而在于把共產主義定位與按需分配，這種做法的一個直接后果是，由于對按需分配不能取得共識，因而共產主義理想被認為是虛無縹緲的，甚至官方也把共產主義定位在幾百年之后，這使許多人不信任馬克思主義，導致共產主義信念喪失，連帶著也就連社會主義信念也沒有了。

　　其實，共產主義社會按需分配的觀念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馬克思恩格斯歷來認為就是公有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從《共產主義原理》開始，馬克思恩格斯多次談到建立公有制和實現共產主義(不和社會主義社會相區分)帶來的主要結果，也就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特點和我們的奮斗目標。在這些特點中，他們從未把按需分配作為其中一條，就是在馬克思論述按需分配之后，也是如此，他們對共產主義大目標的描述是：階級和剝削的消滅、生產的計劃性、生產目的是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生產力的大發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等。

　　他們之所以不強調分配問題，因為他們認為分配方式從根本上取決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并依生產力的水平、生產方式及交換的方式的變化為轉移，并且分配方式這種具體的東西不斷變化，所以不必在分配方面規定共產主義的基本特征。

　　馬克思關于按需分配的思想是1875年在《哥達綱領批判》——這是一篇未準備發表的內部通信——中提出來的。在那里，馬克思并不是在其他場合那樣預見共產主義特征時做出這個論述的，馬克思沒有把按需分配說成是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征(之一)。正如馬克思談到的，他是為了批判把“平等的權利”“公平的分配”等陳詞濫調作為教條重新強加于黨，反對歪曲花費了很大的力量才灌輸給黨并在黨內扎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才談分配問題的，認為“把所謂分配問題看作事務的本質并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反對“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在分配上兜圈子”。同時，馬克思馬克思也沒有把按需分配作為一種必然性提出來，只是為了批判“公平的分配”才說“只有”在與共產主義初級階段有很多不同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社會“才能”在自己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7][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頁。

　　事實上，馬克思雖然提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的用語，但并沒有說共產主義就是這兩個階段，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是認為共產主義是不斷發展的社會，他們并沒有把兩個階段和按需分配觀點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理或發現，1875年以后，他們再也也未在其它著作中提到這個觀點，而在有關新社會分配的論述中，往往與此不盡一致。

　　縱觀他們關于新社會(不區分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諸多論述，可以發現，一是他們傾向于按勞分配，二是認為新社會分配方式是不斷發展變化的。

　　在科學社會主義正式誕生之前,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主張過按需分配。那時他們是從一般的平等原則出發提出的。當時還未弄清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別, 通常認為工人是按勞動獲得報酬(圣西門把資本家也算勞動者), 而這種分配造成極大不平等, 按能力計報酬會“要求通常的階級劃分”, 會產生“特權”。他們反對“頭腦和智力的差別”“引起胃和肉體需要的差別”, 但也不是完全反對按勞動分配。1843年, 恩格斯說，“他們(指圣西門派—引者)的經濟學說也不是無懈可擊的。他們公社的每個成員分得的產品, 首先是以他們工作量, 其次是以他所表現的才能決定的。德國共和主義者正確地批駁了這一點, 他認為才能不該給以報酬, 而應看作先天的優越條件, 因此, 為了恢復平等, 必須從有才能的人應得的產品中間扣除一部分”。[8][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7頁。這里批評了按才能分配, 但未批評按工作量分配, 當他們對平等、階級、剝削問題有了科學認識之后, 就不再堅持過去的觀點了。

　　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論述“資產階級社會中生產的社會性和共產主義制度下生產的社會性的區別”時第一次表達了按勞分配的思想。馬克思在這里和后來其它地方提出按勞分配一樣, 都是把按勞分配作為私有制商品貨幣關系的對立物提出的。馬克思認為, 在共產主義社會, 實行集體生產, 勞動不再需要通過商品交換而成為社會勞動, 在這種前提下,“不管他所創造的或協助創造的產品的特殊物質形式如何, 他用自己的勞動所購買的不是一定的特殊產品, 而是共同生產中的一定價額。因此, 他不需要去交換特殊產品。他的產品不是交換價值。” [9][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頁。這里實際上講了共產主義社會按勞分配。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 馬克思為了說明商品貨幣用物的關系掩蓋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談了沒有商品、生產資料公有、集體勞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廣義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分配,“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 我們假定, 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10][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頁。在這里勞動時間起了調節生產(分配勞動)和計量消費品分配的雙重作用, 勿需商品價值,人們同勞動及產品的社會關系是簡單明了的。值得注意的是, 馬克思提出的按勞分配和其它地方一樣, 是針對廣義的共產主義社會, 不是僅指現在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 那時還無高低階段之說, 更未把低級階段稱為社會主義。

　　《資本論》第二卷是馬克思在寫完《哥達綱領批判》之后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修改、經恩格斯加工整理于1885年出版。那里提新社會的分配問題仍然未提共產主義兩個階段, 并僅提按勞分配：“在社會公有的生產中, 貨幣資本不再存在了。社會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分配給不同的生產部門。生產者也許會得到紙的憑證, 以此從社會的消費品儲備中, 取走一個與他們的勞動時間相當的量。” [11]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頁。此處說“也許”, 可見《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論述也應當視為推測。

　　恩格斯1890年的一段論述, 過去我們并未予以應有的重視, 而這段論述對于我們正確理解經典作家關于共產主義分配方式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在<人民論壇>上也發生了關于未來社會中的產品分配問題的辯論：是按勞動量分配呢, 還是按其它方式分配。……但奇怪的是誰也沒想到, 分配方式本質上畢竟要取決于可分配的產品的數量, 而這個數量當然隨著生產和社會組織的進步而改變, 從而分配方式也應當改變。但是在所有參加辯論的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為同義語——引者)并不是不斷改變、不斷進步的東西, 所以它應當也有一個一成不變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辯論只能是：(1)設法發現將來由以開始的分配方式，(2)盡力找出進一步發展將循以進行的總方向。”[12][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頁。這個思想是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假定共產主義實行按勞分配時指出的共產主義“分配方式會隨著社會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變化”的思想是一致的。看來，后來人們又犯了類似恩格斯早就批評過的錯誤，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有兩個穩定的、一成不變的階段，因而有兩種一成不變的分配方式：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共產主義——按需分配。而奇怪的沒有想到分配方式應當不斷改變不斷進步。現在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已遠非過去設想的樣式，“按需分配”是否也需要從教科書刪除呢?

　　簡單說，共產主義理想就是高水平的公有制。高水平的公有制不僅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而且要在較高的程度上實現公有，收入分配在較大的范圍實行統籌，經濟管理在較高程度上實行民主，人的發展具有較充分的條件等等。像南街村就是小范圍、高水平的共產主義社區。比較合格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共產主義，只不過是較低層次的共產主義。

　　認識到共產主義社會不一定必須完全按需分配，就不會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遙遠的未來，就不會因感到按需分配難以實現而喪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信念。

　　摘自：李濟廣著：《公有制道路的理論基礎、歷史檢驗和現實保障》，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69-72頁 第五章第三節《關于共產主義大目標》

　　李濟廣(1954—)，男，遼寧凌源人。江蘇理工學院商學院教授，當代中國經濟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政治經濟學、金融學、企業治理等。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理事，中國《資本論》研究會理事，入選《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批判與創新》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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