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的新趨勢

　　鄭杭生1 黃家亮1，2

　　(1.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2.北京科技大學社會學系，北京100083)

　　一、 小引：以“頂天立地”的境界把握我國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的規律性

　　黨的十六大以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逐漸成為我們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的重要任務。當前，如何提高新形勢下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的科學化水平，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的一個重大戰略性命題。近年來，全國各地都在結合自身實情積極探索對這一難題的破解之道，并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現在社會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用“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 ①、站在“理論自覺、理論自信”的高度，來看待、研究這一問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國的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積淀、有著13億7千萬人口、有著960萬平方公里廣袤國土這樣一個“巨型社會主義國家”中進行的偉大實踐。多年來，筆者一直倡導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研究一定要遵循“立足現實、提煉現實;開發傳統，超越傳統;借鑒國外，跳出國外;創新話語，創造特色”②的學術道路，要有“頂天立地”的治學境界。所謂“頂天”就是站在世界學術的前沿，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識;所謂“立地”就是深入中國實踐的基層，要具有本土立場和草根精神;只有“立地”，才能真正“頂天”;也只有“頂天”，才能更好“立地”③。

　　本著以上考慮，從2006年起，筆者帶領學術團隊在全國十多個城市展開了深入系統的實地調查，形成了“當代中國城市社會發展實地調查研究系列叢書”和“中國特色和諧社區建設系列調查研究報告”兩套叢書，相應的也形成了兩個系列的數據資源庫。目前，前一個系列的叢書已經出版了杭州城市卷、鄭州城市卷、北京部門卷，南海城鄉卷已經在出版中，很快就能面世;后一個系列的叢書，已經出版了鄭州社區卷、廣州深圳卷、上城社區卷和上城追蹤卷。除了以上8卷涉及的城市外，筆者還比較系統的調查了一些地方的城市發展或社區建設。這兩個系列調查雖然是針對我國社會中間(地方和部門)和基層(社區)兩個層次的綜合性調查，但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的內容一直是調查的核心內容之一。在調查中，我們也逐漸領會到了我國社會管理和社區建設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目前，這兩個系列的調查還在繼續推進當中，我們希望將來能夠在這些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的理論體系。

　　二、二維視野下我國社會管理與社區治理的新形勢

　　我國的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是在整個社會的現代性變遷這一大背景下開展的，是針對社會現代性變遷所帶來的危機和挑戰而提出的。究竟如何把握我國社會的現代性變遷，筆者和楊敏教授曾提出過“實踐結構社會學理論的二維視野和雙側分析”的理路和視角，認為當今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著的一系列結構性巨變是現代性全球之旅的長波進程和本土社會轉型的特殊脈動這兩股力量交織紐結而產生的現實結果，因此，對其進行分析時，必須同時關照全球視野與本土特質這兩個維度④。從這二維視野來看，當前，我國的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正面臨著極其復雜的社會背景和新問題、新矛盾和新風險。注意突出地表現為四個方面。

　　（一）利益主體和利益訴求日趨多元導致社會矛盾日益復雜，如何統籌兼顧多元利益考驗著政府和社會駕馭復雜局面的智慧

　　從全球視野來看，一般地說，當人均GDP進入1000—3000美元時期，各國社會都會面對不協調因素的活躍期和社會矛盾的多發期，這也是社會矛盾最易激化和惡化的高風險期。這一時期的不協調因素和社會矛盾主要表現為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從本土特質來看，中國社會當前正處在快速轉型過程中，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的相互交織加劇了社會分化的趨勢，利益多元化格局鮮明地擺在人們面前。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社會矛盾幾乎都涉及不同的利益關系和利益訴求。從“三失”(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破產引發的職工下崗失業、農村土地征用造成的農民失地、城市房屋拆遷導致的居民失房)引發的大量社會沖突，到流動人口、弱勢群體利益維護問題引起的大量社會矛盾，到本地人和外地人差別隱藏的諸多社會風險，情況都是如此。

　　這里以我們最近在廣東南海等發達地區調查所看到的農村股權分紅引起的激烈沖突為例，這一個區一年可分紅的資金達到幾十個億，已有分紅權的那部分人要防止沒有分紅權的人進來，沒有分紅權的人要想各種辦法進去。他們都抓住了政府的軟肋——怕群眾上訪，沒有分紅的上訪，已有分紅的也上訪。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外嫁女”及其子女問題(原來嫁出去了，現在要回來分紅)，還有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老兵、農村中自理糧和農轉非人員、知青及其子女、高等院校畢業生、“違計人員”⑤等等群體，他們都是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失去了村里的戶口，被排斥在分紅范圍外，他們為了討回自己的分紅權，常年上訪、甚至通過發生暴力沖突事件。整個南海區被股份分紅權分割為沖突嚴重的不同利益群體，經濟越發展，這里的利益沖突就越激烈。南海的現狀是未來中國的一個縮影，表明了我國當前多元化的社會利益格局下各主體利益訴求內容的異質性和多樣性、訴求行動的動態性和不確定性、訴求方式的競爭性和博弈性。這樣的多元利益格局如何實現統籌兼顧，絕對不是簡單的問題。

