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機與"后政黨的政治"

　　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機

　　當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斷裂"蘊含著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機。首先是政黨政治的危機。政黨政治成型于十九世紀的歐洲，而在中國則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創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黨政治試圖師法歐洲憲政框架下的多黨-議會體制，但在國家分裂、帝制復辟和共和危機的背景下，革命黨人和許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標發生了變化。形成現代中國的獨特的政黨政治有三個條件：第一，民國建立后，地方分離、武裝割據與黨人活動相關聯，如何形成新的全國性政治，成為民國初期政治思考的一個重要脈絡;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方各政黨紛紛加入國家的民族主義動員，成為歐洲戰爭的政治動力，以致戰后歐洲思想界對于傳統政治模式的反思達到高潮，中國政黨政治的重組就發生在這個對于政黨政治的反思氛圍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中爆發了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體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視為超越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政治模式。(關于布爾什維克及其政黨模式的爭論和思考，也幾乎在同一時期展開，這里不能贅述)換句話說，占據這一革命世紀的政治中心的政黨體制毋寧是政黨政治危機和失敗的產物。就其與危機中的政黨體制的關系而言，這一深受俄國革命影響的新型政黨體制具有"超級政黨"和"超政黨"的雙重要素。所謂"超級政黨"是指競爭中的國共兩黨均不以形成議會框架下的競爭型政黨政治為宗旨，而以形成霸權性政黨(或稱領導性政黨)體制為目標。所謂"超政黨"是指兩者的代表性政治并不同于議會框架下的多黨或兩黨政治。它們更接近于葛蘭西所謂能夠代表未來的"新君主"。在不同的階級政治的基礎上，以無產階級、工農聯盟、民族解放的統一戰線為政治代表性內含的共產黨擊敗了日漸疏離于農民運動及大眾政治的、以國家政治為中心的國民黨。

　　無論是西方的多黨制還是中國的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政黨的代表性越來越不清楚。就中國而言，伴隨著無產階級、工農聯盟、統一戰線等范疇日漸模糊，政黨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也發生了大轉變。關于"代表性斷裂"--即政治體制與社會形式的脫節--我曾在不同的場合討論過。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失》中，我集中探討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問題;在《代表性斷裂:再問"什么的平等"》中，我解釋了平等危機的不同形式及其與代表性危機的關系。在我看來，代表性斷裂或上述脫節正是去政治化的后果，其重要的癥候是政黨國家化。政黨國家化是指政黨日益服從于國家的邏輯，不但其職能而且其組織形態，逐漸地與國家機器同構，從而喪失了政黨作為政治組織和政治運動的特征。我們可以區分出兩種有聯系卻不盡相同的政黨國家化的形態:一種形態是前改革時期的政黨官僚化，另一種則是在市場化過程伴隨政府公司化的趨勢而產生的政黨與資本的聯姻。就政黨而言，"代表性斷裂"集中表現為政黨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階級范疇，宣稱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卻與大眾、尤其是處于底層的大眾更加疏遠。我們可以找到對于工人和農民的保護性政策，卻難以發現工人與農民的政治與政黨政治之間的有機關聯。

　　政治體制與社會形式的脫節不僅發生在社會主義或后社會主義國家，而且也發生在歐美及以歐美議會政黨體制為框架的政治制度之中; 中國的政黨與其階級基礎的關系日漸模糊，西方政黨的左右區分也同樣如此。當代政黨代表性斷裂的深度讓人覺得19-20世紀意義上的政黨政治不復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經轉化為國黨政治，即成為國家權力的結構。在當代政黨政治中，也很難發現19世紀或20世紀上半葉的那種目標清晰的政治運動。政黨規模的擴大和政黨對于國家權力的壟斷常被詮釋為政黨的擴張，但如果認真追問到底是政黨控制國家，還是國家的邏輯支配了政黨，答案很可能是后者。政黨和國家的邊界越來越不清楚，二者之間趨于同構的結果恰恰是政治代表性的喪失，其結果是政治領域的權力關系不但不能有助于平衡、降低社會-經濟領域的不平等，反而為不平等創造了制度條件。在代表性斷裂的條件下，政客們的修辭多半淪為博取權力的表演，技術官僚的位置勢必大規模上升。在西方的多黨或兩黨制模式下，政黨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選舉為中軸而展開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社會動員，它更像是更換領導人的國家機器。中國的超級政黨原本具有強烈的政治性，維系這個政治性的是嚴密的組織、清晰的價值方向以及通過理論與政治實踐之間的有力互動而展開的大眾性運動。但在今天的政黨模式下，黨的組織形同行政組織，政黨成為管理機器的一部分，其動員和監督的職能日益與國家機制同構，官僚體制的特點越來越清楚，政治性卻越來越減弱或不清晰。政黨政治的代表性危機并不僅僅是執政黨的危機，也包括非執政黨的危機。在中國，民主黨派的代表性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模糊。

