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之我見

 　　毛澤東不懂經濟!

　　這好像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人們形成的共識。

　　正因為好像毛澤東不懂經濟，于是，什么阿貓阿狗都敢在毛澤東頭上拉屎拉尿，什么無恥之徒都敢對毛澤東思想肆意詆毀、橫加指責。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更在不知自丑，更在什么藤結什么瓜，什么階級說什么話。

　　但是，有一個人，一個叫孔慶東的人曾這樣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軍事理論雖然熠熠生輝、光彩奪目，但毛澤東的經濟理論和文化理論更加熠熠生輝、光彩奪目。

　　這決不是對毛澤東思想有全面深刻研究的孔教授信口開河、厚此薄彼，而是歷史的真實。中國革命的經濟成就給予了事實回答。共產黨自從被迫與國民黨蔣介石分裂那天起就是有地盤、有槍桿、有人馬、有錢袋、有產業的“武化團體”和“國中之國”，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中華蘇維埃民主共和國、湘鄂川黔工農民主政權;在抗日戰爭時期是陜甘寧邊區人民政府、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政府;在解放戰爭時期是各解放區人民政府。這些政權雖然不是全國性的政權，但無論是從地域看，還是從人口規?？矗际?ldquo;大國眾民”。在一個處于被圍剿地位，既沒有現代工業，又沒有金山銀海;既沒有多少資本，又沒有多少外援，卻要滿足人民基本的需要，又要滿足龐大的戰爭開支，沒有強大的經濟創造能力和財政供給能力是不可能的?？墒?，共產黨這個窮人黨卻做到了。按照毛澤東的話說，到抗日戰爭后期，我們是兵強馬又壯——中國解放區擁有一萬萬的人民、近一百萬的軍隊、二百萬的民兵。毛澤東的經濟著作給予了理論回答。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關于工商業政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指導了中國革命的經濟和財政問題，而且至今尚放出真理的光芒。取得的經濟成果雖然遠在馬克思之下，卻遠在他的戰友和學生之上，更在當今那些對毛澤東肆意詆毀、橫加指責的阿貓阿狗經濟學家之上。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時期寫出的這些著作構成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理論。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理論是關于經濟調查統計、貨幣商品本位、民生民權經濟、革命戰爭經濟、經濟關系協調和“主導-基礎”經濟理論。

　　(一)毛澤東的經濟理論是關于科學的經濟統計理論

　　調查研究在毛澤東的思想理論體系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毛澤東主張開展社會經濟調查，雖然直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13頁)。但他無意之間開了現代經濟統計學的先河。因為毛澤東經濟調查統計的內容是很科學和現代的。請看，他說：“舉例來說，我們調查農民成份時，不但要知道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這些以租佃關系區別的各種農民的數目有多少，我們尤其要知道富農、中農、貧農，這些以階級區別階層的各種農民的數目有多少。我們調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糧食業、衣服業、藥材業等行業的人數有多少，尤其要調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同上，113頁)。這里雖說的是調查社會各階級，但決定各階級的不正是其經濟地位嗎?而決定社會各階級經濟地位的不正是社會各階級擁有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嗎?而對社會各階級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調查不正是現代經濟統計學的內容嗎?

　　毛澤東對經濟調查統計的方法更是有開創之功的。請看，他說：

　　“要開展合作討論式的調查。

　　(2)調查會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會經濟情況的人，以年齡說，老年人最好，有斗爭經驗的青年也要。以職業說，工人也要，農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識分子也要，有時士兵也要，流氓也要。

　　(3)開調查會人多好還是人少好?

　　看調查人的指揮能力。那種善于指揮的，可以多到十幾人或者二十幾人。

　　(4)要定調查綱目。

　　綱目要事先準備，調查人按照綱目發問，會眾評說。所謂調查綱目，要有大綱，還要有綱目。

　　(5)要親自出馬。

　　(6)要深入。

　　(7)要自己做記錄。(同上第117-118頁)。

　　真是溫如也，敦如也。假如真的依照毛澤東的調查統計的方法辦理，任何人都可能掌握被調查的地方和單位的社會經濟情況，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經濟統計調查的專家。

　　(二)毛澤東的經濟理論是關于信用貨幣的理論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是地地道道的窮人黨，這既是它的階級歸屬，又是它的經濟現實：既沒有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也沒有穩定的外援，更沒有儲備貨幣，并且處于國民黨或日本侵略者的四面包圍和圍剿中?？墒蔷褪沁@樣一個窮人黨，卻創造了“不論在什么地方，蘇維埃通貨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礎上，在市場上確有真正的購買價值。在這件事上取得了它的地位，創造了奇跡。”(斯諾《西行漫記》)。——將斯諾的話翻譯過來就是：純粹依靠政府信用的中華蘇維埃貨幣比國民政府以儲備貨幣為基礎的法幣更有購買力!

