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抽選、代表、民主——關于民主運作形式的反思

　　本文根據2012年11月23日復旦大學思想史講習會第二期筆記整理。

　　整理人/ 糖小椒 唐俊超

　　主講人：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

　　主持人:丁耘 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

　　丁：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了著名的政治學家王紹光教授，王教授的履歷我們也不用介紹了，大家也非常熟悉，王教授是我非常欽佩的前輩學者，他既有深厚的專業學養又有現實的敏銳的方法，你們等會兒就會發現。我相信你們通過閱讀這些年王教授的作品，講民主思想，發現他對中國的現實問題，學科內部的問題的犀利的深入的思考。王教授今天為我們帶來的講座的題目是《抽選、代表與民主》，海報上的副標題“關于民主運作形式的反思”不是王紹光老師加的，是我們的宣傳人員為了解釋這三個概念做的一個說明，我們今天的形式是王老師先講四五十分鐘，然后把時間開放給大家提問。

　　王：應該講這個題目，作為組織者也要加一個副標題。因為如果就“抽選、代表、民主”這六個字的話，大家可能不知道要講什么。如果這個話題放在19世紀以前來談的話，我估計大家知道要談什么問題，反倒是19世紀以后不知道。

　　首先第一個談什么叫抽選。這個概念好像沒聽說過，只聽說過選舉。好像選舉是和民主連在一起。什么叫抽選?抽選又跟民主有什么關系?這個問題到了19世紀以后慢慢被遮蔽了，失傳了。現在似乎到了失而復得的時候，抽選跟民主的關系重新拿出來討論，并引入到實際生活中去，要重新思考這么一個失而復得的東西，這是我要講的。

　　標題是抽選、代表、民主，從邏輯關系上講，要想大家明白的話，可能應該先講的是民主、代表、抽選。就是民主跟代表，然后代表跟抽選的關系，大家可能這么理解。但是我又把抽選放在前面，是因為我今天講的重點是抽選，并不是代表本身，并不是民主本身。我覺得代表的概念大家雖然未必很熟悉，但是至少可能比抽選熟悉。民主的概念大家未必真正的了解，但至少了解一部分。而恰恰是抽選可能很多人以前聽都沒聽說過，想也沒有想到過，所以我把它作為重點來講，所以我把它放在前面。

　　民主的基本含義

　　從邏輯上來講，民主最基本的含義，就是按照最原始的含義是ruled by the people，是人民當家作主，是人民來管事情。那么，人民管事情肯定有兩種方式。一個是人民直接的管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跟民主相關的相當重要的一個概念叫自治，自己治理自己，這是直接民主。但是有些時候可能直接民主并不能完全落實，希望其他人幫著人民來治理，這就需要代表。所以當人們不能直接當家作主的話，就要通過他們的代表。問題是代表哪里來?我們現在熟悉的代表們，大家會說很簡單，用選票選出來，這樣選出來的人就叫代表。競選，誰得的選票多，誰就是人民的代表。比如說美國剛剛結束的總統大選，奧巴馬得到的選票，當然不是選舉人選舉選票而是選舉人票多一些，所以奧巴馬就當選了。但是代表產生還有一種可能的方式，就是我今天要講的抽選。

　　抽選不是有人出來競選。而是在座的都是人民，人民當家作主，大家都有份，所以誰出來作為代表，我用抽選的方式來抽，隨機的來抽，抽到誰，誰就是人民代表。這種方式在歷史上怎么回事，我待會兒講。

　　我先講講跟民主相關的中間的一個概念：代表。代表這個概念很多人以為很簡單，比如說選出來的就是代表，但其實沒有那么簡單。我現在舉兩個例子。一個是1960年，美國有個亞里士多德協會，有一個專題討論會，討論的問題是：一個人如何能代表另一個人?比如說我把你選出來了，我選你僅僅是因為你的聲音好聽，你怎么能代表我?我這不是開玩笑。美國為什么有那么多競選的人要故意把聲音培養成帶磁性的男性的聲音，是他們的選舉顧問告訴他們，這樣特別能吸引女性的選票。有的時候選你僅僅是因為你的聲音好聽或是長得比較漂亮，或者你能說會道，你未必能代表我所有的東西，我想要的東西。一個人如何能代表另外一個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哲學問題政治問題。另外一個就是斯坦福的哲學百科全書，網上的百科全書，你去查representation，代表，它這樣講：代表這個概念看起來很簡單，簡單得讓人產生錯覺，每個人似乎都知道它是什么，但沒有人知道它的確切定義。事實上討論這個難以琢磨的概念已經產生了大量的文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定義。所以代表這個概念是非常非常麻煩的，什么叫代表。

　　代表：四種基本類型

　　這位女士(指Hanna Pitkin照片)今年應該差不多有八十多歲九十歲，待會兒我會講，她六十年代寫過一本非常重要的書，叫做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代表的概念》，一整本書討論代表的概念。2004年她又寫了一篇文章叫《代表和民主：一個麻煩的聯姻》。一般人理解這兩個東西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她說是麻煩的聯姻。她自己有個檢討，代表和民主的關系，我早些的研究從來沒有涉及，因為當時我想當然地認為兩者之間的關系確定無疑，就像今天的大多數人一樣。我那時候多多少少把民主與代表劃了等號，或者至少與代議制政府劃了等號。她說她當年，包括她67年寫那本至今非常多人引用的那本書的時候，她是這么寫的。接著她說，在現在的情形下，只有代表能讓民主成為可能，這似乎成了公理，大家都是這么理解的，只有代表才能使民主成為可能，但她的判斷是這個假定不能說完全錯誤，但卻存在著嚴重的誤導，如果人們把它視為公理，只提出技術問題，而非基本理論問題，這種誤導就依然根深蒂固。什么叫技術問題呢?就是用這種方法選舉設立代表不太好，換一種選舉策略，這種選舉制度不太好，選舉制度要講起來非常復雜，有各種各樣的選舉方式，換另外一種。她說僅僅從技術上提出問題還不夠，要深刻地反思這兩個基本概念之間的關系，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今天沒有時間去講為什么不容易。