　　與上述過程相互呼應的，是處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公共機制(在西方是議會，在中國是兩會)越來越缺乏代表性。在議會民主制下，議會的議席常常是以政黨為中心的。議會到底是國家的一部分還是包含了某種公共領域的體制化，在理論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伴隨政黨國家化的過程，議會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日漸疏離。我在印度訪問時，發現草根性的社會運動具有較強的活力，但由于議會權力為政黨壟斷，即便是富于活力的運動仍然難以在公共政策領域發揮相應的作用。相對而言，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實行代表比例制，從理論上看，距離政黨中心的議會體制更遠一點，但這一制度的實際運行需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的支撐，一旦這一政治衰落或轉型，不但人民代表的產生過程，而且人民代表大會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會產生名實不符的局面。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人們對于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比例提出許多批評，例如工人和農民的比例太低;他們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聲音與他們對于中國社會的貢獻不成比例。代表性機制與社會權力關系的同構性正是代表性政治發生危機的癥候。

　　典型的公共領域如媒體同樣產生了公共性危機。媒體的大規模擴張伴隨著公共空間的萎縮，其表現是媒體產業的自由替代了公民言論自由，媒體與資本、權力之間的關系不僅空前緊密，而且試圖取代原先由政黨等政治組織承擔的角色。在意大利，貝盧斯科尼的媒體集團所傳播的價值觀甚至可以使這個犯罪嫌疑人在票選政治中一再當選。媒體--尤其是大規模的媒體性集團(不論是私有還是國有)--不能簡單地被看作公民言論和公共意見的自由載體，毋寧是以公共形式出現的利益網絡。媒體勢力滲透政治領域和其他公共領域的過程不能被理解為民主化，而只能被理解為對于這些領域的殖民。在表象上，我們可以說媒體為政治控制，而實際上政治領域也日益被媒體殖民，政治人物嘩眾取寵，其語言日益地遵循東西媒體的邏輯已經不是偶發的現象。九十年代以降，中國媒體的產業化和集團化是政黨為適應市場化而制定的新的政治經濟戰略的結果，但伴隨著政黨國家化、政府公司化與媒體政黨化的多重發展，媒體與政黨的關系正在發展為兩種相互糾纏的利益之間的博弈。這些博弈不是訴諸民主、自由，就是訴諸穩定、法治或大局等名目，但其內核與其說是公共意見與國家的對抗，毋寧說是兩種假借公共需求而產生的糾纏與對抗。換句話中，這是當代權力重組中的對抗，對抗的雙方存在利益的區分，但其政治話語近于一致。在當代中國，新聞檢查制度帶來的問題由來已久，公共言論領域亟待真正的變革，但按照現在的格局，這一變革只是假借新聞自由的名目而產生的權力斗爭。在今天，壓制公民言論自由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媒體權力也常常是壓抑性的機制之一。在這場斗爭中，呼之欲出的是政黨化的媒體與滋生這一媒體權力的傳統政黨之間的政治競爭，如果說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政治的能量和特點，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個喪失了意識形態功能的、左支右絀的權力機器，但兩者實際上是連體的，它們用相互間的博弈取代和遮蓋了公民言論自由和政治辯論的問題。

　　第三是法律的危機，在去政治化的條件下，法律程序常常被利益關系所操控。這一操控不僅體現在一般程序上，而且滲透在法律形成的過程中，從而重新討論法律與政治的關系，而不僅是一般地宣稱程序主義的觀點，成為如今法律變革不可能繞過的問題。這三個領域的問題構成了今天的政治變革的實質內容。

　　由此，我在這里提出這樣的問題：伴隨政黨政治蛻變為國黨政治，有沒有可能出現"后政黨的政治"?在現代政黨大規模存在的狀況下，我們討論的"后政黨政治"并不是政黨已經消失狀態下的政治，而是說政黨的存在狀態已經具有"后政黨"的特點。19世紀的政黨是建立在政治運動的基礎上的。"后政黨"是指:政黨在今天盡管仍然是政治的主要演員，但事實上已經喪失了19世紀政黨的代表性，喪失了政黨本來的邏輯。而與這一新的發展相伴隨的，卻是政治形式上的穩定性，即主要政治制度依然建立在政黨政治的代表性原理之上，但也正由于此，代表性斷裂成為政治危機的主要癥候。