　　（二）群眾的權利意識迅速崛起導致政府權威的降低，如何做好新時期的群眾工作考驗著政府贏得群眾信任的能力

　　習近平同志強調“群眾工作是社會管理基礎性經常性根本性工作”⑥、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⑦。然而，當前群眾工作的難度已經大大提高了，一些地方政府與群眾的關系也不那么融洽了。從全球視野來看，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福柯、利奧塔、布迪厄等一大批社會學家都意識到個體意識在全球范圍內的覺醒，對個體性格、個體體驗、個體權利的特別強調逐漸成為一個時代的特色，以至他們驚呼以理性化為特征的現代性社會的終結和以個體意識為特征的“后現代社會”的來臨。從本土特質來看，在中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市場機制無所不在的滲透，個體意識的崛起也是一個明顯的趨勢。我們曾把它概括為“集體化社會”日漸萎縮，“個體化社會”不斷興起。主要表現為：第一，個體的產權意識逐漸增強，特別是在住房問題上，人們通過市場取得的房產權是外人不可侵犯的，同時，人們在取得房產時也取得了要求社區提供相應服務的權利，如果這種服務沒有很好的提供就很容易產生糾紛，近年來大量出現的物業糾紛就是這樣產生的。第二，人們的環境意識明顯增強，甚至可以說進入“社會環境敏感期”⑧，一旦聽到政府想上馬可能對環境有污染的項目就會起來維權，甚至用極端的方式強迫政府取消項目，最近的“什邡事件”和“啟東事件”就是這樣的案例。稍早前，還有廈門和大連的“PX事件”、上海的“磁懸浮事件”等等。第三，個體的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區分越來越清楚。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限于公共空間、角色行為的來往。第四，個體的民主參與意識將逐漸增強。總之，隨著群眾權利意識的迅速崛起，他們對公權力不再是無條件地服從了，動不動就會與政府發生沖突。而在這一次次的沖突中，群眾對政府信任度逐漸降低了。

　　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值得特別警惕的現象，就是群眾的“老不信”心態，就是說無論政府說什么、做什么，部分群眾總是不信任、不相信。民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蔡永飛曾將這種出現現象的原因歸結為七種心態——社會焦慮、不公平感、思維慣性、情感轉移、情緒發泄、從眾心理、逆反心理⑨。從根本上看，這反映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出現了問題，這種現象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話，就會出現所謂的“塔西佗陷阱”的惡性循環。所謂“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講，就是指當公權力遭遇公信力危機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⑩。筆者曾指出：“現在我們許多干部都覺得治理社會比過去難多了。為什么難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種非常可貴的社會資源。老百姓信任，即使社會政策考慮不周全，也能彌補，有矛盾也好解決，大矛盾化解為小矛盾，小矛盾化解為和諧相處;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會政策也難以貫徹，不大的矛盾也難化解，小矛盾甚至被激化為大矛盾。這就是說，魚水關系好辦事，油水關系難辦事，水火關系要壞事。所以，現在，重建社會信任的問題，尖銳而迫切地擺在了我們面前。”

　　（三）風險社會的特征日益凸顯導致社會安全感下降，如何應對各種類型的風險考驗著政府和社會應急管理的能力

　　從全球視野來看，“在發達現代性中，財富的社會生產系統地伴隨著風險的社會生產。相應地，與短缺社會的分配相關的問題和沖突，同科技發展所產生的風險的生產、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問題和沖突相重疊”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高科技的應用，現代社會必然是充滿風險的社會，以至于有社會學家說：“古典現代性階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級現代性階段的理想則是安全”。而從本土特質來看，對于中國社會來說，“風險社會”的內涵則更為復雜：一方面，是來自“當代到處存在的不穩定性”所帶來的“人類困境”，如SARS、甲型H1N1流感那樣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時到來的恐怖威脅，全球性的認同危機等;另一方面，則是更大程度上來自中國自身的社會轉型帶來的“個體安全”問題，包括“現實困境”和“未來威脅”兩個方面。

　　“現實困境”是個人生活中已經遇到的實際困難或問題，如貧困、失業、失房、失地，黨群、干群、勞資關系的不協調或緊張，社會不公平、社會治安不力等，這些都嚴重地影響了社會成員的安全感。在當前，“現實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又集中在收入分配和財富占有問題上。“未來恐懼”是指可能對個人生活造成的威脅，因為風險本身就是一個超前性、非事實性概念，是未來可能發生的對人類安全的威脅。目前我國社會處在劇烈變遷的時期，各種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因素容易被激發，社會成員對風險的潛在威脅也很敏感。譬如，公共突發事件(公共衛生事件、生產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水污染等)造成的恐慌，資源短缺(“電荒”、“煤荒”、“油荒”、“水荒”等)引發的各種緊張現象，公共物品(如教育、銀行、通訊、交通、醫療等)的漲價，個人生活中可能發生的非預期性事件(如失業、意外傷害、疾病、殘疾)，以及個人退休后的生活質量和養老負擔等，這些潛在威脅都有可能降低安全指數，導致社會成員的“預期性焦慮”。如何應對以上種種社會風險，緩解“人類困境”、“現實困境”、“未來恐懼”等多重壓力，給人們足夠的安全感，是我國社會管理與社區治理要面臨的重大問題。

　　（四）信息化、網絡化時代的來臨導致的雙刃劍效應，考驗著政府和社會如何駕馭虛擬社會、如何與時俱進的創新能力

　　“數字化生存”已成為信息時代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而且，正如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說：“作為一種歷史趨勢，信息時代的支配性功能與過程日益以網絡組織起來。網絡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性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 網絡“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出生、生活、學習、工作、生產、消費、夢想、奮斗或是死亡的方式。” 因此，他將現代社會稱為網絡社會(the network society)。信息化、網絡化的發展趨勢完全改變了傳統上的時空內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幾乎終結的同時，對時間限制的突破也達到了極致，社會事件更為頻繁地從特定時空形式以及組織實體中抽脫出來，社會關系日益與“面對面的互動情勢”相分離。這使得當代社會生活更趨向迅速流變、動蕩不居。我們在理論上將這種狀況描述為“輕盈”、“靈動”、“流暢”等等。在這種趨勢下，社會現象往往是“無形無像無痕”的，一些難以察覺的跡象可以快速擴散蔓延，發展成為重大的社會事件，因而這一過程也更難以預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是，各種失諧因素極易得到激活，形成社會矛盾甚至導致社會動蕩。

　　目前，我國的微博用戶已達3億，網民高達5億。網絡使個人領域社會化，私人領域公開化，甚至使隱私領域公眾化，一旦有違背規則、違背公德的事件被曝光上網，就會觸發網絡上敏感而興奮的“神經”，經過網絡媒體的裂變式互動傳播就會在極短的時間內發送至每一個網絡終端，形成網絡社會現場圍觀，并很快造成失控局面。因此，有人提出，領導干部要學會在“玻璃房”中工作。我們看到，近些年來的群體性事件當中，手機、網絡等新技術手段推波助瀾作用不可小覷，最近的“什邡事件”和“啟東事件”，都是在網絡的現場直播下發生的。在信息化、網絡化時代，同時，我們也看到，在最近北京的“7.21”洪澇災害中，網友們也自發組織私家車隊到首都機場去義務接送被困的乘客。