　　中華蘇維埃貨幣是純粹的信用貨幣!是價值完全等同于儲備貨幣的信用貨幣!不管你信不信，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民主共和國的創造;這一創造比美元成為信用貨幣竟早了將近四十年!僅此一項創造，毛澤東就比那些連價值和價格都瓜豆不清的阿貓阿狗經濟學家不知高出多少倍，作出的貢獻不知高出多少倍!

　　中華蘇維埃貨幣是信用貨幣，這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創造的奇跡，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奇跡，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對經濟學作出的了不起的貢獻!毛澤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政府能創立信用貨幣，一是毛澤東領導的政府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為人民所信任和愛戴，二是毛澤東和他領導的政府工作人員，不是從本本出發，而是從實際出發，從而利用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將政府的信用做成了現實的貨幣資本。

　　對此，宋鴻兵先生在他的《貨幣戰爭3》中，有過生動的描繪：

　　中華蘇維埃民主共和國蘇維埃國家銀行——這個世界上最小，但效率最高的銀行行長是毛澤民。剛上任就碰上了市民擠兌風。當時蘇區銀行既乏銀元儲備，又無物資準備。毛澤民為維護蘇區紙幣信譽，決定敞開兌換現洋。但在現洋即將告罄的時候，在眾目睽睽之下唱了一曲儲備貨幣“空城計”。第二天早上，市民醒來，看到街上大筐小筐裝的都是金銀珠寶，于是擠兌之風漸息。

　　過了兩天，國家外貿局長錢之光押運的現洋和物資到位，緊接著敞開平價供應物資，結果不僅維護了蘇區紙幣的信譽，而且收回的銀元比擠兌前還要多。毛澤民用商品物資打贏了一場貨幣戰爭，而之前大筐小筐里的金銀珠寶下面放的不過是石頭瓦礫而已。

　　這個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論，但不論是蘇幣、邊幣，還是人民幣，都是依靠政府的信譽，以商品作為法定貨幣的價值尺度是不爭的事實;這種完全脫離了金銀貨幣居然保持了紙幣幣值基本穩定也是不爭的事實;穩定的紙幣幣值為穩定根據地的政權，發展根據地經濟、保障民主政府財政、保障戰爭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立下了汗馬功勞也是不爭的事實。而這種貨幣商品本質制不僅打破了千年的貨幣理論神話，而且超越了馬克思的貨幣信用理論。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用實踐開創了現代貨幣信用理論，這是毛澤東對經濟學的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三)毛澤東的經濟理論是關于民生民權的經濟理論

　　中國共產黨雖然是窮人黨，但絕不是當時它的敵人宣傳的那樣“燒殺搶掠”、“共產共妻”無惡不作的黨，也不是后來那些右派精英們誣蔑的“普遍貧窮”的黨。“窮人黨”的真正含義，就是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將人民在政治上上升為有權階級，在經濟上上升為有產階級。中國革命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對此雄辯地進行了說明。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理論的實際執行人。這就是毛澤東在“三民主義”基礎上闡發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理論;第二，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實質執行人。共產黨在它的“國家”里真正地“平均地權”，普遍地將無權無產的廣大貧農、下中農上升為有權有產的階級，這一土地政策除抗戰特殊時期，乃是共產黨立國之本、強國之基。第三，中國共產黨發展了合作經濟，開創了中國合作經濟理論。早在井崗山時期，毛澤東就草創了耕牛合作社、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合作經濟組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更是創立了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等多種合作經濟組織形式。“合作社事業是在極迅速的發展中。據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兩省十七縣的統計，共有各種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個，股金三十余萬元。發展得最盛的是消費合作社和糧食合作社，其次是生產合作社。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勢，并取得領導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4頁)。抗戰時期，“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我們的合作社目前還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運輸合作社(運鹽隊)以及手工業合作社。”“我們有了人民群眾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群眾的力量組織成為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合作社為什么有這樣的能量?因為合作社經濟實質是農村生產關系的變革，“在農民群眾前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朔@種狀態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同上第三卷第931-932頁)第四，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是地道的民生經濟。毛澤東的經濟理論是民生的經濟理論，毛澤東雖然確立了以戰爭為中心的經濟體制，但這個體制是建立在改善人民生活之上的。毛澤東幾乎每時每刻告誡全黨“關注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指出：“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同上，第137頁)。抗戰時期，毛澤東還曾生動地說過：“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群眾，不了解群眾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國私糧’的問題，然后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未，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33頁)。正因為共產黨時刻將群眾的冷暖放在心上，不僅將群眾鍛煉成為真心擁護革命的鋼墻鐵壁，而且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居然改善和提高了群眾的生活，這堪稱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跡。