　　"后政黨政治"直接面對的是如何或在何種意義上重建代表性的問題。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政治實踐與政黨政治中，"后政黨政治"的要素已經是活躍的存在，但當時主要是以"超級政黨"的形式存在，而如今的"政黨政治"雖然是從"超級政黨"的實踐演變而來，卻同時是"超級政黨"蛻變為國黨體制條件下的產物。尋找克服"代表性斷裂"的方式，一是探索在什么意義上重構代表性，二是探索"后政黨政治"的新路徑。在今天，"重構代表性"不可能通過重復過去的口號和實踐就可以輕松達成。我們需要弄清楚到底代表性的政治出了什么問題，社會結構的變化與政治體制是如何脫節的。在這個視野下，探討"后政黨政治"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重新認識二十世紀中國的代表性政治原理，二是探討"后政黨的政治"的條件和可能性。

　　重構二十世紀中國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首先是重新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代表性問題，以及由此衍生的代表制問題，是現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政黨、階級等范疇及其在國家政治框架中的呈現，構成了代表性政治的具體內容。在君主制衰落后，代表性政治涉及的是民主問題。中國的代表性政治與西方以議會多黨制、普選制為中心的代表性政治有不同的政治原理，這個前提在今天是最容易被漠視和不理解的。在此，我們要厘清民主形式的問題--西方的普選制民主不是民主的唯一形式，民主也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民主必須以政治動力為前提，政治動力一旦不復存在，任何一種民主形式都無法進行下去。

　　要理解中國代表性政治的原理，其實可以從《憲法》直接入手。研究憲政的學者很少引述中國的憲法來論證憲政的意義。《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條規定：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兩條說明了社會主義時期的代表性政治原理。這一原理由許多基本政治范疇組成。只是，這些政治范疇不能簡單化約為普通常識，既不能以簡單的先驗原則加以證明，也不能還原為一般的實證性事實。它們是在20 世紀中國革命的政治實踐中產生的。

　　比如，什么是"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工人階級非常弱小，從成員構成上看，中國革命主要是農民革命，工人階級又何以成為領導階級呢--在實證的意義上，連作為它的對立面的資產階級是否構成一個階級也存在爭論。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工人階級只占人口的極少數，卻產生出了階級革命和階級政治。在今天，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工人階級在中國，但并不存在與這一規模相應的階級政治。

　　階級和階級政治是兩個相關但必須區別處理的概念。現代中國的階級政治，當然有自身的客觀存在和物質基礎，但這個客觀基礎是從一種普遍聯系的視野中才能把握。如果不存在理論分析，不存在政治動員，不存在第三世界國家通過社會主義道路以實現工業化的努力，不存在創造工人階級政治主體性的運動，工人階級的客觀存在并不能自發地產生工人階級政治。沒有工人階級政治組織的形成，沒有為工人階級及其解放而奮斗的運動，也就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是一個政治判斷而非實證判斷，它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背景下，通過對中國及其他被壓迫民族處境的政治-經濟分析而產生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工人階級的政治產生于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及其不平衡性的理論分析。在這里，"階級"這一范疇是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而不是一般性的實證主義分析，它主要來自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及其擴張的分析--由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發展，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地區無一例外地被組織到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內部，每個社會階層和社會領域都從屬于以西方為中心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因此，每一個社會針對自身的不平等狀態和統治所展開的斗爭，最終均以消滅階級剝削為目標，而資本主義性質的階級剝削正是階級剝削的最終的形式。這便是為什么現代中國盡管不存在大規模的工人階級，但在大規模的、常常是以農民、學生和市民為主體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中，工人階級政治卻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了。這一政治的發生及其真實性并不能以人數的多寡來加以否證。換句話說，階級政治是針對資本主義邏輯下的矛盾及其衍生而來的階級不平等的運動，政治性的階級概念，或者作為領導的階級概念，并不等同于社會分層或職業分工意義上的階級;領導的根本含義在于它是一種改變這一資本主義邏輯的驅動力量。這種驅動力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工人階級作為代表人民利益的領導階級基于兩個最重要的社會現實。第一，中國是農業社會，9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因此，工人階級的代表性不得不和農民問題發生關聯，須將農民包括進來，在這一基礎上建立起"人民"這一政治范疇。第二，工人階級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附屬物，也是作為資產階級對立面被建構出的政治身份，體現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與未來。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附屬物的工人階級-亦即實質化的勞動形態-的存在并不等同于階級政治的存在，階級政治產生于對資本主義全球勞動分工及其內部矛盾運動的分析，體現為一種從這種生產邏輯下解放出來的普遍驅動力。由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民族壓迫有著不同于前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征，從而階級政治也代表著被壓迫民族的利益，工人階級的解放也包含了民族的解放。"領導"這一概念指稱的是社會全面性運動的政治驅動力，盡管在不同時期，它會體現在某種政治力量的主導作用上，但這一領導概念并不能等同于政治官僚體制。現代政治變遷的邏輯不是按照既定的社會構造而產生的，而是依靠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分析而產生的，這一理論分析及其政治實踐直接塑造了新的政治主體。正由于此，即便社會階級構造發生了變更，針對這一不平等關系而產生的政治動力仍然可以通過形態不同的政治參與、理論辯論和社會試驗而呈現出活力。