　　可見，信息化、網絡化是一把“雙刃劍”，應用得好是可以造福人類，但控制不當，也會加劇社會的失序。在作為各種思潮匯集點的當今中國社會，在價值觀多元開放的時代，在市場經濟陌生人的世界，這種雙刃劍效應更是如此。敢于用、善于用，網絡就能對社會生活起到積極的作用，如增進社會凝聚力、社會和諧;不敢用、害怕用、消極防御，不會用、不善用、或用得不得法、不得體，它就可能對社會生活起到消極作用，甚至破壞作用，如惡化社會心態，為錯誤思潮的放大推波助瀾等。網絡對共產黨的執政來說，同樣是柄雙刃劍。我們的黨員干部，特別是基層的黨員干部，要是敢于用、善于用，就能把事實真相及時告訴群眾，化解許多因為群眾不了解情況而引起的誤解、矛盾。例如，我們在實地調查中，碰到一位區委書記——他是一位敢于用博客、微博，善于用博客、微博的領導，在他帶動下，該區形成了利用政務微博推動政民互動的良好局面。我們團隊調研時，正好碰到在他們轄區發生一件引起全國網民關注的事件。那位書記在自己的博客、微博上說明事件的真實情況，說明區委區政府對待事件的態度以及采取的措施。這就在第一時間發布了真實消息。如果不是這樣，那么這個事件就可能在半天時間內在不真實消息基礎上迅速發酵，造成難以挽回的惡劣影響。

　　三、實踐創新中顯示的我國社會管理與社區治理新趨勢

　　正是在應對以上各種時代挑戰和考驗過程中，各地開展了豐富多樣的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實踐，較為明顯地呈現出以下五種新的發展趨勢，可以概括為“五化”，即體制復合化、方式多元化、手段藝術化、機制科學化、城鄉一體化。

　　（一）合作共治與復合治理：社會管理與社區治理體制的復合化

　　體制問題是制約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最為根本性的問題，所以各地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實踐都企圖尋求體制上的突破。綜觀各地近年來的創新實踐，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從行政力量的一元化管理或單一部門的碎片化治理轉向多元主體的合作共治與復合治理。這是與西方理論所倡導的國家與社會的對立所不同的。

　　1.從政府的行政化管理到“政府—市場—社會”合作共治

　　我國過去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體制的一個根本性缺陷就是政府一家獨大，市場和社會的力量極為薄弱，甚至缺席，這導致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的過度行政化。就社會管理來說，過度行政化使得社會資源配置模式過于單一，導致整個社會的僵化和低效化，而且在社會沖突中把自身置于矛盾的焦點地位、引火燒身。就社區治理來說，過度行政化，不僅影響了社區資源的配置效率，而且與社區居委會自治組織的法律定位背道而馳。所謂合作共治，主要是指在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過程中，充分發揮政府、市場、社會三大部門各種組織的優勢，使它們形成合力，共同管理社會和社區公共事務。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杭州市近年來開展的社會復合主體實踐和各地開展的社區去行政化實踐。

　　構建社會復合主體是杭州市提出的城市發展的整體戰略。其基本做法就是在城市發展中，構建一個個由多個、多層、多界和多域行為主體聯合或結合而成的復合型社會組織。具體說就是以推進社會性項目建設、知識創業、事業發展為目的，社會效益與經營運作相統一，由黨政界、知識界、行業界、媒體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員共同參與、主動關聯而形成的多層架構、網狀聯結、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新型創業主體。我們曾經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全面的剖析：認為從基本內涵來說，所謂“社會復合主體”是指，在行動過程中，多個社會主體形成相互關聯，其各自的主體性發生重疊或復合，使得這些原本不同的多個社會主體成為一個社會主體，也即社會復合主體。社會復合主體的外延是指，社會主體的復合性所呈現出的各種具體性，這些具體性表現了社會主體復合性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譬如，社會復合主體的成分復合、結構性復合、功能性復合、機制性復合、結構性與功能性復合、功能性與機制性復合等多樣性，以及社會主體復合的程度、形式、目標、效果等差異性。培育社會復合主體是社會運行和社會組織結構的重大創新，是經濟運行和社會創業機制的重大創新，是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治理的重大創新，是形成和諧社會主體建設的“杭州模式”。

　　圍繞著社區去行政化和增強社區的自治功能，各地展開了豐富的實踐探索，一個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在社區設立服務平臺(有社區工作站、社區服務中心、社區服務站、社區事務代辦站、社區居民事務辦理站等不同叫法)，并在此基礎上構建黨組織、居委會、服務站、社區社會組織、社區居民、轄區單位等社區內各主體協調合作、各盡所能的社區復合治理體系，讓它們共同提供社區公共服務、優化社區秩序，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如北京市按照“一分、三定、兩目標”的總體思路，理順了社區黨組織、居委會、行政組織之間的關系，實現了“把自治的部分還給自治組織”和“把行政的部分還給行政組織”。杭州上城區倡導的社區治理中的“大黨建”、“大服務”、“大治安”、“大信訪”、“大調解”、“大穩定”，“大文化”等模式，以及“三位一體”的社區管理模式、“協和式自治民主”的社區自治思路、“三個聯動”和“九力合一”的社區運作機制、“333+X社區大服務體系”等都非常清晰地體現了合作共治和復合治理的理念。

　　2.復合治理：從“碎片化政府”到“整體型政府”