　　那么我回到她1976年那本書，今天任何政治理論家要討論代表這個概念，都不可避免地要回到這本書，這本書基本上是第一次非常系統地把代表這個概念加以討論，她在這本書里區分了四鐘代表。我不是說她一定是對的她是唯一的，但至少是最有影響的。

　　一種她把它稱作象征性代表，比如說，你在海外突然有一天聽到義勇軍進行曲，你第一個想象的，中國。為什么?義勇軍進行曲有象征性的意義。本來義勇軍進行曲就是個歌曲，如果沒有長時間的熏陶，你可能根本不會把它與中國聯系起來。但是會很奇特，看到國旗，美國的國旗星條旗就代表美國，這是象征性的。這個話題我們不多談，在文學里，在很多地方也有這種概念。

　　第二種是實質性代表。實質性代表就是說，這個人可能跟你沒有什么關系，但他在客觀上代表了你的利益。我們以前講大救星，毛主席不是選出來的，但是很多人認為他是大救星，因為毛主席代表了他的利益。這是一種實質性的東西，它沒有程序上的東西，是實質上的。這個不多講，關鍵是后兩種。

　　一種叫作形式性的代表，你也可以把它叫作程序性的代表，這些人是經過某種法律程序挑選出來的。比如說，你去打官司，你找個律師，你跟律師簽個合同，律師到法庭代表你，這就是一種代表，這是形式上的代表。這個律師在形式上就代表你，他在法庭上說的每句話代表你，法院會依據他的話。他不能反悔說我不代表這個當事人。同樣的議會的議員，通過選舉選出來的，有些國家的總統是通過選舉選出來的。他是履行了法律的，走過了正當的法律程序選出來，他在理論上代表你。這個是形式性的代表，他未必實質上代表你，他可能胡說八道，他可能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但他在形式上還是你的代表。

　　最后一個代表的含義叫作描繪性代表，待會兒我要多強調的代表的含義。這個跟抽選直接掛鉤。什么叫描繪性的代表?就是假如說我們這個房間里有50個男同學，50個女同學，那么我們要抽出一群人來代表這群人的話，這里邊至少應該有50%是男生，50%是女生。再假如說，這群人里邊有20個是少數民族，那我抽出來的代表里至少有20%的人是少數民族。這樣出來的代表就是代表的這個小群體基本上在各種特征上反映了整個人群的特征。所以我們把它叫作縮樣，它是一個縮樣。

　　那么形式上的代表，我現在更細地討論后兩種代表，一種叫形式上的代表。形式上代表的制度就叫代議政府。也就是英文里的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制度上是這樣的。它代表產生的方式是通過普遍的自由的競爭過程。普遍的就是所有人，成年人都有選舉權，你不能因為他的膚色、階級來歧視他，自由的就是不受干預，然后是競爭性的。這樣選出的代表是形式上的代表，它的運作機理是什么呢?它的運作機理是選民用參加選舉的方式，授權給議員以及其他選舉出來的官員，英文叫authorization把權力授給他，我把你選出來，我就授權給你，你代表我們來行使管理國家的義務。另一個反過來的機理是議員以及其他選出來的官員要對選民負責，否則就要承擔不能連選連任的風險，這個叫問責，你是我選出來的代表，你做得不好，下次我就不選你，你可能就不能連選連任，它就是運作機理，這個我估計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么形式性代表基本上就是這么一個運作方式，這邊是選民，這邊是代表，選民通過選舉授權，通過選舉來懲罰代表，代表的責任就是回應選民的要求，然后對選民負責，這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到現在為止，大部分人，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甚至像緬甸這樣的國家，大部分人理解民主跟代表的關系就是這種關系，以至于最好的理論家也這么看。比如說讀政治哲學的人都知道的羅爾斯在他的最著名的《正義論》這本書里寫道，在自由民主體制下，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包括政治自由，就是選舉，羅爾斯進一步定義政治自由就是選舉以承擔公職的權利就叫政治自由。所以他基本上把民主與選舉以及選舉出來的官員承擔政治責任連在一起，好像這是一體的，是毫無疑問的關系。

　　描繪性代表就不一樣了，描繪性代表，按我的看法，他產生的制度不是代議政府，而是真正的民主。它的代表產生的方式叫抽選。英文叫sortition,這個詞，我估計大家都學了很長時間的英文，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這個詞，從來沒聽說過這個詞，你去看中國出的漢英詞典或者英漢詞典里面對這個詞的解釋是非常非常簡單的，甚至沒有，包括英文的詞典本身恐怕也沒有這個詞，它的運作機理跟形式性代表是不一樣的，它選出來的代表是人民的縮樣，他們可以代表人民的偏好、觀點、利益、意識形態，它這里的代表已經跟選出來的代表不是一個含義，選出來的代表必須刻意代表你，才成為代表。而在這種機制下，抽選選出來的人里面，他不用刻意代表，這些選出來的人隨心所欲地表達出來的東西就能代表人民的整體，是這么一種理論。

　　抽選與民主：歷史淵源考

　　那什么叫抽選，我們看一下實際的例子。我們一般講到民主制，講到民主的起源的話往往會追溯到古希臘的雅典。當然古希臘的雅典未必是民主的起源，別的地方也有。但我們姑且把它看作世界民主的起源。那在古希臘的雅典民主制底下，它最重要的一個制度叫五百人議事會，其成員不是選出來的，都是抽選出來的，用抽選的方法選出來的。怎么選呢?雅典有十個部落，每個部落可以產生50個議員，這50個議員都是從年滿30歲的自愿候選人里抽選出來的，是抽選不是參選，不是我想當就一定能當，凡是有意愿參加的人都放在一個抽選的范圍里邊，抽到誰，誰就當。抽選的方式最開始是在陶罐里放上跟席位相等的白豆和很多黑豆，你可能抽到黑豆就選不上，抽到白豆你下回就當議員，就這么簡單。