　　在今天，二十世紀的政治邏輯已經退潮，知識分子大多以實證主義的方式看待中國社會的分層及其政治。不但右翼，甚至也包括一些左翼，都相信在二十世紀，相對于農民和其他社會階層，工人階級成員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所占據的位置非常有限，資產階級尚不成熟，因此，現代革命不可能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工人階級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領導階級。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中國革命以及現代中國政治的深層原理。這套實證主義政治觀點的流行是以構成二十世紀政治要素的歷史理論分析的退潮為背景的，持此觀點的所共享的是一個結構性的、本質主義的"階級"概念，取消了基于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分析而產生的"階級"概念的政治性。

　　"階級"的概念一旦取消了政治性，就會沿著實證主義邏輯滑向結構性的"階層"概念，從而即便還在使用階級概念，其內涵已經與當代社會學的階層概念沒有多少差別了。社會分層的概念以國家為中心展開，階層被視為客觀性的社會構造，而不具備政治的動能，而階級概念是政治性的，它與國家的聯系-如工人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的概念-是通過先鋒政黨及其階級性聯盟來體現的。在結構性的分層概念之上，一種結構性的代表制可以相應地建立起來，比如在政黨、人民代表大會中實行代表比例制。相反，二十世紀的階級概念雖然包含了社會分層的要素，從而其政治也包含了代表比例制等要素，但它同時也是政治性的，與政治代表性或政治領導權的概念有密切的關系。所謂群眾路線就是這一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領導權概念的體現。這便是為什么今天的社會科學理論既無法解釋當今代表性的危機，又無法解釋二十世紀產生代表性政治的原因。在去政治化的條件下，即便在政黨、人大等制度內增加某些階層(如工人、農民)的代表席位(這是必要的，也是積極的)，也并不能解決代表性斷裂的困境。重建代表性與重新政治化是同一問題的兩個不同表達。所謂重新政治化意味著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及其不平衡的再分析，從而發掘改變其邏輯的動力。

　　群眾路線與"后政黨政治"的條件

　　若回到20世紀階級政治形成這一視角，中國20世紀的階級政治已經具有超代表性政治的要素，這一政治的中心角色政黨帶有超政黨或超級政黨的特點。所謂"超代表"，如果用中國古典政治"禮樂"和"制度"的概念做個比喻的話，超代表應該就是禮樂的邏輯，而代表則是在"制度"的邏輯下展開的。如同禮樂是有待形成和持續形成的制度，超代表意味著一個讓人們能夠參與并形成秩序的政治過程。"超代表"的概念強調的就是這樣的政治過程，它也凝聚在代表制度的框架中，但兩者不能簡單等同。

　　事實上，一次大戰以降，圍繞議會道路問題，在各政治派別包括各國共產黨人之間，產生了持久的爭論。這個爭論的要點之一，便是對政黨的重新界定。在國共斗爭和抗日運動中，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等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法寶，而 "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則是這一"超政黨的"或"超級政黨的"政治得以形成的路徑。在根據地建設和全國執政條件下，這一政治實踐繼承或借鑒了十九-二十世紀在西方誕生的代表制的某些形式和內涵，如代表的選舉，政黨(不僅是共產黨，也包括各民主黨派)的代表性表述，但這一政治實踐包含了超政黨的或后政黨的要素卻是顯然的。這些要素體現的是在政黨與社會之間建立有機的、政治性的聯系的努力。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遺產中，中國的代表性政治的"超代表性"具有兩個重要的特征:文化和理論的重要性，以及通過群眾路線保持政黨的政治活力。