　　所謂政府管理的“碎片化”(fragmented)，是指政府部門內部各類業務間分割、一級政府各部門間分割以及各地方政府間分割的狀況。韋伯的分析已經表明，現代政府必然是基于專業分工原則的科層制模式。但是，過細的職責分工和機構分割又必然導致了政府職責交叉、多頭指揮、流程破碎、本位主義、效能低下、無人負責等碎片化弊病：第一，分工過細導致流程破碎、組織僵化。第二，部門林立導致本位主義、互相推諉、整體效率低下等現象。第三，管理驅動導致服務意識不強、服務效能不高。正是基于對這些問題的反思，西方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整體型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理念。“整體型政府”是相對于之前所流行的“碎片化政府”(fragmented government)來說的，按照克利斯托弗·波利特(Christoppher Pollit)的經典概括，“整體型政府”的深刻內涵是“排除相互破壞與腐蝕的政策情境，更好地聯合使用稀缺資源，促使某一政策領域中不同利益主體團結協作，為公民提供無縫隙而非分離的服務”。構建“整體型政府”需要從機構、業務流程、信息資源、服務與溝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政府在這方面也進行了積極探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南海區的鎮(街)綜治維穩信訪中心。

　　基層治理的碎片化是影響社會矛盾有效解決的重要原因。因為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集聚性和傳導性，一個小的矛盾錯過了最佳化解時期，就有可能變成大的矛盾，甚至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當前，我國利益糾紛以井噴式的速度大量涌現，需要政府快速作出回應，以把矛盾遏制在萌芽狀態，但我國基層矛盾處理機構則是條塊分割嚴重、力量分散，造成“領導批來批去、部門推來推去、問題轉來轉去、群眾跑來跑去”的現象。這種狀況不僅使每一個部門陷入單兵作戰、管理手段單一的困境，而且容易貽誤矛盾化解的最佳時機，不僅不能及時化解老百姓心目中的怨氣，反而使其更加激化，使一些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個體問題演變成群體問題、群體問題演變成社會問題。要提高基層治理的效率，就必須對這一傳統治理模式進行體制機制方面的創新，以把有限的基層治理資源有效整合起來，發揮最大功能的綜合效應，形成一種多元主體合作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南海鎮(街)綜治信訪維穩中心建設正是在這方面進行了創新。

　　所謂鎮(街)綜治信訪維穩中心，就是將綜治、信訪、司法、勞動等多個部門的工作人員集中到綜治信訪維穩中心統一辦公，為群眾提供“一站式”高效服務。中心一般分為接訪廳、調解室、聯席會議室、辦公室四大功能區，各部門相關人員在接訪廳統一接訪、現場進行案件分流，然后現場安排相關人員進行調解，如果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現場召開聯席會議解決，能當場調解結案的當場調解結案，不能當場調解結案的，由中心值班領導視個案性質分流給相關職能部門辦理并督辦反饋結果。這樣，真正實現了“四個一”的運作方式，即“一個窗口服務群眾、一個平臺受理反饋、一個流程調解到底、一個機制考核監督”。通過綜治信訪維穩中心建設，南海區實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整合：首先，通過建立以聯合為特征的組織結構形式，實現了基層治理的機構整合;其次，實現了信息資源的整合;再次，實現了服務和溝通渠道的整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通過再造以協同為特征的行政流程，實現了業務的整合。南海區綜治信訪維穩中心之所以能夠高效運行，有效實現政府各部門的業務整合關鍵在于其實現了行政流程的再造，圍繞公眾的服務請求政府各部門、上下級和崗位之間形成相互咬合、自行調節運行的“服務鏈”，具體來說就是他們建立起了統一的矛盾糾紛的“扇形”調解流程圖。通過現場調解、分流調解、職能部門調解、綜治辦主任牽頭聯合調解、仲裁或訴訟過程調解等“六步工作法”，使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得到有機銜接，實現了群眾訴求的“一條龍”服務。

　　（二）類型分化與分類治理：社會管理與社區治理方式的多元化

　　綜觀我國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實踐，在多元主體合作共治和復合治理的總體原則之下，根據治理對象的類型差異進行分類治理是一個突出特征。這主要表現在對不同社會組織的分類管理和對不同社區的分類治理上。

　　1.社會組織的分類管理

　　有學者用“分類控制”這一概念來概括國家對社會組織的管理策略，認為“政府為了自身利益，根據社會組織的挑戰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對不同的社會組織采取不同的控制”。我們調查發現，在實際運作中，政府通常將社會組織劃分為若干類型，對其進行分類管理。如深圳市將社會組織分為公益慈善類、社區服務類、文化體育類、促進就業類和維權類五種類型，對前四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尤其是社區民間養老服務機構是通過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其發展，對維權類組織則重點是規范限制其發展。又如北京明確提出社會組織分級管理、分類負責，重點培育公益類、服務類社會組織，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涉外活動和網上社會組織的監管，嚴厲打擊非法社會組織及違法活動。對工商經濟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等四類社會組織實行民政部門直接登記，由民政部門協調聯系業務主管單位，基本解決了社會組織找業務主管單位難的問題。同時，民政部門建立“一口審批”綠色通道，完善首問負責、一次性告知等服務承諾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將受理社會組織成立審批的時間從法定的60日縮短為10日。同時，政府通過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制度，以項目合作的方式，廣泛開展社會組織服務民生行動，開辟了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社區治理的新模式。

　　2.社區的分類治理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社區的類型非常復雜，不同類型社區之間在人口結構、人際關系、資源結構、文化積淀等方面的差異很大，很難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式來對所有的社區進行治理，更不用說把西方社區的治理模式簡單移植過來。因此，分類治理成為我國社區治理的必然選擇。從大的方面，可將我國社區分為城市社區、農村社區、城中村社區、城鄉接合部社區等四種類型。而城市社區又可分為傳統式街坊社區(老居民區社區)、單一式單位社區(單位型社區)、演替式邊緣社區(村居混雜社區)、新型住宅小區社區等不同類型。農村社區又可分為一村一社區、一村多社區(自然村)等不同類型。當前，我國社區治理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探索針對不同類型社區的不同治理方式。