　　后來公元前四世紀以后又發明了一種抽選機。(抽選機照片略)這是當年的抽選機，就是要把選的東西從這個洞里弄進來，然后落到哪一個筐里，落進去，你就被選上了。)這個東西現在你到雅典的博物館里還能看到。叫抽選機，就是淘選止攔。不光是五百人議事會是這么產生的，其他的官員產生也是抽選出來，不是選舉選出來，沒有競選的。負責司法的約五百位庭審員是抽選選出來的，負責行政工作的約七百位執行官中間有六百多位也是抽選選出來的，除了將軍、司庫等少數需要專門技能的官員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以外，其他所有官員均需從年滿30歲以上的公民中抽選選取出來，不設經驗、技能、財產制度方面的限制。就是不管你有沒有經驗，有沒有技能，有沒有財產，只要抽到你，你就當官了，是這么一種體制。這種體制在當時看來就是民主的特征。

　　比如說在西方的所謂的史學之祖希羅多德，他大概是最早為這種體制留下記錄的。在他的最著名的那本書《歷史》里面他就強調抽選是民主的試金石。他說人民的統治的優點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生靈，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職位都抽選決定，任職的人對他們任上所做的一切負責，而一切異見均交由人民大會加以裁決。就是官員都是抽選決定的，這是民主最重要的主旨。不光是他這么看，古希臘的思想家，大家耳熟能詳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也是這么看，你去看亞里士多德的《理想國》的第八卷，它里面就講，民主制度有這些特征，關鍵就在于后面一句話，“其余的公民都享有同等的公民權及做官的機會，官職通常由抽選決定。”亞里士多德講的這句話在政治學講的這句話后來經常被其他人引用，或者用它做幾乎同樣的方法來敘述，他說用抽選的方式產生的執政者，被認為是民主，用選舉的方式產生官員被認為是寡頭政治。就是選舉在歷史上不被認為是民主的特征，而是寡頭政治的特征，這是亞里士多德的講法。他在他的這個書里有好多處都講到這些問題。不光是在古代的雅典民主里邊，實際上在西方國家里，人們現在普遍都誤解了，抽選制實際上被廣泛地使用。比如說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在其政治、社會、宗教、軍事、司法、殖民地生活中廣泛地運用抽選，來調和精英之間的政治沖突，避免一方獨大，抽選在里面起非常大的作用。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在意大利一些共和國里也經常用抽選的方式，這里有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威尼斯那個城市，當時作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他那個威尼斯的大公是怎么選出來的，而且這種選出來的方式跟威尼斯大公國長期保持政治穩定是聯系在一起的，這個大公國被很多思想家注意到，因為這個大公國在一千多年里政治上基本上是穩定的。它有很長的時間都是用抽選和選舉搭配的方式來產生大公，比如說第一步用抽選的方法挑選出30個成員，然后再用抽選的方法在30個人里邊選9個人，都是抽選，就是機會都有。第二步，讓這9個人他們自己來挑出40個人，再用抽選的方法把40個人壓縮到12個人，這12個人再選出25個人，這25個人再用抽選的方法壓縮成9個人，9個人再選出45個人，45個人再用抽選壓縮到11個人，這11個人再選出41個人，這41個人再選一個人出來就是大公，很麻煩。它為什么搞得這么復雜?搞得這么復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一個有錢有勢的家族，不管你多有錢有勢，你能把所有的過程都操控到?這個過程不可能被任何人操控到，這就是它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它的目的是防止有錢有勢的人來控制大公的挑選過程。除了威尼斯以外，佛羅倫薩的執政最高行政機構也是用這種方法選出來的。他就是在城市的行會成員里產生，所有年滿30歲以上的行會成員，他們把名字都放在一種皮包里，把自己的名字放進去，放進去以后，隔一段時間，每兩個月，從里面隨機抽出9個人來，如果被抽中的9個人沒有負債，最近沒有擔任過最高行政機構的成員，而且9個人互相之間沒有親屬關系，他們就當選為最高行政機構成員。這種抽法不是選舉。

　　剛才講的是從制度史上來講，就是制度史上這種抽選在很長的時間里是非常流行的做法。那么在思想史上也是一樣，思想史上在很長的時間里，思想家都認為民主跟抽選是分不開的，那時候的人沒有人會認為民主是跟選舉分不開的。舉兩個人的例子。一個馬基雅維利，一個是圭恰迪尼，兩個人幾乎同時生活在佛羅倫薩，但他們兩個人的觀點不太一樣，馬基雅維利試圖在思想史和制度史里挖掘資源，以限制政治中的權貴家族的勢力，因為他出身并不是權貴家族，他因此建議為平民設立與精英階層抗衡的專門機構，保民院，這個有點像羅馬共和國時期的保民院，而且是抽選出來的。那么圭恰迪尼是非常厭惡民主，他厭惡民主就厭惡抽選，所以他對選舉情有獨鐘，他不喜歡民主，所以他喜歡選舉，這跟今天人們的印象完全相反。現在好像喜歡民主的人都喜歡選舉。他是不喜歡民主的人喜歡選舉。因為他認為不管你怎么選，選出來的人都是精英來治國。不是抽選，抽選可能把一些平民也抽上去當領導。所以在思想史上也可能可以這樣講，他是在思想史上最早鼓吹選舉的人之一，但這個鼓吹選舉的人是一個反民主的人。

　　再比如說Harrington，他寫出《大洋國》，也是對民主持批判態度，如果你去看《大洋國》的話，你可以看到里面到處討論關于各國的抽選的實踐，但是他對抽選選出人來是非常反感的，他認為只有選舉才能把精英挑出來，讓精英治國更加可靠。他這樣看正是因為他不喜歡民主，所以他支持選舉，他認為抽選是愚蠢的，因為抽選選出來的人比較傻，不那么優秀，所以他堅決反對。

　　再看，實際上一直到十八世紀末，幾乎所有的思想家，不管他是反對民主的也罷，支持民主的也罷，他們都會把抽選或抽選跟民主連在一起，把選舉跟寡頭政治連在一起。基本上是這么一個狀況。所以我剛才講，如果我這個標題放在十九世紀以前，人們不會誤解，反倒是放在現在，因為這東西失傳了，往往大家覺得很奇怪，抽選怎么跟民主放在一起?