　　1、以理論辯論為政黨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空間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文化運動塑造了新政治的基礎，而政黨又試圖對文化運動進行規訓，這是一個反復出現的現象。政治代表性和政治主體性的產生與文化運動和理論斗爭緊密相連，歷史研究也常常從屬于這些文化運動和理論斗爭。我在這里不能詳細地分析這些運動中的是非、經驗和教訓，而只能談一個觀點，即政治活力始終來源于文化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這種活力的喪失主要來自政黨對于文化運動的過度干預和規訓，從而政治與文化的互動不復存在。在今天，文化已經被界定為一個與政治及經濟相互區別的領域，而不是新的政治主體性得以持續發生的空間。所謂文化產業，標志著文化在一個經濟社會的位置。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曾說過，在落后的國家，理論常常是第一性的。要想塑造新的政治，沒有理論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所謂創造理論不是閉門造車，理論斗爭的成敗最終取決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脫離實際的理論及其教條主義政治，還是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的理論及其實踐?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也并不是要否定思想辯論、理論辯論、路線辯論的重要性，而是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以避免政黨的政策趨向與社會需求之間的脫節。

　　中國的國家體制的特點是黨政合體，能量與危機均與這一體制有關。但也因此，簡單地褒貶黨政合體并不能解釋問題所在，而應該分析為什么在某些條件下這一體制具有政治能量，而在另一些條件下恰恰使得政黨的政治能量空前弱化，匍匐在權力與資本的邏輯之下。換句話說，很難一般性地否認政黨與國家的關系，而應該分析這種關系的不同形式與內涵。中國的黨政體制的形成，與中國革命者對于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密切相關。為了解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而形成的公有制恰好為改革條件下的國家與資本的直接聯合提供了歷史前提。國家掌握大量的國有資本，其好處是使國家不受單一資本或寡頭的控制，國家具備強有力的調控能力，但在去政治化條件下，政治能量主要體現為國家能力，尤其是行政能力，而不是政治能力。伴隨政治能量的弱化，國家能力也日益受制于以資本為中心的利益關系，以此為背景，國有資本與私人資本一樣，同樣面臨腐敗、壟斷及由此而產生的效率問題。因此，不是國有資產的私有化問題，而是如何讓中國的國有資產擺脫以資本為中心的利益關系的問題，才是問題的核心。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導致能動性的消解，恰恰是去政治化的后果。正由于體制的這些正負因素糾葛在一起，如果沒有持續不斷的"自我革命"，以形成新的政治能量，政治危機就不可避免。

　　在中國革命及其后的社會主義時期，黨內的理論辯論是積聚政治能量和調整前進方向的方式之一，因為只有從具體問題上升到理論問題、路線問題，才能產生出新的政治動能，也讓人們理解來自于實踐的辯論和相應的制度性實踐是糾正錯誤的最好方法。但即便在那個時期，這一辯論也是與群眾路線和理論--實踐的往復關系聯系在一起的，并不只是局限于黨內辯論。在經歷了大規模改革的今天，這一辯論不可避免地向社會領域擴展。公民的言論自由，政治領域的辯論空間，由當代技術條件支撐的公民參與，以及勞動者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后政黨政治"的必要條件。而令政治辯論和公民參與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離不開對于公共領域的改革--即擺脫媒體資本集團化和政黨化的邏輯，創造真正寬容的和自由的空間。社會辯論與公共政策調整之間的積極互動只有在這一前提下才可能實現。在今天，遏制公民言論自由的力量并不僅僅來自傳統的政治領域，而且也來自集團化的和政黨化的媒體權力本身。擴展公共空間與反對媒體壟斷并不是對立的命題。

　　理論辯論不能被視為孤立于政治實踐的抽象討論，它實際上也是對實踐的總結，包括以實踐的結果和新的實踐來檢驗先前的理論及其實踐。中國革命的經驗是在實踐的基礎上，通過理論辯論和政治斗爭來糾正過去的錯誤，從而為新的方案和新的實踐創造前提。毛澤東在《實踐論》里說，中國革命沒有現成模式，都是在不斷學習和摸索，革命如此，改革又何嘗不是如此?在二十世紀理論辯論和路線斗爭比較活躍的時期，也是政治領域最為活躍、制度創新最為積極的時期。在今天，伴隨放權讓利的實踐，地方實驗的重要性大幅度提高，理論上的不同聲音也應當更多。中國改革的活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不同的地方試驗及其相互競爭，來自于中央- 地方之間的積極的辯證互動關系，即調動"兩個積極性"的問題。

