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乘旦：中國學術不能再唯“外”是從了

　　中國學術史可以分為“古代”和“近代”兩個時期。“古代”學術延續了幾千年，形成一套中國話語體系和研究方法。“近代”學術起于西風東漸，到現在已基本納入西方模板，就連“國學”也差不多放到西方的框架和方法中去研究了。

　　從19世紀下半葉起，中國人大規模引進西學，開始了中國學術的徹底轉型。這一方面打破了中國學術封閉的狀態，讓國人接觸西方思想和文化，對改變國人觀念、推動中國轉型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也助長了一種新的思想定見的形成，即凡是西方的都是“進步”的，凡是中國的都是“落后”的。這種判斷固化之后，就成為一種觀念崇拜，如宗教一般進入中國人的思想。

　　現在，中國人頭腦里裝滿了“進步”、“發展”、“先進”、“落后”、“規律”、“必然性”這一類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為了不“落后”，因襲照搬西方話語，也就成了中國學術“進步”的一個標志。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越來越“歐化”、“美化”，其原因就在這里。這不是說，中國學者不是在做中國學術，而是說，有更多的中國學術變成了西方學術的傳聲器：套用西方方法、論證西方結論、用西方語言說話，甚至直接重復西方話語。

　　從歷史背景看，這是可以理解的。明清以后，中國日趨封閉，其思想與學術也日益僵化，喪失了應有的活力。19世紀中葉，西方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給中國造成深刻的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為救亡圖存，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始了解西方，將注意力鎖定在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學”、“理性”上，認為這些是西方強盛的基礎。對意識到自己的欠缺而急迫盼望擺脫困境的幾代中國人來說，汲取西學便成了“進步”之事。這導致近代以后中國學術的全面轉型，從內容到方法、思維方式、語言，皆以“西”為師，及至今日，“西”師已成定型。

　　以“西”為師經歷了幾個階段：19世紀首先“歐化”，20世紀初“歐化”與“美化”交疊，然后是一統“蘇化”;經歷了“蘇化”以及隨后的“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時，人們發現中國與世界又脫鉤了，再一次進入自我封閉狀態。為改變這種“落后”狀態，思想、學術界再次引進外國“產品”，這一次主要是美國“產品”，其數量之大、范圍之廣，前所未有。由此可見，中國人對西方(以及西方學術)的態度明顯和“中國落后”的心態有關，人們希望引進“先進”，改變“落后”。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了解和介紹，我們對西方學術和西方思想已經不再生疏，甚至相當熟悉了――該翻譯的差不多都翻譯了，現在甚至已開始翻譯三流、四流作品;外來成果的權威性已經絕對樹立，如一篇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就可以是中國學界百談不倦的經典。西文新出現的詞匯立即在中國使用，于是中文就不夠用，出現許多新造術語;西文的某個新概念，更不用說“新體系”，一經出現，用不了多久就在中國刊物上被“復制”。中國人經常說：我們對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對我們的了解多得多。這是決然不錯的。總之，中國與西方的接軌很通暢，中國學術已經不封閉了。

　　但問題出在缺乏思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現在的危機是迷信盲從，而不是封閉無知。無疑，我們對西方學術仍需要關注，抱虛心學習的態度，緊追學術前沿，舍此就不能進行學術交流、不可開展學術對話。但無論是學習借鑒還是交流對話，都意味著“先了解、再吃透、有思考、做分析”。筆者認為，這12個字很重要，做好學問需要這12個字。

　　其實，西方學術中最值得贊賞的是它的獨立思考與批評精神，有了批評才有創新，也才有活力。西方人在不斷批判自己：康德批判、黑格爾批判、“科學理性批判”、“工業資本主義批判”，等等;通過批判前人，后人成就出新的理論和新的體系，如亞當?斯密批判重商主義，凱恩斯批判國家放任主義，新的“主義”在批評中產生，西方經濟學就是這樣發展的。設想哪一天，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例如“哈貝馬斯批判”、“新自由主義批判”這樣的作品，即便它顯得幼稚，也是逐漸走向成熟的表現。到那時，中國就出現“大師”了。

　　學術要求思考，思考是批評的第一步。中國學術不能再人云亦云，不能再唯“外”是從了。現在缺少的正是思考，是在思考基礎上的分析與批判，這是當前中國學術最大的障礙。現在的中國學術不是無知，而是沒有自信，中國學術應當構筑自己的話語了。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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