　　比如說孟德斯鳩講，用抽選的方法來挑選決策者就是民主，用選舉的方法挑選決策者就是貴族統治，這跟亞里士多德在他以前，差不多兩千年以前講的話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只不過亞里士多德講的是寡頭，他講的是貴族。

　　盧梭，他也是同樣講，他說抽選的辦法最具民主這個性能。因為抽選時人人的條件都是相同的，而且選擇也并不取決于任何人的意志，所以就絕不會有任何人的作用能改變法律的普遍性，只有在貴族制下，用投票的方法才是非常不合時宜的。

　　所以這跟今天大家理解的民主跟選舉的關系是完全完全相反的。那么《劍橋古代史》甚至做了一個概括，他說所有的古代權威都同意抽選是一種在富人與窮人之間實現機會平等的民主制度。不只是我剛才舉的那幾個例子，而是幾乎所有的那些思想權威都是這么看的，在十九世紀以前。

　　抽選是民主的：五個理由

　　那么抽選或者抽選為什么是民主的呢?我提出五個理由。當年實踐的時候未必有人系統地提出這樣的理由。現在我來概括我的理解，提出五個理由。

　　第一個，古代人強調抽選難以被人控制。人民當家作主當然不能被任何人控制，不管你多有錢有勢，所以雅典或是其它地方的抽選都要有非常復雜的程序，使得任何人都不能控制誰被選中。這跟選舉非常不一樣，選舉的后果很容易受到金錢、相貌、口才甚至暴力和暴力威脅的影響。這個我沒有機會講了，我和人民大學的歐樹軍教授剛剛編了一集“關于選舉的批判”，發表在最新一期的《北大》法律評論上，一共五篇文章，我寫了一個導言，專門批評選舉與民主的關系，大家可以看，選舉非常容易受這些影響。由于這個特性，古代那些人雖然不懂現代隨機抽樣的理論，現在是科學理論，但他們認為抽選是神的選擇，只有神才知道結果，別人是不會知道的，它是公平的，是不容易被操控的，這是第一個理由，抽選的民主性。

　　抽選的民主性的第二個理由是，抽選對所有人都敞開大門。選舉說起來是公平的，但是選舉的公平只是說每個人都有選其他人的平等機會，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參加選舉選他人，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有被選中的平等機會。被選中的人，比如說在美國，手里沒有五億到十億的美金的競選經費，想都不要想。我講課的時候就講，你把美國總統候選人的競選經費畫出個表來，你幾乎可以判斷誰當選。比如說今年競選的可能有上十個人，后邊八位，他的競選經費，你把高的一畫，根本看不見有多少，這些人根本沒有任何機會，不管他多聰明，他說得多有道理，他都沒有任何機會當選。哪怕兩個拿錢最多的人，也幾乎是誰拿的競選經費多誰當選。所以在選舉制情況下，人人只是在投票上的平等，當選的可能性當然是完全不平等。抽選是所有人被選中的機會完全相等，無論貴賤、貧富、榮辱都不會增加或減少這種機會，真正實踐了人人機會平等。

　　第三個理由，就是抽選的結果具有代表性，這個代表性就是我剛才講的描述性的代表性。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選舉出來的人往往來自社會的精英階層，雖然他們號稱是人民的代表，但其社會背景、資源占有、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傾向偏好都與普通老百姓格格不入。他們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實際上是個非常大的未知數。而由隨機抽選則可能讓各色人等都被選中。既包括達官貴人，也包括小康之家，還包括凡夫俗子，就是什么樣的人都可能選上。現代的抽樣理論證明，如果抽選嚴格遵循隨機原則，最后選出來的樣本完全可以代表人口的總體特征，它就是一個縮樣。關于縮樣，思想史上有不少人提出來過，他們有些人懂得現代的隨機抽樣理論，有些人不懂，但是他想象出來，真正的代表就應該是個縮樣。比如說法國革命的時候，有個支持革命的貴族，他就認為，一個國家的議會應該像一幅能夠描繪真實地理狀況的地圖一樣。地圖就是說，不管你是小部分還是總體，你要反映真實的地理狀況，地圖就是真實的地貌的縮樣。同樣的，美國的約翰﹒亞當斯，他是美國的第一任副總理，后來變成了第二任總統。他也寫到，議會應該就像一幅肖像畫，不過小一點，這個人民的縮樣應該像人民一樣思考、感覺、推理，行動。就是抽出來的這批人應該是跟人民的人口的總體的特征是一樣的。還有一本1893年的小說，小說里也提到縮樣，它說好比肖像應像本人一樣，代議機構必須像它所代表的人民，一位權威告訴我們，我們的下議院應該像一面人民的鏡子，他說我認為不是鏡子，而是人民的縮樣，下議院的構成，人民里面有多少勞動人民，下議院里就應該有多少勞動人民，而不是都把律師選進去，律師未必能代表我們。到了十九世紀的下半葉，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紀的頭三十年，關于隨機抽樣的理論就慢慢地成熟起來，歐洲和俄羅斯的統計學家在這個時候發展了隨機抽樣理論。到1934年，有一個叫奈曼的人，發表了這樣一篇文章，On the Two Different Aspects of Representative Method， 這篇文章發表以后，就基本上結束了在統計學里什么叫代表性樣本的爭論，以后就知道用隨機方法抽出來的人，是有代表性的樣本。這就為抽選提供了一個科學依據，后來也有人用這個理論來做生意，比如說蓋洛普的調查，蓋洛普本人在1948年專門講過，你要做民意調查的話，你當然要抽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這個代表性的樣本應該什么人都包括，人口里面有多少農民，樣本里就該有多大比例的農民，這才能代表。所以我們比較形式上的代表和描述性的代表，它是非常不一樣的。形式性代表產生的制度是代議制政府，產生的方式是選舉，它的運作機理是授權和負責，而描繪性的代表，它產生的是民主制，方式是抽選，他的代表方式是自然而然，每個抽出來的人自然而然地行動就能代表人民。我們打一個非常現實的比方，就是美國的國會，一本2008年出的書，他說如果美國國會是用抽選的方式產生的話，它就應該包括50%的婦女，當然現在美國國會里的婦女遠遠低于這個數，可能不到20%，應該有12%的黑人，有6%的是拉丁裔人，25%的是藍領工人，10%的是失業者，還有兩個醫生和牙醫，一個學校的行政管理人員，兩個會計師，一個地產商，八位老師，一個科學家，就應該是這樣。如果是用抽選的方法，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出代表的話，美國國會的構成不會是將近一半是律師，將近另一半是商人，只有非常非常少的比例是其他人。這是抽選民主性的第三個理由。