　　中國革命中的路線斗爭與理論辯論密切相關，而新政治道路的產生恰恰是通過路線斗爭完成的。改革的過程在事實上也充滿這樣的斗爭。強調這一理論斗爭和政治斗爭在革命政治中的糾錯作用，與批評這一過程中的暴力和專斷并不矛盾。路線斗爭中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教訓是深刻的，共產黨必須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來解決問題，但我們也不應由于這些斗爭中存在的暴力現象而將理論辯論和路線斗爭解釋為僅僅是權力斗爭和政治迫害。政治迫害是理論斗爭的終結，是路線辯論的終結，也是黨內競爭性實踐的終結。在今天，政治權力和媒體勢力對于思想辯論的壓制，也正是政治的終結。許多以總結歷史中的暴力相標榜的著述，恰恰以否定必要的理論斗爭和路線辯論為宗旨，它導致的是政黨自我糾錯機制的失靈和政治領域的自我封閉。這類研究無一不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產物。真正需要研究的是：為什么理論辯論，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線辯論的理論辯論，更易于轉化為暴力性的壓制?這一問題不可能繞開政黨國家化過程來加以解釋，即政黨與國家之間缺乏必要的分界，從而導致政黨不再擁有相對自主的理論空間;這一問題也不可能繞開媒體政黨化過程來給予說明，即媒體勢力試圖扮演國家或資本的某種政治代理人，從而對公共空間進行殖民。批評與自我批評曾是政黨生活的必要要素，但是自八十年代提出"不爭論"之后便實際上被取消了--沒有辯論、斗爭和檢驗，又如何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實踐，又如何做到政治創新呢?

　　2、群眾路線與社會組織的政治活力

　　在今天政黨政治與權力結構密切聯系的條件下，完全依靠政黨自身的改變形成新政治的可能性很弱。在國黨條件下，中國國家和政黨體制的官僚化是空前的，僅僅依靠政黨的力量削弱官僚化顯然力不從心。因此，群眾路線不僅是政黨維系其政治活力的途徑，而且也應該獲得新的內涵，即政治的開放性，或者說政治參與性的大幅度提高。

　　群眾路線最初是1929年中共中央給紅四軍的信中提出的。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僅是一種政治、軍事的戰略，而且也是對于一種有機的革命政治的描述。和"人民"一樣，群眾也是一個政治范疇，內含著通過政黨與大眾的結合而產生的新的政治主體性。在群眾路線的脈絡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政黨的政治與大眾社會的政治之間的緊密聯系。這是中國政治的特殊要素，我們很難在19-20世紀歐洲的政黨政治及其在其他地區的蔓延中解釋這些要素。

　　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為了誰"與"怎么為"的文化政治，涉及的是政黨與群眾、社會的關系問題。現代政治的基本外殼是國家，也正由于此，政治運動不可能脫離政治權力單獨運行。代表制的問題實際上是在政黨與國家發生緊密關聯的條件下產生的，即政治體系必須通過一定的代表形式而形成。普選、地方選舉、黨內選舉、推舉、輪換或抽簽等等機制，都是這一代表制得以運轉的不同形式。這些形式的優劣不是絕對的，而應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其前提是存在著活躍的民眾的和為民眾的政治。

　　但今天人們在討論代表制問題時，往往忽略了代表性政治中包含的超代表制內涵。事實上，群眾路線就包含了這樣的內涵，群眾路線是一個政治過程，群眾路線中的群眾概念包含了有待出現和有待形成的政治主體的內涵。群眾是形成中的政治能量，而政黨與群眾的關系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發生變化，兩者的關系逐漸地轉化相對一體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完全是代表性的關系，或者說，常常超出了代表性的關系，兩者通過這一關系而相互塑造，從而群眾路線成為一種新的政治主體性的創生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群眾成為政治的范疇，而政黨也成為大眾政治的一部分，它們相互塑造，水乳交融。因此，如何回應時代變化及新條件下不同群眾的構成，就成為政治組織重構政治代表性的主要議程。沒有這一進程，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政治代表性都會面臨空洞化的危險，從而產生政治體制與大眾生活的脫節。代表性政治中的超代表性方面是討論代表制問題時常常被忽略的問題。

　　伴隨著階級政治的退潮，政黨政治向后政黨政治轉變。當代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重構階級構造卻壓抑階級政治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正好與階級政治極為活躍而工人階級規模卻相對弱小的二十世紀形成鮮明對比。在"后政黨"的條件下，什么是"群眾路線"的政治內涵?在中國革命中，群眾路線大致可以這樣描述：完備的、內部有高度嚴明紀律性的政黨，根據其清晰的政治方向和使命，通過動員群眾、吸收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以壯大、改造自身的政治過程。在今天國黨體制下，我們可以用群眾路線這個概念，但不能也無法重復過去的政治方式。政黨國家化的結果之一，便是政黨作為政治運動的終結，它與群眾的關系逐漸地演變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今天既不存在二十世紀意義上的那個組織嚴明、目標清晰的政黨，也不存在通過群眾路線而產生的大眾政治，政治蛻變為管理的范疇，亦即蛻變為去政治化的政治。