　　（三）剛柔并濟與情理法兼顧：社會管理與社區治理手段的藝術化

　　社會管理作為一種服務、協調、組織、監控的過程和活動,本來就應該是剛性管理與柔性管理相結合的。其中除了監控以剛性管理為主外,服務、協調、組織都是以柔性為主的。當前，我國社會矛盾空前尖銳，“燃點多”、“燃點低”，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難以控制的局面，因此，要尤其強調剛柔并濟。這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矛盾化解中的情理法兼顧

　　矛盾糾紛化解是一門藝術。在這一過程要防止兩個極端：

　　第一，無原則的妥協。當前，由于我國自上而下的壓力型體制以及維穩問題一票否決制的政績考核制度等原因，基層官員壓力非常大，總是害怕“出事”，尤其害怕越級上訪和群體性事件;而老百姓在掌握政府這個“軟肋”之后，反而更加偏好通過“鬧事”和上訪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基層政府為了“不出事”往往選擇“和稀泥”，甚至無原則的妥協，通過花錢來買“擺平”，即“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來解決”，這種行為取向反過來又鼓勵了群眾用“鬧”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于是，基層治理陷入了“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惡性循環。從長遠來看，這種花錢買穩定的做法是極不可取的，它直接損害了政府的威信，也惡化了基層的秩序生態，讓守紀守法的老實人吃虧。

　　第二，粗暴機械地執法。有些地方官員不考慮老百姓的接受程度，強行推行政府的意志，即使是老百姓處于理虧的一方，這種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因為它造成了矛盾的激化。正確的做法應該做到情理法兼顧，不僅要合法、而且要合情合理，讓老百姓心服口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海的“外嫁女”糾紛。按照國家法律，這些“外嫁女”可以選擇把戶籍保留在娘家，繼續從娘家村莊分紅，而且，其子女也可以選擇戶籍隨母，從而也享有娘家的分紅權;但是，按照我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和認知模式，“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婦女一旦嫁出村就不再是村里的人了，其在本村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都會自動解除，所以她不再享有在本村分紅的權利了，更毋庸說其外姓的子女了。對于這些傳統習俗，絕大多數群眾是認同的，不少“外嫁女”的家人甚至這些“外嫁女”本人也是認同的，而且，在不少村莊，這些習俗還通過村民大會上升為村規民約了。老百姓的傳統觀念很難一朝一夕就改變，這時候，如果粗暴的按照現代法律來執行的話，成本會非常高，甚至可能激起群體性事件。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須采用更加藝術的手段，更多地運用群眾路線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務的方式，教育、協商、疏導的方式，來化解社會矛盾，做到情理法兼顧。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筆者過去常舉的武漢按照“依法行政、友情操作”的理念開展的取締“麻木”實踐，既在短時間內成功實現了“禁麻”的目標，又兼顧到了“麻木主”這一弱勢群體，以及社會公眾的利益。

　　2.從社會成員“無感增長”轉向“有感發展”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國的綜合國力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國富”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然而，近些年來，另外一種趨勢也越來越明顯，那就是普通老百姓所得的實惠與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越來越不成正比例，相當大一部分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并沒有得到明顯提高。相反，人們感受到的是市場經濟陌生人世界中的冷漠無情，價值觀開放多元時代里的分歧紛爭，社會分化加劇情勢下公平正義缺失，社會重心下移情況下民生舉步艱難，濫用自然資源造成的生態環境惡化，三大部門關系的越位錯位缺位虛位，等等。所有這些都影響居民安居樂業，造成生活幸福感不強，似乎經濟增長與己無關，甚至相當多成員有“被增長”的感覺。這就是所謂的社會成員的“無感增長”。綜觀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執政黨和政府的社會政策如果不給老百姓實惠或少給老百姓實惠,社會就不可能和諧穩定。單靠剛性的強力的手段來維穩,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維穩,群體性事件越多的困境。必須有新的治本的思路。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別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弱勢群體的收入，以實現從社會成員的“無感增長”向“有感發展”的轉變。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的“大民政”實踐。

　　所謂“大民政”，一個重要的涵義就是擴大傳統民政的覆蓋范圍，推進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建設，使民生事業惠及每一個社會成員，特別是老弱病殘等弱勢人群、農村人群、外來人群。近幾年來，北京市在“大民政”理念的指引下，出臺了200多項惠民政策，每一項都需要投入。例如，就北京市65歲以上城鄉居民享受公交免費、公園免費這一項就要支出82億。其實，財政的錢是留不住的，不是花在這，就是花在那，而最值得的是花在普通百姓身上，減少或推遲那些與民生無關或關系不大的開支。當然，這也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并且把有限的錢用好。現在的問題，不是不能做，而是沒有想到做或不想做。想做，就會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標準。北京大民政兩年多來的實踐已取得了效果證明了這一點。“大民政”實際上是一種大管理，是一種治本維穩的社會管理，同時也是一種柔性的社會管理。加大民生投入是對社會管理從“以剛性管理為主”向柔性管理為主推進的一種強有力的支撐。

　　3.注重思想引導和共識凝聚

　　社會的柔性化管理還有賴于老百姓對主流價值觀的認同和共識的形成。當前，制約我國社會管理水平提高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社會共識的缺失，用迪爾凱姆的概念來說就是社會失范。在一個失范的社會中，建立社會秩序是很困難的。因此，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都不是單一的和孤立的，還依賴于文化建設等其它方面的努力。目前，社會各界都開始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如近年來，中央開始大力倡導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進文化建設;各地方、各部門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價值，如軍隊系統確立起了“忠誠于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獻身使命、崇尚榮譽”的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政法系統提煉出了“忠誠、為民、公正、廉潔”的核心價值觀，北京市提煉出了“愛國、創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北京市民政系統提煉出了“民本、務實、平等、奉獻”的首都民政隊伍核心價值觀。武漢提出了“敢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漢精神。當然，一個社會的共識凝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長期艱辛的努力。

　　（四）信息化管理與網絡化治理：社會管理與社區治理機制的科學化

　　正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那樣，信息化、網絡化是我國當前開展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的一個重要時代背景。