　　抽選民主性的第四個理由就是它的基本信念，抽選的基本信念是植根于人人皆可為堯舜這個理念。只有相信普通人民也具備治理國家的能力，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才可能將抽選制度化，那些視民眾為群氓、草芥、螻蟻分子的人是不可能接受抽選的，在真正的民主中，普通民眾必須能決定自己的未來，而不是由少數精英來為他們做主，所以抽選的基本信念基礎是民主。

　　最后一個，抽選的民主性。很多人擔心抽選出來的人不如選舉出來的人聰明，能力不足。我估計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也有這方面的疑慮。隨便抽一個的話，那不是復旦的學生的機會很小，因為復旦的學生加起來也不過五萬人吧，在全國人口里非常非常之小，就不能產生像王滬寧這樣的人，因為農民更多，抽選出來的話，可能農民就上去了。但是亞里士多德講過一句話，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就是多幾個腦袋比一個腦瓜好，雖然西方人經常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但其實亞里士多德的這話跟中國人說的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意思差不多，或者說人多智廣，意思也差不多。當然這是民間智慧，是古代的智慧。但是現代，尤其是最近幾年里，大量的研究證明了這點，大量的最新研究認為，解決問題時，重要的不是參與者的能力，而是參與者的多樣性和意識性，就是參與者如果來自不同的來源，是不一樣的人，他們來解決問題比一幫精英分子放在一起來討論要好得多。

　　抽選的民主性：近現代研究示例

　　我這里簡單地列舉幾本新書，大家不妨找一找。如：2003年出的Smart Mobs， mobs一般指群氓，聰明的群氓;2004年的那本書The Wisdom of Crowds，crowds 一般也是指一群無所事事的人聚集在一起，the wisdom of crowds 指這些人放在一起很聰明。副標題叫why the many are smarter than the few and how collective wisdom shapes business, cconomics, societies and nations，副標題講的是很多人在一起比少數幾個聰明人在一起更smart，更聰明。集體的智慧可以對生意、經濟、社會和國家,都能討論重大問題，有很多例子。

　　最后這位作者是非常有名的法學教授，他寫的這本書的副標題也非常有意思，叫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就是有很多人的不同的腦袋，這些腦袋未必是所謂的出名的腦袋，精英的腦袋，但他們在一起就可以produce knowledge.

　　還有幾篇值得注意的論文，如果復旦圖書館訂了這些國外期刊的話，基本上都可以下載。有兩篇論文實際上是個華人寫的，這個人在Michigan，他跟Scott Page 01年和04年有兩篇文章，你看標題就知道他們強調的是群眾的智慧，第一個標題“Problem Solving by Heterogeneous Agents”就是各種各樣完全不同的人在一起解決問題，第二個標題就更清楚了，“Groups of diverse problem solvers can outperform groups of high-ability problem solver”.混雜的解決問題的人在一起，他們會outperform ，他們的表現比high-quality problem solver 要更好。精英的解決問題的專家在一起解決問題，還不如有一群非常不一樣的人聚集在一起，這些人哪怕不是專家。

　　然后是一篇最新的文章，作者是耶魯大學政治系的一個年輕的教授，他在哈佛大學寫的博士論文就整個討論這么一個問題，叫作集體智慧問題。它的標題是Why the Many Are Smarter Than the Few and Why It Matters為什么很多人在一起，他們來共同商討問題，只要他們是雜的，是不一樣的在一起討論問題，就比一群少數精英分子，非常聰明的人在一起解決問題要好得多。所以以前講的人多智廣、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以前是民間政治，現在有大量的管理學的決策科學的研究證明。但是，這個抽選在十九世紀突然失傳了。十九世紀是個很奇特的時候，這個時候正好是迎來了所謂的第一波的民主潮。然后就是在第一波的民主潮的時候，這個綿延了兩千多年的抽選和民主的關系突然被割斷了，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取而代之的是人人都在爭取選舉權，選舉好像變成了民主的標志。所以有一位法國學者97年寫了一本書，《代議政府的原則》，其中有專門一章討論，為什么選舉突然吃香了，抽選突然被人遺忘了，他用令人吃驚來形容這個演變，今天我們沒有時間去討論為什么會出現這個演變，抽選失傳是在十九世紀發生的事情，不過十九世紀還有人記得這件事，這是十九世紀的兩本書。一本是1884年，這本書講的是election by lot，用抽選的方法來選人，副標題是the only remedy for corruption，用抽選的辦法選舉是最好治理政治腐敗的辦法。還有一本就是討論歷史，Election by Lot in Athens，就是講雅典的抽選選舉，十九世紀沒有完全被遺忘。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幾乎沒有人再討論這個問題，抽選好像被人完全遺忘掉了。

　　真正的復興要等到風起云涌的六七十年代。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在中國是文化大革命，在全世界也是個風起云涌的時候，這個時候很多人為之奮斗的目標是實現普選權，但是都有選舉權以后才發現，以選舉為特征的代議制民主底下，政治權利仍然把握在少數精英手里，所以不少人提出了替代方案，如參與民主、商議民主、直接民主，在這個背景下，抽選又被人挖掘出來了。第一個制度上的變化，就是1968年美國通過的陪審員挑選服務法，從此以后，美國的陪審員就是用抽選的方法產生的，在美國，如果哪天你收到一封信，說你被選為陪審員，你說我不去，不去是要受懲罰的，這是你的義務，不是你的權利，抽到你，你就要擔任陪審員，為什么要有這個變革?是因為在以前，陪審員都是來自于上層階層的時候，審理來自下層階級的被告的時候，尤其是黑人，往往就不公平，所以采用這種抽選的方法產生陪審員。隨后其他一些國家，如法國、印度也用這種方法產生陪審員。Jury這個詞本來在古希臘用的時候，它實際上不僅是司法的陪審員，而是所有抽選選出來的人都叫 jury.