　　在這樣的條件下，重提群眾路線意味著什么呢?依靠群眾，不單是社會監督與社會參與，而且需要一定的社會組織形式。說今天不存在二十世紀意義上的階級政治，并不意味著不存在活躍的階級運動和公民政治。在今天的社會組織中，非政府團體在媒體中較為活躍，工人階級或農民的運動卻很少被報道，兩者以不同的形式介入政治的、經濟的、生態的和文化的議題。當下很多社會組織或者社會運動都具有政治潛能，但它們未必都走向更積極的政治方向。在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甚至社會運動也為資本體制所滲透。在當代條件下，無論是討論公民社會還是分析階級政治，都不可能繞過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形態的分析。

　　金融資本主義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在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積累及其內含的矛盾的規模前所未有;虛擬經濟與實物經濟的分離所達到的規模也前所未有。社會關系持續地為這一畸形積累過程所扭曲。相對于西方國家而言，中國實體經濟的規模較大，與實體經濟相關聯的勞動群體規模更大，國家對于經濟調節能力也強于許多發達國家。金融資本擺脫了過去行業、行會乃至國家的約束，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和跨國性。在金融化的條件下，這些發展對于我們在這里分析的政治難題到底具有什么意義， 國家、政黨、階級、各社會組織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尚有待探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構成現代國家和權力體系的一些基礎性概念-從主權到公民，從階級到勞動等等-都需要根據新的形勢重新加以界定和分析。那么，在中國的條件下，如何理解這些問題直接聯系到如何展開政治實踐的問題。

　　例如，在中國的語境中，克服代表性危機的途徑之一是代表性的重建，但究竟是什么樣的代表性?重建代表性需要重申有關工人階級或工農聯盟的概念嗎? 在金融化資本主義條件下，發達國家經歷了并還在繼續經歷去工業化過程，許多思想家發現在他們的社會里，作為革命階級的工人階級大規模的縮小或消失了，因此，許多知識分子在理論上提出了對階級和階級政治的質疑。但在這一進程的另一面，是中國和許多非西方國家的大規模工業化和大規模工人階級的形成，但在全球化的條件下，這一階級形成的格局并不是穩定的。重新階級化是當代中國社會的重大現象，階級概念的再度使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工人階級隊伍的擴張及重組與工人階級政治的衰落幾乎發生在同一個進程中，新生的工人階級政治遠遠沒有達到先前的深度和規模。我們至少立刻可以辨識出兩個特點：一個特點是工人階級政治與政黨政治的脫節;另一個特點是在當代流動的生產體系中，新工人階級的群體穩定性較弱，這一點不但不同于社會主義工業化時代的工人階級，也不同于早期工人階級的形成。我們可以大致分析出四種工人斗爭的形式:一，為保護自身權益而展開的罷工和尋求自我組織(工會)的努力，如廣州本田汽車發生的罷工運動，這是經典的工人階級政治;二，打工短期化，即勞工拒絕長期在一個工廠或公司工作，而只是在一個崗位逗留一兩年便更換工作。從經典的階級政治來看，這不利于工人階級的團結，但對國家和資本提高勞動待遇而言，卻是最為有效的行動之一。三，除了工會等組織形式外，過去被認為包含雙重剝削的"領工制"也成為工人斗爭的某種組織形式之一，即以某種非正規契約形式保護工人的某些利益。此外還出現了同鄉會、少數民族勞工保護自身權益的組織等。四，以個人權益的保護為中心的法律維權。鄉村建設事實上也為勞工運動提供了另一種支持。關于這類問題的討論很多，但主要是在社會分層的框架下展開，而很少探索這些組織形式蘊含著什么樣的政治潛能，它們與傳統的階級政治的重疊與區別。

　　如果代表性斷裂表現為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之間的脫節，那么，什么才是與一定的社會形式有機關聯的政治形式呢?當代中國社會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政治，重建代表性不可避免地與解決當代中國社會的重新階級化問題直接相關，但伴隨著政黨國家化的深化，與其說是重建階級性政黨，毋寧說是形成更為自主的社會政治(包括工會、農協和其他社會團體等廣義的政治組織)和致力于改造生產體系內部關系的活躍的勞動政治，很可能是"后政黨政治"可能路徑之一。事實上，城鄉矛盾及其轉化、區域差別及其轉化、階級關系及其分化，以及當代生產和消費形態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集中體現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因此，鄉村建設、生態保護、發展模式的轉變、民族平等和文化多樣性的保護，與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的改變等等，理應成為當代平等政治的驅動力。