　　1.信息化、網絡化時代對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提出的命題

　　隨著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在中國社會的迅速普及，如何在信息化、網絡化時代進行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這一問題越來越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這實際上是由兩個相關的命題所組成：

　　第一，如何應對信息化、特別是網絡化帶來的挑戰。對社會管理來說，互聯網增加了社會管理的難度，使得社會管理不僅要面對現實世界，還要面對虛擬世界，要面對數以億計的匿名網民。近幾年，隨著博客、人人網、微博等網絡社交平臺的興起，中國社會已經快速步入“自媒體時代”，每個人都擁有信息發布權和話語權，政府稍有錯誤就會成為網友嘲弄、責罵的對象。而且，由于網絡的匿名性，使得網絡上的各種信息、觀點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一旦發生了突發性事件，網絡謠言滿天飛。這都增加了社會管理的難度。對于社區治理來說，英國社會學家馬丁·阿爾布勞(M.Albrow)所說的“脫域的共同體”(disembeded community)問題，美國社會學家尼葛洛龐帝所說的“數字化生存”或我們經常所說的“網絡化生存”帶來人際關系的冷漠化，等等，都對社區共同體的治理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第二，如何利用信息化、特別是網絡化對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所帶來的機遇。信息化、網絡化可以提高資源整合的效率、增加溝通的便捷性。如果應用得當，能夠大大提高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的水平。如近年來，全國各地普遍流行“政務微博”——據統計，截止到2012年8月，通過新浪微博認證的各領域政府機構及官員微博已超過45000家，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開微博是一個大趨勢，這是踐行陽光黨務、政務，增加政府公信力的一個有效途徑，而且還能促使政府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使執政理念向執政為民方向轉變，成為“網絡時代新群眾路線”的載體。

　　2.虛擬社區與智慧城市建設

　　在創新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過程中，不斷探索和嘗試管理和服務的新技術、新手段，打造與實體社區相對應的虛擬社區以及以數字化、感知化、互聯化、智能化為特征的智慧城市已經成為各地近年來的一個突出亮點。如我們調查的杭州上城區，在這方面就是典型。

　　上城區在社區建設中，通過構建“二化四網六平臺”為主要內容的社區信息化體系，形成了實體維度的社區與虛擬維度的社區的有機統一。“二化”是指社區管理信息化和社區服務信息化;“四網”是指“e家人”社區事務管理網、社區電腦服務網、社區電視服務網、社區電話服務網;“六平臺”是指社區事務管理平臺、居民互動網絡平臺、公共服務信息平臺、社會志愿服務平臺、居家養老服務平臺、為民服務聯盟平臺。“二化”是思想理念，四網是發展基石，六平臺是推動條件，通過“二化四網六平臺”，最終達到的目標就是任何人(Any one)、在任何時候(Any time)和任何地點(Any where)，通過任何方式(Any way)得到任何的服務(Any service)的“5A”社區服務目標。應該說，這整個架構的設計是非常嚴密、自成一體的，不僅開發了新的網絡系統，也將上城區已有的信息化資源都整合起來了;不僅實現了社區管理的信息化，大大提高了社區管理的效率，也實現了社區服務的信息化，大大提高了服務的質量;不僅體現了尖端的科學思維，也處處散發著人性的光輝。此后，上城區又不斷把更為高端的信息化、數字化技術引入到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之中。如推廣“生命旅程”軟件，這一軟件以人生的整個歷程為主線，按照少年、青年、壯年、老年四個生命年齡階段和公共服務、自助互助服務、便民利民服務、服務信息需求四個類型，提供了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所需的幾乎所有辦事程序。最近，他們還開展了構建全媒體信息家庭新生活工程，以電腦網絡、電視網絡、電話網、城市寬帶網為依托，打造三網融合、“天地合一”(有線與無線合一)的全媒體信息家庭新生活。

　　除上城外，在我們調查所收集的案例中，利用信息化技術推進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的案例還非常多，如佛山市提出建設“智慧佛山”的口號、寧波市成立了專門的機構推進智慧城市建設，鄭州則提出要建設“三化兩型”城市，即現代化、國際化、信息化與創新型、生態型。又如北京市的清華園街道在推進社區信息化建設方面也非常具有新意，96156社區信息化服務平臺則在整合社區資源方面做得比較成功，東城區則在推進社區的網格化管理方面具有開創性貢獻。

　　（五）城市治理與鄉村治理：社會管理與社區治理的城鄉一體化

　　長期以來，我國城市和鄉村是一種二元分割的格局，二者在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體制上都有很大的差異。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城鄉關系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總的趨勢朝著是城鄉一體化方向發展。在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方面，這種趨勢也比較明顯。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佛山市南海區的農村綜合體制改革和北京市推行的村莊社區化管理實踐。

　　1.農村綜合體制改革

　　由于集體經濟的發達，當前，南海區面臨著一種特殊的城鄉結構，我們可以將其稱為“倒城鄉二元結構”，即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加富裕，人們紛紛爭奪農村戶口——“有車有樓不如農村有一戶口”。而且，由于大量激烈的利益糾紛，使得農村熟人社會發生了異化，出現了“熟人的陌生社會”現象;同時，又由于大量流動人口的涌入和各種利益糾紛的博弈，出現了“陌生人的無序世界”現象。面對種種劇烈的利益糾紛，南海區啟動了農村綜合體制改革，企圖探索一條“城鄉互動、融合并進”的協調發展之路。

　　近年來，南海區通過“村改居”、股權固化、政經分離、構建農村集體資產交易平臺等一系列舉措，逐漸將改革推向深入，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這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就是通過把國家的公共服務覆蓋到農村地區、理順農村體制機制，達到逐漸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

　　2.村莊社區化管理與農村社區管理體制改革

　　雖然，在法律意義上，村莊和城市社區都屬于基層自治組織，但實際上，長期以來，我國城市和農村在基層管理體制上有很大區別。隨著農村社區建設的推進，如何創新農村社區管理體制已成為迫在眉睫的難題。北京市的“村莊社區化管理”試驗，為農村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找到了突破口。