　　1970年，有一位美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叫羅伯特﹒達爾，他以前跟我在耶魯大學是同事，我也經常跟他一起吃飯，聊天。他出了一本書《革命之路》，在這本書里他就建議，用抽選民主這個工具來擴大它的適用范圍，抽選選出一些人來作為咨詢委員會為政府出謀劃策。非常奇怪的是羅伯特﹒達爾的民主理論非常有名，但是這一條往往被讀他書的人全部忽略了。所以很少有人討論，但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在世界各地出現了一系列的探索性的試驗，比如在德國有一個計劃性單元planning cells ，丹麥有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英國有公民審議團citizens judge，巴西有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這些試驗的共同特點就是參與這些事情的人是抽選的方式產生的。這就是七十年代以后的種種探索。

　　在過去十來年里有兩樣探索影響比較大，一個叫商議式民調，組織這件事的人是羅伯特﹒達爾的學生，Fishkin，是耶魯大學畢業的，Yale School for Democracy series 他們很多人會強調抽選這個東西。 Fishkin于1991年提出商議式民調，商議式民調有個共同的特點，進行民調的對象是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出來的樣本，不同之處是抽選出來的人要集中起來對某個議題進行深入地討論，就是商議，然后帶他們再做一次調查，往往發現他們討論前后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樣的，會發生本質性的變化。現在這種商議式的民調已經在十幾個國家進行了試驗，包括歐盟、希臘，但是試驗最多的是在大中華地區，澳門、臺灣、香港都有試點，中國大陸是附近的浙江溫嶺地區。還有一項引起廣泛注意的比較大的試驗就是在加拿大有兩個省做了試驗。一個是哥倫比亞省。哥倫比亞省2005年要修改選舉法，碰到一個問題，如果你要讓選出來的人討論怎么修改選舉法，這些被選出來的人是當前的選舉法的受益者，他們一定會把選舉法改得還是符合他們的利益，怎么辦呢?當初就提出一個辦法，抽選產生討論的機構。該省有79個選區，每個選區要選一男一女，怎么選呢?抽選選，這樣一共選出了158個人，再從原住民即當地的印第安人里抽選出一男一女，一共是160個人。這160個人形成了一個市民議會，這些人本來都是平民，有些是修水管子的，有些是小店鋪的老板，他們對選舉制度完全不懂。選舉制度是非常麻煩的事情。我教民主、選舉教了很多年，自己還是糊里糊涂，因為太麻煩了。但這些人真是非常smart，他們在很短的時間里請專家給他們介紹世界各地的各種各樣的選舉制度，然后經過差不多半年的討論，決定哪一種選舉方法差不多，拿出選舉法修改方案，但是最后沒通過。為什么呢?是因為門檻太高，他們的建議還要通過全民公決。門檻怎樣高呢?就是全省60%的選民都要支持，還要加上79個選區60%的選區要半數支持，結果差一點，沒通過。只有57.7%的選民支持。這個方法也在加拿大的最大的省安大略省用過，這都是用抽選的方法來進行改革。

　　法國2006年總統選舉時，一個女候選人當時就提出一個大膽的修憲建議，她說她如果當選的話就會組織一個由抽選產生的市民議會，由他們來討論如何修改憲法。

　　去年，有一位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理論教授寫了一本書叫《馬基雅維利民主》，他對馬基雅維利重新解讀，我現在不講馬基雅維利民主本身的內容，基于他從馬基雅維利民主得到的啟示，他提議美國建立一個現代保民院，由51個公民組成，抽選產生，任期一年，不得連任，不得重復擔任，激勵措施就是把你選出來以后，不管你是干什么的，給你一年的薪酬補償，保證回到原工作崗位，免除子女上大學的學費，還免稅一年。然后有條限制，只有普通的民眾才能參加抽選，政治和經濟的精英不能參加抽選。什么是政治經濟精英呢?就是以前擔任過市政、州聯邦的民選官職的人，都不能參加抽選。薪金收入超過34.5萬美元的家庭也不能參加抽選。只能是比較窮的中產階級才能參加。年滿25歲就可以參加抽選等一系列這些建議。

　　抽選民主：民眾的意見

　　到現在最近幾年，討論抽選的人越來越多。民眾怎么看呢?剛才講的都是專家的看法。2012年2月份與蓋洛普齊名的調查公司“拉斯姆森報告”，“拉斯姆森報告”本身就是一個公司的名字，它在美國做了一個全國性的調查，它的問題是：如果從電話簿里隨機抽取一部分人做國會議員，他們會不會比現在的國會議員做得更好?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可能是現在的國會議員做得太糟糕了。所以43%的人認為，如果隨便抽選出來的人會比選出來的人干得更好。大家要知道，美國國會議員現在是最臭名昭著的一群人，在美國最近的民調里，很長的時間里，墊底的即名聲最壞的就是國會議員，其次是銀行家。2008年以后，銀行家變得更壞了。估計再過一段時間，經濟危機一過去，又是國會議員最臭名昭著。所以才會有43%的人會認為隨便拉幾個人去做國會議員都會比現在的做得好。那選出來的人是不是水平一定高呢?也不一定，這也是最新的民調，2012年5月份的民調，他們的發現是美國國會議員的平均講話水平連高中畢業生都不如，與高二的學生處在同一個檔次。美國平均教育的水平已經超過了高二的水平，而國會議員別看他們是什么律師啊，商人啊，他們靠別的東西當選，而他們的平均水平跟高二的學生差不多。

　　所以在過去幾年關于抽選的研究，開始復興。比如有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抽選與公共政策的書，現已出了八本。另外，有一系列的研討會。2005年在加拿大UBC開過會，2008年在Princeton開過會，巴黎政治學院已經連續開了三次關于抽選的研討會，就在一個月以前，在愛爾蘭的都柏林開了一次研討會，討論作為民主體制的抽選。一些學術刊物也出了一些關于抽選的專刊。最后我做一個廣告。2012年第12期即下個月的《開放時代》就會有四篇關于抽選的翻譯文章，來自于一個英文刊物的專刊，也是人民大學的歐樹軍教授翻譯，我校正我導讀。

　　抽選的討論是一個原來被認為跟民主息息相關，沒有抽選就沒有民主的關系。到十九世紀以后有一百多年失傳，現在又重新失而復得。希望大家對它有興趣。

　　謝謝各位!