　　(四)毛澤東的經濟理論是關于革命戰爭的經濟理論

　　毫無疑問，中國革命的主題是開展武裝斗爭，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同樣毫無疑問，經濟工作的一個原則是一切服從戰爭，一切為了戰爭。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指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同上，第130頁)。顯然，毛澤東的經濟觀點不是簡單的服從和為了戰爭。他的戰爭經濟理論是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之上的。“我們的經濟戰線的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同上，第130-131頁)。是建立在改善民生的基礎之上的。“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的全力放到前線去嗎?那未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同上，第138-139頁)。是建立在“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基礎之上的。針對日軍對解放區實行“三光”政策和國民黨對邊區和解放區實行封鎖政策，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力半勞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 ”。(同上，第三卷第928頁)。實行的結果是“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黨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一步，向政府領款只占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產解決的占了絕大部分”。(同上第929頁)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又及時提出“把軍隊變為生產隊、工作隊”的口號。這真是一個偉大的創造，“這個創造，對于我們民族的解放事業，該有多么重大的意義啊!”(同上，第929頁)。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上的。“人民負擔雖然一時有些重，但是戰勝了政府和軍隊的難關，支持了抗日戰爭，打敗了敵人，人民就有好日子過，這個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同上，第894頁)。

　　(五)毛澤東的經濟理論是關于經濟關系協調的理論

　　毛澤東后來寫有《論十大關系》，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奠基之作。其實，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還有個“論七大關系”，即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這個報告也是典范之作，它提出必須處理好一系列經濟關系的理論。一是必須處理好戰爭與經濟的關系。經濟工作服從和服務于革命戰爭，但為了革命戰爭必須搞好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19頁)。“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才能順利地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同上，第120頁)。二是在經濟產業上必須處理好農業、工業和貿易的關系。“突出發展農業，這是搞好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同上)。三是必須處理好經濟與財政的關系。這是針對當時有人片面看重財政，不懂得整個經濟重要性而言的，毛澤東指出“只有發展經濟，才能壯大財政。”“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92頁)。四是，必須處理好公營經濟和“人民”經濟的問題。要兩手抓，兩手都要抓緊抓好，一方面，自己動手，建立公營經濟，“邊區政府辦了許多的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同上，第892頁)，另一方面，又要幫助人民發展生產，處理好人民的生產和負擔的關系，“為了抗日和戰爭的需要，人民是應該負擔的，人民很知道這種必要性;在公家極端困難時，要人民多負擔一點，也是必然的，也得到人民諒解。但是我們一方面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鹽業和商業，采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并且使得大于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同上，第893-894頁)五是在發展經濟的路線上，要處理好“土”與“洋”、“小”與“大”的關系。要立足實際，腳踏實地。“發展經濟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但發展不是冒險的無根據的發展。有些同志不顧此時此地的具體條件，空喊發展，例如，要求建設重工業，提出大鹽田計劃、大軍工計劃等，都是不切實際的，不能采用的。黨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發展路線，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同上，893頁)。六是在人民負擔問題上，必須處理好能與否的關系。既使是困難時期，仍要做到“負擔雖重而民不傷。”既要反對“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又要反對“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同上，第894頁);七是在財政關系上，要處理好“開源”與“節流”。既要開好源，又要節好流。開好源，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同上，第894-895頁)。所謂“節流”，就是減少消費性支出，增加生產性投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基本原則簡直是解放以來歷次機構改革的濫觴。

　　(六)毛澤東的經濟理論是關于“以公有經濟為主導，以農民經濟為基礎”的理論

　　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平均地權，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個體所有，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發展生產，改善民生，增加物質財富和財政收入。這是毛澤東一以貫之的主張。早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就指出：“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個方面組成的。”“國家經營的經濟事業，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國營的工業或商業都已經開始發展，它們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抗日戰爭時期，在經濟異常困難的情況下，政府和軍隊也興辦了大量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經濟，解決了黨政軍的給養和財政問題。全國臨近解放之時，如何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問題突出起來，毛澤東及時指出：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主要地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謴秃桶l展生產的問題，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的生產。“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關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同上，第四卷，第1428頁)。這實際是提出了“以國有工業為主導，以個體農業為基礎”的經濟恢復和發展思路，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后來提出的“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理論的雛形和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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