　　所謂“村莊社區化管理”，是指借鑒城市社區管理的模式，對村莊進行管理。這一管理模式最初是在治安管理創新中提出來的。農村大量流動人口的出現，使得既有的治安管理模式已遠遠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如何進行管理模式的創新，以實現有效的社區管理，成了至關重要的難題。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大生莊村最早嘗試了村莊的社區化管理。該村是大興區人口倒掛現象較為嚴重的村之一，有流動人口2400多人，與常住人口比例為7比1。為了應對日益嚴峻的治安問題，大興公安分局于2006年在該村進行了村莊社區化管理試點。此后，全村連續3年實現刑事案件零發案，村內秩序良好。具體措施包括：村莊建圍墻、安街門，封閉不常用的路口，在村莊主要出入口處設立崗亭，人員和車輛持證出入。同時，該村還成立了包含警務站、巡防站、流管站、調解室等多個部門的綜治中心，設立了一套包含全村每一戶每個人基本信息的電子臺賬，村民必須與流管站簽訂安全協議后，才可出租房屋。這一模式的創新管理，提高了村莊管理水平，已經在北京農村地區推廣。

　　目前，農村社區管理體制改革已經在全國鋪開，成為和諧社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舉措包括：第一，治安領域的村莊社區化管理;第二，廣泛建立農村居民自治組織農村社區居委會;第三，成立標準化、一站式服務的農村社區服務站，承接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當然，從總體上來看，這些還處于起步階段，要理順各主體之間的各種復雜關系，從而建立起能夠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消解社會矛盾的農村基層管理體制，還任重而道遠。

　　四、結語

　　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體制改革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經濟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問題是重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在這一個根本問題上，西方的理論無法解釋更無法指導我國的實踐。根據西方流行的理論，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建設一個與國家和市場對抗的公民社會，即讓國家(政府)走開，也讓市場走開，讓“社會”，即“公民社會”、“能動社會”，來主導整個社會的秩序。而我國各地的實踐則表明，將國家與社會對立起來是行不通的，這既不符合中國的現實實踐，又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在西方，國家與社會的緊張關系既是一種歷史常態，也是一個現實困境。在古希臘城邦制度中已經初見端倪，“現代”以后，二者的巨大張力似乎有增無減，一定時期甚至勢同水火。因此，在西方理論中，一直充斥了極端的二元對立，要么為市場張目、為國家立言，要么呼吁保衛社會、解放社會，構建一個完全獨立于國家并具有抗爭和制衡力量的社會，認為這是解決現代社會一切問題的一劑良藥。而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則完全不同。無論是錢穆的“四民社會”概括還是費孝通的“雙軌政治”論述，都表明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并沒有西方理論中所界定的那個獨立于國家的市民社會，相反，國家與民間的理想形態是融合一體、上下整合，而非相互斗爭、彼此消解的。1949年后的30年，中國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上走向了與西方把國家與社會相對立的另一個極端，即把市場和社會都消滅了，一切由國家來主導。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逐漸改變這種局面，建立一種新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型態。在實地調查中，處處都顯示，在中國，“社會”無時無刻不是在處理與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運行著。離開了國家(政府)和市場，社會幾乎寸步難行。相反，凡是國家、市場、社會三者合作得好的地方，社會管理和社區治理也搞得好。而所謂社會自治、社區自治，也只是處理好社會與國家和市場的關系，構建“政府—市場—社會”的合作三維的一個方面，但無疑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方面，其中基層的自治和治理是尤其重要的。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與社區治理是一項方興未艾的偉大實踐，立足于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大背景，以國際視野和世界眼光，對其進行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把分散的經驗材料提升為較為系統的理論觀點、形態，為其提供必要的學理支撐，這是中國社會學義不容辭的使命。反過來，中國社會學也只有這樣做，才能源源不斷地獲得對學科自身發展極其重要的新鮮經驗，切實抓住中國社會變遷賦予我們的理論創新的機遇和挑戰，實現“理論自覺”，把握學術話語權，從而使社會學學科的理論之樹常綠常青，為我們的時代做出相應的學科和學術貢獻。我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加入到這一隊伍中來。

　　注 釋：

　　[1]鄭杭生：《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與中國社會學美好明天——在中國社會學2007學術年會上主題演講》，后以《論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為題發表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1)。

　　[2]鄭杭生：《把“理論自覺”全面落實到中國社會學的各個領域》，在2010年中國社會學會銀川學術年會上的致辭，《寧夏省委黨校學報》即將發表。在這8個短語中，最后兩個短語，有時也表述為“總結‘中國理念’，概括‘中國道路’”。見鄭杭生，《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研究與中國社會學使命——在中國社會學2011年學術年會上的主題演講》， 發表于《社會學研究》2011(4)。兩者的意思和實質是一樣的。

　　[3]鄭杭生：《基層社區調查中應當堅持的準則》，《甘肅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

　　[4]鄭杭生、楊敏：《中國社會轉型與社區制度創新——實踐結構論及其運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5]即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員。

　　[6]習近平：《群眾工作室社會管理基礎性經常性根本性工作》，《共產黨員》，2011(3)下。

　　[7]習近平：《始終堅持和充分發揮黨的獨特優勢》，《求是》，2012(15)。

　　[8]郝洪：《“環境敏感期”的新考題》，《人民日報》，2012年7月30日。

　　[9]蔡永飛：《公眾“老不信”心態分析》，《人民論壇》，2012年6月(中)。

　　[10]張音、張新苗：《網絡語境與創新社會管理：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輿論怪圈》，《人民日報》(2012年6月26日14版)。

　　[11]鄭杭生：《當前我國社會矛盾的新特點及其正確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06(4)。

　　[12](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15頁，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13](美)喬治·瑞澤爾：《后現代社會理論》，96頁，謝立中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14](德)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250頁，上海，三聯書店，2002。

　　楊敏，鄭杭生：《個體安全：關于風險社會的一種方式及研究對策》，載《思想戰線》，2007，(7)。

　　[15](美)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等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該書英文原著出版于1995年。