　　丁：謝謝王紹光教授，下面時間開放給大家提問。

　　提問者1：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抽選這種絕對民主有什么用呢?不會就是滿足我們心理上的一種平等的感覺吧?第二個問題是抽選出來的人，我姑且認為它可以代表整個社會，那么抽選出來的代表團可以認為讓它代表社會自行發展，那么我們研究社會科學還有什么用呢?不如讓這個社會直接自行發展就算了?

　　王：研究社會科學當然有用，我剛才講的就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你想得過于簡單了。剛才我講的商議式民調有個非常重要的發現。我舉個有點無厘頭的例子，中央電視臺突然問：你幸福嗎?這是個民調，搞得大家措手不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講的另一種情況，我用完全嚴格的隨機抽樣方法在全社會抽選一部分人，然后坐在一起先討論一個周末，討論一下什么叫幸福。再問這些人，這些人的回答就可能是有水平的，是有意義的，這就是商議的重要性，今天沒有時間，今天強調更多的是抽選本身，但還有一個與它相關的特征，為什么要抽選，為什么不是全體人一起直接治理之，就在于還有一個商議的過程，他們在一起商議以后形成的意見、偏好、要求跟他們沒有經過商議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為什么商議式民主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商議式民主也挑戰了選舉式民主的基本假設。選舉式民主認為人們的偏好、這種要求是固定的，所以我用投票的方法來表達我的偏好、要求。但是商議式民主認為這種原始的沒有經過加工的，沒有經過跟別的觀點碰撞過的這種意見可能是沒有太多意義的，有意義的是那種經過互相碰撞以后互相了解其他人的想法，了解其他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更有意義的。所以抽選一定是跟商議連在一起的，這當然是另一個話題，要講的話估計又要一個多小時，今天沒講。但是注意到什么人來商議也是重要的，我們可以說現在選舉出來的人也進行商議呀，但是這些人是一種特殊的群體，這商議不具備由抽選出來的人商議的特征，因為這些人未必能代表真正的人民，用抽選出來的人能夠代表真正的人民。

　　提問者2：謝謝王老師講得很清楚。我雖然不是學政治學的，但我對您的問題感興趣。兩個問題。一、如果我們按您的思路假定抽選更民主更有效，那么抽選是否具有約束性條件，比如人數或區域的限定，因為在您展示的樣本中香港、臺灣、澳門地方小，人數少，但是這種抽選放在有13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陸，怎么辦怎么操作?就是抽選在中國大陸或者美國或某個大國并且人多的國家怎么具有可操作性?您剛才講到抽選和選舉的區別，說到底，民主是大眾的還是精英的，抽選的出發點是民主，民主應該是屬于大眾的，然而每個人都有民主的時候，恰恰說明了大眾沒有民主，當民主屬于精英時，恰恰說明民主的形式是存在的，也就是說，民主也許不能保證所有人的利益或權益，至少它還能保證一部分人的利益，你不能要求民主囊括所有，但你至少能做到讓一部分人獲益。

　　王：問題非常好。我講三點。

　　第一點，你講你不是學政治學的，不是學政治學的，恰恰在理解這個問題上可能更有優勢。我前兩天在一個地方開會，講文革時期的新思潮。文革時期的新思潮到底是什么東西我就不講了，但我講文革時期的所謂新思潮的提出者往往不是大學生，是中學生，如果是大學生的話，不是文科學生，是理科學生。他們都提出了社會改造的新思潮，恰如這些沒有受過毒害的人，沒有受過政治學訓練，可能是一個優勢而不是劣勢。

　　第二，關于民主，你剛才一直講好像選舉就是民主，我剛才一直想糾正，選舉真正不跟民主連在一起，它是一種寡頭的、貴族的、精英式的政治。抽選在傳統上是民主的。什么叫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越接近人民當家作主這個理念就越具有民主性。

　　提問者2(繼續)：那為什么要加限定詞：傳統上的?

　　王：傳統上就是指歷史，從歷史上講到十九世紀以前大家都這么看，十九世紀以后大家為什么突然把民主與選舉掛起鉤來，這是另外一個很大的話題，沒有時間講，也講不清楚，所以現在還依然把選舉和民主掛鉤是大家習以為常的事情，當然我也沒有辦法一下子把它糾正過來，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在歷史上，不管是從制度史上，還是從思想史上選舉跟民主的關系是非常有問題的，它不一定是跟民主有什么關系。恰恰是跟精英政治、貴族政治、寡頭政治連在一起，而恰恰是抽選是跟民主政治連在一起。

　　第三，你講到規模問題，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我們人類碰到大量的問題并不需要在全國的層面解決。比如復旦碰到一個問題，沒有13億人啊，復旦碰到什么問題的話，能不能也搞一個抽選，用這種方法來解決復旦碰到的問題。全國性的議題也沒有問題，大量的情況實際上是地方性的問題。美國甚至有西方政治理論家說，所有的政治都是local的，沒有什么政治不是local的，都是本地的政治，所以大量的問題實際上將在本地解決，即使碰到全國性的問題，你如果去問那些民調專家，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你要抽樣，你要抽多少樣。他會告訴你，三千人差不多。現在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也是三千人，抽三千人更有代表性。我在此要聲明一點，我沒有完全要把選舉去掉的意思，我是說選舉也許還有它的功能，但是抽選的意義基本上忘掉了，基本上不加以考慮了，這恐怕是一個錯誤。現在是應該重新思考抽選的民主潛力的時候了。我剛才講到它的五條特征，它不僅是民主，而且是有效率的。有一個科學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它做了一個模型，它說如果在選舉的議會里加入一些用抽選產生的議員的話，他們制定法律的效率會大大提高。所以他們不僅是民主性更強，而且我剛才講到第五條的時候，他們也更smart，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人，他們考慮問題的方式不一樣，他們來決策比一群非常聰明的人但完全是同質的人來討論可能要更聰明一些，所以他不僅僅是有公民性民主性，還有效率性，是更好的一種決策方式。