　　為什么要提出"后政黨政治"的趨勢呢?這是因為當代倡導政治變革的兩種對立方式均以重返政黨政治為前提：對于右翼而言，基本政治模式就是經典的以議會政治為框架的多黨政治;對于左翼而言，則是恢復或重建政黨的政治代表性，從而勢必提出有關階級及其政治形式的一系列問題。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后者提出的問題顯然更為緊迫。但是，當代政治變革很可能并不必然地以重返19世紀或20世紀政治模式為途徑，而是以新的政治經濟現實為條件。通過群眾路線、思想辯論和組織建設以重建代表性是不可或缺的政治過程，但其目標很可能不是回到舊的政黨模式之中。在今天，即便名為政黨的政治組織仍然存在，其政治的含義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在二十世紀前期是主動的，即通過建立超級政黨以克服多黨政治的危機而形成，而在二十世紀的后期，這一變化卻在從黨國向國黨的轉變中完成。這一轉變所包含的被動性更為明顯。在這一條件下，如何讓社會力量更大規模地、更直接地參與政治進程，是探索新的政治框架必不可免的課題，也是政黨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實踐群眾路線的基本前提。因此，重建政治代表性的過程本身不能單單依賴舊式的政黨政治。它包含了"后政黨政治"的實踐。今天的技術條件也為這一實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所謂"后政黨政治"不是否定政治組織的作用，而是強調其開放性、待形成性和非官僚政治的特點。群眾路線和群眾政治是政治活力的源泉，也是抵御右翼民粹主義的基石。

　　要創造的是新的普遍性

　　今天的社會構造正在發生大的變遷，其展開、重組的方向應關乎所有人的利益。新的政治能動性必須建立在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基礎上，這個利益過去是由"人民"這一范疇體現其政治內含和社會意義的。伴隨"人民"概念向人口概念逐漸蛻變，其政治性也隨之空洞化，以致人們在"公民"概念之外，找不到普遍利益的政治表達。社會的碎片化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表達反而是對作為"人民"概念的唾棄。在現代歷史中，人民是一個不斷被不同政治勢力挪用的、充滿了爭議的概念。但并不是在所有時刻，人民概念都是空洞的。在活躍著大眾政治和群眾路線的時代，人民是一個具有豐富活力的政治范疇，它的空洞化是大眾政治和群眾路線被國家官僚政治取代的結果，亦即去政治化的結果。我在這里重提人民概念并不是要將人民概念與更為流行的公民概念對立起來，恰恰相反，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人民與公民這兩個范疇之間的政治聯系。公民的政治并不等同于以個人為主體的政治，它應該同時也是大眾的和社會的政治，從而也是人民的政治。在民族區域，它還應該包含民族平等的政治的內含。在20世紀，進步政黨提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角色，并不只是基于工人階級或工人群體的自身利益，而是認為這一階級的使命具有超越自身利益的普遍意義，它必然也是人民的政治，亦即每一個公民的政治。人民的政治在國家權利體系中的表達是真正的平等政治。平等的政治不同于扶貧的政治，不同于減少貧窮的國家目標，它包含了關于政治的前提和動力的思考。關于平等的政治的多方面內涵，我在《代表性斷裂：再問什么的平等》中曾做了分析，這里就不贅述了。

　　我們今天的社會分層研究可以很快分析出某些階層的利益所在，卻分析不出普遍利益何在。這是實證主義的方法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未來的政治是否會向積極方向發展，關鍵在于能否從社會變化內部找到那些代表未來的潛在力量。這個潛在的力量是普遍的。潛在是未來的當下形式。討論"重建代表性"也就是挖掘這個被壓抑的潛在的普遍性，這一討論本身也是為了未來的斗爭。任何一種政治體制只有在它能夠創造出普遍性時，即它可以代表普遍利益的時候，才具有代表性。因此，重建代表性的過程也是創造普遍性的過程。我對現在高談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不感興趣，而對文化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更感興趣。我們還能否像二十世紀那樣，通過文化的范疇，研究今天社會構造正在發生的變遷，分析其可能展開的方向，重新界定政治范疇，并從當代中國與世界的發展態勢內部發掘出可以代表未來的普遍性呢?這是一個必須提出的問題，也是一個無法逃避的挑戰。

　　二十世紀是一個預言，一個旋即陷入危機的預言。但是，這個預言很可能也是一種被壓抑的可能性。重提二十世紀的文化與政治遺產，不是簡單地回到那些如今已經過時的實踐，而是發掘其蘊含著普遍性或未來的潛力。這種被壓抑的潛力以一種未來的形式提示我們，回到十九世紀的舊政治并不是我們的出路。

　　來源:人文與社會;本文原題為《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機與"后政黨的政治"》，系汪暉先生根據2012年7月10日本刊編輯的訪談整理而成。原文發表于《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此版本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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