　　[16](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434頁，夏鑄九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6。

　　[17](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28頁，夏鑄九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6。

　　[18]鄭杭生、楊敏：《社會實踐結構性巨變的若干趨勢——一種社會學分析的新視角》，《社會科學》，2006，(10)。

　　[19]宮秀川：《領導干部要學會在“玻璃房”中工作》，《學習時報》，2012-05-02。

　　[20]王國平：《培育社會復合主體，共建共享生活品質之城》，載《杭州通訊》，2008(2)。

　　[21]鄭杭生、楊敏：《“社會復合主體”的追求：生活中更高品質的創新和創業——社會學視野下“杭州經驗”的理論與實踐》，載于鄭杭生、楊敏等：《“中國經驗”的亮麗篇章——社會學視野下“杭州經驗”的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2]所謂“一分”，就是設立社區服務站，并把社區居委會與社區服務站的職能分開。前者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主要行使自治職能;后者作為街道辦事處在社區設立的工作站點，專門辦理各種公共服務。二者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各司其職、相互配合。所謂“三定”，就是定事、定人、定錢，明確社區居委會和社區服務站的編制、經費、任務，確保人員到位、經費到位、工作到位。所謂“兩目標”，一是把北京的社區建設成為社會主義新型社區;二是培養一支專業化、高素質的社區工作隊伍。參見：鄭杭生、黃家亮，《論我國社區治理的雙重困境與創新之維——基于北京市社區管理體制改革實踐的分析》，《東岳論叢》2012(1)。

　　[23]參見鄭杭生、楊敏、黃家亮等：《中國特色和諧社區建設的“上城模式”實地調查研究——“上城經驗”的一種社會學分析》，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陳微、馬麗華主編，《中國和諧社區——上城模式共建共治共享的333+X社區大服務體系實證研究》，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年版。

　　[24]譚海波、蔡立輝：《論“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徑——“整體型政府”的分析視角》，《社會科學》，2010年第8期。

　　[25]參見譚海波、蔡立輝：《論“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徑——“整體型政府”的分析視角》，《社會科學》，2010年第8期。

　　[26]Christoppher Pollit,“Joined - up Government: a Survey”,Political Studies Review,2003 (1),p.135。

　　[27]本案例的具體分析參見鄭杭生主編：《多元利益訴求統籌兼顧與社會管理創新——來自南海的“中國經驗”》中黃家亮執筆的部分，《利益糾紛化解：情理法交疊的南海基層治理》。

　　[28]韓志明：《公民抗爭行動與治理體系的碎片化——對于鬧大現象的描述與解釋》，《人文雜志》，2012年第3期。

　　[29]張學偉、鄧少君：《創新基層社會管理和維穩體制機制構筑大綜治大調解格局——廣東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省綜治委副主任梁偉發接受中國平安網專訪談廣東省鎮街綜治信訪維穩中心建設》，載于中國平安網http://www.chinapeace.org.cn/paft/2009-11/02/content_87604.htm。

　　[30]康曉光、韓恒：《分類控制：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社會學研究》，2005(6)。

　　[31]鄭杭生主編：《和諧社區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以廣州深圳為例的廣東特色分析》，黨建讀物出版社，2009年。

　　[32]鄭杭生、楊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實踐與“中國經驗”的成長——夯實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經驗”》，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280頁。

　　[33]鄭杭生：《不斷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人民日報》，2011-04-21。

　　[34]詳細分析參見鄭杭生：《減縮代價與增促進步——社會學及其深層理念》，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00頁。

　　[35]鄭杭生、黃家亮：《從社會成員“無感增長”轉向“有感發展”——中國社會轉型新命題及其破解》，《社會科學家》，2012(1)。

　　[36]關于這一案例的詳細分析，參見鄭杭生、楊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實踐與“中國經驗”的成長——夯實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經驗”》，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年版。

　　[37]馬丁·阿爾布勞認為，在全球時代，共同體(community)是沒有地方性的中心的，它已和地點脫鉤，成為“脫域的共同體”。如果想描述在全球化條件下居住在統一區域中人們之間的關系的特點，最好把他們叫做“互不相關的鄰里”。參見(英)馬丁·阿爾布勞，《全球時代：超越現代性之外的國家與社會》，252頁，高湘澤、馮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38]無語鐘：《政務微博——網絡時代的新“群眾路線”》，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6392692.html 。

　　[39]本案例的具體分析參見鄭杭生、楊敏、黃家亮等：《中國特色和諧社區建設的“上城模式”實地調查研究——“上城經驗”的一種社會學分析》，第159-243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版。

　　[40] 詳細介紹和分析參見鄭杭生、楊敏等：《合作共治的“上城模式”——從新型社區邁向創新社會管理的“上城經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2年版，第76-79頁。

　　[41]鄭杭生、趙君、楊敏等：《“三化兩型”城市：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具體體現——以鄭州實地調查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世界圖書出版社，2010年版。

　　詳細介紹和分析參見鄭杭生、楊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實踐與“中國經驗”的成長——夯實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經驗”》，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年版。

　　[42] 對本案例的詳細介紹和分析參見鄭杭生主編：《多元利益訴求統籌兼顧與社會管理創新——來自南海的“中國經驗”》，出版中。

　　[43] 對本案例的詳細介紹和分析參見鄭杭生、楊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實踐與“中國經驗”的成長——夯實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經驗”》，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329頁。

　　[44]關于中西“國家—社會”關系型態差異的詳細分析，參見楊敏：《“國家—社會”的中國理念與“中國經驗”的成長——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創新公共服務和更好社會治理》，《河北學刊》，2011年第2期。

　　基金項目：北京市優秀博士論文指導教師人文社科類項目(YB20101000203)階段性成果，項目主持人：鄭杭生。

　　作者簡介：鄭杭生(1936—)，男，浙江樂清人，中國人民大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一級教授、博導，中國社會學學會名譽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學理論與應用。黃家亮(1980—)，男，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胡政平；校對：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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