　　提問者3：老師我想問的是，您覺得抽選是要代替原本的選舉呢還是作為一種補充，或者說是選舉補充抽選，兩者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

　　王：這兩者的關系我不想扮演那些哲學王的角色，大概也沒人能扮演。現在能爭取的不是要把選舉制取消，因為這個已經根深蒂固，約有200年的歷史把它和民主掛在一起。民主跟選舉在一起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正面意義，它一個很重要的正面意義就是在于這個制度讓人覺得你是我選出來的，我心里很安寧，能讓我happy 一點，不是我選出來的，抽選出來的好像跟我沒什么關系，所以我的意愿恐怕想那么做也做不到。現在的問題是要更充分地認識到抽選的潛力，把它貫徹到日常生活中去，貫徹到一個班級、一個系、一個學校、一個市鎮這種決策方式里去。如浙江溫嶺他們做的民主懇談會就是用這種方法抽選出來的。你們如果去Stanford的Fishkin教授的網頁上，有很多文章專門討論浙江溫嶺地區的民主懇談會的方式，這是他很重要的一個案例。所以如果在溫嶺可以做，那么其它地方可不可以做，也可以做。現在如果有個三五十年把抽選進一步擴大，這是我希望能看到的。完全把民主跟選舉的關系打破，這是我現在想要打破也非常之難的。所以我說的是失而復得，就是剛剛開始，還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占據更穩固的位置。

　　提問者4：我的問題是商議會不會影響了抽選的先進性?舉個例子剛才您說信息員問你幸福嗎?萬一抽出來的人是個農民或撿垃圾的，他如果不知道幸福本身的概念，就要有個人去教他，就需要一個商議的過程。商議的背后有沒有利益、權力，教他是精英來教嗎，精英教是否取消了這個農民存在的實際意義?

　　王：你這是非常好的問題，現在這也是操作中會出現的。比如我剛才講到的加拿大的一個省哥倫比亞討論選舉法的改變，選舉法的改變是非常技術性的。這個技術性的工作可能超過我們在座很多人的想象，我自己教了那么多年的關于民主制度、選舉制度，我經常還不太清楚怎樣區分這么多的各種制度，但是在此過程中，你就需要有一批專家，這批專家最好是中立的，不是政治色彩意識形態非常鮮明的人，讓這些專家給他們介紹有什么樣什么樣的選舉制度，更好的是要把不同觀點的專家請來介紹，這是必須要有的，因為完全不知道的人坐下來在那里空談，談一百年還是不知道。但是一旦有專家的引入，就存在潛在的危險，如果這個過程被少數人操縱，選的專家是帶偏向性的話，就使得他們的討論可能被誘導。我有個學生幫Fishikin做澳門的抽選商議式民調，我覺得澳門的商議式民調有點被媒體工作者綁架，媒體工作者的份額太大，他們的觀點起的作用太大，所以潛在的危險是存在的。這跟選舉制度的危險是一模一樣的。選舉制度有太多的風險，是被少數特殊利益所綁架的，所以這更多的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怎么來克服它，討論抽選的這些人，也在不斷地討論哪些東西用什么樣的方法可以避免，但現在的問題是抽選這個概念能不能被更多的人接收，能不能看作如我為《開放時代》所寫導言所稱失而復得的民主利器，能不能有更多人認識到抽選也是民主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潛在的民主性可能比別的機制更大，能不能有更多人認識到這是第一步，這一步根本不走，后面問題就無解決，我們不能因為談虎色變就試都不試。

　　提問者5：王教授您好!您在前面講的一些古代政治思想家關于抽選和民主之間的關系，其實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并不認同民主是最好的制度，現在我們大家所說的民主更多的是一種民主概念。就像美國它從來不敢說自己是一個民主制的國家，它最多說它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擁有了民主的理念。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蘇格拉底之死，以280票比220票換取了蘇格拉底的死刑，其實我們都不愿意回到那個民主制的時代，那您的意思是否想把抽選作為充當人民激情和理性之間的平衡點?

　　王：你的問題也非常好。我剛才引用了一些人，目的是想說明一點，古代的思想家甚至到十九世紀以前的近代思想家，不管他們是支持民主也罷，反對民主也罷，厭惡民主也罷，但他們都毫無疑問把抽選與民主連在一起。現在有這么多人說他們支持民主，但他們支持的僅僅是選舉為特征的這種民主制度，忘了抽選也是民主的一個重要機制。至于民主制是不是一定會出現，因為蘇格拉底的這個例子被反民主的人用了幾千年，用這種幾乎叫“一棍子打死”或叫“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方式來批評民主是有問題的，因為民主還有更多好的地方，因為不民主制度麻煩更多。美國成天講他是民主制國家，你說的只是他們的Founding Fathers 幾乎不用民主這個詞，但是現在美國成天在外面做推廣工作他們會不遺余力地講自己是個民主制國家，雖然他們并不是。

　　提問者6：感謝王教授，四年前就讀過您的著作。我想問的是在我個人看來，相比于選舉產生的精英民主來說，現代民主一個更主要的問題是選舉出來的決策機構導致了當代人損害下一代人的利益，對這種損害社會長期發展，抽選有沒有什么解決機制?

　　王：恐怕也沒有。清華大學有一個加拿大人叫貝丹寧經常寫文章介紹，用選舉的方法來產生的政府，因為沒出生的人不能參加選舉，他們的利益就會被忽視。動物的利益也會被忽視，還有很多其他的利益會被忽視。用抽選的方法選出來的人會不會好一點?我估計會好一點，因為選舉出來的人，幾乎可以做一個世界各國包括所謂最好的最穩固的西方民主制國家里議員、官員的社會背景分析，他們是非常狹隘的。這樣一個狹隘的階層來做決策和一群能代表社會普遍利益的人做決策，可能后者考慮下一代利益的機會更多一些。當然我這是假設，事件未發生，我推測，并不能證明這一點。要證明這一點，也得要有更多這方面的試驗出現。所以我只能給出這沒有答案的答案，開放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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